传统治国理政思想在新时代的价值

梁孝

拥有五千年深厚底蕴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其中,传统治国理政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传统治国理政思想进行扬弃,是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

很多人有这样一个疑问:以农业为主体的封建社会中孕育的治国理政思想,在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当代价值?这样的疑问忽视了历史深层的延续性。

历史是一个过程。已经过去的历史作为既定的条件,深刻地影响着现在。中国从传统、封建的农业社会向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跃升过程中,存在着历史延续性。治国理政是通过特定的理念、制度和政策解决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内政外交问题,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国传统的治国理政思想就是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时,不断积累起来的智慧。在转型过程中,传统治国理政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有的以原来的形式存在,有的以新的形式出现。要想真正了解一个问题,首先要了解这个问题形成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的治国理政思想,对于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国情,认知、解决当今中国治国理政所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的延续性决定着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在新时代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要挖掘、发扬这些传统智慧,更要看到传统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间存在着社会形态上的本质区别,要看到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放的工业经济体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问题,其复杂性远远超过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体。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进行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确处理古与今的关系问题。

坚持人民至上,厘清统治与治理的关系,厘清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有两种职能,一种是阶级统治的职能,另一种是公共管理的职能。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中包含着两种主要的思想因素:一种是以皇权统治为目的的封建思想,如“三纲五常”等封建专制思想;另一种是维护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管理思想,如民本思想、任贤使能的思想、革故鼎新的变革思想、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等。这两种思想因素相互渗透在一起。近现代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锋芒所指是前者,核心就是批判封建皇权思想及其对人民思想的束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则要认真研究和借鉴后者,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区分这两种思想因素的关键是看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如何。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拥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力。因此,一方面要吸收、借鉴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有益成分,充实人民民主;另一方面要更加自觉地批判封建思想。

坚持实践问题导向,正确处理传统治国理政思想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关系。

面对的实践问题不同,治国理政的内容和形式就会不同。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有历史的延续性,传统国家治理累积的智慧有益于认识、解决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传统国家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维护农业社会的稳定,新时代治国理政面临的问题是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在面对全球经济竞争的情况下,推动开放的工业经济体继续发展、不断升级,面对的是一个现代国家治理的问题。想简单地从古书中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现成答案,无异于刻舟求剑。

坚持洋为中用,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和西方现代化思想的关系。

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要根据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吸收各国治国理政思想的有益成分。西方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中国开始走上现代化之路,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在西方冲击下进行的。西方现代化中的先进经验和理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要学习和借鉴的重要内容。但是,在这种学习借鉴过程中,要避免陷入机械的阶段论。这种机械的阶段论把现代化进程分为几个阶段,把西方在某个阶段的特征绝对化、模式化,将它简单套用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的思想是西方国家在解决本国特定问题过程中形成的,这些思想影响着西方现代国家的治国理政方式。中国从历史到现在,都有自己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这些特定问题决定了中国的治国理政方式。简单套用西方治国理政的经验,不仅不会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乱。

总之,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对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中所蕴含着的中国智慧必将发扬光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