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国家以及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在领导中国人“站起来”的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第一次对关于中国文化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解答，认为中国人迫切需要并且有充足底气具备文化自信。他自豪地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的伟大意义已经由历史做出了证明。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讨文化自信问题，也可以从他的思想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毛泽东论文化自信“为何必须”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了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对中国如何救亡图存、未来将向何处去的问题，各种思想流派先后登场。这些思想在内容上各有区别，大体可以分为两类：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全盘西化思潮。前者最早表现为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固守封建文化而不敢跳出“祖宗之法”的窠臼。进入20世纪，这种思潮又以“尊孔读经”、“中国本位文化”论、“新生活运动”的面目出现，被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用作推行专制独裁的封建统治的工具。全盘西化思潮发端于严复等改良主义者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这种思潮认为中西文化的关系是古今的关系，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西化。比如其代表人物胡适认为“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只有先“认错”方能虚心引进西方文化，以“救这衰病的民族”。

青年毛泽东正是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中思考和探索文化问题的。在长沙学习期间，毛泽东的文化观特别是中西文化比较观总体上看还没有超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度。他对包括各种封建主义文化复古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所谓“中体西用”根本无法挽救国运，只是“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毛泽东认为，旧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并不是一些人所谓的“人种不如外国人”，而在于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受到封建压迫，“中国所以诸般事情都办不好，不是我们根本的没能力。我们没能力，有其原因，就是我们没练习”。在批判封建主义文化观的同时，毛泽东对西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一度发生兴趣，曾认为要靠“得大本”的英雄人物对人民进行思想启蒙，以“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即可挽救民族危亡。

然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的文化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逐渐认识到，在内无民主外无独立的中国，文化的变革绝不是少数英雄人物通过办学会、办报纸进行思想启蒙能够完成的；只有依靠人民大众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建立新文化。他从主张思想启蒙转向举起革命的旗帜，意识到自己一度向往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并不是真正能够扭转民族命运的新文化：“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的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

在追求这“新文化的小花”的过程中，毛泽东一度像同辈人一样，为了强调新文化的革命性而在文化发展问题上持比较激进的主张。但他很快发现，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文化方向，但对如何处理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以及如何发展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等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成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有些机械和生硬，难免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和继承性。随着革命的深入，毛泽东更是发现那种机械教条的做派逐渐演变为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王明等人迷信马列主义经典文本和苏联革命的教条，一种盲目崇拜“钦差大臣”和“洋八股”的教条主义风气正严重危害着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建设，共产党人还没能真正扭转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被动、自卑的文化心态，还没有自信摆脱教条束缚，去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文化变革道路。

可以说，毛泽东没有将文化问题仅仅局限在“文化知识”、“文学艺术”等层面，而是始终将文化问题视作民族精神状态、整体素质的大问题。正因此他才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文化自信对危亡之中的中华民族的紧迫性，“复古的路”、“西方的路”和“教条的路”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和开放性缺乏信心，乃至根本否定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它们都反映了自卑的文化心态，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中，中国人能否具备文化自信直接决定了中华文明能否延续下去、未来将如何存在等严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人要扭转被动的局面以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把文化的变革作为革命的一部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算旧文化、建立新文化，旗帜鲜明地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和“洋八股”、“洋教条”，破除那种“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的自卑心态。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真正在思想上、心态上“站起来”，中国的革命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二、毛泽东论文化自信“如何可能”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诞生在民族救亡中的革命的文化观，是当时社会生活和历史理性的必然选择，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即要解决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的文化自信思想正是溶解在这种革命的文化观中的重要成分，它解决的是让中国人通过革命在精神上“站起来”的问题。这个明确的价值指向在革命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是贯穿始终的。那么，在中国人普遍缺乏文化自信的那个时代，毛泽东为何认为中国人能够树立文化自信?在他看来中国人重建文化自信的底气和条件是什么?这是值得着重讨论的问题。

(一)“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文化的人民性与文化自信

毛泽东曾寄希望于“得大本”的圣贤人物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以救亡图存，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抛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实现了由精英主义、英雄史观向平民主义、群众史观的根本性转变。他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出发，把文化放在与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中加以研究，从本质上区分了不同阶级属性的文化，认为判定一种文化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地位在于判定其是否符合时代发展进步的要求。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近代以来的政治革命和文化变革中建立了具有人民性的新文化，革除了中国文化延续已久的精英主义、脱离人民的弊病，实现人民在文化上的翻身做主，这便是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千百年来，中国文化主流是地主阶级精英主义的文化，文化更多地是有钱又有闲的少数人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消遣，其创作者、欣赏者以及形式和题材大都与百姓大众距离甚远。近代特别是五四以来，文化虽出现了平民主义的倾向，但这时期的知识分子仍然不免以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态度描绘社会大众。长久以来人民大众没有文化、感受不到文化的鼓舞和教育，更谈不上自信；同时文化创作也因脱离人民而失去根基。近代以来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更凸显了文化与人民的疏离与隔阂。对此，毛泽东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滓。”他从文化的人民性的观点入手，指出当代压迫人民的元凶是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它们分别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和“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为了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中国人民应当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它代表反帝反封建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不属于任何剥削阶级的、具有彻底的人民性的文化。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就是要理直气壮地“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面目”。

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着力扭转中国文化的精英主义倾向，使人民大众成为文化的主体，实现了现代文艺的“价值转向”。他始终强调文化的人民性：文化为人民而创作、为人民所利用。比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最后一场会议上，朱德说革命军民“有功又有德”，文化理应服务于人民。对此毛泽东立即表示赞同，说“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他在随后的讲话中又反问那些不去接近群众的知识分子：“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在毛泽东看来，应当是群众选择、评判文化，而绝不是文化选择、评判群众；人民群众应当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通过倡导具有人民性的新文化，一方面人民群众从奴隶、旁观者翻身成为主人、主角，扭转了自卑、被动的文化地位；另一方面文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的病症也得到了医治，文化衰弱、病态的历史终结了。文化回归人民、以人民为中心，这就是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在文化上能够自信的底气。毛泽东的文化自信思想渗透着“人民本位”的鲜明色彩，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人民力量的坚信。

(二)我们的新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文化的时代性与文化自信

近代以来思想文化界论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外文化是古今关系还是中西关系的问题。如梁漱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否认中西文化发展程度存在高下之别，因此否认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的必要性；与之相反，胡适等全盘西化论者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就是古今的差异，所谓现代文化就是西方文化，因此中国文化要现代化就必须西方化。

毛泽东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正确。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有关中西文化的时代性等问题，认为文化因其阶级属性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时代性：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和属于资产阶级的文化分别是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前者与后者存在着“代差”，而这正是中西文化相遇后中国文化陷于被动、失败的重要原因。比如，梁漱溟曾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中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造诣都很高，双方没有高下之别，毛泽东反驳道“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

在把握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失败原因的基础上，毛泽东从文化的时代性的角度对新条件下的中西文化进行比较，认为中国人应当具有文化自信。他认为中国人民的新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之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它已经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与资本主义文化相比就如同资本主义文化对旧中国的封建文化那样领先一个时代，“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毛泽东还指出，在这种新文化的指引下，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先后打败了北洋军阀、日本帝国主义以及美帝国主义及其所支持的蒋介石集团，新文化较之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强大威力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因而中国人民完全应该具有文化自信。

在毛泽东看来，尽管中国一时还“一穷二白”，“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我们的新文化是克服了资本主义文化内在弊端的、比西方更加先进的文化，中国人在这个意义上已然告别了文化上落后西方整整一个时代的窘况。可见，毛泽东对文化的时代性的认识是牢牢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之上的，他充分相信“真理在我们手里，比较任何阶级我们的道理是更正确的”。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的笃信，毛泽东认为中国人面对西方文化自卑、抬不起头的屈辱历史结束了：“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文化的民族性与文化自信

在“西学东渐”和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救国心切的近代知识分子在吸收、介绍外国思想文化时常常不遗余力，仿佛越是照搬来的外国文化就越是先进，而一遇到本民族文化就底气不足。与之相反，强调坚持文化民族性的呼声又总是被文化保守主义的逆流劫持。面对当时各种文化思潮的交织和碰撞，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历史地、具体地分析了“古今中外”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主张中国人应当自信地坚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坚持中国文化的民族性。

毛泽东从这个角度强调文化自信，突出地表现在他反对党内教条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上。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具体的做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纠正共产党人亦步亦趋的自卑心态。“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努力在党内外都曾有人表示疑虑，苏共甚至将其视作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路线加以批判。毛泽东却始终强调“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主张中国共产党完全应当有自信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的、不同于苏联的发展道路。比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文艺政策方面反对亦步亦趋、僵化教条、“毫无主见”的做派，提出了“双百”方针。针对党内的疑虑，他批评当时一些干部担心“有些不好的东西出来”，“慌了手脚”，强调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自信起来：“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在文学艺术方面，毛泽东也认为文化的民族性是关乎文化自信的大问题，充分肯定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以及坚持新文化的民族化发展方向都能够使中国人具有文化自信。

一方面，毛泽东主张充分肯定民族文化遗产的优秀成分。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本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人民性、民主性的东西，包括内容和形式都是值得继承的“珍贵品”。比如，他曾指出中国古代教育史的思想内容“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正名”思想“具有片面的真理性”。毛泽东强调，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绝不能妄加否定，而应当对其价值具有信心，充分肯定并继承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相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是错误、有害的“奴化思想”。

另一方面，毛泽东强调发展新文化要体现鲜明的民族性。列宁曾表示革命文化有着鲜明的批判性、革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其民族特性；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抛弃民族文化传统的论调，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毛泽东继承了这些思想，充分肯定新文化的民族性：“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延安时期，他表示新文化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带有鲜明民族性的新文化“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的”。他认为带有鲜明的民族性的新文化能够鼓舞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塑造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让中国人在精神上“站起来”，因此文化“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

此外，毛泽东在文化的民族性的角度谈文化自信，并不是在封闭、孤立的角度思考的，而是始终强调要对本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怀有自信，即相信中国文化具有吸收、融合外国文化的能力，并且敢于自信地走上国际舞台。例如，毛泽东要求欢迎外国友人来华访问的演出中必须有京剧、昆曲等民族戏剧；中国艺术团在海外表演赢得赞誉，他也不忘强调这正是因为演出内容中有中国自己的东西，相反如果全演外国的东西就不会在国际上受到认可。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充分掌握本民族文化的话语权、筑牢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的根基，同时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方能真正扭转自卑的文化心态，拥有文化自信。

(四)“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文化的创新性与文化自信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一种革命的文化观，注重对现实进行变革和重塑是其鲜明的理论品格。他力图改变、扭转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被动自卑的状况，认为必须“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把文化的发展视作一个扬弃旧有文化成果与自主创新的统一过程，具体来说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清算本民族传统文化，广泛借鉴外国文化，在此基础上进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创新。而无论在继承、借鉴还是在文化创新发展的环节上，毛泽东都始终强调文化自信。

在批判继承本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上，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里的“继承”就是“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在借鉴外国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这样借鉴外国优秀文化不仅不会导致怀疑、否定本民族的文化，而且能够使本民族的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实现新的发展，“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比如，抗战时期音乐家冼星海等人融合西方音乐元素和中国革命题材创作了《黄河大合唱》，毛泽东在演出现场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连声喝彩，在他看来这就是自信地借鉴外国文化又反过来鼓舞本民族文化自信的范例。

继承和借鉴都是为了新文化的发展创新，在这个方面，毛泽东的文化观显示出更加鲜明的文化自信的特质。长久以来，中国文化有着比较明显的“崇古”“摹古”甚至“颂古非今”的传统，常主张“凡古皆好”甚至“越古越好”，近代以来的文化复古思潮正承袭了这种弊病；同时，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又使一些中国人感染了崇洋媚外的习气。毛泽东认为，无论是迷信中国古人的文化还是迷信外国人的文化，都是对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没有信心，这些都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创新和现代化，更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格格不入。为了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强调继承古人和借鉴西方都是手段，发展人民自己的新文化、进行文化创造和创新才是目的，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当代的新文化“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毛泽东认为，大力发展新文化、进行文化创新，中国人就能够克服对本民族旧文化的抱残守缺和对外来文化的“唯洋是从”这两种自卑的文化心态，在文化上真正建立一种“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自信态度，树立文化自信。

(五)社会生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文化的生活化与文化自信

倡导文化的生活化是毛泽东一贯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只有充分生活化的文化才是优秀的文化，也正是这种文化能够医治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空洞、缺乏社会生活深度和广度的弊病，从而感召和鼓舞人民群众在文化心态上“站起来”。

近代以来文化创作脱离社会生活的现象一度相当严重，当时有人批评这种脱离社会生活的文艺风气是无根基的、“浮萍式”的，患有“严重的贫血病”，等等。正因为文化界存在的这种弊病，毛泽东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文艺总体评价并不高。他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做了这样的描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唯有人民的社会生活才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毛泽东认为，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必须是有着社会生活基础的，大量存在的缺乏生活基础、片面注重形式的“艺术至上主义”的文艺是“空虚的或者有害的”，唯有提倡文化生活化能够让人民群众认同新文化，在文化上自信起来。

从文化生活化的角度思考文化自信问题，毛泽东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他提倡文艺工作者走出庙堂、走进乡村，主动投身人民生活。比如，延安时期曾经彷徨苦闷的知识分子丁玲等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深入人民生活并创作出全新风格的作品，毛泽东十分欣慰，立即给予高度评价：“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之所以要“替中国人民庆祝”，原因在于文艺下乡促进了文化回归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生活，创作出来的新作品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能够鼓舞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能够极大地振奋中国人民的斗争士气，扭转自卑心态。

另一方面，毛泽东还提倡人民群众立足生产生活自行开展文化创作。在他看来，文艺走下庙堂、走入群众无疑是必要的，但在这个过程中群众毕竟还是接受者，要真正实现文化的生活化还必须发动身处生产生活一线的人民群众去自行挖掘、提炼生活中的鲜活文化。例如，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一方面组织人收集了不少写四川的古诗词，另一方面又表示这些诗“净是古董”，认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出路“第一条是民歌”。此后，一次有组织地搜集、创作民歌的全国性运动在毛泽东的提倡下开展起来。尽管这个运动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但毛泽东倡导这个运动的最初用意却值得思考：发挥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创造力，让文化充分生活化并成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建立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有助于扭转劳动在人民文化上的被动、自卑心态。

三、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的当代启示

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来说，文化自信不是一个纯学理问题，而是事关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前途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回顾毛泽东关于文化自信的思想，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文化自信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基础上的理性认识。今天探讨文化自信问题仍然不能忘记，毛泽东正是以马克思主义考察和解决当时的文化问题，促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站起来”的。当前仍应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文化自信的科学理论支撑。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空前复杂的斗争形势，应当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能丢，警惕那些假借“复兴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救中国”之名兜售所谓“以儒代马”的错误思想以及夹带封建迷信私货的做法，警惕文化心态上陈腐、自大、排外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科学、审慎地对待文化自信这个重大命题。

第二，坚定文化自信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坚持文化为人民，是毛泽东文化观最重要的品格之一，也是从毛泽东时代至今贯穿始终的。习近平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文化自信应当建立在广泛的民意基础上，让人民享有、评判文化，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感和获得感，使人民在享受文化中获得愉悦，找到精神家园，增强自信心。

第三，坚定文化自信不应该一味地“向后看”，更多地应该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现在不少人每每谈及文化自信就落入盲目崇古甚至“颂古非今”的漩涡，沉醉在列祖列宗的文化遗产中满足于“曾经拥有”，这种思维是有害的。毛泽东的文化自信思想启示我们，继承和借鉴都不能代替文化创作和创新，中国文化要想在当代得到更好的发展，就应当更多地坚持一种“向前看”的创新精神，就必须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以“能不能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和需求，能不能回应时代的课题和挑战，能不能转化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有益精神财富”为衡量标准和目标导向。“文化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相反，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在恢宏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这样的文化只能被时代淘汰。”只有立足现实对古今中外各种优秀文化进行转化和改造，特别是对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自信才能避免成为一个民族的自我陶醉，文化自信这个重大命题才能真正展现其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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