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奖得主冯骥才与莫言们的自我矛盾

雨夹雪

　　2018年8月11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了。其中，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一事受到了最多的关注。因为这部短篇小说集虽然完整版的出版时间并不长，但是其中的《泥人张》等一些著名篇目已经被选入课本多年并拥有着广泛的影响。

　　一

　　冯骥才生于1942年，今年已经76岁了。以他和陈忠实、莫言为代表的整整一代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主要是在毛泽东时代接受的教育，因此其思想领域已经深深的嵌入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这些人真正开始创作一些重要作品的时候，却又是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去革命化盛行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作家纷纷重新构建所谓的“民间立场”，力图把“民间”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切割开来。具体说来，这三位作家身上又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以陈忠实的《白鹿原》为代表的重新构建形式。这种重构把地主和资本家等上层社会视做人民群众的代表，而认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与所谓民间社会完全对立的。像《白鹿原》就强调，原来大地主白嘉轩领导下的社会是非常和谐安逸的，但是自从中国共产党发动革命之后，整个乡村就变成了一片混乱与杀戮，甚至那些参与革命的共产党人也都陷入了自相残杀之中。这可以说是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近乎彻底的否定。

　　第二种是以莫言为代表的重新构建形式。这种重构把土匪和黑社会等流氓无产者视做人民群众的代表，而工农劳动者都是无所事事的群氓。诸如其代表作《红高粱》和《丰乳肥臀》几乎无一例外的体现了这种所谓民间社会，其笔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八路军等革命武装也近乎全都是负面的形象。这同样可以说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根本对立的。

　　第三种则是冯骥才所使用的“俗世人”的重构手法。这种重构并没有彻底的否定工农群众的历史作用，只是更突出了民间艺人等一些小众群体的历史作用，甚至某种程度上讲仍然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比如说像冯骥才《俗世奇人》当中的《泥人张》就写出了一个民间艺人对于旧军阀的成功反抗，而描写义和团运动的《神鞭》更是新时期不多的敢于正面肯定义和团运动的文学作品。

　　从艺术手法上来看，冯骥才也更多的保留了新中国革命时代的传统。其尽管是较早的主张西方现代主义写作手法的作家之一，但是实际作品当中却很少有现代主义的色彩。其并不像陈忠实和莫言那样简单的模仿西方写了大量语言拗口，情节荒诞，令人不忍卒读的内容，更没有多少在新时期近乎必备的淫秽和血腥情节，主要采用的是类似于赵树理的模式，用质朴的生活化语言来吸引民众。

　　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冯骥才的影响力更多的是在普通人当中。像《俗世奇人》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200万册，很多对于文学并不太感兴趣的人也仍然很喜欢《泥人张》等一些名篇。相比之下，陈忠实和莫言的影响力更多的是在上层文学界当中，特别是《白鹿原》和《丰乳肥臀》等作品当中大量的淫秽血腥描写更是让很大一部分普通群众望而却步。笔者个人认为，冯骥才的创作是应该高于莫言和陈忠实的。

　　二

　　但是在日常的一些言论当中，冯骥才对于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否定似乎更在莫言与陈忠实之上。莫言曾经认为新中国的一些政治运动并不像媒体所说的冲击那么大，甚至对于他们这些小孩来说感受到了一种“嘉年华似的快乐”，陈忠实更是曾经明确表示自己把苏联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时代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老作家柯切托夫视做榜样。可是我们却很难找到冯骥才多少肯定新中国与中国革命的言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尽管冯骥才本人尽管是肯定义和团的，但是他谈到新中国过去对于义和团的肯定时也没有什么好话：

　　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人为地把义和团树立为革命典型,是农民自觉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于是,根据政治宣传的需要,对义和团进行诠释,把不能诠释的部分统统搁置,这就脱离了历史的真实。将这些草根英雄人为地拔高为高大全的革命英雄。这样,我们就无法通过这种被拔高的英雄来认识当时的历史。专访《义和拳》作者冯骥才:义和团是心中的一个结_网易新闻

　　更有甚者，前几年冯骥才在其编写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当中找了一百个在新中国受到过政治运动冲击的人进行回忆。这本书给人的感觉是新中国只给人们带来了灾难，即使是认同中国革命的人也受尽了苦难，更不要说旧地主一类革命对象了。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只想说一句：在新中国受到过政治运动冲击的人本身就是极少数，这种用极少数“受难者”的“回忆”来评价某个时期的做法显然本身就是极不公正的。

　　而且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悖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显然水平是要远远高过义和团运动乃至民间艺人泥人张那种自发的反抗斗争的。如果要是把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否定了，那么水平比较低的义和团运动和泥人张等民间艺人自发的反抗斗争自然就更不值得肯定了。那么以歌颂这些人为主要内容的冯骥才的作品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于是，冯骥才在否定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同时，其实也铲除了自己文学作品价值的根基。

　　应该说，冯骥才为代表的这种当代作家中的自我矛盾现象并不是个案。像前面提到的陈忠实甚至莫言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这种自我矛盾，只不过他们的这种自我矛盾是体现为在日常言论中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部分肯定，在文艺创作中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近乎全盘否定这样另外一种模式罢了。

　　三

　　那么，中国的当代作家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自我矛盾呢?个人认为说到底还是因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这导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很大程度上在文艺界当中已经成为了政治不正确，在作品创作中和日常生活中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作家普遍受到了排斥，迎合甚至引领这股潮流才是在文艺界功成名就的捷径。

　　比如说，全盘否定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白鹿原》一出版，陈忠实马上当选为陕西作家协会主席，随后又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忠实那一届的茅盾文学奖《白鹿原》是第二名，第一名是王火的《战争和人》。其真实再现了抗战年代国民党当局的腐朽与进步青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向往，也没有任何的荤段子。比《白鹿原》这种靠胡编乱造讴歌旧中国的地主与通过荤段子来刺激市侩们感官的所谓“文学名著”，《战争和人》的价值不知道要高了多少倍。但是，两者在某些专家与主流媒体当中得到的评价却与此截然相反的，以至于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部作品了。

　　因此最大的可能是，冯骥才那一代作家尽管一定程度上还坚持了早年教育中的人民立场，却不得不为了自身被文艺界接受而在某种程度上迎合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种迎合或者体现在作品中，或者体现在日常的表态上。于是便让人感觉到他们的言论与作品当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如果要是觉得笔者这种说法是危言耸听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本届鲁迅文学奖当中荣获文学理论评论奖的刘大先的《必须保卫历史》一文。其同样认为，当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文艺界“正呈现出覆盖式的趋向”：

　　在涉及到现代中国革命与革命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时，我们会发现一种逆反的处理方式正呈现出覆盖式的趋向，比如“民国范”的怀旧、乡绅阶级的温情缅怀、对已有定论的汉奸的“同情的理解”和洗地，而另一面则是让革命领袖走下神坛，给英雄模范“祛魅”，把平权革命解释为暴行。……艰辛的血与火、激情昂扬的挣扎与奋斗、美好的未来想象都被轻飘飘地耸身一摇，像狗抖落毛皮上的水滴一样，将它们全部抛弃。这从那些最为风行的网络文学主题中就可以看出来，曾经在现代革命被打倒的帝王将相又回来了，并且以与绝对权力相匹配的绝对道德的面目出现，就像那些痴女和迷妹受虐狂似的拜倒在霸道总裁的脚下一样，此类文本将坐稳奴隶或者攫取权力奴役他人作为最终的目标。这不啻是一种历史的逆流，新文化运动以来辛辛苦苦一百年，一觉回到了前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