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科学的文字观，夯实文化自信的根基

张朋朋

摘要：文字是记载和传承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没有汉字著成的汉文典籍，中华文化不可能传承和延续至今，因此，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基。这是视觉符号文字观，这种文字观是科学的、正确的，而西方文字观不认为文字是视觉符号。中国语言学家接受了西方文字观并给中国的文字——汉字及其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坚定文化自信，首先要坚定文字自信，而坚定汉字自信，就要在理论上树立科学、正确的文字观。

关键词：文字观视觉符号文字自信文化自信

习近平主席认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1]“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2]因此，他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上的文化自信。”[3]

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如何传承和延续的？是靠语言吗？不是，是靠文字。因为语言一时传，文章千古在。文字是记载和传承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没有汉字著成的汉文典籍，中华文化不可能传承和延续至今。因此，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基。这是视觉符号文字观，这种文字观是科学的、正确的，而西方文字观不认为文字是视觉符号。中国语言学家接受了西方文字观并给中国的文字——汉字及其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目前中国还在教授西方文字观，这是个严重问题。因为坚定文化自信，首先要坚定文字自信，而坚定汉字自信，就要在理论上树立科学、正确的文字观。西方文字观以索绪尔为代表，本文论述的是为什么说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西方文字观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

一、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西方文字观

索绪尔被称为西方现代语言学之父，代表作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将符号学引入了语言学。他的文字观认为西方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字母表示音素，字母是音素的符号，字母拼合的字表示音素拼合的词，文字单位是语言单位的符号，因此，“文字是语言的符号。”[4]索绪尔认为使用拉丁字母文字“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书写出来。”[5]他也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6]索绪尔认为“我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7]因此，从描写语言的方法论角度，他认为语言和文字就像物体和照片一样，于是提出“文字表现（presentation）语言。”[8]并明确指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9]他还强调指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语言。”也就是说，现代语言学只研究语言，不研究文字，文字只是表现语言的方式以及认识、研究和描写语言的工具。索绪尔认为只有两种文字：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10]他指出“我们的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11],不包括汉字。索绪尔是通过拉丁字母文字认识、研究和描写语言的。因为字母合成音节，音节合成词汇，词汇合成句子，于是他认为语言也是合成的，是音素合成音节，音节合成词汇，词汇根据语法合成句子，那么“文法”（grammar）就是“语法”。索绪尔的语言观是“合成论”语言观。也就是说，整个西方现代语言学大厦就是建立在西方文字观基础上的。

二、西方文字观的错误是不认为文字是视觉符号

索绪尔研究语言和文字时使用“符号”这一概念并没错，他也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不同的符号，但他没有研究语言和文字在本质上有何不同？没有研究人为什么能使用符号？如何来区分不同类型的符号？

人之所以能使用符号，是因为人有接收和感知符号的器官。语言是由人的听觉器官接收和感知的，而文字是由人的视觉器官接收和感知的，因此，从接收和感知符号的方式上来研究符号的类型，语言和文字属于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符号，语言是听觉符号，文字是视觉符号。符号都是表示意义的，语言以“音”示“意”，文字以“形”示“意”。视觉符号必须要有形体，文字的本质是字形，世界上的一切文字都有可视的字形，这是文字的共性。拉丁字母A B C D等也有可视的形体，由字母拼成的book也是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而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学的文字观认为“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文字表现语言”，不认为文字是视觉符号，从而抹煞了语言和文字的本质区别。

人听到和说出的是一串流动的语音，语言是用语流表示意义的，而语流和水流一样都是不能切分的，语流中不存在孤立的音素，而文章中看到的字母是一个个独立存在的图形，字母之间是有间隔的，因此，拉丁字母文字表示的并不是真正的语流。西方语言学所指的音素是人们从语流中分析出来的，认为音素合成语流。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孤立的音素是不存在的，不能因为可以分析出来就认为语流是“合成”的。我们都知道大树可以分析出树干、树枝和树叶，能说大树是“合成”的吗？不能，因为大树不是合成的，而是种子在自然环境中整体“生成”的。实际上，儿童也不是先学会音素的发音而后合成语流的，而是直接模仿大人的语流学会说话的。

拉丁字母与从语流中分析出的音素也不是一一对应的。英文book中的oo不是和两个相同的音素对应，two、too、to三个词的读音相同，而是因字母的不同而表示不同意义；法文homme中的h和mais中的s都不发音；德文zettel和teller中tt和ll也不表示两个相同的音素，根据这些例子，能说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吗？索绪尔自己也观察到英文、法文和德文等拉丁字母文字中存在大量字母与音素不对应以及写法和发音发生龃龉的现象，[12]他认为法文oiseau一词中“没有一个音是用固有的符号表示的，这可连那语言的一点儿影子也没有了。”他说“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假装。”[13]索绪尔既认为“文字表现语言”，又说文字是“一种假装”，这不自相矛盾吗？其实，拉丁字母文字的字形不是语言的照片，既不表现语言，也不是假装，既不是语音的符号，也不是语言的符号，而是与语言有着本质区别的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

索绪尔把文字分成“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也是错误的，因为世界上一切文字都是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字母”一词是中国人提出的，中国汉代文字学家郑樵在《通典·六书略》中指出：许氏作《说文》，定五百四十部为字之母。后来，中国人把英文letter一词译作字母。一切文字都有字母，拉丁字母是A B C D等，汉字字母是“日”“月”“口”“木”等部首，文字的字形都是由少量字母拼合的，都是“拼形表意”，这是一切文字的共性，文字的个性是字母的形状和拼合方式不同。索绪尔既然研究的是《普通语言学》，那就应研究世界上的一切语言文字现象，怎么能把汉字排除在外呢？不能解释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能说是“普遍通用”的学说吗？

人类有了语言，为什么要创造文字呢？因为语言是听觉符号，语言一发即逝，在没有录音机的时代，语言所传递的信息不能传给后人，而且在没有广播和电话的时代，人只能近距离接收和感知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语言的传播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人们就要创造一种视觉符号使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能突破时空的限制，从而促进了信息的交流以及思想文化的传承和教育科技的进步，使人类社会从野蛮进入了文明时代。因此，索绪尔提出语言学只研究语言，不研究文字，是错误的。实际上，索绪尔和之前的语言学家都是在研究文字，是错误地把文字当成了语言。如果西方人不研究和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能传到今天吗？西方的教育和科学技术能有今天的成就吗？从传承文化和教育的角度看，文字比语言重要得多，怎么能只研究语言，不研究文字呢？

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也是不科学的。文字的本质是字形，书写只是呈现字形的一种方式，中国古人在没有笔和纸以前是用刀在龟甲上刻画，打字机和计算机出现后人已经不只是书写文字了，还在键盘上打字。人可以用多种方式呈现字形，怎么能用呈现字形的方式来定义文字呢？录音机可以记录有声的语言，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这不是把文字当成录音机了吗？文字不是录音机，人们听到语言写出文字是把无形的语言转化成了有形的文字，文字记录的是意义，是人的思想，而不是有声的语言。因此，文字才能成为记载和传承思想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

教学实践也证明索绪尔的文字观和“合成论”的语言观是不科学的。长期以来，世界范围内都采用“合成法”来教英语，先用字母教音素，再用字母的拼合教音节和词汇，最后讲解以词造句的文法规则，也就是说，用文字来教语言。结果，学生只获得了读写“英文”的能力，没获得听说“英语”的能力，成了不会说话的哑巴，“哑巴英文”的现象说明在索绪尔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语言教学是失败的。[14]

西方文字观已引起很多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反思。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出版了《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15]；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依·哈里斯（Roy Harris）在2000年出版了《反思文字》（Rethinking Writing）[16]，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都对索绪尔的西方文字观进行了批驳和反思。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早期版本也把文字定义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但通过很多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反思，最新版本把文字的定义改为：人类用来进行交际的视觉符号系统，它与语言单位的意义和语音有约定俗成的联系。[17]

三、中国语言学家全面接受了西方文字观

上个世纪初，中国引进了西方现代语言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语言学家把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作为了语言学科的基础教材，把中国文字学打入冷宫。中国语言学家全面接受了西方文字观，也认为“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18]认为“文字是用‘形’通过‘音’来表示‘意’的。”[19]如下图：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文字是由人的视觉器官接收和感知的，世界各国的聋哑人没有听说语言的能力，但可以具有读写文字的能力；正常人认识了字形表示的意义，不读出音，就是把音读错了，也可以看懂文章，而只知文字的读音，但不知字形所表示的意义，就是把文章读出来，也还是看不懂文章。人看到文字读出音来，是因为人通过学习把字形和语音建立了联系，所以学过文字的人看到字形可以读出相应的语音，也可以听到语言写出文字，这是两种符号系统通过人脑进行相互转化的现象，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如下图：

文字都有读音，但读音不是文字本身所固有的，读音来自语音，是字形和语音建立的联系，读音随着语音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一切文字的共性。汉语有多种方言，所以一个汉字就有多种读音，虽然讲不同方言的人相互之间不能交际，但可以通过汉字进行交流。拉丁字母文字也有读音，读音也随着语音的变化而变化。英文和法文使用同样的文字单位，如station、production、nature、notion、future、lecture、combination等，意义相同，但读音不同；英国和美国使用同样的英文，但读音不完全一样；印度人也用英文，但和英国人的读音也不全一样；德国和瑞士都用德文，但读音也有差别；西班牙和很多拉美国家都用西班牙文，但两地人的读音也不尽相同。因此，认为“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是不对的，文字的本质是字形，一切文字都是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

中国语言学家也认为“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于是提出“汉字难学论”并对汉字的笔画进行简化。中国语言学家主编的高等院校文科统编教材《现代汉语》认为“繁体字的存在，引起书写困难，应该把它废除，而让笔画较简的字成为规范化的字。”[20]

文字是视觉符号，其本质是字形。汉字字形醒目，识记并不难，而减少汉字笔画容易造成混淆，反而不易识别，而且书写只是呈现字形的方式，进入计算机时代，中国人发明了汉字输入法，人们已不一笔一画书写，而是用键盘打字了，笔画多少已不是问题，但简化汉字破坏了汉字字形的理据性，反而增加了识记的难度。大量古籍和古建筑上的匾额、楹联以及名家书法和碑文石刻都不是简化字，推行简化字的结果，极大地削弱了中国人识认汉字的能力，降低了汉字突破时空限制的功能。今天中国大陆人不仅和古人不“书同文”了，而且和台湾、港澳以及很多海外华人也不“书同文”了，国家统一多了一道人为设置的障碍。

中国语言学家根据西方文字观，在中国进行了教育改革。他们认为“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于是主张语文教学要贯彻“我笔写我口”的“言文一致”的原则，主张只学白话文，不学古文，认为古文是古代汉语，[21]是死的语言。其实，文章不是语言，古文不是古代汉语，因为语言一时传，文章千古在。如下图：

中国音韵学告诉我们，同一个汉字，先秦有先秦的读音，唐宋有唐宋的读音，今天有今天的读音，今天我们用现代汉语的语音来朗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古文不是学古人说话，而是获得读写文言文的能力。白话文和文言文是汉文的不同文体。学习古文和使用白话文并不矛盾。曹雪芹、鲁迅上学时都是只学古文，但都成了白话文大师。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所以能传承至今，就是因为经典古文的教学在历史上一直没有中断。能阅读文言文就能从大量的汉文典籍中学到古人的思想和智慧，所以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要学习经典古文。但由于应用了西方错误的文字观，我们的学校多年没教经典古文了，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从而给中国教育造成了很大危害。

四、“汉字落后论”和中国文字改革的理论基础是西方文字观

西方文字观对中国的最大危害是要灭亡汉字。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字改革运动。文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革汉字的命，要用西方拉丁字母文字取而代之，而“汉字落后论”和中国文字改革的理论基础就是西方文字观。

中国语言学家认为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他们认为文字产生、发展的第一阶段是表意文字，第二阶段是意音文字，第三阶段是表音文字。[22]索绪尔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23]所以中国语言学家就认为汉字是比表音文字落后的文字，于是他们根据“汉字落后论”就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其实，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表音文字，一切文字都是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中国汉族讲多种方言，但使用一种文字。连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都惊讶地说“今天的中国人可以看懂孔子时代的碑文。”[24]中国汉字古今相通，八方共识，与其它文字相比，汉字超越的时间最长，超越的空间最大，其视觉符号超越时空的功能远胜于拉丁字母文字，怎么能说汉字是比拉丁字母文字落后的文字呢？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核心成员都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准备取代汉字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由中国语言学家根据西方文字观及其理论设计的。中国语言学家认为“新的拼音文字方案必须在语音学的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设计，才会是科学的，完善的文字”。[25]但使用拉丁字母文字必须统一语言，而人的语言能力不是人工合成的，而是自然生成的，中国汉族的多种方言是自然形成的，讲方言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统一语言，破坏中国自然形成的语言生态环境，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所以统一语言实现不了，文字改革只得偃旗息鼓。试想一旦文字改革成功，废除了记载和传承中华文化的汉字，中华传统文化也就被抛弃了，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26]

五、如何坚定汉字自信，夯实文化自信的根基

综上所述，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西方文字观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当年中国语言学家因迷信西方而引进并接受了这种错误的文字观，导致对汉字失去自信，从而给汉字和文化教育事业造成极大危害。今天如何才能坚定汉字自信，夯实文化自信的根基呢？

首先，在理论上，要树立科学文字观。虽然文字改革偃旗息鼓了，但中国语言学界并没有对西方文字观进行反思，连西方人自己都反思了，我们为什么不呢？坚定文字自信就是坚定汉字自信，因此，中国学者要敢于对灭亡汉字的西方文字观说“不”。中国人要把中国固有的文字学作为一门最重要的人文学科，因为早在公元112年中国就有了研究文字字形的专著《说文解字》，作者许慎在序中谈到为何研究文字时指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可以垂后，后人可以识古。”可见，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研究文字的重要性，认识到文字是可以超越时空，沟通古今的。中国古人的文字观是正确的，在信息时代中国人要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让汉字发挥更大的威力。

其二，在法规上，要修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通用规范汉字表”。简化汉字是中国文字改革的一项任务，这两个法规把简化字定为规范汉字。但习近平主席主张要学繁体字，他说“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上的文字都活起来。”[27]如果不修改这些法规，学校不敢教，媒体不敢用，繁体字怎么活起来？为了复兴中华文化，维护国家统一，中国需要古今统一、全国统一的汉字。坚定汉字自信，还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吗？还统一语言吗？如何正确定位普通话？总之，坚定汉字自信，国家就要根据科学的文字观，制定新的相关法规。

其三，在教育上，要让学校不要再教西方错误的文字观了，要教科学的文字观和中国文字学，要在基础教育中教繁体字。汉文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人用汉字写的各种体裁的文章（文言文、白话文以及诗、词、歌、赋）的总称。因此，要重视经典古文以及诗、词、歌、赋的教学，只有提高中国人的识字能力，培养中国人具有全面的、高水平的阅读能力，才能夯实文化自信的根基。

[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2014年9月24日

[2]同上

[3]习近平《习近平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的讲话》，中国青年网，2015年11月

[4]徐通锵《语言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6页

[5]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9页

[6]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

[7]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7页

[8]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7页

[9]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8页

[10]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0页

[1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1页

[1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2页

[1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6页

[14]目前西方人从观察儿童语言能力自然生成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教学法。——作者注

[15] 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67

[16] Roy Harris, Rethinking Writing,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2000.

[17]《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18]吕叔湘《谈语言和文字》，《文字改革》，1964第1期

[19]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167页

[20]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217页

[21]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64

[22]周有光《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中国语文》1957年第7期

[2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1页

[24] [美]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

[25]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5页

[26]《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100页

[27]《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日报社，2016年，203页

作者：张朋朋，男，1947年生，北京语言大学退休教授，曾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巴黎第七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苏黎世大学、德国美因兹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或讲学。主要代表作有《文字论》（华语教学出版社2007年）、《现代千字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口语速成》（华语教学出版社2001年）、《集中识字》（华语教学出版社2001年）、《常用汉字部首》（华语教学出版社2001年）、《部首三字经》（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