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马拥军

《共产党宣言》短小精悍却内容丰富，人们对它的基本思想在不同的阶段有过各种各样的解读，如阶级斗争、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立场。这些不同的理解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进入新时代之后，这些问题又都具有了新的含义。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思考，不仅凸显出《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的意义，使对《共产党宣言》的整体性理解成为可能，而且为把握其“核心的基本思想”、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启示。

一、《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

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1]在1888年的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又强调了这一点。[2]可以看到，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在这一意义上，《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中，恩格斯在谈到《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时，进一步把“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具体化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同时，恩格斯把原来讲的是“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修改为“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可见，恩格斯不仅强调经济的作用，而且把经济精确化为“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不仅强调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而且强调摆脱“阶级差别”。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即资产阶级对雇佣劳动进行剥削和压迫的特殊方式。正是这种方式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历史上一切革命的区别：以前的革命“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3]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消灭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

那么，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是否代表马克思呢？能不能说，马克思跟恩格斯不同，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的就是阶级斗争，因而阶级斗争观点才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再说，难道阶级斗争不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吗？

必须说，这种困惑是有它的根据的。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曾明确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4]正是《共产党宣言》使毛泽东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5]而正是对阶级斗争观点的强调，使毛泽东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问题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恩格斯把《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归于马克思，而马克思自己是如何看待阶级斗争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的？马克思1852年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明确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6]显然，马克思的观点和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的阐发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功劳，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功劳。如果把这当作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标准，很容易误以为某些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确有学者做过类似判断）。

根据马克思自己的看法，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马克思的贡献，马克思的三点新贡献表现在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对阶级斗争的起源、历史发展和消亡条件进行了研究。具体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修正了阶级斗争学说，这才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而且，根据恩格斯的看法和马克思在其他地方的表述，只有具体到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对于“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才能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上得到澄清。

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学说，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与毛泽东相同，邓小平明确地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7]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把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放在首位，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根据恩格斯的看法，“阶级斗争观点”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都是《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的一部分。这表明，虽然时代条件在变化，但《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并没有过时，只是人们在每个时代关注的焦点不同，因而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有不同的偏重。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体现的是《共产党宣言》的开放性。

二、《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观点与民主革命

共产主义革命的条件是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突出标志是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8]按照这样的标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中国还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它的问题与其说是由于生产力发达导致的，还不如说是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导致的。当时的中国，需要的并不是一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经传入中国却未产生重要影响，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的原因。[9]列宁主义的传入给中国送来了工农民主革命思想，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情况与英法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而与《共产党宣言》发表时的德国和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非常相似。俄国已经进入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但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因此俄国革命具有浓缩和过渡的性质，即它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经历一个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渡阶段。这个革命之所以带有过渡性质，是由于它的任务是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的主体却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人和农民。这是由于后发国家的资产阶级比较软弱，具有两面性，不足以承担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则比资产阶级更加坚决和彻底，因此尽管一开始走的是一条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但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越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带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在面对必须在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中二选一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会退出革命，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决定了他们愿意跟工人阶级走下去。为此，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重要著作中，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简称“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他认为，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行跨越阶段，就会陷入空想主义错误。另一方面，工农民主专政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最有利的形势：工农民主专政“无条件地承认不能直接越出纯粹民主革命范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10]

列宁的观点与《共产党宣言》第三章对“德国的或‘真正的’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宣言》发表时期的德国还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因此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德国，共产主义者必须联合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而不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去反对资产阶级。但无产阶级并不是无条件地跟在资产阶级屁股后面走；他们必须掌握革命的主导权，在革命的每一阶段都勇于提出本阶级的要求，以便为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准备物质技术条件。

正如后来德国并未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路线行进一样，俄国形势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列宁的预料。尽管十月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当时实行的“土地法令”则是一个工农民主革命的纲领。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又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这种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方针。遗憾的是列宁过早逝世，这种宝贵的探索后来中断了。

毛泽东充分吸取了列宁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他指出，中国革命属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目标是争取广泛的人民民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1956年底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连中等发达国家都没有达到，为此，党的八大正确地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后来这被当作修正主义路线加以批判，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成主要矛盾，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由此可以看到，对《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式理解之所以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是由于当时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不是把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是对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就会被歪曲，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正如《共产党宣言》在论及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时所注意到的那样，试图跨越革命阶段，在不具备物质技术条件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形成的只能是“反动的社会主义”。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走了弯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后来偏离了《共产党宣言》所阐明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特别是生产力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原理。只有恢复《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才能使中国回到马克思主义道路上来。邓小平正是这样做的。

三、《共产党宣言》的生产力标准与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经济文化过于落后，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生产力标准，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恢复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另一方面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这同《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共产党宣言》不仅强调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而且总是强调阶级斗争始终是在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下进行的。存在阶级压迫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在于，“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所以阶级斗争的性质取决于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12]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无产阶级必须“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3]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调节，最终消灭阶级差别，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14]可见，虽然无产阶级政权同历史上一切政权具有本质的区别，但与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一样，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后，也仍然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所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就集中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这一思想。

邓小平反复强调，“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只有“到了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经济高度发展了，物资极大丰富了，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15]后来，邓小平又作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判断，认为按照生产力水平衡量，“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6]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本来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结果，因此其生产力水平要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既然改革开放初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连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都没有达到，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为此，邓小平提出了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

关于“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的著作中就已经提出。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就强调：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条件，这一方面是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出现了真正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7]《共产党宣言》则提出，“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即私有制的最高形态。这只能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至于思想的历史，只能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18]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需要以特定的“生活条件”为基础，[19]因此必须按照各个阶级的生活条件考察他们的主张，不能脱离这种基础抽象地讨论问题。由此可见，无论是“一个中心”，还是“两个基本点”，都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相关原则。

邓小平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提法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除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外，邓小平还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把社会主义当作一条“道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标准的重要发展，它使我们党能够动态地考察问题，借鉴各种管理方法，吸收先进科学技术，政治上避免“左”的和右的极端思潮，经济上避免周期性的大动荡。诸如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思想，就是这一动态思维方式的体现。

四、“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意蕴

一旦从整体性角度着眼就可以看到，无论是列宁、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把《共产党宣言》中的“人民中心”思想置于重要地位，这使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己时代的局限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对《共产党宣言》思想的新发展。

《共产党宣言》中的“以人民中心”思想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批判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思想的统一。按照《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反作用这两者的相互关系，使人民群众成为历史的推动者。《共产党宣言》既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因此其中的人民群众观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角度看，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取决于它的领导阶级能否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二是从社会发展理论的角度看，新的生产方式必须能够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能够保障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处境的改善。因此，无论是“阶级斗争”观点，还是“经济建设”观点，都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观点联系在一起。

首先，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角度来看，判定特定阶级或阶层是否属于“人民”以及它所具有的革命性，要根据与它相关的生产方式。这是在革命斗争中区分敌友、确定领导阶级地位的根本原则。

《共产党宣言》讲到“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在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资产阶级代表了一切反对封建势力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但在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以后，“人民”的含义发生了改变。资产阶级成为保守的阶级，日渐站在以无产阶级为主的人民群众的对立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那些阶级和阶层，在竞争中日渐被吸引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从而使得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就与人民立场逐渐合二为一，无产阶级成为人民群众的领导阶级。

《共产党宣言》同《资本论》一样，主要是以英国为原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根据法国和德国的具体情况对无产阶级立场与人民立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农民占多数的法国，必须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工农联盟，而在封建的德国，由于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和专制制度，因此甚至连资产阶级都是联合的对象而不是革命的敌人。但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共产党人都必须坚持自己的领导地位，以便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领导阶级，团结和带领各个阶级和阶层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列宁根据俄国的生产方式状况，第一个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和东方化，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列宁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人民立场的统一表现在他的工农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统一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共产主义纲领之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根据中国的生产方式发展状况，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此以后，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最低纲领内在地蕴含着党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大成果和突出范例。”[20]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的经验，这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即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他接着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21]毛泽东不仅从党与群众的联系、人民军队与群众的联系、统一战线与作为历史范畴的“人民群众”的关系等方面，而且从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方法等方面，系统研究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作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2]的著名论断。

其次，从社会发展理论的角度看，新的生产方式必须能够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能够保障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处境的改善。这就意味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表现为坚持人民利益、人民态度、人民主体和人民价值的统一。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要“共”的只是资本，而不是个人消费品；“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23]共产主义“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24]为的是让所有人都能够单凭自己的劳动生存和发展，而不能凭占有别人劳动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谋生。共产党人主张消灭私有制，并不是为了回到贫困或消灭自由，而是为了实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富有，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这一意义上，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

《共产党宣言》不仅指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指导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中国社会已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6]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27]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解释说，群众路线“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的领导作用就是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28]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先后提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各项工作的指针。1992年党的十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29]此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始终坚持这一要求。江泽民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指出：“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30]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1]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把人民利益、人民态度和人民主体一致起来的传统。

再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四个伟大”体现了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阐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32]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之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把这一表述写进党的正式文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的经济新常态。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改变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演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明确了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表明，中国的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主要是物质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相对过剩，它使原来被掩盖的精神产品和公共产品的短缺逐渐显露出来。从两个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到三个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再到社会建设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一个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时代正在到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深入推动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努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对于这些问题，单纯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或生产力标准，已经无法加以说明。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出发，才能正确地加以把握。为了实现自己的初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牢牢抓住《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不断推进自我革命，为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