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魂中体西用”与文化体用问题纵横谈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教授

张小平杨俊峰

方克立教授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已经有11年了,它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热烈的反响，有关评论和讨论文章已超过150篇。作为一种文化创新理论，它回答的是百年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中、西、马的关系，文化体用论的范式创新，当代中国的主导学术范式等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肯定、赞同和支持，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不同意见反映了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情况，其中有的是思想路线的根本分歧，有的是学术见解和认识方法之差异。近日，我们就与此话题相关的问题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教授，年近八旬的方先生同我们进行了坦诚的交谈。

一、十月革命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意义

▲（采访者简称▲，下同）：今年是俄国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百周年。百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引领。方老师，您是“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倡导者，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和对外开放的方针三者有机统一，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必由之路。您是怎样看待十月革命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意义的呢？

●（接受访谈者简称●，下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件事情在中国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讲得非常清楚。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近代中国曾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包括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实用主义、新实在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等等，都曾先后被引进中国。但是这些方案都尝试过了，都不管用，“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中国人在困惑不解之时碰到了俄国十月革命，“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文化选择，选对了就真管用了。

在俄国十月革命前，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就有一些外国来华的传教士，以及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做过一些零星的介绍，但他们对这一科学理论的了解和认识都是十分肤浅、非常片面的，他们的介绍也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就不一样了，它震撼了全世界也惊醒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帮助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促使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进入和运用于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有可能一步一步地实现。这一切都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习近平同志2016年在“五•一七”讲话中，讲到“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这个“起点”就是指十月革命，而不是指此前对马克思主义的零星介绍。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对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转折意义，突出地表现于在十月革命前后的时代中心问题的转换和中国思想界基本格局的变化上。所谓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到俄国十月革命前，所谓“古今中西”之争，即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和思想文化论争的中心问题。毛泽东指出其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与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十月革命后情况就不一样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无产阶级世界观和社会革命理论进入中国，成为影响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一种思想文化，它也是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文化，时代的中心问题就不只是“古今中西”之争，而是必须同时考虑到马克思主义这个重要维度，变成中、西、马三者的关系问题了。时代的中心问题发生了变化，中国思想界的格局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从新学派与旧学派之争、西学派与中学派之争，变成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派三足鼎立，或者说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格局了。一百年来这种思想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只不过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各派思想的表现形式不同，各派力量的消长有异，相互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了而已。其中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百年探索，始终代表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它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的探索正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

▲:请您举一些实例来具体说明十月革命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李大钊曾经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俄国十月革命后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东西文化论战中，李大钊虽然也赞成“东方文明主静，西方文明主动”的观点，但他是明确主张西方文明高于、优越于东方文明的，认为“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他同时是一个东西文明调和融会论者，明确主张：“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在他看来，当前世界的危机，正是由于“挟种族之偏见，以自高而卑人”、割裂两大文明而造成的，因此，只有“二种文明本身各有彻底之觉悟，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这种世界新文明就是既超越东西文明而又能够吸收两大文明之长的“第三新文明”。他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是以当媒介东西之任。”他从十月革命后在俄罗斯崛起的“第三新文明”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明中，看到了挽救当代世界危机的希望，认为它也是中国和世界未来文明发展的方向。“第三新文明”论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一种形态，它是直接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而产生的，在此后百年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引领方向的作用。

提倡此论的除了李大钊之外，还有他在中共建党时期的战友、后来又脱党的著名民主人士张申府先生。张在1925年写的《第三文化之建设》一文中说：“保守东方旧化说不可行，移植西洋旧化说不可行，机械地融合东西两化说也同一样地不可行。”“今日欲超出两旧文化而建一种第三文化，乃在顺‘物质’之可能，先就物质的基础，而引之趋合于理想。为理想之形成应将东西所有旧有的东西，都加以估重、评衡，及别择。一脚踢与一兜包的办法，是同一样地要不得的。”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本来相对于中国的封建文化来说是一种新文化，自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它也变成一种旧文化了，所以张申府说要超越“两旧文化”而建立一种“第三文化”即社会主义的理想文化。他也明确意识到，第三文化之建设不能全盘否定两旧文化，而是必须对其进行重估、评衡和选择。他的这种思想之合乎逻辑的发展，就产生了后来的“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的文化主张。

我们从李大钊和张申府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到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思想界的深刻影响。

二、“马魂中体西用”是百年中国文化发展的正道

▲：方老师，您在1990年的一次谈话中，把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看作是七十多年来文化论争中的三个主要派别，并且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来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主张。2006年，为了解决中、西、马三“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问题，您又提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新思路。这些都是从宏观的视角来总结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道路，您的思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接受了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任务，由于课题规模较大，后来又延续到“八五”规划。经过十年现代新儒学研究,我对中国现当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格局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包括对其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到后期我关注的重点实际上已经转向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了，因为只有这一派能够正确处理中、西、马的关系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方励之重新举起了“全盘西化”的旗帜，贬低中国文化、鼓吹西化的政论片《河殇》也很博人们的眼球。另一方面，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在各种场合大讲“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复兴儒学”、回归传统的思潮势力和影响也不小。在众声喧哗中，本来在中国大陆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派反而显得声音比较小，说话不硬气，“批判继承”等等往往被看成是老生常谈。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1987年，张岱年先生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主张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新中国文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树立起了一面鲜明的文化旗帜，以后情况就逐渐发生了变化。我本人是非常赞同张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所以在1990年那次谈话中以“综合创新”来代表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主张。之所以归纳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我在2002年答《哲学动态》记者问时已有所说明：因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批判继承”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化方针，大家都比较熟悉，所以我想把“综合创新”文化观与党的文化方针联系起来，应能就中国近现代文化论争的主题，给予一个比较完整明确的回答。

后来发现这个概括也有缺陷，就是它只回答了古今中西问题，而没有对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论争的中心主题——中、西、马的关系问题给予回答，所以我在2006年又做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新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怎样实现文化上的综合创新呢？在我看来，其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要按照“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的思路，把作为文化资源的中、西、马三“学”科学合理地整合起来，实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和西方文化（外来文化）的“他山之石”地位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辩证统一起来，“坐集千古之智”，创造具有博大气象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我认为这种“马魂中体西用”三学合一、综合创新的观点，是符合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论”之精神实质的，也是符合李大钊“第三新文明”论和毛泽东“古今中外法”之精神实质的。

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选择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命运。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百年中国现当代思想史表明，“马魂中体西用”三学合一、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明显优越于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和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论，也优越于折衷主义的“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是被历史和人民选择的一条最符合中国现实需要的文化发展道路，也是唯一走得通的道路，所以说是一条正道，一条大道，一条必由之路。无论是五四时期的文化论战，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得出的结论都是这样。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是这两次文化大讨论所得出的历史结论。文化道路选择和思想路线之争贯穿于整个中国现当代思想史，它在今天也同样尖锐地存在着。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都强调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说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仍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僵化”、“西化”、“儒化”之路都是走不通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

▲：方老师，您在多篇文章和谈话中，都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联系在一起，那么，由此我们能不能说党的文化方针是百年中国文化发展正道的集中体现和典型代表呢？

●：可以这样说。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一条就是讲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正确的文化方向，比如前面讲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无疑都是那个时代先进文化的代表。“马魂、中体、西用”就是其先进性的最重要的表征：一是坚持以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是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本民族文化的优质基因血脉相连，三是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作为营养，能够集合这几个方面优势的文化自然是先进文化。这在我们党的领袖的有关论述和党的决议等重要文献中可以找到充足的根据。

比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来处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问题的。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界定为“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同时十分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批判地清理和继承古代文化“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并且主张“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在我看来，这些论述都体现了“马魂中体西用”的精神。

党的文献中有关文化问题的论述也不少。比如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个表述既阐明了这种文化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又高屋建瓴地回答了古今中西问题，“立足本国”就是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又如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基本内容之一，在分别为“灵魂、主题、精髓、基础”的完整理论体系中居于“灵魂”的地位。文件中也有“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论述，在讲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时，强调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我们看到，在这个重要文件中，实际上“马魂”“中体”“西用”都讲到了，马、中、西分别处于“灵魂”、“主体”和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的地位。

我们党对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中、西、马关系的重视,在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八•一九”讲话）和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即“五•一七”讲话）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在“五•一七”讲话中，他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就是对“马学为魂”思想的明确表达。这个讲话还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三大特点：一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二是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三是体现系统性、专业性。我体会三大特点集中到一点，就是体现主体性。主体性实际上就是中国性。“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声音”“中国话语”“中国梦”等等，是习近平讲话中经常出现的概念。这是很自然的，离开了中国性，就没有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可言。另外，他也强调要坚持对外开放、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方针，提倡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指出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既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拿来，照搬照套。可以说，习近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铸马学之魂”“立中学之体”“明西学之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党在近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坚持走“马魂中体西用”三学合一、综合创新的正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非常丰富，非常值得认真总结。

三、文化体用论的范式创新

▲：“马魂中体西用”论为回应和解决百年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中、西、马关系问题,确实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释模式，传统体用二元模式在这个现实问题面前就显得有点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了。您长期研究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以及它在文化问题上的运用，关注文化体用论在近代以来的发展演变，请您作简要说明。

●：我是2006年张岱年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时候，在学习他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和有关文化体用问题的论述的基础上，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的。这个提法本身受到了经济学家杨承训先生的启发，但我思考的依据主要是张岱年先生的有关论述。

张先生是最重视文化体用问题的学者之一，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有两种主要涵义，它们都曾被用来处理文化问题，张先生认为都有一定的意义。第一种是讲实体与作用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过“民族的存在是体，文化的内容为用”、“社会存在是体，社会意识是用”等命题，显然这是一种“器体道用”的体用观。第二种是讲原则与应用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过“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体，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是用”、“民主为体，科学为用”、“今中为体，古洋为用”等命题，这就是一种“道体器用”的体用观了。前者强调“体”的主体、实体义，后者强调“体”的主导、形上义。这两种体用观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主张体用统一，反对“体用殊绝”即体用割裂。以胡瑗、李颙等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体用观是在第二种意义讲的；清末张之洞等人的“中体西用”论也继承了这种意义，但它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讲体用，又违背了传统文化体用观中体用、内外之学统一的精神。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是向“器体道用”体用观的复归，这正是曾经被贺麟先生批评为“体用颠倒说”的一种观点，而与冯友兰先生“用机器、兴实业等是体，社会之别方面底改革是用”的观点比较接近。

这些情况张岱年先生当然都十分了解，但他仍然把文化体用论当作是一种“处理文化问题的中国方式”，即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来继续进行探索，力图综合体用范畴的两种涵义，讲清楚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中、西、马关系问题。他的努力典型地体现在这段话中：“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而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文化的指导原则。科学技术等等都是为这个民族主体服务的，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张先生虽然还是在体用二元模式中来论述这个问题，但是他已经把社会主义指导原则与中华民族这个新文化建设的主体区分开来，也就是把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道体器用”之“体”与“器体道用”之“体”区分开来了，认为科学技术等等是为这两个“体”服务的“用”。他已经试图把文化体用论与民族主体论结合起来，共同来说明新文化建设中的中、西、马关系问题，所以我说他离“马魂中体西用”论只有一步之遥了。

▲：您是在什么情况下觉得必须将传统体用二元模式变通、发展为“魂、体、用”三元模式的？实现范式创新和转换的关键环节是什么？现实生活中还有哪些事物、现象和关系确实需要用“魂、体、用”三元模式来解释呢？

●：从体用二元模式过渡到“魂、体、用”三元模式的关键，正是把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区别开来，张岱年先生已经这么做了，但是他还没有对二者作概念上的区分。我们进一步做的工作就是用两个概念来对这两个“体”分别予以定位。把主导性之“体”用“魂”这个概念来标示，借鉴了日本“和魂洋才”的说法。日本人讲“和魂洋才”，与我们中国近代讲的“中体西用”有相似之处，“魂”和“体”都是指精神指导原则，“才”和“用”是指原则的具体运用。我们用“魂”这个概念来标示形而上的主导性之“体”，那么“体”这个概念就专指作为主体、实体、载体的“器体道用”之“体”了。对于这个概念区分，人们还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从学理演进来说，“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形成并没有经过十分曲折、复杂的过程。“魂、体、用”三元模式是对传统体用思维的变通和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从讲清楚百年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中、西、马关系来说，“魂、体、用”三元模式确实是有现实需要的，也是有解释效力的。“马魂、中体、西用”的定位比较准确，所以能够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和支持。我经常说，客观世界的事物、现象和关系是复杂多样的，有的可以用体用二元模式来说明，有的需要用“魂、体、用”三元模式来说明，有的还需要用其它多元“兼和”模式来说明。我认为张岱年先生提出的“兼和”范畴非常重要，它用“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和而不同”、多样性统一的原理丰富了中国特色的辩证法理论，也为三元和多元“兼和”模式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魂、体、用”三元模式既然能够说明客观世界中的一类事物、现象和关系，那么它就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比如人作为生命体有一个魂体关系问题，魂体结合、魂体相依才能发挥活的生命有机体的作用，如果魂体分离，魂为“游魂”、体为“枯体”，那么就丧失生命的意义和作用了。这个道理范缜在《神灭论》中就已经讲得很清楚。文化是有精神生命的事物，因此在研究文化现象时要特别重视“魂、体、用”三元模式。不仅可以用它来说明一个文化体系中三种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如当代中国文化中的“马魂、中体、西用”，传统中医哲学中的“儒魂、道体、释用”；也可以用它来说明一个文化体系中“魂体相依、强魂健体方能成大用”的关系。我经常举的例子是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中的“仁魂、礼体、和用”。当代中国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魂”，以多种文化载体和传播形式为“体”，二者结合才能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之“用”，也是这种关系。

▲：那么，“魂、体、用”三元模式有没有一定的学理根据呢？

●：我首先是从王船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上下无殊畛，道器无易体”、“物之体则是形”等论述，即“尽器贯道而统之于一形”的思想受到启发，意识到如同“道、形、器”一体一样，“魂、体、用”三者统一也是可以成立的。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可以拓宽思路，加深认识，比如庞朴等学者对“一分为三”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揭示，就有助于确立“魂、体、用”三者统一的思维模式。加强对文化体用论与主体论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研究，也是拓宽研究思路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曾经提到在张岱年之前，李大钊在“民彝”说中就已经试图用人民主体论的思想来贯通体与用、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了。先辈们的这些探索对我们都很有启发，都非常值得重视。

“马魂中体西用”论是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深化，其主要结论确实是从张岱年先生的有关思考和论述中引申出来的，可以说是“接着张岱年讲”。比如张先生一直非常重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问题，他说民族主体性就体现在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主动性和自觉性中。同时他认为以原则与应用、本质与现象谈体用的传统文化体用观也有一定的意义，那么他就必然会走文化体用论与主体论相结合的路子，这条路走下去就会走到“马魂中体西用”论。2002年我讲要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如何深化？我从历史、理论、方法等四个方面讲了一些初步想法，但当时还没有形成“马魂中体西用”的思路。2006年通过总结张先生的文化思想，从文化体用论的范式创新角度实现了一个认识跃升，用“马魂中体西用”的思路去理解张先生思考的那些问题，一下子就豁然贯通了。2007年我再次讲如何深化综合创新文化观研究的问题时，补充进去了“马魂中体西用”等内容，一共讲了十个方面，就显得比五年前要深入和通透一些了。

四、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学术范式

▲：方老师，您对“马魂中体西用”的研究，一方面重视总结百年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另一方面重视理论思维的范式创新，对传统体用思维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十分重视它的方法论意义，看是否能对当代中国学术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您曾经指出，“马魂中体西用”是一些成就卓著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共同走过的学术道路，对后辈学人有很强的示范意义；进而提升到学术范式的高度，认为它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有指导意义。您能就这个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再给我们介绍一些您的有关思考吗？

●：非常感谢你们的用心观察和体会，这三个方面确实都是我所关心的。前期可能在前面两个方面用力多一些，后期就越来越重视它的方法论意义了。

过去我比较重视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和文化体用论思想，而对他的引路人张申府先生的思想注意不够。2013年读了他的文集后，我意识到他是中国最早关注中、西、马关系问题，并有独到见解的知识分子之一，在他的“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的主张中，实际上已经包涵着“马魂中体西用”思想的萌芽。比如他在《家常话》等著作中，就非常明确地主张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主宰”、“中心”和“指导”，也就是要以马学为“魂”；同时他也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民主原则》这篇文章中，已经有“以中国为体以中国为本位”的提法了，与我们今天的提法十分接近。张申府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罗素专家，对西方哲学与科学的重视和积极借鉴就更不用说了。二张兄弟都是中国最早自觉走上“马魂中体西用”学术道路的哲学家，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理论最早由他们明确表述出来，我想决不是偶然的。

再一个就是对冯契先生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我在1995年写过文章，主要是论述和表彰冯先生在哲学上追求真、善、美统一的努力；2014年我到华东师大去讲课时说，我现在更加重视的是冯先生“马魂中体西用”的治学路数。他的智慧学说极具特色，其问题意识主要来自中国哲学，目标是要解决“性与天道”的问题；而其理论和方法则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同时冯先生也善于借鉴西方哲学的成果来作中西比较与会通。他的智慧学是中、西、马三流合一、融通生成的结果。

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张岱年先生和冯契先生是我最敬重的两位前辈哲学家。他们都是在青年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受教于国内名师，打下了深厚的中、西、马哲学根底，在学术研究中坚持走“马魂中体西用”的道路，成为20世纪方向正确、最有成就的两位中国哲学大家。另外，认真考察郭沫若、侯外庐、范文澜等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经历，乃至关注一下我们同辈的一些优秀的人文社科学者的治学特点，比如我曾经提到过的陈先达、罗国杰等师友，就可以发现在他们身上有一些共性的东西，除了特别勤奋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矢志不渝地走一条“马魂中体西用”三学合一、综合创新的学术道路。这就对同侪和后学有示范意义，不仅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培养高素质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具有树立典范和引领方向的作用，而且有可能在学术共同体中形成一种主导的学术范式，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有指导意义。

▲：您对学术范式怎么看？

●：学术范式是一个特定学术共同体所有成员都共同认可和遵守的信念、价值、方法、话语等的规范体现，它是长期共同探索、磨合而形成的。具有不同学术立场、价值取向、研究方法和态度的学术群体，往往会有不同的学术范式，它们之间的分歧和对立，深刻地反映着那个时代思想界的复杂情况。比如在三大思潮并存、文化领导权争夺十分激烈的当代中国，就亟需建立一种主导的学术范式，来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与“全盘西化”、“复兴儒学”、“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学术范式的比较和竞争中，“马魂中体西用”的学术范式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它与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完全一致，所以理所当然地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导学术范式。

▲：请您从学术范式的角度,谈谈“马魂中体西用”的方法论意义。

●：从学术范式的角度来说，所谓“马学为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基本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为研究目的，以中国文化为主要学术资源，以本民族话语为表达方式。所谓“西学为用”，就是以其他民族的文化为“他山之石”，作为一种精神资源，作为学习借鉴、比较会通的对象。一百年来，已有三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种学术范式进行了接力探索，它已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规范性，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它运用到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中去。

2014年，来社科院跟我合作研究的“西部之光”访问学者谢青松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认为“马魂中体西用”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他还以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建设发展为例，从政治道路选择、政治学理论研究、政治制度建设三个方面，论证“马魂中体西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内在本质意蕴，是必须遵循的发展方向和理论模式。杨承训先生和他领导的学术团队，更是多年来坚定不移地坚持“马魂中体西用”的经济学发展方向，学术成果丰硕。文艺理论家董学文教授也曾明确表示，“马魂中体西用”的理论模式对文学理论建设也具有指导作用和启迪意义。天津的陈寒鸣同志主张按照“马魂中体西用”的思路来建设当代中国的行政管理学，河南的李庚香同志倡导建设“马魂中体西用”的中原学。已有不少学者意识到，当代中国的伦理学、教育学、法学、军事学、思想史等学科建设，都应该重视并践行“马魂中体西用”的学术范式，才能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真正科学的学术体系。习近平“五•一七”讲话中强调要加强三个体系建设，其中学科体系建设是宏观布局问题，学术体系建设要在各个学科落实，就需要有包括正确指导思想在内的成熟的学术范式来指导和引领。在一定意义上说，话语体系建设也是学术体系建设的一部分。所以我非常重视“马魂中体西用”作为当代中国主导学术范式的意义，也就是它的方法论意义。

“马魂中体西用”不仅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学术范式，它对某些人文特征比较明显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比如钱学森先生就认为，医学的未来发展，必然要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吸收西医重视微观精细分析和实验方法之长，回归中医系统整体观的路子。在他看来，中医把人体看作是一个系统整体，人与自然、社会是一个更大的系统整体的观念，比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方式要高明。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而不是西医，医学发展的前途只能是中医现代化，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系统整体观的道路上来。也就是说，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中体西用”的道路，而不是走“西体中用”的道路。

五、“马魂中体西用”的实质内涵和关系结构

▲：我们注意到，关于“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您从（一）它是百年中国文化发展的正道，（二）它与党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高度一致，（三）它是文化体用论的范式创新，（四）它是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深化，（五）它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学术范式，（六）它是一些成就卓著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共同走过的学术道路六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说明。关于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它的实质内涵是什么，您能否再简单梳理和提点一下？我们注意到，有些认同和支持“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文章，将“中学为体”的“中体”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或历史上某种具体的思想学说，您如何看待此类理解？

●：我想用“‘马学为魂’是第一要义，‘中学为体’是中心环节，‘西学为用’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开放品格”三句话，来概括“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理论内涵。

“马学为魂”的涵义应该说很清楚，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能够把两种不同性质的“哲学社会科学”区别开来的东西，能够决定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道路和前途命运的东西，你说重要不重要？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把是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否高举起“马学为魂”的旗帜，看作是“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第一要义，就是首先必须坚持的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条。

为什么要坚持“马学为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政治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宪法规定的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我们必须尊重和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与潮流，反其道而行之是违法的。从学理上说，我最看重的是两点：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指导意义；二是坚持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价值立场，那么在价值观上就优于、高于一切传统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所以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之“魂”。

“马学为魂”作为第一要义，不仅有很有说服力的正面道理的支持，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它往往是思想界认识分歧和争论的焦点，也说明这个问题的特殊重要性。自由主义西化派不赞成“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既不赞成“马学为魂”，也不赞成“中体西用”。文化保守派不赞成“马魂中体西用”论，他们主要是不赞成“马学为魂”；对于“中体西用”，他们的解释与我们也不同。所以在今天中国思想界，“马学为魂”作为第一要义受到的挑战还是相当尖锐、相当严峻的，而且情况比较复杂。因为这两派心目中都另有“魂”和“第一要义”，不是以打着“普世价值”旗号的西方自由价值观为“魂”，就是以维护专制等级社会的儒学、儒教为“魂”。我们不能回避社会思潮多元化这个客观现实，但是任何社会都只能有一种指导思想，宪法规定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我们以“马学为魂”为第一要义就是维护宪法的权威地位。而有的人，比如蒋庆等大陆新儒家，就明确提出要用儒学、儒教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即所谓“王官学”地位和“宪法原则”地位。他们还提出“阵地战”的策略，要通过占领一个一个文化阵地来同马克思主义争夺文化领导权。这倒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马学为魂”之所以为第一要义，就是因为它所体现的正是文化领导权的思想。这是各派必争之“权”，对于当代中国掌握着文化领导权的主导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努力维护，决不能掉以轻心。

“中学为体”是中心环节，是要说明把“马魂、中体、西用”三者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的是“中学”即中国文化。“中学为体”强调的是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我在1988年就提出了“接受主体”这个概念。“马魂”和“西用”只有被“中体”所接受，与中国文化有机结合（更深刻的提法是有机“化合”），才能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分别起到指导思想和“他山之石”的作用，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必要的思想资源。把三者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的中心环节，就是富有生机活力并极具包容性的中国文化。在“马魂、中体、西用”三者的关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也最引人关注的是“马魂”与“中体”的关系，因为在体用二元模式中，它们与西学的关系都曾处于“体”的优先地位，不过一个是主导性之“体”，一个是主体性之“体”。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两个“体”分清楚了，它们实际上是“魂”与“体”的关系。我曾经讲过，很难把它们套进某一个固定不变的体用模式中，它们之间不是体用关系，而是一种相需关系，是魂体相依的关系。所以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就不能用“谁决定谁”、重体轻用的思维方式来简单化地处理二者的关系。

你们提到有的人把“中学”这个概念理解得比较狭隘，有些随意，比如把它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概念等同起来，甚至与某个学派、某种具体的中国学问等同起来。这种情况可能是有的。2006年我在三封信中的提法是：“中学为体”即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又说：它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只有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才能够作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主体”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体”，某一阶段、某种形态、某个流派的中国文化都不足以担当此任。这里讲的“中学”显然不只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它也包括中国近现代文化。我对中国文化生命整体的把握，是着重阐明其能动创造义和博大包容义。能动创造义就是张岱年先生常讲的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自觉性、能动性，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博大包容义是指中国文化具有善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之优长，来发展滋养自己的“有容乃大”的品格和传统。林存光等学者注意到，提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接受主体”四个概念来共同论证和进一步强化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是前所未有的，就连最重视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新儒家，也没有达到这样全面深刻的认识。

“西学为用”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开放品格。“西学为用”就是“洋为中用”，“西学”是指一切洋文化即外来文化。我对“西学为用”的解释也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是相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马魂”来说，它是“应事之方术”即原则的具体应用；一个是相对于“中体”来说，它是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这就是张岱年先生讲的“两个服务”，实际上是两种意义上的“用”。“西学为用”是在当代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中对“西学”的定位，并不是说“马魂”、“中体”就没有自己的“用”了。按照“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传统体用观，各种学说体系都有内在的精神指导原则和“达之于外”的“应事之方术”，都有其体用、内外之学。这是两个不同“问题域”中的问题，既不能混淆起来，也不能互相对立起来。

▲：请您再说明一下“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关系结构，为什么说是中、西、马三“学”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而不是无原则的拼凑，杂凑式的拼盘？

●：前面讲文化体用论的范式创新时，实际上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了。

在文化综合创新中，把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区分开来，才实现了从体用二元模式到“魂、体、用”三元模式的过渡与转换。中国传统体用思维之所以被长期沿用，就是由于它有一个显著优点，即主张体与用的统一。无论是实体与作用的关系，还是原则与应用、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都强调“体用一源”、“体用相即”、“体用不二”。这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并不是人为的主观构想。体用二元模式发展、转换为“魂、体、用”三元模式后，用来讲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的关系，还是继承了这种辩证法的精神，就是强调要把三者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刻意突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一面，唱“三岔口”。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从李大钊讲“第三新文明”，毛泽东讲“古今中外法”，到张申府、张岱年兄弟提出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理论，提出“兼和”范畴来支持这种理论，都是主张充分发挥三种文化资源各自的优长，发挥其中的正能量，把它们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革命的创造的化合体”，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在方法论上，他们强调三流合一不是折衷主义的“平庸的调和”，无原则的混合，而是“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不是外在凑合的大杂烩，而是内在的“有机的化合”，是“内里之综”、“化合的综”。“马魂中体西用”论是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深化，把马、中、西三者的“魂、体、用”关系揭示出来，我想它应该在前辈探索的基础上，把这种文化观的辩证法内容进一步充实和丰富，更加接近客观真理，而不是后退。

六、对若干批评和质疑的回应

▲：“马魂中体西用”论提出11年来，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报刊上和网上论及这个问题的文章已超过150篇，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有十篇以上。在这些文章中，大多数是正面肯定、赞同、支持“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同时也有一些批评和质疑的声音。方老师，您愿不愿意在这里对批评和质疑的观点做一点回应？

●：首先，我要感谢所有关注这个问题并发表意见的学界人士，包括发表批评和质疑意见的人。有那么多人关注和热心参与这个讨论，不仅彰显了“马魂中体西用”论本身的价值，而且也帮助我认识清楚了一些问题，使我对这个理论越来越有信心了。

对“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批评和质疑，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就是我定位为第一要义的“马学为魂”，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乃是意料中事，它必然会成为我国思想界不同派别争论的一个焦点。一些人对“马学为魂”的激烈批评，就在事实上证明了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断：是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也有个别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学者，认为只讲“马学为魂”还不够，还不能全面体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基、内核、核心话语和基本学术范式，还没有解决马学与“国学”谁决定谁的问题。另一个认识分歧的焦点问题是对体用思维模式的看法，批评也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人批评“马魂中体西用”论还是沿用了传统的体用范式，而体用范式已不适合于说明今天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体用之辩应该终结”。另一方面也有人批评“马魂中体西用”论没有坚持“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传统体用思维，没有完全“照着讲”，在他们看来，提出“魂、体、用”三元模式就是“叠床架屋”，就是“杂凑式的拼盘”，甚至是“精神分裂”。

关于“马魂中体西用”问题的不同认识，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当今中国思想界意见纷纭的复杂情况。我觉得确有用客观理性分析的态度，对某些批评和质疑意见做一点回应的必要。

大家心里都明白，自由主义西化派和文化保守派等“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阵营的人士，都是不赞成“马学为魂”的。但对此公开批评的文章并不多，可能有些人是采取“懒得理你”的态度，其中也有避免与主流意识形态直接冲突的考量。有一个自称“铁杆反马列派”的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在网文中指责“以马为魂，置于首位，中体和西用都被架空”。他的观点是必须以中学为体、以儒学为魂。这里表现出来的基本理论立场的分歧，他和我们一样都认为是不可能调和的。不仅大陆新儒家不认可“马学为魂”，港台海外新儒家也是一样。我和杜维明、成中英都有三十多年的交往，我对他们为中国哲学与文化走向世界所做出的贡献高度评价。他们早年论著中有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但在与大陆学界有所接触并有较深交往后，态度有明显转变，后来他们也讲儒学要与马克思主义对话，主张中、西、马良性互动。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也认可“马学为魂”了，改变了其长期形成的新儒学理论立场。比如杜维明先生在一次国际会议的发言中说：“试问一个才不到百年的湍流如何抗拒有五千年源远流长的大河，只有融入才有前途。马克思的儒家化比儒家的马克思化较合情理。”显然他还是坚持以儒学为“文法”、以马克思主义为“词汇”的观点，是这个观点在“谁化谁”问题上的再次明确表达。2015年在上海召开的纪念冯契先生百岁诞辰学术研讨会上，成中英先生提出“中本、西体、马用”说来同我讲的“马魂、中体、西用”唱对台戏，颇为引人注目。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对中、西、马三“学”的这种不同定位，反映的正是现代新儒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在文化立场上的根本歧异。

至于个别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对“马学为魂”的质疑，不难看出也有一些学术上的盲点。一是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史不熟悉，对“中体西用”论的基本评价不恰当，误以为“马魂中体西用”论只是在“中体西用”前面简单地加上一个“马魂”，而看不到其中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看不到“中体”已从主导性之“体”转变为主体性之“体”了。二是不了解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中、西、马关系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体现民族主体性的中国文化是一种“魂体相依”的关系，想用“谁决定谁”的思维方式去说明显然是不对路的。而且质疑文章也是在“中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学”概念之间画等号，所以才特别强调“谁决定谁”的问题。三是把不同“问题域”中的问题混淆起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西、马的关系中处于“魂”即指导思想的地位，同时它自己也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正如严复所说的“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的西学之体用”，马学也有马学之体用。不仅如此，也完全可以在“马学”中讲出魂、体、用的关系来。那么，把根基、内核、核心话语、基本学术范式等等都统统归之于“魂”的概念，当然是不合适的。习近平同志“五•一七”讲话中已经明确表达过“马学为魂”的思想，刘云山同志去年5月19日在宣传文化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专题会议上也强调指出：“要牢牢把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灵魂”。在其它中央文件和领导同志讲话中，也多次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地位,我想“马学为魂”这个提法还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在学术界，我们感到更多的批评和质疑是针对体用思维模式，您对此怎么看？

●：是的，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体用模式不能解决中国近代以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应当超越过去的体用之争”，“必须彻底告别体用范式”，“体用之辩应该终结”等等。其中问题的症结，我们在前面实际上已经讲到了，就是传统体用范畴具有多义性的特点，近现代思想家在将其运用来解决古今中西问题时又有灵活性，比如张之洞是在“道体器用”的意义上讲“中体西用”，李泽厚是在“器体道用”的意义上讲“西体中用”，体用范畴的涵义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就大相径庭。有的人正是据此而提出了“体用难题”、“体用困境”、“体用陷阱”等说法，认为体用思维已经过时，必须彻底抛弃、告别、终结、超越。应该说，他们看到的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否只有彻底抛弃、告别体用思维之一途可走呢？我们认为并非如此，而且做了走出所谓体用“困境”的尝试，就是首先要把体用范畴的多义性弄清楚，力图兼顾“道体器用”与“器体道用”两种主要涵义，把传统文化体用论与主体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转换和发展出一种“魂、体、用”三元模式，来解决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中、西、马关系问题。只要不把传统体用思维模式僵化，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马魂中体西用”论就是按照这种思路提出来的。体用论是我们民族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理论思维方式，其中包涵着不少真理性的因素，当然它也有局限性。我们不要轻言“告别”、“终结”，而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接着讲”，如何对它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把它熔铸到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体系中去。而且要考虑，对于张之洞、严复、李大钊、冯友兰、贺麟、张岱年、李泽厚等那么多学术大家都曾参与其中，发表过各种见解，认为在今天还有一定意义的文化体用之辩，我们完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行不行？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要不要回答？这段思想史怎么写？我认为也不能简单抛弃、终结了事，而是要把其中存在的问题找出来，作为今天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源和借鉴。

就像“一分为三”说是在“一分为二”说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样，形上、形下统一于“形”的“魂、体、用”三元兼和模式，也是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体用二元模式的基础上变通、发展出来的。应该肯定它们都丰富了中国特色的辩证法。我们不赞成简单否定在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体用思维，也不赞成把体用思维绝对化、僵固化，看不到其多义性和应用的灵活性所造成的种种认识歧异，固守传统体用思维而拒绝任何变通和发展，拒绝任何多元兼和模式。我们根据百年中国文化发展实践对“马魂中体西用”的探索，虽然在思维方式上受到了来自上述两个方面的批评，但只要其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还是会继续采取“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慎言体用而不讳言体用、不离体用而又超越体用二元思维模式的态度，从理论、历史、方法等方面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七、人间正道是沧桑

▲：谢谢您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做了不厌其详的回答。通过您对“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内容涵义、关系结构、产生背景和价值意义的正面阐释，以及对学界一些不同观点的回应，我们觉得好像是上了一堂大课，一堂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文化理论课，许多问题认识更清晰了。请您再简要概括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历程。

●：我是在1987年写《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一文时开始关注和自觉探讨这个问题的。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必须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优越感和崇洋媚外等狭隘感情因素，以开放的胸襟，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批判地借鉴和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经过辩证的综合和扬弃，努力创造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也就是说，当时已经看到了体用二元模式的局限性，解决的思路是从前一年（1986年）发表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受到启发，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正确处理古今中西问题。这已经是一种综合创新的思路，用的正是毛泽东“古今中外法”所讲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1987年6月，张岱年先生在山东济宁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当时并不知道。我是从有关报道和讨论中逐渐意识到这个理论的重要性、现实针对性和旗帜意义的，所以1990年在你们提到的那次谈话中，以“综合创新”来概括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主张。又过了十多年，才进一步意识到中、西、马“综合创新”实质上就是“马魂、中体、西用”有机统一的综合创新。说起来这个探索过程已经有30年了，涉及的问题方面也比较多，可以说始终是以“五四”后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为背景，以文化体用论这个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问题为中心，探讨它现代转化和创新发展的可能性及其实现途径。在这个过程中，问题意识是明确的，但我从来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课题全面系统地考虑过，所以直到今天也只有一个大思路，虽然自信方向是正确的，其实还有不少疏漏之处，道理也讲得不够深透。

经常有同志跟我说，这是一个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建议我申报社科院创新工程项目，或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我都感到自己能力不够，而且年岁大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好在学术界那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文章，做了一些扩展性研究，所以我非常希望有人能够挑起这个课题研究的重担，如能立项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支持当然更好，我自然会采取积极支持与配合的态度。

▲：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马魂中体西用”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正道，坚定不移地走这条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方老师，您对此还有些什么设想？

●：你们问我有什么设想，我也提不出什么新思路来，只是希望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研究深化和系统化，使得出的结论更具说服力，更加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一，系统总结百年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经验和规律，确认“马魂中体西用”三学合一、综合创新是一条必由之路，也是今天必须坚持走的正道。今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两年后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四年后还要迎来中共建党100周年。我认为这四五年是总结研究百年历史的最佳机遇期，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要大力加强和向前推进。研究内容主要是系统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观，特别是在中、西、马三“学”关系问题上的百年探索，包括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中共领导人和中央文件中的文化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学者的文化理论等。

第二，加强对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论、它在文化问题上的运用（即文化体用论）及其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研究，加强对“魂、体、用”三元模式的客观基础、适用范围和所以成立的学理根据的研究，包括对其理论基础“兼和”辩证法的研究，加强对“马魂中体西用”的一些具体个案的深入研究，使这个理论的学理基础更加坚实深厚。

第三，以“马魂中体西用”为主导学术范式，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术体系建设，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的各种教材建设，都要考虑是否遵循和自觉贯彻了这种学术范式。可以说，学术范式自觉是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集中体现。

第四，加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沟通和交流，加强当代中国三大思潮之间的对话和互动，努力改变“道不同不相为谋”和唱“三岔口”的情况，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形成良性互动的学术生态。我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就提倡三大思潮对立互动，对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更应该持全方位开放的态度。提倡“兼和”哲学和综合创新文化观，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把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中的积极因素都充分调动起来，把正能量都聚合起来，避免各据一“学”、互相抵消。

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除了最后一点外，前面几点都是我一直关心和一直在讲的问题。我希望通过全面深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使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新高度，并且“化理论为方法”，有力地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以上几点各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总结历史经验，深化理论研究，加强方法指引，争取良性互动。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说明30年研究这个问题的体会的话，那么我最想说的话是：“百年探索不寻常，人间正道是沧桑。”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