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垃圾电影何以横行：观众不做“背锅侠”！

郭松民

为什么国产影片质量普遍不高？为什么国内编剧导演做不出好电影？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演员还拿着天价片酬？在最近的上海电影节上，业内人士各抒己见，其中“老炮儿”冯小刚的声音格外“刺耳”。

6月18日，冯小刚在第20届上影节首场金爵电影论坛上表示：中国垃圾电影横行，和大批垃圾观众密不可分。他说，你如果不去给他捧场，他就没有生存空间，那制作人就不去制作这些垃圾电影。

恕我直言！“老炮儿”此论可谓集厚颜无耻与争功诿过之大成，体现了中国文化精英一贯爱装白莲花又爱责怪别人的臭毛病。这就好比一家餐馆，长期用地沟油做菜，有一天被揭露了，不仅不老老实实的道歉、赔偿，反而指责顾客：“谁让你们喜欢吃啊？”天下还有比这更不要脸的做派吗？

更何况，和餐饮业顾客可以做多样化选择不同，影视资本还是高度垄断的。正如戴锦华教授指出的那样：太多的院线掌握了话语权，高度垄断造就了观众选择实在有限，他们本身是被动而无奈。

不过，垄断只能解释出垃圾的责任不在观众，但不能解释为什么出这么多垃圾？要知道，垄断只是一种市场生态，在这种生态下，可以出垃圾，也可以精品。好莱坞也是高度垄断的，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精品还是主流。而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中国电影，则在垄断的条件下出了太多的垃圾，精品可以忽略不计，或许《钢的琴》可以算一部。

以“老炮儿”冯小刚为例，他自己拍的、并且甚为得意的《集结号》就是一部成色十足的垃圾电影。

首先，这部电影中主要角色们的扮相就不伦不类，分不出是国军还是共军；

其次，这部军事主题的电影违背了最起码的军事常识，比如我军的号谱上根本就没有“集结号”，只有“集合号”；

第三，这部电影对解放军内部的关系做了完全错误的描述；

第四，谷子地和他那伙靠哥们义气聚合起来的九连，又杀俘虏又搜腰包，根本不遵守解放军的纪律，天下有这样的人民解放军吗？

第五，这部电影完全否定了解放战争的正义性，把解放战争表现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自相残杀。

有此五点，《集结号》难道还不是垃圾？不仅是垃圾，而且还是有毒的垃圾。

其他导演拍摄的电影垃圾也很多。

作为中国电影大片开山之作的张艺谋的《英雄》，其主题是宣扬主动做奴隶，因为放弃抵抗就可以换来“天下”的和平，难怪有人猜测《英雄》是献给2003年刚刚打下伊拉克，势头正旺的小布什总统的；

陆川的《南京！南京！》中，中国人都是苟且偷生的，唯一有反思能力的居然是一个参与屠城的日本军官。陆川的另一部电影《王的盛宴》中，中国历史变成了“无耻者胜利，高尚者失败”的历史，历史的大是大非则被湮灭在无边黑暗中了；

黄建新执导的《建国大业》，云集众多明星，但对新中国的诞生做了一个完全错误的解读，似乎新中国不是建立在人民革命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承诺的基础上；

非行编导的《全民目击》，让富人在占领财富高地的同时也占领了道德高地。作为一个阶层或阶级，中国的暴富一族被假设为讲道德的，因此他们的财富、地位也就不再需要受到质疑。显然，这种假定排除了一个新的更为平等社会出现的任何必要性；

郭敬明的《小时代》连拜金主义也说不上，展示的只是恋物癖。林萧、唐宛如、南湘可以十分享受地接受富豪同学的高傲、冷漠、刻薄以及怪癖，甚至不惜以精神上的弱智与身体上的出丑而表现出某种“低贱的无辜”，作为“土豪”之精英、之高贵、之美丽的可笑陪衬，这帮闺蜜跟班不停地装傻卖萌，不敢决裂，目的就是能够分得奢侈消费、高档享乐的一杯残羹冷炙，并为获得“土豪”施舍的这种恩惠而欣喜不已、心满意足——我贱我享受！

在薛晓路的《北京遇上西雅图》里，美国是唯一可以想象的伊甸园。主人公面临的所有困境，最后都通过“重返美国”来解决。靠着对美国的想象来回应当下中国人面临的困局，是中国主流电影的普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想象造成了很多盲目迷信美国的受害者；

吴宇森的《太平轮》，则完全用国民党败兵、国军遗孀的视角讲述解放战争。把1949年中国大陆的解放描绘成一场大劫难，而台湾才是能够让心灵和生活重归安宁、安全的归宿与故乡，这个故乡还是建立在日本殖民者留下的基础上，要把日本人未完成的曲子谱完；

……

不再一一例举了。凡此种种，皆为垃圾。晚近三十多年的中国影坛，恰如一个三十年未打扫的奥吉亚斯牛圈，引来东海之水，都不见得能冲干净。

中国的电影人，为什么制造了这么多垃圾，还自我感觉良好？

大的历史背景，和冷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废墟上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的面目重返，并宣布全部历史终结，任何对新的未来可能性的想象因此也成为非法。以市场化、私有化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把电影裹挟其中，同时也成为电影的内部逻辑。

什么意思呢？电影成了和别克汽车、LV包、麦当劳汉堡一样的商品，其最高的原则就是利润。冯小刚在《集结号》上映后，自己也对记者说他别的不在意，只在意市场。这实际上意味着电影人主动放弃了对价值的坚守和追求，这就是出垃圾的主观因素。

一个人开餐馆，如果把利润看的至高无上，就会使用地沟油；一个人拍电影的，如果也把利润看的至高无上，则就会出垃圾。这两者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老炮儿”不会不明白这一点，恐怕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而新自由主义成为电影的内部逻辑，则意味着把现实的一切不合理，一切弱肉强食、剥削压迫，都加以美化，并暗示这样的秩序是天经地义、永恒存在的。

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电影构建的世界里，普通人除了发财（只是想象中的）、适应现实的市场逻辑以及去美国之外，再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更不要说去试图创立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关系了。

一切的反抗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反人类的，只有腐朽的、残忍的东西才是值得留恋的，比如《罗曼蒂克消亡史》。

电影完全失去了批判现实的能力，也失去了想起未来、张望新世界的能力。中国电影只是告诉观众要接受命运、享受苦难、自暴自弃。

虽说大的时代背景如此，但电影人也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或者反抗，或者顺从。《钢的琴》就是一种反抗，《让子弹飞》也是一种反抗，在文学作品中，曹征路教授的《那儿》也是一种反抗，但大多数的电影人选择了顺从。

为什么顺从？作为文革失败的一种后遗症，中国的文化精英（电影精英是其中的一部分）自八十年代以后就陷入了一种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失魂落魄，不相信任何崇高的、超越性的价值，也失去了和现实生活的联系，除了顺从与迎合，他们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

如果再指出一个技术上的原因，则是严肃的电影批评的缺位。其实严肃的批评是存在，但都被贴上了“左”的标签，完全被封闭在主流舆论场之外。类似冯小刚这样的电影精英，能够看到的只是毫无思想含量和文化含量，以营销为主要目的的“娱评”，这些“娱评”的主要功能，就是把垃圾说成是黄金，可以让“老炮儿”们自我感觉良好的大量生产垃圾。

不能不感叹，三十多年来，以防“左”为名拒绝严肃的批评，大大降低了整个中国文化界、影视界的思想和道德水平，乃至智商。而其产生的客观后果，就是让中国影坛变成了好莱坞、乃至宝莱坞耀武扬威的跑马场。

中国电影需要振衰起敝，垃圾遍地的状况必须结束，正视垃圾产生的原因，必须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