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只是文学兼论方方举的“言论自由”的破旗

李旭之

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的小说《软埋》，不仅《人民文学》给印刷发行，而且还颁给了路遥文学奖。之后民间人士对《软埋》进行揭批，揭露《软埋》是替土地革命中被镇压的地主招魂，鸣冤叫屈，翻土地革命的案。在众多的批判之下，这部小说已被停印，书店书商下架停止销售。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能出现以反共产党革命历史的怪异之相，真是难以想象，可能是古今中外各个政权中仅有的特例。在挺方方的势力中，有一种声音说，“文学只是文学，不应将文学政治化，更不能用政治来评判文学作品。”这表面貌似着些道理，好像是说井水是井水，河水是河水，河水不该犯井水，很有些迷惑性。但文学只是文学吗?果真河水不该犯井水吗?

中国的文学独立出来，是在近代。古代中国，文学与史学、哲学等紧密相联，自古文史哲不分家，直到近代，西方的文学分科体系进入中国，文学才独立成一个学科，并将从事文学作为了一种职业——作家。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好像作家独立于政治。但事实是这样的吗?即使在西方，作家也脱离不开政治，在近代西方的作家中，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有莫泊桑、巴尔扎克、狄更斯、司汤达等人，浪漫主义作家有写出《悲惨世界》的大作家雨果等人，按照阶级分类，还有资产阶级作家，还有高尔基等无产阶级作家，因此有哪个作家能脱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呢?中国人误解西方作家，也误解了文学，不仅现在，八十多年前，鲁迅先生曾批评过当时所谓的“新鸳鸯蝴蝶派”文学，是“人民开始觉醒的道路上的麻醉药和迷惑汤”，是“新的才子+佳人”;周作人常以草木虫鱼做散文，好像与政治无关，纯文学了，可是日本人一占领北平，倒是做起了“华北政委会常委兼教育总暑督办”等几个汉奸职务。

一句话概而言之，所谓“文学只是文学”，是用来反对“因言获罪”的挡箭牌罢了。在这自由民主时代，好想对自由限制，便似犯了天条，是大逆之罪，而不讲什么“自由”了。“自由”在这些人口中，便是无限的自由。世上真有无限的自由吗?还需首先搞清楚这个首要问题。

人是社会人，活于世，不可能不与他人接触交流，人不能独自活在世界上，所以人的属性只有唯一的一个，即人的社会性。因为人的社会性，人才称之为人，所以人在社会上必然要与他人交往、碰撞、交流，自己的自由也会与他人的自由相碰撞，如果自己的自由无限，则他人的自由必然受限，两厢自由的碰撞便会产生矛盾。比如一筐梨，原定四个人分吃，如果有一人认为这筐梨都该属于自己，另外三人便无梨可吃，如此而来，不产生矛盾才奇怪，也许少不了对那人的一番拳脚。而这人如果仍以他有无限自由，三人打他是侵犯了他的自由，也许挨揍得更厉害。所以在这个事例中，如果双方都以无限自由行事，这件事情便无从解决，而只有双方各让一步才能和平解决吧，而让步就是牺牲自己的无限自由中的一部分，使自己的无限自由变成了有限自由。也只有在有限自由的条件下，每个人才能与他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社会，才有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因此，人的自由只能是有限的自由，任何自由都是有活动边界的自由。

从人与人再到人与社会，自由关系将变得更为复杂，个人的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限制更多，大到国家制度对个人的限制，等级制对人的限制，再小到能接触或者没有直接接触的人的限制。在封建社会，人都要受到封建王权的约束，如果不服从、违背制度和悖逆王权，就要受到严厉制裁，其反抗者，被定为大逆之罪，大逆是十恶不赦之首，封建帝王历来对谋逆、大逆都是下手打击最狠的——腰斩弃市，连坐，诛灭九族以致十族，等等。即使文字，也可能会招来祸端。清朝的文字狱已是众人皆知的历史恶迹。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司马迁在《史记》中写有“太史公曰”的评说，出于朝廷的压力，写完之后，便藏于深山。直到其外孙杨恽，到汉宣帝时才公布于世。而其外孙杨恽，因一篇《报孙会宗书》，宣帝将杨恽腰斩于市。苏轼，宋代大文豪，也因乌台诗案贬放黄州。因文字不只是文字，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首创了“春秋笔法”，“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将自己的思想倾向曲笔写入文字之中。

以上是历史上因文章而有的事例。这些事例不能证明今天的方方们如司马迁、杨恽等人，而正恰恰相反。

在封建社会，在那样一个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王权社会里，因文章受到迫害的多是为民请命、为民直言、抨击朝政不清等正义人士，这些受到伤害的人士，对于今天的我们看来，正是我们所要肯定和颂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社会，与封建社会反过来，在今天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或因其文章受到限制和封杀的，决不会是能与司马迁等人相比肩，他们没有那份资格，如方方们，以小说为地主翻案，仇视诋毁解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的土地革命，这是与多数人为敌，它伤害的是社会大多数人的情感，伤害的是历史的、革命的正义性，是理所应当受到抵制和封杀的。

方方们以所谓的“自由”为自己叫屈，附随者以“文学只是文学”为方方护驾，他们都忘记了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社会。他们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难道能够容忍方方们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历史吗?难道能够容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阶级所推翻了的地主阶级招魂吗?对于方方们的招魂小说，难道维护党和社会主义的正义人士就不挺身而出予以揭露和批判吗?难道能够容忍方方们不以被批判的丑陋小说为讨论对象，却企图以扣上“文革极左”的政治帽子致批判者于政治死地而束手被俘，任由其政治棍棒乱舞吗?难道能够容忍方方的小说不仅获得印刷发行和获奖，而且还得到一些主流媒体对正义批评者的攻击，而我们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却无动于衷，充耳不闻，还能够不值得警惕吗?难道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种“吃饭砸锅”的问题还不是严峻的现实吗?

文学，从来不只是文学。文学作品是作者思想的产物，其中包含着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作者在某个方面的一种思想体现，鲁迅的作品只能是鲁迅的思想，认同鲁迅思想的人会喜欢鲁迅的作品，而与鲁迅思想不同的人，肯定不会喜欢鲁迅的作品。鲁迅的作品，周作人做不出来，一切与鲁迅思想相抵触的作家也做不出来，同理，鲁迅也决不会做出右翼和汉奸们相类似的作品。文学从来都是以思想相聚集，是谓志同道合者，不同者是谓话不投机、道不同不相为谋者。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必须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学，是统领在“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之下，弘扬的是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社会主义公德和美德，而一切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的文学，不应该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更遑论方方们为旧的地主阶级招魂的反动文学了。一切反动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不论管理者，还是人民群众任何一人，都应该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当家作主，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

方方们打着“言论自由”的破旗，给人到处扔着“文革极左”的破帽子，看似彪悍无比，其实内心是极度虚弱的，虚弱到不敢正面回应任何一个批判，他们只想“借刀杀人”。他们只许有他们的“言论自由”，哪里容得下批评者半点的言论自由!如同那些高喊着“民主”的右翼分子所说的“民主之后，杀你全家”一样，声嘶力竭地充满了恐怖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