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华传统文化

吴伟锋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毛泽东作为中华儿女的优秀代表，不仅从小就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而且终生重视学习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传统文化，使古老的传统文化有了新的生命力。

毛泽东在私塾读书的6年里，接受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从读《三字经》《百家姓》开始，继而熟读了“四书”“五经”等经史典籍，即他自己所说的“六年孔夫子”。另一方面，他更爱读“杂书”——中国的古典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精忠传》等。后来，他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和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期间，仍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化典籍。这些书籍使少年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并且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哲基础。

1914—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接触到了新思想和新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思想、新文化的同时，也并没有放弃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他主张：“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在尊崇宋明理学的杨昌济先生的影响下，毛泽东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与蔡和森、张昆弟等经常讨论宋明理学，研读《近思录》《朱子语录》《小学》等书，对朱熹和王守仁十分佩服。可见，毛泽东在幼年及青年时期受到了较为系统的传统文化训练，对传统文化早已内化于心，根深蒂固。这样的经历，使他从言谈举止、衣食住行到礼仪道德、价值观念，无不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

1918—1919年，是毛泽东由社会改良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他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失去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就在新文化运动号召打倒孔家店的时候，1920年他还去山东踏访了孔墓，游览了儒家圣地曲阜，并以此为自豪。

当毛泽东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他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但并没有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学习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而是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研究传统文化。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为抵制教条主义者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作风，明确肯定了孔夫子的“每事问”。他指出：“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大小也能解决问题。”

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致函谢觉哉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一面攻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一面广泛阅读传统文化典籍。1936年，他专门写信给在西安的叶剑英，托购《孙子兵法》；1937年，他致电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这套书至今还保存在中南海故居里。1944年，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说：“《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容斋随笔》是南宋洪迈撰写的关于经史百家、文艺及宋代掌故、人物的笔记。这部书伴随毛泽东40年，书里满是他用黑铅笔画上的圈圈点点杠杠。在阅读大量古典文献的同时，他还研读了同时代的历史学者关于传统文化的著作，如范文澜著的《中国经学史演变》和郭沫若编的历史剧本。他不仅自己阅读，还要求全党同志都要读，特别是要求党的每一位领导干部“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仍坚持不懈地学习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他居住的中南海丰泽园藏书就达96473册，尤其是在紫石轩起居室，线装的古书竟放满了半床。这一奇特现象，反映了他对中国历史典籍的酷爱。总的来说，毛泽东读书的重点是中国的历史典籍，而且对特别喜爱的古书反复精读。《红楼梦》他至少读了五遍，对其中的大量诗词和某些章节可以背诵出来。《资治通鉴》是毛泽东长年放在床头被称为读“破”了的书。毛泽东说，这部书他读了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即便是地方史志，他也同样感兴趣。如1958年在成都会议的二十多天里，毛泽东从当地借阅的《四川省志》《蜀本记》等书，就装了一吉普车。到1966年，毛泽东个人藏书已达数万册，一些著名的古典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万有文库》《古今图书集成》等，渐臻齐全。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政务繁忙的和平建设时期，均未中断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应该说，毛泽东的一生是和中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的一生。

毛泽东参观中央美术学院画展

毛泽东一生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一、革故鼎新

革故鼎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追求。古人很早就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朴素变革思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革新意识，更是使中华民族充满活力、生生不息。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仁人志士,为寻求社会变革真理而上下求索、奔走呼号,耗尽一腔热血；更有不少改革先行者,为探索社会变革之路而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毛泽东正是在传承这种革故鼎新的民族精神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时期，他曾寄希望于和平改良，失败后转向暴力革命。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毛泽东的这一转变，也是当时一大批先进中国人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不断进行新的思考，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是典型的革故鼎新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仍然强调要继续保持革命精神。他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革命精神的推动下，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革命热情持续高涨。工人阶级在技术革命中创造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在石油会战中表现出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迈气概，都是这种革故鼎新精神的生动体现。

二、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实事求是”一语，出自东汉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对其中的“实事求是”作了注释：“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可见，这里的“实事求是”，讲的是汉朝河间献王刘德在做学问时，首先注重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中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就说明，“实事求是”原本指的是一种“求真求实”的学风。这种优良学风为历代进步的思想家和有作为的政治家所崇尚，并在一代伟人毛泽东身上继续得到发扬光大。

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非常倡导求实的学风，在主编《湘江评论》时，就强调“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更加重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通过深入湖南农村调查，1925年他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更为可贵的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实事求是作了新的解释和发挥，赋予它崭新的科学内涵，从而把它从求实学风上升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了阐发：“‘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此，“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哲学概念。同年12月，他又为中共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是”作为校训。党的“七大”闭幕后，他为《七大纪念册》题写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座右铭，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三、以民为本

民本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之一。《尚书·五子之歌》大禹训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更是明确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唐太宗也常用君舟民水的古训警醒自己。王夫之则提出：“国以民为本，有民而后国可为。”这些都说明了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看到了人民群众重要作用，表达出了重视人民群众的思想。

毛泽东十分关注祖国的文物古迹、历史遗产。这是1954年4月在故宫参观出土文物

毛泽东传承了民本思想的精华。在“五四”时期，他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并以此为题写了三篇文章，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辩证否定，确立起了无产阶级的群众观点。他认为，人民群众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的地位至高无上。由此，他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并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蕴含着我们党攻坚克难、克敌制胜的全部秘密。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就指出了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他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著名论断，揭示了人民群众所蕴含的巨大力量。1945年10月，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形象地运用比喻的手法来论述党群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党和人民的关系，就是种子和土地的关系，这种十分形象的比喻，脍炙人口，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经典表述，为几代共产党人所铭记，所遵循。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这就是强调党不能脱离群众。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使人们对群众路线的认识更加鲜明，有力促进了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从一定意义上讲，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毛泽东扬弃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后获得的理论成果。

四、爱国情怀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中国古代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比如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下，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下救国救民的宏愿大志，他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座右铭，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湘江滨畔，岳麓山下，橘子洲头，他和“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同学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认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赤诚的爱国、救国之情跃然纸上。

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毛泽东的爱国主义精神便有了科学的世界观作指导，变得更加自觉，更加坚决，更加彻底。正是爱国主义精神，使毛泽东拥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宣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正是爱国主义精神，使毛泽东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兴亡、民族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正是爱国主义精神，使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为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废寝忘食地工作。他告诫全党，“落后是要挨打的”，是“要被开除球籍”的。正是爱国主义精神，使毛泽东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他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他不仅敢于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斗争，而且敢于同霸权主义斗争。无论是抗美援朝、中印之战，还是抗美援越、中苏珍宝岛之战等，毛泽东都不为所惧。面对苏联以老子党自居，盛气凌人，提出有损我领土主权的种种不合理要求，毛泽东说国家利益和“政治问题半个手指头都不行”!表现出了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爱国情怀。

五、自强不息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从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神话故事，到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从《易·乾》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孔子的“刚毅”，都体现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鲜明的文化自信元素,也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传承基因。中华民族之所以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创造了长达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自强不息的文化自信。

深受中华文明哺育的毛泽东，浑身上下始终洋溢着这一可贵精神。在他的人生辞典里看不到诸如灰心、消极、消沉、自卑、退缩一类的字眼，而更多的是乐观、自信、积极、向上、顽强、无畏、进取、斗争等词语。这也正是伟人毛泽东的非凡之处。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强调革命要成功，“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在国家和个人命运遭受重大挫折的关头，他从未心灰意冷，而是百折不挠、矢志不渝。他曾说：“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多次。”面对排挤和打击，他光明磊落，做到了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在困境中奋斗不止，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和坚韧不屈的政治品格。

古人云：“诗言志”。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的诗词文章，也彰显了他的这种精神。比如“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等。通过这些文字，我们能够感受到毛泽东的刚毅，也可透过刚毅看到他的自强不息精神。

六、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国语·郑语》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将矛盾对立双方的和谐相处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道德经》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将矛盾对立双方互相冲突交和作为达到和谐状态的必要条件；《论语·子路第十二》则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著名论断，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建立在个性差别的基础之上。这一论断，充分显示出孔子思想的深邃与智慧。

1976年12月26日，《论十大关系》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毛泽东传承发展了这一精神。抗战前夕，毛泽东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联蒋抗日”的正确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空前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运用“和而不同”精神的成功范例。抗战过程中，在处理与资产阶级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对“和而不同”精神进行了革命的改造。毛泽东经常提醒人们：“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他反对只讲“团结”，只讲“同”，而不讲“斗争”，不讲“不同”的观点和做法，指出：“古时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贯穿于整个抗战过程中，始终没有彻底破裂,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借鉴“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存在，并与之合作共事、民主协商，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这一思想，是“和而不同”精神在统一战线领域的具体运用，对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七、艰苦奋斗

中华民族素有勤俭节约的美德。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庄公一十四年》中就有“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尚书·大禹漠》也提出“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诸葛亮·诫子书》中提倡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更是历朝历代的政治信条。

毛泽东在书房读书

毛泽东传承发展了这一珍贵精神财富，并将其升华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1939年5月，他指出：“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号召共产党员做艰苦奋斗的模范。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要求全党：“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名言，穿透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仍在人们耳边回响!毛泽东模范践行“两个务必”，毕生保持朴素节俭的生活作风，建国后日常用餐四菜一汤，忙时吃烤芋头、喝麦片粥；睡一张大板床，盖的一件毛巾被上有54个补丁；皮鞋也很陈旧，有件睡衣竟然打了67个补丁，但衣物是整洁的。在毛岸英与刘思齐结婚时，毛泽东给新婚夫妻的贺礼是去重庆谈判时穿过的大衣。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开国领袖的厉行节约、勤俭办事的政治本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在毛泽东的积极倡导下，我们党先后培育和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等，使艰苦奋斗的优秀传统融入了全新的政治内容。可以说，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变革社会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保持本色、拒腐防变的强大武器。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中华传统文化情有独钟，涉猎甚广。这里，仅从七个方面叙述了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七个方面已经足以说明毛泽东的传统文化根底是如此深厚!可以肯定的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毛泽东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成为他人格、性格、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证明，毛泽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本文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