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用《软埋》交纳投名状是一场豪赌

——兼小议方方的“后伤痕文学”

千钧棒

根据网络介绍，方方，本名汪芳，女。汉族。祖籍江西省彭泽县，1955年5月生于江苏南京，成长于湖北武汉。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武汉当过装卸工，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 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工作。

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省文学创作系列高评委会主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

由于本文使用了一个“后伤痕文学”的概念，就不得不牵涉到中国文学史上的“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指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重要文学现象。标志着“伤痕文学”开端的第一部作品，是作家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

紧接着，在1978年8月11日，当时正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卢新华，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的发表不仅引起了一场极大的争论，而且，所谓“伤痕文学”的命名很显然就是由此而来的。

按照潘旭澜先生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的看法，“伤痕文学”这批作品的基本特点是：“正面描写‘文革’留下的心灵伤痕，揭示个人和家庭的悲剧命运。”一般来说，文学界习惯于把如下作品看作是“伤痕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品。除了《班主任》和《伤痕》之外，还有王亚平《神圣的使命》、王宗汉《高洁的青松》、吴强《灵魂的搏斗》、莫应丰《将军吟》、陆文夫《献身》、孔捷生《姻缘》、陈国凯《我该怎么办》、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刘心武《醒来吧，弟弟》、张弦《记忆》、冯骥才《铺花的歧路》、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金河《重逢》、郑义《枫》、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竹林《生活的路》、中杰英《罗浮山血泪祭》、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必须注意到，“伤痕文学”这一说法在最初出现的时候，不仅曾经带有过十分明显的贬抑含义，而且还在文坛引起过很大的论争。这些作品通过对于个人或者家庭的悲剧性表现，来反映社会生活，突破了题材禁区，描写了一部分以往作品中不能充当主角的人物。这次论争一直延续到了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为止。

“伤痕文学”这样的概念，从表面上看，似乎的确涉及到了全部的文学体裁门类，但事实上却不然。在一种约定俗成的意义上，当我们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只是在小说创作的意义上加以使用的。

“伤痕文学”刚刚出现的时候，方方还没有成名。

方方于1975年开始写诗。

1982年，发表小说处女作《大篷车上》。

1987年，发表《风景》(《当代作家》1989年3期)，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被批评界认为“拉开‘新写实主义’序幕”，并因此成为中国“新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自此发表的《祖父在父亲心中》、《行云流水》、《白雾》、《桃花灿烂》、《落日》、《奔跑的火光》、《乌泥湖年谱》等一系列作品。

已出版小说、散文集《大篷车上》、《十八岁进行曲》、《江那一岸》、《一唱三叹》、《行云流水》、《水在时间之下》等60多部，早先的作品以反映青年人的生活和心理为主。

所谓的“伤痕文学”是有特定含义的，在文学界尤其是文学评论界里面对“伤痕”的定义基本上是指“文革时期”给当时的社会和民众带来的心灵上的伤痕。

而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近来都面临尴尬局面。

原因是这些年来，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尤其是文化快餐的冲击以及文化多元化的影响，文学在社会上已经失去了当初的光环，很多作家纷纷转行，像刘心武等，跑《百家讲坛》挣演讲费去了。

上面所说的冲击是一个中性词，不带任何褒贬，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它们对所有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被认为是健康的还是被认为不健康的)、文学期刊和作者都形成了冲击。像当年的陈国凯的一篇《我应该怎么办?》就能够赚足人们的眼泪并且造成洛阳纸贵的现象基本上不复存在，一些纯文学期刊甚至由于办不下去而停刊。

本质的原因是文学作品的读者的审美情趣已经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满足，比如——

一、仍然钟情文学的人不一定再必要通过读纸质刊物阅读作品，而是可以通过收看已经改编成为了影视剧的形式去直观、立体地欣赏作品和获得审美感受。

二、除了一部分有闲群体以外，很多人包括很多作为文学作品欣赏的主体的年轻人面临生活的巨大压力和残酷的生存竞争，别说是那些与现实不搭界的风花雪月离他们很远，在“宁可坐在宝马里面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面笑”以及一些女子争“嫁黄世仁”的残酷现实面前，相信连琼瑶的“言情小说”也很难打动人心。即使是在他们中还有那么一些骨灰级的文学爱好者，他们还可以通过网络发布和欣赏自己喜欢的作品，这也给纸质文学刊物带来冲击。

三、至于有一部分过去靠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来获得性启蒙的年轻人也因为当今的影视剧中出现的对性行为的表现以及在市场上暗中出售的各种A片之类的音像产品已经成为更加直观的替代品，自然也冷落了文学作品。

四、至于某些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无论左右)的文学爱好者，也离开了文学刊物，这是因为，第一，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人士，网络都为他们提供了发表政治见解的平台，不再需要用文学的手段转弯抹角来表达；第二，对于某些与主流意识形态对立的人来说，他们的政治主张一般很难成为文学作品发表，而同样是在这部分人里面，某种文学形式已经不能直接充分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比如有一份专门发表杂文的报纸，曾经洛阳纸贵，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高手云集，并且以其思想性特强的的特色吸引很多的读者，但是近年来由于片面取悦于一部分人，失去了观点对立的另一部分读者和大多数中间派立场的读者，而被取悦的那部分人也因为这份报纸不能直接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而离去，最终这份报纸因为失去读者难以为继被迫停刊，而著名的自由派公知资中筠、张鸣等就曾经是这份报纸的座上客。

在这种情况下，那部分坚持下来的作家，可能都在思考和寻求文学的出路。方方也许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吧，但是从效果来说，她如果不是一个埋头书斋不了解世事的傻大姐，那么就是一个类似孙海英、伊能静、袁立之流的目的性很强的“政治文(艺)人”。

改革开放以后，不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是当时的“政治”是特指“无产阶级政治”。而不提，是让文学创作遵循文学的规律进行而不是变成单纯图解政治的工具。而看起来，现在某些人的文学创作变成了另外一种“文学为政治服务”，方方创作的《软埋》应该属于这一类。至于是为什么服务，你懂的，而她的创作动机可能与她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与对局势发展的误判有很大关系。

从她目前表现出来的情况看，她与那些直接与体制叫板的公知好像有些距离，但又表现出有向他们靠拢的故意。

所谓的距离是说，一般来说，作家与现实是应该保持一定距离的，因为文学作品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只有深入生活，才能了解精彩纷呈的生活素材；同时又只有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够看清楚生活现象背后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和规律。而方方的所谓“距离感”，是从这些年来人们了解到的情况看，好像她没有过多或者积极参与公知们的上蹿下跳，公知们在网络上呼风唤雨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她的身影；而最近在局势发生变化，某些曾经张牙舞爪的公知纷纷蛰伏起来的时候，她偏偏出来站队，从她的微博转发为邓相超招魂的帖子，说明她已经毫不犹豫地给自己贴上了政治标签。尤其是在网络上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浪潮高潮迭起的时候，她却偏偏要跳出来用文学作品为历史上的地主阶级翻案，并且以偏概全否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土改运动。这又说明她急急忙忙要向公知表明自己的立场。

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很可能是因为，她的政治立场本来就有问题，而且她对局势的发展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她以为那些推动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公知们代表了中国发展的方向，她甚至认为，中国的历史会完全会倒过来写，因此，出于文人“文以载道”的传统，她也以文章来“载”她心目中的“道”。另外，仍然对文学保持一定的执着追求的她也想像当年的刘心武那样，发表一些她心目中的“新时期”的开山之作，于是，就弄出了这么一篇被本人定性为“后伤痕文学”的作品，作品的表现形式跟之前的“伤痕文学”相似，而区别在于，“伤痕文学”文学控诉的是文革，而方方的“后伤痕文学”的代表作《软埋》控诉的是土改。起码客观上是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法性和新中国的合法性。

目前暂时未有更多的材料说明她在这方面走了多远，但是从《软埋》的创作动机看起码说明她认定了公知是中国的“正义力量”，她或者是糊糊涂涂中认为改朝换代的时候已经到来，所以她或者是要当“新时期”的“刘心武”，建立她心目中的“文学发展里程碑”；或者是她认认真真地要把自己与那些与体制对抗的公知绑在一起，而《软埋》就是她交纳的“投名状”。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她起码已经在客观上站到了体制的对立面。

由于她是一个作家，作家主要是靠作品吃饭的，而且她是属于体制内的有一定地位的人，所以，她这样做实际上是拿自己的文学地位进行一场豪赌，当然也许目前在体制内有支持她的人，但是一旦她玩过火了，谁也救不了她；同时公知们的倒行逆施让他们在民众中越来越孤立，方方在这个时候把自己与公知们绑在一起，只能失去大量读者，在这方面，毕福剑和港台明星杜汶泽、何韵诗就是前车之鉴。

至于假如方方真的是要搞什么里程碑式的“后伤痕文学”，并且希望产生什么轰动效应的话，则可能是她利令智昏情况下的一厢情愿。当年的“伤痕文学”能够引起积极回应的根本原因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产生共鸣，而方方想搞的“后伤痕文学”只能在一部分地主的后人那里产生共鸣，顶多在占人口比例仍然属于少数人的整个自由派那里产生共鸣。

另外，当年的“伤痕文学”有促进停止内耗的积极作用，起码客观上是这样；而方方现在的“后伤痕文学”及其代表作《软埋》不仅仅没有事实依据而且是错误的，从社会效果上说只能是进一步撕裂社会，损害社会共识。跟某些公知的“历史虚无主义”大旗下的“伤痕历史”、“伤痕故事”是一路货色。

如此看来，方方有可能的想建立所谓“后伤痕文学”的“文学发展里程碑”，即使是不会因为向与体制对抗的某些人交纳“投名状”给自己带来麻烦，最起码也成为人们尤其是文学圈里面茶余饭后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