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空间中的话语权竞争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

邹旭怡

二、话语权竞争与传播渠道拓展

（一）话语权竞争：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政治空间中面临的挑战

在现实社会中，党管新闻媒体的制度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拥有优势的传播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传统大众媒体可以通过议程设置的方式决定公众能够获取的信息。也就是说，话语权和其他权力类型一样，相对集中于国家手中。由于新传播技术的影响，话语权集中的状态难以在网络空间中复制，而是呈现出多元主体相互竞争的景象，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传播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1、话语权竞争的背景

从某种“主流”出现的那一刻开始，挑战的力量就已然出现了，这种挑战既来自现实社会的需求，也来自其他意识形态。从前者来看，要求执政者根据现实社会需求的变化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调整，并不涉及来自其他意识形态的挑战。本文关注的是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另一种挑战，即来自其他意识形态的挑战，在当下的网络政治空间中，此类挑战具体表现为话语权竞争，导致此般情形出现的背景可以从如下两方面进行考虑。

（1）现实空间中的挑战向线上蔓延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之中，由于经济结构的转变，各种新的社会阶层开始涌现，多元化利益格局逐步形成，由此导致了新的政治诉求出现，而新的政治诉求势必以一种新的话语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对既有的话语秩序产生冲击，具体表现为对主流意识形态提出批评和反对。然而，对于某种成型的、且在社会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来说，要对其发起挑战，往往不能简单地从某些细节出发，而是需要借助另一种与之相对的意识形态工具。（[澳]迈克尔·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3页）主流意识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批评者一方则需要祭起自由主义的旗号；官方试图诉诸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强化民众的向心力，反对者一方则经常曲意逢迎民众中的民粹主义倾向。隐藏在论辩之后的其实是权力的角逐，正如有人将现代政治比拟为一场叙事的战争。改革开放以来，相继或同时涌现了多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西方宪政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等，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冲击。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和二十一世纪之初，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化，各种利益诉求在阶层分化的过程中大量涌现，相应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体系也面临新的威胁：一些媒体开始试图打破意识形态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媒体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却并不明朗，这种意图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空间的膨胀而日渐壮大。既有的挑战主体在网络空间中有机会获取相对于在现实空间中而言更多的话语权，从而扩展传播范围和提升影响力。现实空间中的挑战力量向网络空间蔓延，并且凭借新技术和新的传播平台，建立起新的传播阵地。此为网络政治空间中意识形态话语权竞争出现的重要来源。

（2）传播技术变革的影响

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及讯息”十分精辟的表达了技术之于社会的意义。“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者说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何道宽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0页）。毫无疑问，互联网技术早已成为被引进人类事务中的一种新的尺度，作为传播媒介的互联网，创造了新的传播机制，传播者、受众、传播路径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传播技术变革为多样化的非主流意识形态获取更多的传播机会提供了条件。原本在传统大众传播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多中心传播的网络空间中难以维持“唯一中心”的地位。

在互联网技术赋权的背景下，新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权力基础，传统的权力主体与非传统的权力主体都能够运用互联网技术为自己赋权，因而网络空间中的话语权呈现出分散化、多中心化的特点。技术赋权成为话语权主体增多的基础，多样化的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及其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在网络政治空间中呈现出争夺话语权的状态。

技术变革带来的传播机制变革以及话语权分散是网络政治空间中话语权竞争的另一背景。

2、话语权竞争主体

网络政治空间中的参与者，既有传统的大众媒体，也有广泛意义上的作为自媒体的个人或组织，既有传统权力结构中的权力主体，也有因技术赋权获得话语权的新权力主体。从传播主体来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将人们带进了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情境之中，持有不同观念的主体在网络空间中能够获取新的渠道传播各自的观念。

总的来看，在当下中国的网络政治空间中，发言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旨在维系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力量，试图将现实秩序中的话语秩序在网络空间予以复制的主体；第二类是怀疑主流意识形态对当下中国的解释力和指导性，信奉其他社会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等——的主体，在此类人群中，既有持较为激进主张者，也有持较为温和主张者；第三类则是没有明确政治主张和政治意图，在多种观点之间选择性支持一方，或者在多方之间游移不定的人群。此外，则是“沉默的大多数”。对于第一类主体而言，传统的可以强化其话语权的权力结构在网络空间中面临重大挑战，从而必须直面解构的危险。如果这类主体仍试图采取现实空间中的权力运作方式对网络话语秩序进行干预，将会面临网络公众的质疑和反对。第二类主体则是在互联网技术赋权的背景下，进入话语权竞争中的新权力主体，往往对主流意识形态持怀疑与批判的态度，在观念交锋的具体过程中，需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论证理据，否则为了批判而批判的交锋也会遭致公众的质疑。第三类主体和“沉默的大多数”则是前两类主体所要争取的对象，谁获得更多的支持，谁就能够在话语权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在以上所述的三类主体中，第二类是与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的主体，这个类别又大致可进一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主体对主流意识形态持质疑、批评、反对的态度，但是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第二类主体在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提出了明确的主张；第三类主体在反对主流意识形态，提出明确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实现所持主张的方法。

在网络政治空间中，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多样化的传播路径以及多中心的传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主流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效果。因而，网络政治空间成为意识形态交锋的重要场所。意识形态交锋显示出多元利益主体试图影响社会舆论和政治决策的诉求，交锋的背后则是网络空间中的话语权竞争。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激烈的话语权竞争无疑会对其保持影响力形成挑战。

3、话语权竞争策略

由于非主流意识形态种类多样，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我们在分析网络意识形态状况时，很难细化到分析每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在分析意识形态时一般进行“左”与“右”的粗略划分。左、右的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1798年的制宪会议上，第三等级代表坐在主持人左边，第一、第二等级的代表坐在右边，从此，在政治话语中就习惯将支持革命的称为左派，而反对革命的称为右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发展了左与右的概念，左派为无产阶级，而右派为资产阶级。李普赛特在《政治人》中，将意识形态分为三种——左中右，分别代表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利益。简单而言，左派更强调平等的价值，而右派更强调自由的价值。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具体的场域中，界定左右的议题往往比理论上更认同“平等”或“自由”的价值这一标准要复杂得多。在当下中国，参考国内一些学者关于中国语境下如何划分政治立场的论述（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8年第6期，第6—21页；朱学勤：《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亚洲周刊》，2000年第4期；徐友渔：《知识界到底在争什么》，《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4期，第4—6页；断桥：《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0110823937.html，2010年11月8日；谢岳：《“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学之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19—24页；甘阳：《中国自由左派的未来》，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001201372.html，2010年1月20日；许纪霖：《两种自由和民主——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反思》，《经济管理文摘》，2002年第18期，第40—45页；乐媛，杨伯溆：乐媛，杨伯溆：《网络极化现象研究——基于四个中文BBS论坛的内容分析》，《青年研究》，2010年第2期，第1-12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左右之间的分歧：（1）在核心观点上，左派倡导平等、国家主义和中国模式，而右派信仰自由、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2）在经济上，左派认为市场应当受政府规范和调节，而右派赞同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3）在国际观上，左派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全球化，警惕“西方霸权”，而右派反对民族主义，赞同全球化；（4）在文化上，左派警惕西方文化霸权，右派认同西方文化，取其进步之处。

在以“左-中-右”为基础的政治光谱上，还存在着“极左”、“极右”、“中左”、“中右”的政治立场。中左和中右是相对温和的立场，而极左和极右则分别将左派和右派的观念推向了极端。在中国，极左派认为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丢失了平等为代价的，中国已经丧失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且将腐败和贫富差距的扩大简单化的归因于市场经济，因而渴望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追求无差别的平等。极右派则表现为激进的自由主义，他们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宣扬普世价值，极力推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政治制度。

这些在政治光谱上占据不同位置的主体，在竞争话语权的过程中，紧跟传播技术的进步而调整竞争策略，争取将信息传递给尽可能多的公众，扩大影响范围，提升影响力。

（1）建立意识形态传播的大本营

某种意识形态的传播，首先需要有相应的物质载体。在网络空间中，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主体纷纷建立起各自的网站。如上文所述，按照“左”与“右”的粗略划分，在此列举一些在中国的网络空间中具有影响力的政治网站和论坛。

左派网站和论坛主要有：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目前处于关闭状态），另有乌有之乡网刊可正常访问http://www.wyzxwk.com/

红色故乡网http://www.redgx.com/

四月网http://www.m4.cn/及四月社区http://bbs.m4.cn/

人民网强国论坛http://bbs1.people.com.cn/board/1.html

中国红歌会网http://www.szhgh.com/

新工人网http://www.xingongren21.com/

十月道路网http://shiyuedaolu.zhandada.com/

少年中国评论http://review.youngchina.org/

海疆在线http://www.haijiangzx.com/

星火新青年论坛http://www.youth-sparks.com/bbs/index.php

右派网站和论坛主要有：

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

凯迪社区http://club.kdnet.net/list.asp?boardid=1

炎黄春秋网http://www.yhcqw.com/

新京报http://www.bjnews.com.cn/

南都网http://www.nandu.com/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目前处于关闭状态）

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具有类似政治立场的网站和论坛之间，通常通过友情链接和相互转载，以及共同的专家学者供稿群体，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立场的网站群。

网站和论坛在其建立之初，就因为其创办人、运营者的意识形态取向而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同时，参与者的话语和行动在不断的塑造着承载它们的空间，在不同的空间中打上比起话语和行动本身更为持久的烙印，形成某种标志明显的空间文化，甚至网站的名字已然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符号。这些网站和论坛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大本营。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网站和论坛的出资方、创办人、运营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扮演着“隐形参与者”的角色，我们很难确知在这些网站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这种局面增加了网络政治空间话语权竞争的复杂性。

（2）走进web2.0——精英主导的舆论场

相对于网站和论坛而言，微博则是一个观点碰撞、短兵相接的场所。在新浪微博平台上，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一些情况：从参与者来看，既有传统官方媒体、网站、论坛，也有政府机构、政府官员、企业、个人，既有专家学者，也有普通公众，可以说是一应俱全、包罗万象；从其传播方式来看，它具有开放性、互动性，特别是相对于微信而言，开放性的优势表现得更加明显。原本逗留在宣传不同意识形态的网站和论坛的参与者们，汇聚到了同一个场域之中。

“人人都有麦克风”意味着人人都有发出声音的机会，然而，不同声音之间的影响力程度却有着天壤之别。在微博这样的传播平台上，“粉丝效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在微博平台上拥有的粉丝量越多，其影响力也就越大。在针对一些公共事件的讨论时，意见领袖们通常以微博为主阵地发出声音，并且拥有较大的影响力，特别是一些意见领袖发出的具有煽动性的言论，能够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一些意见领袖已经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在微博平台上具有可观的影响力。

观察微博平台上的传播状况，我们可以看到拉扎斯菲尔德和卡茨关于大众媒体如何影响公众政治观点的判断依然具有解释力。他们认为大众媒体对公众的影响力是间接产生的，舆论领袖从大众媒体获得政治观点，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将这些观点传播给不怎么关注政治的公众。同样，在微博平台的传播中，意见领袖（或者舆论领袖）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影响着网络公众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

4、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分布状况

网络公众既是话语权竞争格局中持不同意识形态的主体争夺的对象，也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传播者。网民的意识形态分布状况能够最为直观的反映出网络空间中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主体在话语权竞争格局中所处的位置。笔者选取了两项针对网络公众意识形态的实证调研，调研结论大致勾勒出了当下中国网络公众的意识形态分布状况。

第一项网络公众意识形态调研数据：南开大学马得勇于2012年6月至7月，在“新浪微博”、“天涯论坛”、“强国论坛”、“人人网”等国内网站上以问卷的形式所做的关于网民政治立场的抽样调查。该调查一共收集了2241份问卷作为调查样本。在调查的过程中，作者设定了一个中国化的测量左右意识形态的指标体系，即围绕个人自由——国家权力、市场主导——政府主导确定了三个划分网民左右政治倾向的维度，这三个维度又细分为5个指标。根据这个指标体系，抽样调查的结果是左派占6.2%，右派占38.7%，中间立场者占55.1%。（马得勇、张曙霞：《中国网民的“左”与“右”》，《文化纵横》2014年04期）

第二项网络公众意识形态调研数据：AX.Wu以一套自2007年起开始在中国互联网上流行的“政治坐标系测试”的测试数据（2008—2011）作为研究样本进行的调研。这项测试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观念三个部分，共50个问题，测试结果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综合价值体系。作者每年随机抽取1000份问卷进行分析，研究中国网民的政治信仰系统。根据对数据样本的分析，研究者从八项参数来考察网民的价值体系：文化自由主义（政治和文化上支持自由多元）、国家主义（维护本国政治领土军事力量）、政治保守主义（反对西式民主）、传统主义（尊崇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经济主权（强调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主权独立，有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领域应当由国有企业掌管）、经济不平等（认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少部分人获得了改革成果，大部分人没有受益或受益很小）、市场调节（主张政府对市场的调节）、农业补贴（政府应当补贴农业提高农民收入）。并且将网民大致分为两大类：形成了系统化政治体系的人和对各种政治议题的态度缺乏逻辑自洽的人。作者的分析展示出了中国网民政治信仰变化的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处于中立或是没有形成系统的政治信仰体系、缺乏政治倾向自我认知的网络公众，政治倾向发生了变化或是形成了更为清晰的政治倾向自我认知。（AX.Wu.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over a China-as-superpower mindset: An exploratory charting of belief systems among Chinese Internet users, 2008-2011.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3（8））

以上两项实证分析表现出，首先，中国网络公众中右派占比高于左派，持中间立场者最多；其次，网络政治空间确实成为政治社会化的场所，人们通过参与网络政治讨论或以“潜水者”的身份从旁观察学习，能够形成政治认知和政治倾向，或能够明晰自己既有的政治倾向；第三，政治立场并不是一经形成就不会改变的，在一定的条件影响下，有可能变得更加温和或激进，也有可能转向与原本所持立场对立的位置。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中国网络公众的意识形态分布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竞争格局中，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次，在网络政治空间中，持中立态度的网络公众占比最多，成为不同意识形态竞相争取的主要对象，竞争空间大；第三，公众能够获取何种信息对其意识形态立场的形成十分重要，这正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竞争的基本前提。

那么，在网络言论纷繁复杂、传统权力结构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网络话语主体相互冲突、争夺话语权的情形之下。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遭遇的挑战，执政党和政府是如何进行应对的呢？这个问题将在下一部分展开讨论。

参考文献：

[1][美]阿尔文·托勒夫：《权力的转移》，吴迎春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

[2][委]莫伊塞斯·纳伊姆：《权力的终结》，王吉美、牛筱萌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3]师曾志、胡泳：《新媒介赋权及意义互联网的兴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4][新加坡]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邱道隆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

[5]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6][澳]迈克尔·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7][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何道宽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

[8][美]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

[9][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研究》，郭世平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10]马立诚：《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

[11][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

[12][美]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

[13][美]约翰∙R∙扎勒：《公共舆论》，陈心想、方建锋、徐法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14][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15]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16]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8年第6期。

[17]朱学勤：《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亚洲周刊》2000年第4期。

[18]徐友渔：《知识界到底在争什么》，《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4期。

[19]谢岳：《“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学之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0]许纪霖：《两种自由和民主——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反思》，《经济管理文摘》，2002年第18期。

[21]马得勇、张曙霞：《中国网民的“左”与“右”》，《文化纵横》2014年第4期。

[22][法]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肖涛译，载于袁伟、许宝强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23]Michae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mechanisms and results.John A. hall（ed.）.States in Hist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6.

[24]Lefebvre∙H.Reflection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Antipode. Vol. 8(2). 1976.

[25]AX.Wu.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over a China-as-superpower mindset: An exploratory charting of belief systems among Chinese Internet users, 2008-2011.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3（8）.

[26]《CNNIC：2015年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摘要）》，中文互联网数据咨询中心，http://www.199it.com/archives/369024.html，2015年7月23日。

[27]周素丽、潘丽莉、高骊：《2010-2014社会思潮动向调查分析报告》，人民网，http://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5-01/01/content_1520967.htm，2015年1月1日。

[28]断桥：《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0110823937.html，2010年11月8日。

[29]甘阳：《中国自由左派的未来》，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001201372.html，2010年1月20日。

[30]乐媛、杨伯溆：《网络极化现象研究——基于四个中文BBS论坛的内容分析》，《青年研究》，2010年 第2期。

[31]《2014政务指数报告发布 新浪认证政务微博突破13万个》，新浪网新闻中心，http://news.sina.com.cn/c/2015-01-27/181831450026.shtml，2015年1月27日。

[32]《习近平：共同为改革想招 一起为改革发力》，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4/0818/c64094-25489502.html，2014年8月18日。

[33]《慎海雄：新华社将建成国内最大党政企客户端集群》，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17/c_1112874025.htm，2014年10月17日。

[34]赵士兵：《“自干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践行者》，光明网-《光明日报》，http://news.gmw.cn/2014-11/15/content_13843983.htm，2014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