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经典之作

胡振平

摘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虽然是部军事著作，却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客观、全面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及其将会发生的变化，不仅在最混乱的时刻以极强的说服力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思潮，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不仅以科学的分析预测了抗战的三个阶段，给了抗战以正确的思想指导，并最终为历史所证实;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留下了思考解决实际问题的逻辑，即文章中贯穿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断分析又不断综合，从抽象不断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我们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其一，必须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推进我们事业的发展。其二，唯物史观依然是指导当今中国发展的有力思想武器。其三，客观而又全面地认识当前的中国，是团结广大群众共同奋斗的基础性条件，在这方面要取得共识，离不开唯物而又辩证的思维，也离不开以这样的思维来武装广大干部群众。当代中国需要新的如《论持久战》那样，对于社会各种矛盾进行系统分析和综合，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极具说服力的论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已经七十年了。这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受尽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经历了无数次的屡战屡败之后，第一次终于赢得胜利的战争，也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最危急关头终于挽救了自己的战争。这场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固然有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奋起和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此我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回顾这场战争，不能不想到在全面抗战之初毛泽东写下的不朽篇章《论持久战》。它虽然是部军事著作，但是却处处闪耀着哲学的光辉;它虽然已经发表77年了，但是至今还给我们以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启迪。

一

《论持久战》发表于1938年5月，即“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十个月。这是继1931年“九一八”占领东北后，日本军国主义又一次有意挑起的事变。他们调动了40万军队，猖狂发起了全面进攻，扬言三个月以武力灭亡中国。在这样危急的时刻，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竭力倡导的国共合作下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大幕。中国人民奋起抗战虽然打破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但是十个月里，不仅北平、天津，而且上海、南京(当时的首都)都相继失守。1938年4月中国军队虽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日军迅速调整部署，南北夹击，5月徐州又失陷。从国际上看，德日意三国“轴心”已经形成，它们气焰嚣张，不仅先后发动了局部战争，如日本侵略中国，德国并吞奥地利，并且积极策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景扑朔迷离，亡国论、速胜论莫衷一是，虽然毛泽东在1936年7月同斯诺的谈话中就对抗战方针做了预测，中国共产党中央在1937年8月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也明确提出“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这些问题人们并不清楚，更谈不上相信。而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要经过漫长而又艰巨的斗争，没有人们对于战争最后能够取得胜利的信念，没有对于战争的艰巨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那么中国的抗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所以，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高度上，充分论证中国的抗战是持久战，详细地分析中国抗战的路径以及我们必须采用的正确战略与策略，就十分重要和迫切，更何况这是一场民族抗争的决战。

十个月的全面抗战又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必要的经验教训。它既显示了日寇的强大、残暴和不可一世(南京大屠杀)，也显示了它并非是不可战胜的(平型关和台儿庄战役);它既展示了中国人同仇敌忾英勇抗日的意志(淞沪抗战)，也昭示了在抗日救国的艰苦斗争中我们应当采取的战略和策略。这些以无数抗日英雄和苦难同胞的鲜血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毛泽东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以辩证思维高屋建瓴地分析了中日双方力量对比和利弊得失，通过不断地分析综合，演绎出了整个战争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抗战应当采取的战略和策略的原则，写出了一部令人叫绝的《论持久战》。

该论著一发表就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钦佩和尊重，有一个外国记者评论:“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程思远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虽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七十年，毛泽东也逝世近40年了，但是重读这篇著作依然深深地感觉到强大的理论震撼力。这不仅是因为这部著作当年在最混乱的时刻以极强的说服力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思潮，统一了人们的思想，鼓起了战胜日寇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斗争的决心;也不仅因为它预测的抗战三个阶段的发展趋势，一步步地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更重要的是，它提供的世界观，依然有着强大的现实意义，它对于抗日战争的科学分析方法，为我们今天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了典范。

二

毛泽东的高屋建瓴在《论持久战》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他是站在整个时代的高度，站在哲学的高度来对待这场战争的。在“问题的提起”即全书第一部分，他就指出“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并强调“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他的客观、全面就体现在把这场战争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进而，他分析出了中日双方的互相反对的四个基本特点，不仅是表面上的敌强我弱，或者是敌小我大，而且还从时代高度分析了日本的退步、寡助和中国的进步、多助。更应注意的是，他对于这些特点不是作静态的分析，而是放在战争过程中考察中日矛盾双方这些特点的消长和演变。他指出:“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从而得出:“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他的客观、全面还体现在对于矛盾双方的运动作辩证的把握。有人以为辩证法是随心所欲的，其实不然。由于事物本身就是矛盾而且不断在对立统一相互作用中运动着的，所以辩证法是对象自身内在的东西，是其内外矛盾的展开。如果离开了客观和全面地把握对象矛盾及矛盾运动，那就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而是诡辩，是变戏法。所以，辩证法的思考不仅要有对于矛盾运动的逻辑思考，还必须以客观实际作为其根据，必须不断以事实作为其符验的标准。在《论持久战》中就是以这样的辩证思维来把握对象的矛盾运动的，所以它不仅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而且许多预见为后来战争发展的趋势所证实。譬如，他关于持久战的三个阶段的预见;又如，他关于“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思考;再如，他以台儿庄等许多战役为根据所作的关于“乘敌之隙的可能性”的辩证分析，特别是他又指出“我乘敌隙，敌也可乘我之隙，少授敌以可寻之隙，又是我们指挥方面的任务”，“敌人的战略战役指挥许多不行，但其战斗指挥，即部队战术和小兵团战术，却颇有高明之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他学习”……都非常杰出地体现出了辩证思维。

更为高超的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贯穿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谈及这种方法，而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是充分运用这种方法的典范。它的强大的说服力正在于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断分析又不断综合，从抽象不断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列宁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实际上也为我们留下了他思考解决实际问题的逻辑，即科学的方法，今天我们也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论持久战》，便可以发现文章的结构呈现出一个圆圈一个圆圈，并且是小圆圈又结合组成大圆圈的状态。这与作者对于矛盾双方的分析综合相关。整个抗战从大的来说就是中日矛盾，而分析这对矛盾又会遇到大大小小很多问题，每个问题也就是一对矛盾，或者对立统一的诸多方面。要讲清楚一个问题就必须对于矛盾各方加以具体分析，这种分析是对于矛盾统一体的每个组成部分的分析，分析不能离开统一体，而分析各个方面之后，又必须将它们综合起来考察它们相互作用及发展趋势，而且在叙述过程中，还要不断讲道理并用事实进行论证。经过具体的分析和综合，原先那个问题，或者说抽象的概念，就被许多具体的事实和逻辑的论证充实了。一个大的问题往往又是由诸多中等的问题、小的问题组成的，这样也就会形成大圆圈中套着小圆圈的状况。这样，文章就呈现出了圆圈式的状态。最后形成的概念就是比较地把握了其丰富内涵的概念。对于中日战争这样一个大问题的考察也就是这样由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分析和综合考察，逐步形成了对于抗战不同阶段及其不同战略、策略的论述，乃至完成对于整个持久战的论证。《论持久战》21部分120节就是这样生动地展开的。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和它的世界观统一的，是一整块钢铁。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所谓的方法就是“以客观现实之道，还治客观现实之身，自觉地按照事物本来的辩证法来对待事物，这样，世界观就转化成了方法论。《论持久战》就高度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毛泽东之所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提出中国不会亡，重要的根据就是以唯物史观对于中日双方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特别是对当今时代特点的考察。他指出:“我们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今天中国则“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而国际的条件则是“今天的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现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没有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到，战争的辩证法是奠定在唯物史观的分析之上的。

同样，《论持久战》中提出的一系列战略策略，也是同唯物史观紧密相联。譬如，书中提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都是深刻地体现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重要论断。而书中提出的一系列被称为人民战争的战略策略，就是把唯物史观和中国抗战的特殊国情相结合而提出来的。如:“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的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又如，“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对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则。在战役指挥关系上，对于前者，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指挥的原则。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再如，强调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抗日的政治动员，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它们都是前述观点在抗战中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明显地转化成了方法。这样的方法不仅日本帝国主义应用不了，就是高高在上脱离人民群众的人，也是很难应用的。现在有些人夸大正面战场的作用，低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除了别有用心之外，也在于不懂得这场持久战的特殊性，不懂得共产党领导的深入敌后的游击战、运动战对于拖垮敌人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作用。

从上述论述可见，《论持久战》虽然讲的是战争艺术，但其灵魂是哲学，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

时至今日，时代有了大的变化，我们的具体任务早已从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转变为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但是我们总的任务还是中华民族的复兴，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更何况《论持久战》是站在哲学高度上的论著，其哲理是和今天相通的，它对今天正在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依然有着立场观点方法上的重要启迪。

其一，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推进我们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当年驳斥亡国论的根据“就是时代的特点”。今天我们也必须从当今时代的特点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定会成功的根据，从而批驳那些唱衰中国的言论。时——势也!当今世界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深化，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发生着重大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和世界发展的趋势，再也不是帝国主义可以横行天下的时代，正是这样的大趋势，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我们应当把握好这样的机遇，顺应当代文明发展的潮流，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实现中国的崛起。

其二，唯物史观依然是指导当今中国发展的有力思想武器。毛泽东当年强调“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更要注重人的因素。几十年建设的经验教训已经告诉我们，发展、现代化，不只是经济等物质内涵，更不只是GDP，而是全面的发展、全面的现代化，人的发展、人的现代化则在其中具有核心地位。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也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它就是针对着近些年来在社会上泛滥起来的“以权为本”、“以钱为本”，轻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轻视人的精神境界提高的状况。但是真正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各个方面去，还要花极大的气力，还要打一场“持久战”。这场持久战的意义和难度丝毫不逊于抗日战争，但其方式与过去完全不同，而是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样才能全面而又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全面依法治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的根本性制度建设，它要改变过去几千年来的人治传统，从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

其三，毛泽东关于“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根本要求，即实事求是的要求和以辩证思维全面考察诸多矛盾以及矛盾各个方面相互作用的要求；《论持久战》也为我们树立了这种方法的典范。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各项工作非常重要。当今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取得的成绩很大，另一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就像当年抗战时的速胜论和亡国论那样，现在也有两种极端的舆论，有的盲目乐观，以为中国已经了不得了，不仅是世界老二，而且马上要超过老大;有的则认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什么都不好，已经快要崩溃了。两种舆论各执一端，而且往往会发生激烈的争论乃至冲突。如何客观而又全面地认识当前的中国，是团结广大群众共同奋斗的基础性条件。而在这方面要取得共识，离不开唯物而又辩证的思维，也离不开以这样的思维来武装广大干部群众。当代中国需要新的如《论持久战》那样，对于社会各种矛盾进行系统分析和综合，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极具说服力的论著。

《论持久战》中还有许多值得今天学习运用的东西，譬如，关于发挥人的能动性的观点，又如，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思想等等，甚至一些战略策略思想不仅对于抗战来说有其精妙之处，就是对于抓好今天的工作也会有不少启迪。

(作者简介：胡振平──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