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题材的电视剧，近10多年来在屏幕上占据了历史剧的突出位置，这一趋势被称为“抗战剧热”。这其中有一些思想性、艺术性都比较好的作品，但也出现了不少被人嗤之以鼻而蔑称为“抗战神剧”的劣质品。这些低劣作品甚至在影视制作领域形成了一股歪风，这也反映出在影视作品的制作中出现了导向上的严重偏差。

毛泽东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那些“抗战神剧”创作导向上的错误，恰恰在于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一己私利，不惜以歪曲历史来误导观众。对此，我们必须深刻剖析其危害性并设法加以纠正。

１、只追求利益而罔顾社会效益，导致创作方向扭曲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能沾满了铜臭气。”而“抗战神剧”等作品恰恰是“沾满了铜臭气”的产物。

近些年，离奇抗战剧层出不穷，其原因在于创作者不懂历史、不学历史，或是制作与出版方一味追求收视率、票房，为盈利而媚俗。

例如，有的电视台片面追求收视率，购买片子时先看能否刺激眼球。笔者接触到的一些“圈内”人也感慨：“正经的片子卖不出去，刺激的才好看。谁会管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同收视率也没关系啊！”

已经成为笑话的“手撕鬼子”“扔手榴弹炸飞机”等电视场景，尽管声名狼藉却能吸引好奇的观众；然而反映真实历史，特别是描写抗战时艰苦斗争的剧集，却已经同当下一些创作的潮流格格不入。

图为电影《风声》的剧照。

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歌颂什么、反对什么都具有重要的社会导向作用。表现抗日战争的作品应当弘扬主旋律，反映中国人民英勇抗敌的民族精神，反映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而那些只追求刺激而罔顾社会效益的抗战剧，充斥着看似火爆的场面，民族正气与浴血抗敌却不见踪影。甚至还出现了“流氓抗战”“土匪抗战”“黑社会抗战”和“妓女抗战”等主题，正面人物对抗战无所作为，黑恶势力反倒成了抗日英雄。

一些不了解历史的青少年看了这些剧作，不仅会对抗战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他们的社会道德观念也很可能会受到影响。

2、无视抗战中的民族、民主两个革命，忽略民族内部是非

当年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仅仅是“打鬼子”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毛泽东在抗战初期便阐明，抗日战争进行的是民族、民主两个革命——“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

衡量哪个政党、哪支军队或哪个政治代表人物在抗战中所作的贡献，同样要用这两把尺子——即一方面看其是否积极抗日，另一方面看其是坚持社会改革进步还是维护腐朽的黑暗制度。

我们需要注意到，现在许多抗战剧只强调民族斗争，民主革命的内容根本没有体现。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历史题材的创作不能走向另一种极端，即盲目强调民族抗战的一致性。在民族内部进步与反动是同时存在的，若影视剧只讲一致性，甚至美化反动腐朽势力，这同样背离了历史事实与民族精神，背离了主旋律。

当年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个战线内部不仅存在着进步与光明，也存在着反动与黑暗。而现在有的剧作称当年战场上“只有中华儿女、没有党派之分”，实属脱离史实之谈。

图为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剧照。

近些年社会上不少人对抗战史的认识存在混乱，分不清谁在抗战中代表光明，也认不清谁是中流砥柱，在那些罔顾历史事实的抗战剧的宣传下，一些颂扬国内反动人物、贬低中国革命力量的舆论竟然也有了市场。

宏观地看待抗日战争史，就不能仅仅用军事行动这一把尺子，单纯计算谁在抗日阵营中拥有的兵力多、武器好，而是要用是否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的两把尺子来衡量。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同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根本区别，不仅在于打鬼子的战绩辉煌，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代表中国光明未来的广大抗日根据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中国共产党是名副其实的抗战中流砥柱。

回顾抗战史时，对国民党广大官兵的浴血奋战我们应该予以肯定和褒扬，但也不能回避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及其屡屡一溃千里、丢失大半个中国的事实。

至于如今一些 “国粉”“蒋粉”在网络上大力吹捧一些有名的反共将领，仅以他们跟日本打过仗就将其称为“抗日名将”并一味吹捧，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就在于否定中国革命的合理性。这种舆论已不再是史学争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3、浮躁之风不讲求实，“史盲”也写历史剧

在文艺创作领域近些年也出现了浮躁之风，剧本粗制滥造，作者不作深入考证和调查就闭门造车、胡言乱语，完全背离了毛泽东强调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基本原则。

唯物主义反映论认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进行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也必须深入社会生活寻找创作的源泉。文学和影剧故事片可以有情节虚构，但要合乎历史矛盾和冲突的基本性质，以充分的史料为依据。

对重要历史人物的经历不能随意虚构和编造加工，对战争中的武器装备、战场的大致情况、当时的习俗和常用语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活动，乃至战区的风土民情的描述也要符合历史实情。

图为电视剧《历史的天空》的剧照。

20世纪80年代之前拍摄的众多抗战影视作品之所以能令观众，包括历史亲历者都感到真实和亲切，就是因为创作者了解历史，甚至有些还是战争的亲历者。

而新生代的影视剧制作者若因不了解历史就随意编造情节，其对历史事件的表现自然会谬误百出。例如，剧中人物说着现代语言甚至是网络语言，抗日军民使用现代武器（带瞄准镜的狙击枪在剧中泛滥成灾就是一例），中国军队出场时装备精良、军装整洁。

但史实是，中国绝大多数军民处于生活困苦、衣食不济的状态之中，多数军人都是衣装褴褛、武器落后。看了错误百出的剧集，观众既无法从中了解当年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艰辛，也不可能受到革命光荣传统的教育和洗礼。

4、迎合民粹主义倾向，是“神剧”泛滥的基础

一种思潮和创作方式既然能成泛滥之势，必然存在着与之相应的社会基础。前些年“抗战神剧”大批炮制出来并争得了一定的市场和收视率，正在于迎合了社会上的民粹主义倾向，而获得的市场利润恰恰又刺激了这类荒诞却能卖座的劣质品的畅销。

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中民粹主义的滋长也是值得人们重视的一种倾向。

爱因斯坦曾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它是人类的麻疹。”对现在国内众多思想还不成熟的年轻人而言，虚假的信息，包括军事上的谣言蛊惑和刺激性的“抗战神剧”，恰恰能刺激他们滋生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在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却出现了精神财富匮乏、社会浮躁情绪加剧的状况。

在中国国力快速上升的同时，当面对中国屈辱的历史时，一些人的不健康和压抑情绪便大肆反弹，就像鲁迅所说的“精神胜利法”，即人在长期自轻、自贱、自嘲、自甘屈辱后，又出现妄自尊大、自我麻醉的反弹表现。

这样一来便为荒诞不经、导向错误的影视作品提供了泛滥的空间。表面上打出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招牌，实则宣泄情绪、引发对立，这种披上了狭隘民族主义外衣的民粹主义更具迷惑性，更容易得到公众特别是年轻人的认同。

我们必须意识到，看似神话实则扭曲中国人民抗战历史的影视剧，不仅起不了正能量的教育作用，而且会滋长不健康的心理。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正是新时期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抗战神剧”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文艺界出现的不良倾向的反映。纠正此类现象不仅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严格选材和审查，而且需要全面端正文艺创作思想。

正如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

要纠正文艺界的不良倾向，除了要在创作的选材和审核方面下功夫外，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端正影视作品创作的导向。“抗战神剧”怪象的出现，正可以作为一种反面教材，帮助人们进一步思考在文艺界如何肃清不正之风，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