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新著《二手时间》，为作者的社会主义情怀感动，也为她鲜明的政治立场点赞。苏联解体了，但是她对社会主义的关注没有减弱，并用行动去抒写。她创作《二手时间》历时20多年。从1991年至2012年，她游历了整个原苏联地区。她采访的人物上自苏联元帅，下至卫国战争中的老兵；有苏联时期地区党委书记，也有普通工人、农妇；有新俄罗斯人，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族人，俄罗斯莫斯科的塔吉克族人，车臣的俄罗斯族人等等。她关注、了解并理解他们的心理、举止言行，他们的喜怒哀乐。《二手时间》创作的宗旨是：“我试图听到这出社会主义大戏所有参与者的真实讲述。”

该书分为两个部分：“启示录的慰藉”和“空虚的迷惑”。作者在第一部分中倾听“参与者”的讲述时引起了她强烈的共鸣。她找到了与之心心相印的苏维埃人。笔者也深为苏维埃人那种为国家为共产主义信仰而牺牲和奉献的精神所感动，更为他们那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所折服。透过他们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我窥到了他们对理想信仰的不改初心。作者在第二部分中记录了解体后苏联民众在心理、生活上的艰难困苦，思想上的空虚、迷惘、混乱，也记录了“对苏联的向往，对斯大林的崇拜，”等等。其中苦难让人沉重得难以释怀，不忍卒读。本文拟对引人深思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苏维埃人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内核

谁是苏维埃人？“他们就是我自己，是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父母……现在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操着不同的语言。在芸芸众生中，你会立刻发现我们这类人！我们这类人全都有社会主义基因，彼此相同，与其他人类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词汇，有自己的善恶观，有自己的英雄和烈士。”对苏维埃人来说，国家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的宇宙，以至于生命。他们无法摆脱伟大的历史，他们与另外的幸福格格不入。”笔者把苏维埃人所体现的社会主义精神内核概括为四个方面：

1、他们毫无自私自利之心

以下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实录：

瓦西里15岁参加苏联红军。20世纪30年代，他和妻子半饥半饱，衣衫褴缕，且整年都要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一次一位素不相识的姑娘与他们一起劳动，她得知瓦西里妻子就身上那一件外套，而且不暖和，就说她有两件，其中有一件是很好的外套，并且问了他们家的地址。晚上真的给他们送来一件她没有穿过的新外套。瓦西里说，因为她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尽管素昧平生，但是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瓦西里的妻子因妈妈和姐姐是波兰人，她被怀疑是波兰特务而遭逮捕，后遇害。瓦西里也因没有检举妻子而被捕，他始终都为妻子辩护。一年后被释放，恢复了党籍，发了党证。1941年法西斯入侵，瓦西里要求上前线没被批准，理由是他妻子被判反革命罪正在服刑，经他反复要求：要么枪毙我，要么我上前线。最后批准他上前线。他在战争中负伤，得了三块奖章。组织又发给了他党证，他觉得幸福极了。战后得过两次勋章，当过轮胎厂厂长，建设项目总指挥……“我们落后先进国家50到100年，斯大林的计划是15至20年就赶上去，我们也都坚信一定会赶上去！”那时领导干部从上到下都不住在家里，夜里二三点钟还电话不断，每天只睡三个小时觉。瓦西里得了三次心脏病，最后一次犯心脏病后才被调任大剧院经理。他不论在哪儿都好好服务，对党忠心耿耿，对生活想得很少，只有工作。战后，许多人预言，经济恢复需要半个世纪，但是苏联仅用了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就恢复了过去的实力。不仅如此，还保证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1950年工业生产水平超出战前水平的73%，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居世界第二位，而且确定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方向，也为今后几十年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把传统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子。瓦西里说，我们的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谁都不是为了自己而生。“我的祖国叫十月，有列宁，有社会主义，我热爱革命！对我来说，党是珍贵的。我入党70年了。党证就是我的圣经。”“我想作为共产党员死去，这是我最后的愿望。”他在市中心有一套宽敞的三居室公寓，他在遗嘱上写道：“留给我最热爱的共产党，我的全部都属于党。”

建筑师安娜的父亲在铁路部门工作，1937年被逮捕，妈妈因到处证明爸爸无罪也被逮捕。当时只有四个月的安娜与妈妈一起到劳改营。三岁时又被送到孤儿院。当安娜12岁时又与妈妈一起到了一个永久流放点，直到16岁时才与妈妈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爸爸恢复了名誉，妈妈也由于缺乏犯罪证据而得到平反。安娜心里有过纠结，但是面对现在社会上不少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贵族家谱，大家都在爱沙皇，而让人引为自豪的工人农民已成为回忆，说苏联的英雄卓娅有神经病，马特洛索夫是酒后扑向敌人，并没有救出战友，保尔·柯察金也不再是英雄……他们都成了苏联的“僵尸”。她诘问“我们的历史还剩下了什么！”她坦诚：“我还是更喜欢从前那些人，他们都是自己人，我和那个国家一起成长，经历了她所有的历史，对现在的国家我无动于衷。”

区委第三书记叶莲娜的父亲在苏芬战争中掉到湖里，被俘，交换战俘回到苏联，后以叛国罪被判六年徒刑。在劳改营期间正值德国入侵，爸爸他们给集中营领导写信，要求上前线，上级以他们是叛徒为由，拒绝他们的要求，他们都哭了。但是叶莲娜他们家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挂着斯大林的巨幅画像。爸爸后来被平反，只给他发了双倍的士兵军饷。爸爸从不提及自己遭遇的不公平，如果谈到，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但是人们建设了强大的国家，战胜了希特勒。“斯大林接手的只有爬犁的俄罗斯，留下的却是拥有原子弹的俄罗斯。”在叶莲娜将升任区委书记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只说，“我们谁都不要你照顾。你必须廉洁奉公。”爸爸没有被接收入党。但是他关心国家，相信党。苏联解体了，爸爸一遇到最好的朋友就吵架，朋友说，红旗变成红抹布，爸爸说那永远是我们的红旗。叶莲娜认为，没有党证的共产主义者比持有党证的党员多得多，他们是精神党员。她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没有与党证分开过。即使现在我也相信公平社会的建立是可能的。”

2、苏维埃人有大局意识

笔者认为，书中谈到的瓦西里、叶莲娜的父亲、建筑师安娜无不具有这种意识。在他们心目中只有国家、事业，唯独没有自己。他们这种大局意识在“镇压”这个谈到苏联绕不过的话题上表现得更鲜明。他们都认为，镇压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而是党、国家和制度在那个时代的选择。他们所谓的时代在笔者看来就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背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包围、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反党集团、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孤立存在、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压力等客观情况，这使人们多了一份警觉，左的情绪在社会上和党内不时占主流。于是将党内一些关于国家发展问题的不同意见争论，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甚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当成敌我矛盾处理。当然其中一些得到及时纠正，有些没有来得及纠正。这种情绪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国最初的二三十年间并不是个案。

作者笔下的苏维埃人都认为，斯大林应负镇压的主要责任，其次是斯大林领导集团，还有内务部、各加盟共和国及地方领导，甚至还有普通人。普通人是指“那时人民是支持这种做法的。”在邻里、同事、家庭成员之间都有互相举报的。比如1937年有人在商店里抱怨：国家都建国20年了，连条体面的裤子都买不到。有人将抱怨者举报。结果抱怨者作为政治犯被关到劳改营。上文说的瓦西里在监狱里遇到一个民俗学家就是被其母亲举报后入狱的，母亲是老布尔什维克。这还是前文提到的那种情绪，笔者认为其中多数举报人都是为了国家好，他们太爱这个国家、这个制度、这个党，不能容许她受到半点委曲。

书中的苏维埃人还提出，镇压的主要对象是党内统治阶层中的服务有过失者。他们以俄罗斯人文科学协会教学参考书为证：“国际和国内历史学家的研究都确认了20世纪30—50年代镇压的主要受害者是党内统治阶层这一事实。”他们一致认为，这在苏联当时的情况下，不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都是最佳方案：国家处于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而且要加紧进行现代化。对管理阶层的人员实行强制手段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官员，并保证管理机构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及在战后恢复经济时期运转更为有效。总之，可以讨论类似措施对实际管理需要适合的程度、规模和人道性，但是不能怀疑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类似措施原则上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即是镇压的目的。

总之，综合书中的苏维埃人的看法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客观、全面地评价镇压的一个条件就是斯大林主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既有社会苦难、政策性犯罪、镇压，也有巨大成就、历史性胜利。许多苏维埃人用“那个时代”、“一个体系”来理解镇压现象，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方面没有另一方面是不可能存在的。斯大林没有私心，在他的领导下，国家变得强大安全、人民富足安康是最主要的。

3、苏维埃人为了国家强大、世界革命不惜牺牲生命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书中回忆说，她父亲曾对她说，他是在加加林飞上太空之后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的。“我们第一个进入宇宙，我们无所不能。”当时许多苏联父母都是这样教育孩子的。这种激情黏合剂把一切正能量都聚在一起。玛格丽特医生在书中充满激情的讲述把笔者带到了那个火热的年代。她说，十月革命现在被说成是“军事政变”、“布尔什维克阴谋”、“俄罗斯的灾难”，说列宁是德国间谍，革命是逃兵和水兵发动的……我对此充耳不闻。我们出生在史无前例的伟大国家，再也没有这样的国家了。我们一家都热爱斯大林。妈妈来自贵族家庭，曾嫁给白军军官，被“契卡”关压，后被释放。爸爸早年参加革命，1937年曾被关压，后被保释，但是没有恢复党籍。爸爸依然认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加加林飞上太空、古巴革命胜利，都令我们兴奋不已。不少西班牙战争的老兵到我们学校，我们一起唱《格林纳达》：“我们离开小屋，去打仗／把格林纳达的土地给农民……”我桌子上面就挂着伊巴露丽的照片。我们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为祖国甚至世界革命去牺牲，去奉献。我们十年级学生全年级去开荒，在大森林中修铁路，由于缺乏技术，钢轨都是大家蹚着齐腰的冰水背过去的。烂土豆吃得大家都得了坏血病，但是我们坚持过来了。看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了王进喜带领大庆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开发大庆油田的壮举和那个时代许多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白手起家的热烈场面。我确信这些经典的红色记忆是苏维埃人的精神支撑。11月7日至今是苏维埃人庆祝的伟大节日。苏维埃人是被苏联时代列宁思想和炙热的革命理想培养起来的。

4、苏维埃人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民主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搜集阿赫罗梅耶夫的资料，阿列克谢耶维奇颇费周折，因为前者已经以身殉国。阿列克谢耶维奇使用了与阿赫罗梅耶夫同时代人写的书中、电视专题片中、阿赫罗梅耶夫的笔记本中的材料，而讲述者也是在克里姆林宫工作、比较熟悉阿赫罗梅耶夫的人，这是阿列克谢耶维奇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了的，而且要求不具姓名、不具职位。以下是作者对上述材料和讲述者所讲内容，包括笔者在“360百科”上搜索到的关于阿赫罗梅耶夫词条的综合：

　　苏维埃人最先发现了改革时期苏联民主派那叵测居心的改革目标。阿赫罗梅耶夫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出生于摩尔多瓦的一个偏僻乡村，早年失去父母。他是作为海军军校学员参加卫国战争的。从学员直到元帅，是苏维埃政权把机会给了他和与他一样的成千上万的穷人、小人物。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阿赫罗梅耶夫作为总参谋长多次参加苏美裁军谈判。美国总是要得到他们想要的。苏联有一种导弹美国没有，美方的目标是销毁它。但它不并在谈判的条件中。可是戈尔巴乔夫却背着军方自己做出了销毁这种导弹的决定。对此阿赫罗梅耶夫当时就说：“不如我们干脆在瑞典中立国申请政治庇护，别回国了！” 他多次向戈尔巴乔夫报告自己的想法，但他们之间存在根本分歧，主要是国家向何处改？在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苏联人熟悉的话语体系，如“国际帝国主义阴谋”、“海外大亨”等消失了，只提“公开化的敌人”，“改革的敌人”。美国视苏联为“邪恶帝国”，并威胁要对苏联“十字军远征”，发动“星球大战”，等等。而戈尔巴乔夫却大谈“世界是一个共同的家园”，“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等等。阿赫罗梅耶夫在办公室大骂,说戈尔巴乔夫的演讲都是“浑蛋话”，戈尔巴乔夫是“外行”，是“俄罗斯的甘地”。他预感到如此下去对国家是巨大的灾难。起初他以为是有人向高层谎报实情，后来才明白这是一种自觉的背叛。他不能参与瓦解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他申请退役。戈尔巴乔夫又请他做总统顾问。到了克里姆林后，曾几次要为他提薪，他都以够花为由而婉拒。1989年列宁格勒化学教师尼·安德烈耶娃挺身捍卫共产主义，她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的《我不能放弃原则》引起人许多人共鸣。阿赫罗梅耶夫说，“应该回击了。”他开始写作和演讲。面对国家局势动荡下反动势力掀起的反军运动，他点名批评“民主派”的《星火》杂志制造群众的反军心理。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著文抨击“新历史学派”所谓苏军不是胜利者，一事无成，说战争是罪犯们打胜的谎言，点名抨击阿尔巴托夫和雷诺夫院士公然诋毁海陆军是“珍惜自己的种种特权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限权力的将军们”。他以事实说明苏军的将军们没有任何“特权”。他把捍卫苏联工农红军和捍卫苏联共产党、捍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我拥护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如果有人企图用武力或者其他违宪行为分裂国家或改变它的社会制度，总统和苏维埃可以决定使用武力来确保我们祖国的统一和维护它符合宪法的社会制度。他公开批评不久前还与他一起捍卫共产主义理想的沃尔科戈诺夫是“变节分子”，他说叶利钦丧失信仰，当面指责他：“您对待我国的宪法太轻率了。对于您来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句话，而对于我，它是我国人民70年的生活和斗争。”他不断遭到威胁、中伤。1990年他就意识到苏联在走向灭亡。他在最后的笔记中写道：我发过誓，毕生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服务，只要我一息尚存，就将为苏联奋斗。1991年8月19日，在索契休假的阿赫罗梅耶夫从电视上得知了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消息，决定自行飞回莫斯科，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在戈尔巴乔夫的所有顾问和助手中他是唯一一个主动参加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当女儿问他是否后悔飞回莫斯科时，他说，“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会诅咒自己一生。”他在殉国前写给家人的便条上宣布要自杀：“对我来说，主要职责永远是战士和公民。今天我在你们之前首先履行第一责任。请你们勇敢度过这些日子，互相支持。”在另一张便条上写道：“当我的祖国即将灭亡，当我视为生命意义的一切都在毁灭，我已经无法继续活下去”。

笔者认为，这些事实证明：苏维埃人至今执著于理想，将信仰深深根植于自己内心，唯其思想上坚信不疑，所以意志上坚韧不拔，所以行动上坚定不移。

二、苏维埃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中，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些的苏维埃人都自然地比较苏联与后苏联的野蛮资本主义，他们更觉得苏联社会主义的可贵：从儿童到老年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有保障，孩子们除了读书，还有课外兴趣活动小组，夏令营，等等。苏联影剧院分布均匀，成年人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读书、旅游、看影视剧是多数人的选择，当然也有些人把去教堂作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而后苏联时期相当长的时间内，至少有15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衣食无着，只能乞讨、捡食垃圾。比如，一个女孩讲述，苏联解体时她14岁，外婆去世，她妈妈的工作单位解散，她和妈妈住的三居室公寓被黑社会霸占，她们流浪乞讨三年，妈妈最后卧轨自杀。另有三分之一的人必须节衣缩食才能勉强度日，比如清洁工薇拉一天只能吃一餐，等等。有75%到80%的人有受骗、被愚弄的感觉，但申诉无门。这个时期，精神病院人满为患，选择自杀身亡者不少。在俄罗斯至今有30%以上的人拥护苏联制度，认同苏维埃社会，他们不在乎吃什么，喝什么，而更在意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这一如叶莲娜所述，苏联生活是另一种文明，她的权力属于人民。他们可以给报社写信，走进区委投诉，给领导者或者差的服务提意见，可以发表讲话，上电视，等等。现在有谁听普通人说话？能上电视的都是富人、银行家。强者生存，没有钱走开！所以她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有真正的公正、公平，因而对人类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坚信不移。书中那位不具姓名的讲述者认为，戈尔巴乔夫主张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西方社会民主党的货色，他本人骨子里就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因此葬送了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资本主义，包括俄罗斯和全球资本主义都是一个历史上有限的制度，它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它给人类带来许多成就，也就带来许多罪恶与苦难。

书中谈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都不作长篇大论，而是结合实际的感受。比如认为，共产主义是作为理论理想、实践目标和现实的社会。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公平的制度。不论是理想还是制度都要一步一步实现，比如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集体化、工业化、卫国战争的胜利等都不是幻想，而是现实的过程。苏联的贡献在于她在实现共产主义道路上迈出了探索性第一步。叶莲娜说，她很反感有些人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时那种轻蔑和不屑的样子。笔者综合书中人物的看法后，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为建立公平、理想的社会提供指导，为人们分析现实、解决问题提供世界观、理论和方法，给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不是如苏联反马克思主义者说的在迷惑和误导人，相反是在促进人认识自身及其在生活、社会中和历史中的位置，是标明人们现实生活的方向性元素。截止今日，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学说在对全人类的贡献上能与马克思的学说比肩。

三、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和后苏联时期的种族分裂、民众思想混乱分析

笔者认为，斯大林时代苏共对新闻媒体的领导权、舆论的主导权、对意识形态的掌控、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解释、理解、坚持及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基本成功的。当然掌控有些失之于严，解释、理解有些失之于简，但这是在正确的道路上进行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后苏联时期“苏维埃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多数人对斯大林、对苏联的态度都是很好的证明。量变、渐变从赫鲁晓夫开始，对领导权和主导权部分放弃，掌控放松，在基本理论和立场方面发生了根本性错误；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经过五年三个步骤，由开始时的放任到最终完全放弃了对新闻媒体的领导权、舆论的主导权、对意识形态的掌控，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立场。

作者采访的玛格丽塔是出生在巴库的亚美尼亚人。她在书中讲述：我们好几家住在一幢楼里。住在楼里的阿塞拜疆族、俄罗斯族、乌克兰族、鞑靼族等尤如一家人，克拉瓦阿姨、萨拉大妈、阿卜杜拉产、鲁本……那时人们是以好人或坏人、贪婪或善良、邻居或客人相区分。从乡村到城市……我们都是苏联人，讲的都是俄语。在苏联的学校里我们受的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朋友、同志、兄弟姐妹，写作文的题目都是“牢不可破的联盟”、“兄弟般的情谊”。开春节最受大家欢迎，庆祝七天七夜，家家都夜不闭户，到处都是篝火。大家都把自家的桌子搬到院子里，拿来自家最拿手的饭菜，第一杯酒都要说“为了友谊”，然后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说“我爱你”。变化从1988年开始。有人在广场聚焦，唱歌跳舞，喊着“让异教徒去死！”的口号。在巴库屠杀持续几个星期，有人说时间更长。在有的地方这个进程持续几年甚至十几年。杀人的由头有很多：不是在那里出生的要杀，不是说他们语言的要杀，外形不是他们民族的要杀，带武器的人看不顺眼的要杀，等等，手段残忍得令人发指，刀枪、棍棒、石头，十八般兵器加上汽油。我当时正在恋爱中，我的恋人是阿塞拜疆人。我们的恋爱受到双方家长置疑，特别是男方兄弟姐妹千方百计地阻挠。当然由于我们不离不弃，有情人终成眷属。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书中的几处实录中，写了人们提出的一堆堆问题：原本都是平和安静的人，现在为什么成了杀手？莫斯科为什么成了恐怖袭击的对象？所有的国家都要走西方的道路吗？是什么原因使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应当保持和拒绝过去的什么？自由到底是什么？三种报纸都说自己写的是真相，真正的真相到底在哪儿？将军要不要关心政治？为什么要生产那么多武器？我们的生活目标在哪里？……这些问题在困扰着后苏联人。

据笔者分析，上述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措施，从1985年3月至1990年8月，他采取了三个步骤：

第一，公开性逐步升级（1986年至1987年），为虚无苏联的一切奠定基础。从宣布“公开性”，要“让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到专门揭露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所谓“阴暗面”、“消极现象”、掀起“重评斯大林”运动，并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 ，再到最后，戈尔巴乔夫提出“彻底的公开性”、“最大限度的公开性”。此时，在“公开性”的旗号下，一大批过去被禁止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小说、电影等文艺作品被纷纷解禁。

第二，停止对被苏联认定为反动电台的多家西方电台的干扰。为西方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大开方便之门。对此，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认为：“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决定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对美国来说，它为促进苏联社会的‘和平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随即，美国专门在西欧设置了针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每天用6种语言向苏联民众宣传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并通过造谣、抹黑等方式对苏共和社会主义进行攻击、诋毁，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与此同时，1988年12月，在戈尔巴乔夫指使下，拨款400万外汇卢布用来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苏联国内公开出售。

第三，通过立《新闻出版法》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提供法律保障。这是戈尔巴乔夫摧垮苏联意识形态防线的关键一步。1990年6月，他以总统名义批准了《新闻出版法》。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苏联共产党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主动放弃了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新闻出版法》明确规定：“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是自由的”，“公民有创办舆论工具的权利”等，标志着苏联开始推行西方一直鼓吹的所谓“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为“自由办报”开了绿灯，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私人办报等从此完全合法化。让西方最兴奋的“亮点”是《新闻出版法》中规定新闻舆论不受检查，改审批制为登记制，印数低于1000份的出版物甚至可以不用登记。这就彻底改变了苏联对新闻出版行业的严格管理制度，引发了苏联媒体格局的裂变。仅仅是到当年10月，苏联全国便已经有700多家报刊进行了登记，而且其中1/7属个人所有，甚至还涌现出了独立通讯社，而坚持为苏共和社会主义服务的媒体不断受到打压，其在所有媒体比例中只占1．5%。新涌现出来的媒体，大部分的舆论倾向都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从此，苏共彻底丧失了对新闻媒体的领导权和舆论的主导权，苏联思想体系随之崩塌，意识形态领域彻底进入了混乱时代。

笔者以为，在现代社会，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把握住了舆论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就等于掌控了意识形态。舆论有正向和负向之分，正向的舆论对民众具有引领、疏导、推进、鼓舞、激励和黏合作用，而负向的舆论对民众具有消极、分化、挑拨、离间、迷魂、催化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负向舆论对苏联的一切，包括十月革命、社会制度、价值观、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由开始时的批评，到后来的谩骂、诬蔑，直到最后的完全否定，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大肆宣扬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等，使多数人陷入极大的迷惘之中，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极端主义等乘虚而入，各种思潮大泛滥。

四、对《二手时间》的两点思考

第一，苏维埃人的四种精神体现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人的品格。如果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得到最后解放。担负着解放自己的国家，也解放全人类重任的共产党人，只有没有私利，才能有大局意识、牺牲奉献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这是完成使命的要求。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铸就对国家、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忠诚，这是苏维埃人以他们的行动鲜明告诉我们的。特权、利益只能吸引那些投机分子入党、入职。如何使共产党人保持初心，坚守理想信念，这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这方面苏共也有教训可资殷鉴。

第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整个过渡时期对意识形态的掌控不可须臾放松。如果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界观、方法和立场被后来者批判地继承，或许后来的“三和”“一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就不会在苏联产生？也就没有后苏联时期思想领域的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极端主义等各种思潮？如果我们适时批判西方“普世价值”等一系列理论，或许今天的理论界就不会有如此多的乱象和“缺钙”现象。当然历史没有假设，但这恰是前车之鉴。

最后，感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奉献的《二手时间》。她所记录的苏维埃人的社会主义精神内核，他们对理想、信仰不改初心的执著，不仅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是马列著作编译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