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这一表述在文宣系统曾经消失多年，但事实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却无时不在。近年来微博上某些公知大V造谣煽怨、否定体制便是互联网上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缩影。

在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以及国家建设的整个历程中，他都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与武装斗争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高度上。而且他断言“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被高度重视是在1989年事件后，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中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著名论断。他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他开出的良方就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同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习近平在2013年著名的“八一九讲话”中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是20多年来中央又一次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到如此高的地位上，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也切中要害。

意识形态译自德语Ideologie，原意是思想观念。这词在思想界声名大躁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第二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来批判德国占主导地位的各种错误思想观念：主要是青年黑格尔派思想。青年黑格尔派是带有唯心史观的思想观念，认为宗教、观念统治着世界，主张观念决定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有几个要点：

1.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一整套思想体系。

2.不是意识决定生活实践，而是生活实践决定意识。

3.意识形态受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会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4.马恩强调改造世界从而改变思想或意识。因为“不可能在意识领域对错误意识形态加以彻底消灭，只有通过改变意识的现实基础才能够加以清除。”

此时，我们会发现意识形态这个词汇翻译得过于抽象，让人不得要领。寻根溯源，将Ideologie中文译为意识形态的是成仿吾（1927年），借用了日语表 达法(即“意識形熊”)，因此显得生硬难懂。

我想用文化价值观这个更中国化的词汇来解读意识形态。文化是历史积淀，代表过去，而价值观则是当前抉择，代表现在，过去和现在结合起来则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

文化与价值观结合得好，就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到加速的正向作用。中国文化一直推崇天下大同的观念。

孔子“大同世界”的构想在《礼记·礼运》中有着比较明确的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而老子道德经第七十七章写道：“高者抑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这是中国历史传承下来的主流文化，恰恰与我们当前抉择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论述的公有制社会的平等、和谐观念不谋而合，他们的立足点都是多数人为多数人谋福利。

事实上，孔子与老子的思想著作早在300多年前便由传教士翻译传入西方，德国人把孔子和康德共同尊为教育学的奠基人，黑格尔称老子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继承发展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马克思可能正是从孔子、老子的思想著作中吸取了营养。这或许就是中国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功走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

文化与价值观不相匹配，则会严重阻滞社会的发展。以印度为例，印度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是以种姓制度代表的封建社会的愚昧等级文化，而印度当前的价值观则是英国嫁接给它的资产阶级民主价值观。这两者之间是强烈矛盾的，因此印度经济社会发展都严重滞后于几乎同期完成民族独立建国的中国。仅仅一个强奸案频发的治安问题，在这个所谓宪政民主国家都无法得到根治，因为在印度的文化观念中高种姓男人强奸低种姓女人就是天经地义的。这种文化与价值观的碰撞抵触在印度还将长期存在，所以西方多年来鼓噪印度经济将全面超越中国实在是天方夜谭，印度何时爆发一次彻底的革命根除种姓制度才具备与中国展开经济竞争的资格。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统治阶级的文化价值观决定一个国家整体的文化价值观。中国的宪法明确指出，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的统治阶级。因此这决定了多数人为多数人谋取福利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将长期主导中国的社会发展。而这种文化价值观的物质基础便是公有制经济，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若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中持续占据主导地位（不一定需要绝对多数份额，就像控股股东不一定非要股权超过50%），那么多数人为多数人谋福利的文化价值观就将继续占据中国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若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失去主导地位可有可无了，那么这一文化价值观可能就会被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也不存在了。

我了解的一个案例恰恰能够佐证这个判断。深圳因为多年工业高速发展，各个村通过租厂房、卖工厂用地都很富有，有一个村的老村支书把持村里大权多年，前几年被上面调来的新村支书换掉了，但是新村支书根本在村里管不了事，没有村民理会他，村民还是唯老村支书马首是瞻。为什么？因为在老村支书退下来前，已经和村民合谋把村里的土地、厂房等资产全部打包注入了村民合股的股份公司，这是村里的绝大部分经济来源，也就是村里的绝大部分权力，仍牢牢掌握在老村支书手上。村民们需要他来管理资产，然后年底分红，新村支书由于不掌握经济资源便靠边站了。

以小见大，当公有制经济绝大部分被私有化后，中国共产党就必然是靠边站了，到时资本财阀才是国家真正的主角，如同今日的香港。功夫在诗外，守护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观，首先先要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并做大做强。当然，并不是说做大做强公有制经济就要通过掠夺民营经济来实现，中国的经济蛋糕在做大，不是零和游戏，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完全可以齐头并进，协同作战同舟共济向海外进军。

反观美国，由于从一开始就是庄园主、资本家出钱出枪跟英军作战并取得独立建国成果，因此自美国独立开始统治阶级便是有资产者，这从独立宣言规定有产男性才有选举权就能看得出来。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尤其是私人性质的美联储成为拥有美元铸币权的中央银行后，人数更少的美国资本财阀（据美国学者披露，不超过80个家族）成为了美国真正的统治阶级，因此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就成了美国的文化价值观。

所以，许多美国貌似不可思议的现象就能够解释了，如号称民主多元的美国社会，美联储主席却一成不变的是犹太人；美国政府欠美联储的债务越来越多，直接美国公民的个人所得税打入美联储账户偿还利息，相当于美国平民都在为美联储打工，且永远无法还清；美国持续不断地发生枪击惨案，但国会永远不可能通过控枪法案；美国的监狱也属于私人经营，而且与州政府都签署了保证入住率的条款，因此警察会滥抓无辜来达成任务；甚至美国部分州开始实现大麻经营合法化了。这一切乱相，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私有资本会获取利益最大化。在这个不可动摇的前提下，哪管美国平民死活。

中国部分贪官与有原罪商人调度舆论资源鼓吹中国应该政改沿用美国的宪政民主体制，竟然有一些平民粉丝也帮着摇旗呐喊，岂不是要挖坑埋了自己？

中美两个大国的文化价值观不同，必然会发生冲突和碰撞，美国历次《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推广价值观”都是重要组成部分，一位总统候选人更泄露“阳谋”要通过灌输美国式文化价值观来“扳倒中国”。那么我们怎么做好意识形态的攻防战，守护好我们“多数人为多数人谋福利”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

我认为意识形态战争有三种取胜的手段：

一、通过逐渐蚕食对方意识形态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取胜。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夺取王朝权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二、通过打赢战争来瓦解转化对手的经济基础。中共在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内战中取胜后建立新中国，对全国工业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这种手段的成功案例。

三、通过外部施压结合扶植内鬼“里应外合”颠覆对手政权，推进意识形态更替。这就是美国运作促使苏联解体的手段，也正是某大V所提出“里应外合”暗含的意义所在，隔空呼应那位美国总统候选人提出“扳倒中国”的图谋。

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并发展壮大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所依存的公有制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人大会议上讲：“深化国企改革是大文章，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正是看到了经济基础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因此混合所有制的运作急需树立以做强公有制经济为目标的指导原则，绝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我国可以通过自身成功经验带动其他国家尝试发展公有制经济来应对经济危机。

其次，要积极快速发展军备及实战能力，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既要确保“党指挥枪”守护人民，也要“能打仗、打胜仗”。提升军事震慑力，才能规避敌国狗急跳墙挑起代理人战争，破坏我们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

第三，要严防里应外合颠覆政权，正如央视近期解密的“狱中八条”所言，要从严治党严惩投敌卖国的叛徒买办集团，瓦解内鬼势力。同时对于意图潜移默化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合法性的私有化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宪政普世价值思潮以及宗教渗透活动必须予以坚决地遏制和打击。

最后，就是要摆脱对“不争论”的错误理解做到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有所作为”。时过境迁，如今国内外敌对势力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要求我们必须要争论，而且要争论得有水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讲清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道义性。讲得清，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认同而蓬勃发展。讲不清， 民众会用脚投票疏离于国家建设事业，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定也会受到重大威胁。

目前24字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首先是难记，其次是未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建议做简化调整。 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爱国”，语义清晰且直击当前舆论造谣煽乱时弊，居首。第二个话语建议是“为民”，人人都应秉持为人民服务信念，而国家也是要为人民谋求幸福。第三个话语建议是“共富”，共富是当前这个阶段最能号召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口号，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道义所在。第四个话语建议是“平等”，平等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指向标，社会主义中国更应该理直气壮地不懈追求。

【爱国、为民、共富、平等】。可否？

做好上述几项工作，就能确保在文化价值观上不“犯颠覆性的错误”。以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赶超美国的经济规模只是时间问题，预计就在十年以内，到时就该吹响意识形态反攻的集结号了。

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