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全球化背后的意识形态安全刍议

[摘 要]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市场法则的自然扩张进程，更是一场伴随着意识形态渗入的资本扩张运动。资本扩张的背后不仅蕴含着“东方主义”思维逻辑，还潜藏着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陷阱，“东方主义”思维逻辑造成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话语强权和集体心理优势，消费主义则作为一种新的“宰制性”力量不断威胁着当代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安全。面对挑战，正确的选择应是以理性开放的态度积极建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特色的软性力量。

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苏联崩解、东欧剧变，中国引入市场经济，自此，全球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资本亦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绝对优势，资本全球化作为一股强劲发展趋势呈现在世界各国面前。“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 在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行为主体的当今世界，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必然会投射到思想、政治和价值观念等领域，衍生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就是说，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不仅改变了世界利益格局和经济秩序，还深刻地影响了民众的生活方式、文化认同、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因此，深入考察资本全球化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风险，分析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探求中国软性力量的提升路径，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东方主义”：资本扩张背后潜隐的意识形态逻辑

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市场法则扩张过程，它更是一场伴随着意识形态流动的资本扩张运动。纵观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进程一开始就隐含“东方主义”的本质并以“西方人”的口吻和逻辑展开，落后的“东方”国家并不是受利益驱动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而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胁迫下被强制性卷入了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和国际政治体系中。“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 可以说，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跨国性扩张运动，就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一体化，也不会诞生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产生过程，其实也是建构“中心-外围”国际体系的过程，这一国际体系就是以发达的西方国家为“中心”，以欠发达的东方国家为“外围”的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在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把区域性经验、模式、文明和价值上升为全球“普适”模式进行推广就不再是“纯粹自然的历史过程了”。西方国家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宣扬和推广其经验模式和文明价值，归根结底在于资本扩张背后潜隐的意识形态逻辑，即“东方主义”思维模式。

“东方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话语的权力逻辑和思维逻辑。全球化伊始，“西风压倒东风”的世界格局建构了“西方”审视“东方”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思维。什么是“东方”和“东方主义”呢?根据萨义德的分析，20 世纪初以来广泛使用的“东方”概念主要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以及地域辽阔的伊斯兰文化圈，而“东方主义”则特指西方俯视、殖民和控制东方的一种思维逻辑、机制方式和话语权力，“因为东方主义归根到底是从政治角度察看现实的一种方式……扩大了熟悉的东西方(西方、‘我们’)与陌生的东西方(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这一想象视野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以这种方式构想出来的两个世界，然后服务于这两个世界”。[3]在西方的镜像中，东方世界野蛮落后，毫无理性和自治能力可言，而西方世界却是富有理性、文明和秩序的。“劣等”的东方只有在映照西方的“进步”与“文明”中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想象与镜像建构中，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仅取得了对东方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优势和集体心理优势，还以此为基础作为建构并压制“他者”、认识并确立自我之“优越性”的工具。

“东方主义”话语的全球性扩张，一方面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势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还是“东方世界”集体失语甚至是盲目顺从的结果。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甚至在当代少数知识分子当中，还存在把潜含着“东方主义”逻辑的经济话语、政治话语和文化话语毫无批判地移植或译介并向民众大肆推广的现象，这是东方主义话语能迅速植入东方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处于东方世界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自觉融入全球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西方世界更是以“偏见”和“异域”的目光来审视和解读。在西方的叙事话语中，“社会主义中国”经常被有意抑或无意地建构成“专制”或“极权”的意象。这种伴随着资本扩张运动的“东方主义”话语的国际传播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至少造成了两个恶果：一是用虚构的历史假象替代中国革命的真实，在肆意解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历史依据的同时，还潜在地暗示着社会主义中国未来走向的威胁性和不确定性;二是生产镜像，建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永恒优越感，并将其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在西方世界代际相传，成为整个西方世界乃至少数东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集体想象”。

二、消费主义：资本逻辑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陷阱

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实现自我增殖，这是资本全球扩张的原初动力和内在逻辑。正是这种增殖逻辑决定了资本所有者把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作为一切生产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4]要实现这种“最直接效益”，自然就要无限地扩大生产规模，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必然会带来消费的无限扩大趋势，因为商品只有被全部消费，资本才能实现全部增殖，资本所有者才能攫取最大利润。于是，资本所有者穷尽各种手段持续地刺激人的物质欲望，制造人的虚假需要，扩大人的消费范围，不断地诱导消费者大肆消费、盲目消费，为了消费而消费。正如鲍德里亚所描述的那样，“消费主义叙事不断地把人解构、编码成形形色色的‘消费者’，人的消费需求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形成一种虚假的消费需求，民众不断地被‘消费’，在这种消费场域中，人是被一个看不见的‘铭记凸状锁链’捆住并强迫消费的”。[5]

伴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运动，消费主义亦作为一种文化潮流和生活方式飙行于世界各个角落，这种生活方式深受商业广告所谓“审美”“品位”“情趣”建构的影响，诱惑、追逐与炫耀消费成为社会日常生活的主导，消费“异化”为财富、权力、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商品原有的使用价值此时已变得无关紧要。这种西方发达资本国家大力推广的消费主义话语背后其实潜藏着某种意识形态陷阱，即把消费的自由扩大为个人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政治的自由等，把人的物质欲望的膨胀和满足简单地理解为达到“自由理想”“民主世界”的必经路径，强调个人自由及自由选择是民众期盼的基本社会条件，社会的全部意识都被纳入个人主义轨道。可以说，消费主义已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宰制性力量和话语霸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消费主义文化思潮亦渐渐渗入了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并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力量和文化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宰制了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内容和形式。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性力量亦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一些潜在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教化功能。“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 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一种自觉反映和代表绝大多数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意志，又反过来指导社会阶级、阶层和集团行动的系统化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执政者需要此种思想体系来整合社会观念体系、凝聚社会党派团体、教化社会个体民众。然而，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消费主义话语借助于影视、音乐、思潮以及自媒体等各种载体，以各种虚幻化的“身份”“品位”“幸福”“成功”不遗余力召唤民众，演绎出一个个现实中达不到的“虚幻梦想”。这种“虚幻梦想”循环往复地纠缠于受众的头脑，成为消费主义语境下一股强劲的改变民众感知结构的意识形态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民众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还潜移默化地诱导民众在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审美情趣以及社会心理方面日益向生产和传播消费主义的“资本”时代及“资本主义”社会看齐，从而极大地消解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教化功能。

二是造成了民族精神的空洞化。民族精神无疑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最为深刻的核心要素之一。在现代社会各主权国家，承载民族精神的各种经典文本乃是本国民众最为崇高和神圣的历史记忆、道德情怀和文化力量。然而在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肆意扩张以及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资本逻辑的演绎下，这种承载民族精神的各种经典文本却屡屡被转化为各种消费符号，从革命歌曲到主旋律影视，从英雄人物到历史图像，都被任意戏谑、歪曲和亵渎，历史记忆所凝聚的革命情感、民族精神及其意识功能在消费主义的叙事中都被无情消解。在当下中国社会，这种消费主义符号就像病毒一样四处扩散并不断植入经典文本进而渗透入中华民族精神，使一种丧失了民族精神和价值理想的生活方式成为当下民众生活的主导和常态，这不仅极大地腐蚀了民众的精神和灵魂，还潜移默化地造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空洞化。

三是弱化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化资源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来源和基石，特定的民族文化孕育特定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定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要与特定的民族文化相适应。民族文化与日常空间、心灵世界、思维方式、道德情感、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内在逻辑关联使得民族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能以更灵活的方式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遭受侵蚀，必然会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一定威胁。消费主义文化的全球性扩张，不仅挤压了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还消解了各主权国家之间民族文化的边界，使得承载西方价值理念和思想观念的各种文化产品借助于“本土化”的外衣不断渗入日常生活空间，并对我国社会民众形成一种全天候、全方位的影响态势。正是在西方文化产品的强势冲击下，国内一部分民众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其价值理念、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产生亲近感、认同感和依赖感，对本民族文化则渐渐产生疏离感、陌生感甚至排斥感，久而久之，源自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就会被无情剥离，民族文化认同就会遭到侵蚀和瓦解。如果我们在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大举进攻”面前无所作为甚至被其迷惑，帮其“摇旗呐喊”，就极有可能陷入西方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陷阱，让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战而胜”。

三、软性力量：捍卫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着力点

资本全球化背景下“东方主义”话语和消费主义文化思潮在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扩张，一方面是西方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预谋的意识形态侵袭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以来复杂的市场化变革以及社会结构变化自发推动的结果，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对待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陷阱和安全问题，我们不能用封闭国门、严防死守、“御敌于境外”的做法来处理，因为这种保守思维和弱势心态不仅无助于意识形态风险的有效化解，还有可能造成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封闭和凋零。为此，我们必须秉持一种介入性姿态和竞争性心态，积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软性力量。这种软性力量其实也就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所提出的“软实力”。在资本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和国家只有在积累强大物质力量的同时，拥有一种具有穿透性的软性力量，才不至于在全球性竞争中被边缘化而置于危险境地。对于处于国际复杂情势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软性力量的建构至少可从三个维度入手：

一是有意识地解构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 “东方主义”话语及其思维框架。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为话语的博弈，谁主导了话语，谁就拥有主动权，进而更易合理化或合法化本国的国际行为。就当前态势而言，西方生产的“东方主义”话语无疑具有垄断和强势地位，中国话语在某种程度上仅是对“东方主义”话语的一种被动回应，这就使得“东方主义”话语成为一种霸权话语并不时压制中国话语，使其滑向边缘化和弱势化。在话语较量不可避免、话语平等交流难以实现的当今时代，中国话语要摆脱这种弱势境地，其中关键一点就是要学会主动地解构西方社会生产和传播的“东方主义”话语，因为解构了一种话语，也就意味着建构了另一种“现实”。对于“东方主义”霸权话语，我们可以推导话语背后所存在的逻辑错误，并对其在某个场景下建构的“现实”进行还原性和历史性梳理，以充分揭示其内在的预设、文本的缺陷、结构的矛盾，从而使其失去合法与合理存在的基础。

二是建构反映当代中国30 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特色的“意识形态”新话语，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任何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要保持一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都必须不断地建构和创新一种核心价值话语体系。这种创新话语既不是浮萍式的主观臆想，亦不是陶醉式的自我独白，而是要在立足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直面思想理论上的困惑难题、继承传统意识形态核心话语以及汲取外来意识形态资源的基础上，所建构出来的一种能够体现当今时代要求、反映普通民众诉求、符合社会发展逻辑的意识形态新话语。这种新话语，不仅能真正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威力，还能最大限度地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三是挖掘民族文化符号，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软性力量。当今世界，文化的力量已深深熔铸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力和辐射力之中，谁能占据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制高点，谁就能在激烈的意识形态较量中掌握主动权。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捍卫同样离不开文化软性力量的支撑，因为一个没有传统文化资源和现代文化产品作价值支撑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缺少生命力、亲和力和战斗力的。当然，文化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生成软性力量，软性力量生成的关键在于表征文化的话语符号、标志图像、镜像意义并不断地生产、传播和扩散，一种文化符号被传播的范围越广，其文化影响力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挖掘并传播诸如中国功夫、儒学、书法、绘画等民族文化符号资源，既让国内民众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更让世界民众感知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只有在这种文化软性力量的传播中，才能逐步消除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无知和偏见，并在无形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与同化力。（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276，98.

[3][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译者：王宇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5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5.

[5][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译者：刘成富，全志钢.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