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个崛起”，是指19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三篇为朦胧诗辩护的文章：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我们回到历史现场，梳理、分析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朦胧诗”的出场以及围绕其所产生的种种争议，廓清这一论争中不同的观点及其背后的文艺观念后会发现，所谓“崛起”，并不像论者所宣称的那样，是解放了诗歌的发展，而是将诗歌发展的空间狭隘化了，其后诗歌逐渐边缘化，除了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是“崛起”美学原则自身发展的必然。

可以以下几个方面看待这一问题：

首先，从中国新诗发展的传统来看，从“五四”时期到1930年代的大众化，1940年代的民族化，1950年代向新民歌学习，这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客观历史。崛起论者宣称朦胧诗接续了“五四”传统，但却将20世纪诗歌大众化、民族化的历史发展视为是“诗歌走向了狭窄”，是“驱赶新诗离开这个世界”，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其次，从诗歌与读者的关系上来看，古代诗歌的流通范围，基本局限于文人士大夫小圈子内，1930年代以来的文艺大众化民族化，作者、读者和更大范围的社会生活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系统，但崛起论者声称诗歌写“心灵的秘密”，又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种循环系统摧毁了。而实际上，朦胧诗之所以能够风靡，也是借助了此前社会主义体制下文艺循环系统所培养的群众阅读基础。崛起论者摧毁了这一系统，也就摧毁了自身存在的基础。

第三，文风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建立一种平易的文风，即《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朦胧诗出现后，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懂”与“不懂”的问题，崛起论者张扬诗歌之“读不懂”，跟“五四”对平易文风的诉求，是矛盾的。其“接续五四”的宣称并不符合实际。

第四，崛起论的大背景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崛起论者声张文学应当独立于政治，但是另一方面，延安以来的新诗传统，恰恰是因为其与政治的关系而被其排斥的。这说明，所谓“独立于政治”的文艺观，恰恰是一种“政治标准”。当时围绕“懂”与“不懂”、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等问题的讨论，其实都是表面，其背后是一种政治意识的反弹，这一文艺现象和文艺观，依赖于当时文艺与政治的张力关系，一旦这种张力关系失去，历史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么其能量就耗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