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怀疑钱学森的人生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原因可以归纳出若干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就从钱学森人生的五次选择讲起，或许能为当今年轻人提供一点启迪和参考。

人们一般把钱学森留美及以后的人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留学美国阶段，从1935年到1955年二十年。这个阶段钱学森作为技术科学的先驱，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及火箭与导弹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二个阶段是奉献航天阶段，从1956年到1982年二十七年。钱学森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在开创中国航天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中国航天跨越式的发展，还提出了一整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方法与技术；第三个阶段是从1983年到2009年，也是二十七年，可以称之为金色晚年阶段。这个阶段，他涉足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诸多领域，开展了最具亮点的学术创新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这三个阶段凸现了钱学森科学历程的三个创造高峰，堪称他科学报国人生的华彩乐章。

我们来梳理钱学森人生的五次选择，展示他科技报国的圆梦历程。

报考大学时，钱学森父亲叫他先听听大家的看法，再填报志愿。他中学数学老师认为他数学好，应报数学系，将来当数学家；而国文老师认为钱的文章写得好，要报中文系，将来当作家；而钱学森的母亲希望子承父业，学教育；还有老师认为钱学森艺术上有天赋，建议学画画、学作曲，将来当画家、作曲家。而这时的钱学森已有他自己的主意。他做出了人生的第一次选择：要学铁道工程，给中国造铁路。中学时，他经常听老师讲孙中山、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孙中山给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设想，让衰败的中国迅速复兴，提出要发展交通、尤其要发展铁路交通，让铁路像人体的血管一样通向国家四面八方。钱学森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想到中国的铁路多是外国人铺设的，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所以报考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的是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当时叫铁道门。

正当他憧憬着立志做詹天佑式的工程师的时候，发生了“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上海驻军突袭上海中国守军，遭到我国19路军的顽强抵抗。日本人为了消灭这支部队，不惜动用空军狂轰滥炸，中国军队没有战场制空权，所以造成巨大伤亡。在校园里目睹着天空中的日本飞机，钱学森做出了人生的第二次选择：要改学航空工程。他要学习能打下日本飞机的本事。为此他用业余的时间把校区图书馆里所有的航空方面的书都读完了。钱学森从交通大学毕业后报考国家第二届“庚款留学”公费生，专业是航空工程，当时叫航空门。他以当年航空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开始涉足航空工程。

钱学森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读研究生，一年后获航空工程硕士文凭。在学习过程中，他感到当时航空工程的工作依据，基本上是经验，少有理论指导。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航空工程，一定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主意一定，钱学森做出了人生的第三次选择：从做一名航空工程师，转为从事航空理论方面的研究。他向当时航空理论研究的最高学府加州理工学院提出申请，并且只身一人来到学院敲开了后来他的导师冯·卡门教授办公室的门。经过口试，冯·卡门教授非常满意这个年轻人，录取了他。

钱学森父亲得知儿子要改学航空理论坚决反对。他父亲是上个世纪初的留日学生，回来以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他认为，要彻底改变读书人只动嘴不动手的毛病，就是要让儿子从事工程方面的工作，因此，他反对自己的儿子改学航空理论。钱学森面对这种情况，极为困惑。这时，一个人来到了他的身边，这就是后来他的岳父、我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他受国民政府委派，在美国考察时来到了洛杉矶，看望老朋友的孩子。听了钱学森的倾诉，蒋百里先生非常支持钱学森，说：“我们中国早晚要有自己航空方面的专家，你学航空理论我非常同意，至于你爸爸的想法你不用忧虑，我回去会做通他的工作的。”有了这么一位长辈的支持，钱学森的第三次选择成功实现了。后来，很快就成为航空理论方面一位杰出的科学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钱学森在他的导师指导下的一系列学术成果为美国、为二战反法西斯同盟国战胜轴心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上个世纪50年代，钱学森回国，国家做出了要研制中国自己的导弹、火箭的战略决策，有关方面询问钱学森，中国人自己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的答复非常肯定。但并没有料到国家会把研制导弹、火箭的任务交给他，并且让他来负责、让他来领军、让他来做技术方面的“头”。国家的需要使得钱学森做出了他人生的第四次选择：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设。钱学森晚年曾经跟他的秘书说：我实际上比较擅长做学术理论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国家叫我干，我当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想那么多就答应了。

做起来以后才发现原来做这个事困难这么多，需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而且受国力所限只给这么一点钱，所以压力非常大。但是钱学森既然以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选择，就义无反顾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航天事业。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跻身世界航天大国之列，弹（导弹）、箭（火箭）、星（人造地球卫星）、船（飞船）、器（深空探测器）全面发展。钱学森出色完成国家赋予他的任务。

在钱学森归国50周年之际，聂荣臻元帅的秘书给他写信：中国航天事业“是中国这十年最光彩的事业！”；中国航天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五十年中最成功的事业！”；中国航天事业“是让中国人最得意、拍胸脯、翘大指，就是没有袜子穿，打着赤脚走五十年也愿意的事业！”。一位科学家曾经这样说过：如果没有钱学森这个人，我们国家航天的起步要推迟十年。我国航天起步于1956年，如果推迟十年那就是1966年。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闹又是十年。这么一算，我们国家航天的起步，就不止是推迟十年了。

1982年，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钱学森年已70多岁了，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大贡献，他完全可以休息了，写写回忆录、做做报告……但是钱学森又做出了他人生的第五次选择：再次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此时全国上下都憋着一股劲，要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钱学森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理由置身事外。他以独到的研究角度，从71岁到85岁，在诸多领域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他提出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为系统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创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理论及其实现形式，给出了人们认识和解决复杂巨系统问题所应遵循的方法论和有效途径；他潜心研究系统工程理论，并把该理论从工程系统工程进一步发展成社会系统工程，使之成为社会各领域为取得长期和整体最佳效益而采用的科学方法。

钱学森自己对他晚年工作怎么看？钱学森曾经对他的堂妹，中国人民大学钱学敏教授讲：“我这些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两弹一星”的贡献。

类似的话钱学森对他的孙子也说过。他认为，他晚年提出的这些新观点、新思想和新理论说出了一些前人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创新。而这些创新的成果一旦被我们国家广大的科技人员和干部理解和运用，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四化”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

一个有大作为、成大器者，就是把握国家和社会的脉搏，进而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祖国的命运相结合。共和国的科学元勋们，做的都是民族需要的学问、社会需要的学问、国家需要的学问，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获得民族、社会、国家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