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新中国前几十年，党对文艺的领导一再发生极左的偏差，文艺界一直有怨气、怨言。文革结束后，很快形成强劲反弹，突出表现是1980年赵丹的临终遗言，所谓“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这次谈话经整理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产生了广泛持续的影响。当然，文艺界对极左偏差的反感和反抗，都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在全面否定文革，以往革命的逻辑与合法性发生动摇的大环境下，客观的结果，就不再是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而是在理论上彻底否定、在实践上基本中止了党对文艺的实际领导。因为要摆脱党的领导，所以文艺必须与政治脱钩，所谓“不屑于作时代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80年代，文艺转向自身，叫做“向内转”，从以往的人民文艺变成“纯文艺”，热衷于模仿欧美同行，特别是那些个人主义创作倾向的作家作品，文艺日益脱离现实、脱离群众。因此，核心文艺观的改变，同样抽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内核。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首先受到从自然科学简单挪用来的理论和方法的挑战，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代表人物是刘再复。这些理论和方法很机械、很肤浅，但在当时却风靡学术界。这种情况，值得反省。80年代后期，更年轻的一代学者，引入、使用精神分析、符号学、结构主义等学说，代替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与当时流行的纯文学和先锋艺术实践相呼应，从理论到创作，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传统现实主义挤出了主流位置。这个过程，在80年代末实际上就已基本完成。

　　凡事物变化，内因是根据，起决定性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边缘化，首要原因还是在自身。

90年代以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成为潮流、趋势，中国社会的某些状况逐步与西方接近。90年代后期，西方学界极为流行的文化研究传入中国。文化研究是源于英国的一种学院左翼理论，主要以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为对象，广泛涉及电视、电影、广播、报刊、广告、畅销书、流行歌曲，乃至室内装修、休闲方式等，剖析其背后的虚假意识形态。以这种方式，国内学界，尤其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学者，逐渐走出了纯文艺的局限。

　　目前，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内容，如党领导文艺、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等命题和范畴，的确很少有人继续关注。但是，像文化研究这样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泛左翼理论和方法，却有很多人借鉴使用，在年轻学者中间甚至成为某种时尚。他们的不足是，止于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缺少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学的探究，缺少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历史和国际问题等联系起来考虑的总体性分析和方案。顺便说，马克思主义不存在于单一学科内，它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每个单一学科内的学者必须在一定程度掌握这个综合的社会科学，才能真正让马克思主义作为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