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地对待中国的古代文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条件。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很高的修养。经史子集，稗官野史，他几乎无所不读。二十四史，约四千万字，他通读了，还写了大量批语。资治通鉴，他读了十七遍。这是专业的史学家和思想史家也很少能做到的。在中国的古代文化问题上，他拥有很充分的发言权。

在《新民主主义论》、《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等著作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总结历史经验、深入分析有关材料的基础上，科学地论述了如何对待正确中国文化遗产的问题。

这些论述，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每一个社会的特定的意识形式，无论就其内容或形式来说都有两个来源：内容上，主要是反映现实的社会存在、社会经济形态，同时也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对过去社会的某些意识或材料；形式上，主要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同时又根据新的内容和条件对它们加以改造、补充和发展，并增添某些新的具体形式。没有这两个来源，任何社会意识形式的发展都无从谈起。（《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以波格丹诺夫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否定文化遗产的意义，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列宁对这种主张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所持的观点，是同列宁的上述思想一致的。他讲过：“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 “中国历史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为自己的东西。”

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时就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1943年的中共中央文件指出：中国共产党“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1960年12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的问题，并且指明这是我们“现在的方针”。他认为，“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和继承中国的文化遗产，他还采取过许多实际的措施。比如，标点二十四史，修订《辞海》、《辞源》，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等的建议，就是由他提出的。

二、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批判地利用。

充分地利用中国的文化遗产，其重要的前提，是应当对它批判地加以继承。这里所说的批判，不是指对古代文化的简单否定，而是要求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

毛泽东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这就是说，中国的古代文化，并不是统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弄清楚中国文化遗产的不同内容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认识历史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以确定对它们应采取的态度。

为了有效地利用文化遗产，我们需要对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进行认真的清理，主要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首先，我们“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尽管“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

其次，对于封建时代思想家、政治家所概括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我们要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否定或全盘肯定。

对于那些为维护封建社会的专制皇权和等级制度服务的基本理论和伦理原则，比如儒家所鼓吹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思想，在今天就不能无条件地继承，这是确定无疑的。

同时也要看到，封建时代思想家所概括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固然主要是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道德要求，具有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它的某些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应当遵循的规则，在今天仍然可以而且应当批判地加以利用。比如，父慈子孝是孔夫子提倡的。而毛泽东说过，“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所以，“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虽然这样做并不是无条件的。

针对关于“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这个观点，毛泽东说：“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他还说过：“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从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民为贵，君为轻”，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都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虽然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

还应当注意到，封建时代思想家的某些理论，尽管从总体上讲是不科学的，但也还可以而且需要进行分析。比如，毛泽东说过，“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即唯心论)，从认识的全体来说，是不正确的，“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

再次，对于古代文化遗产中的“封建性的糟粕”，我们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一点，必须十分明确而不能有任何含糊。

1940年9月5日 ，毛泽东在读了范文澜关于中国经学史的讲座大纲后感到“十分高兴”，曾写信给范说，“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后来，毛泽东还讲过：“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呢！对一些传统剧目过去我们禁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牛鬼蛇神，戏是看，鬼不一定相信。”

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的优秀遗产，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很明显，无批判地包容文化遗产中的那些毒素和糟粕，是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的背道而驰的。

三、对中国的文化遗产，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对于中国历史要“观往迹，制今宜”。后来，他更反复强调：“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为此，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具体的分析，不仅要弄清楚从中需要吸取什么、摒弃什么，而且要弄清楚如何对它进行改造，使之适合“现在的活人”的需要。这样才能正确地对它进行批判的继承，才能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如何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毛泽东本人就提供了一个范例。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逄先知回忆说：“据我长期接触毛泽东读古书的情况，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的记载，我认为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我在这里把它称作‘古籍新解’；一是汲取古籍中的精华，有的还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古为今用’。”这是说得很对的。运用中国的成语、典故等来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生动、形象和有说服力的阐释，是这种“古籍新解”和“古为今用”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比如：“惩前毖后”一词，源于《诗·周颂·小毖》而出于《张文忠公·书牍·答河道吴自湖计河漕》，毛泽东把它与“治病救人”一词联在一起，用来说明我们在党内斗争中应取的正确方针。关于使用干部的问题，毛泽东说过，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过犹不及”一语，本出自《论语·先进》，原意是过分与不及都不得其正，宣扬的是中庸之道。对此，毛泽东作出创造性的解释，指出：“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这样，他就从认识论的高度揭示了“左”与右产生的根源，并借用这句话对“左”与右的实质作出了界定。这类例子，还可举出许多。

这就是说，为了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我们在利用古代文化遗产时，决不能原封不动地抄袭、搬用，而应当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对它进行必要的加工和改造，注入时代精神，使之得到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新情况，古人不仅没有面对过，而且超出了他们可能的想象。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新问题，汲取古人的某些智慧固然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但仅仅依靠引证古人是远远不够的。毛泽东说过：“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在谈到古代文化、现代文化的问题时，他还说过：“帝国主义是不怕我们的几千年文化的。古董当然是要保护的，但我们更需要现代的科学和文化。”

社会主义文化，从本质上讲，是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它在继承和借鉴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中有益成分、继承和发扬中国革命文化传统的同时，主要地是在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实际、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总起来说，按照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在对待中国文化遗产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对古代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一概加以排斥是不正确的。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是弥足珍贵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同样，对古代文化采取复古主义的态度，主张盲目搬用是错误的。我们固然必须尊重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习近平同志在今年2月26日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这种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同时又指出，“要处理好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问题，重点要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今年9月，他进一步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应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这些观点，同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对于我们正确对待中国古代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应当全面理解和认真贯彻。

（原载《红旗文稿》2014年第20期，原题为《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古代文化遗产》。近日，作者对此文作了若干修改、增补，并将题目改为《毛泽东论正确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