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运动以后，作为西方文化最高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同中国革命实践与文化传统相结合而形成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然而，在当前的文化讨论中，这一段历史却遭到冷遇或被有意迥避。这对于文化讨论的深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不利的。为此，作者不揣冒昧，拟就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试作初步的剖析。

一

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至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先进人物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为代表，不断向西方寻找通向近现代化的道路，但却未能克服历史传统的巨大阻力，一直没有获得成功。辛亥革命流产以后，以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创刊《新青年》为发轫的新文化运动，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封建文化的重重毒害；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矛盾。在双重危机声中，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展露了“新世纪的曙光”，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传入中国，立即为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陈独秀所接受，从而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五四”革命群众运动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是深入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作出的革命结论。马克思在他的晚年还曾对俄国的村社制度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并写信给《祖国纪事报》编辑部，表示希望不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肯定社会和文化是多样性的统一，并预见到在俄国的特殊条件下可以考虑开辟一条独特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当然，那时并未料到，他所创造的革命理论会首先突破保留着村社制度和东方正教影响的俄罗斯帝国而结出第一个果实。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度掀起了全面输入西方文化的高潮。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学习西方便离为英美与苏俄两种模式。两者相比较，“俄式革命”的锋芒锐不可挡，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成了运动的主流。虽然胡适等人后来还在呼唤“全盘西化”，许多留学欧美归来的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的科学与文化方面也的确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主流派却已转趋社会主义的新方向，而文化运动也很快就转化为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了。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当然不能待到系统地输入了西方文化再来革命。但早熟的革命要取得成功，决不是轻而易举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传入中国，就已经打下了俄罗斯的印记。中国又有自己既不同于西欧亦不同于俄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与文化土壤。十月革命的种子，要在中华大地上落脚生根。开花结果，有待于园丁们格外精心的浇灌和培育。

毛泽东比陈独秀和李大钊晚出一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时，他还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当时他接受杨昌济老师的影响，主张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来融合中西文化。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就倡言要“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严复也提出过“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的说法。到五四中西文化论战时，章士钊更力倡中西融合论，他主张对中西文化要“撷精取粹”“熔铸一炉”，以造就“吾国新社会研治之基”。杨昌济早年在英国#北淀大学留学时，就与章士钊是同窗密友。归国执教时，他的中西文化观与章氏十分接近。他赞成学习两方文化的长处，但在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强调“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夫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同时，他又认为“吾国固有之文明，经史予集义蕴宏深，正如遍地宝藏”，因而特别主张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巨潮中，杨昌济并不是引领风骚的代表人物，但他强调研究国情和对中西文化采取批判与融合的态度，却蕴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对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有着深远影响。

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毛泽东起初最重“国学”，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给萧子异的信中说：“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耳。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

毛泽东博览国学典籍，他对中国古代的诸于百家都有所涉猎。但读得最多的还是儒家经史，顾炎武等人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对他影响尤深。一九一四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所作的《讲堂录》中，摘抄了潘耒为《日知录》所写的一段《序言》，便突出了顾炎武对“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探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物，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毛泽东不但恭谨笔录，而且还把这种求实精神化为到各地“游学”搞社会调查的实际行动。学古而能致之于当世之用，这正是他的独到之处。五四前后，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杨昌济老师的指点下，他逐渐将学习与研究的要点转向西学。从他阅读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着《伦理学原理》所写的一万一千多字《批语》，就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同时，他又在与黎锦熙论学的书信中说：“近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二者不洁，遍地皆污。”针对从比较研究中发现的根本问题，他提出：“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比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闻，则沛夫不可御矣。”一九一八年，他与蔡和森等创建“新民学会”，并确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就是力图从改造传统文化入手以实现救国救民的一种活动方式。但是，毛泽东对西方文化决不盲目崇拜。池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给黎锦熙的长信中写道：“怀中先生（即杨昌济）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这就清楚地表明他那时就主张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

一九一八年暑假从一师毕业以后，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一道积极发动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自己没有出国，却在北京广泛接触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思潮，并与赴法留学的蔡和森、肖子舁、李维汉、罗学瓒等友人保持着密切的通讯联系。他一方面声称自己“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另一方面又认为"出洋留学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莫名其妙”。因此，他认为与其糊里糊涂去出洋留学，不如先下功夫弄清中国的国情。他在一九○年三月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之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又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些话，就已经把他的早期中西文化观阐发得相当清楚了。

二

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力求把两者结合起来，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特别是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来改造现实，这是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特色。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立即着手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他在所拟《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提出：“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因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为“湖南自修大学’。”这一段话表明，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包括古代书院制度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所着《毛泽东》一书中为此着意指出：“‘自修大学’设在船山学社，这决非一个偶然的枝节问题，恰恰相反，它可以被看作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形成的中国革命的象征。因为‘自修大学’虽然极其强调新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但也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其中特别包括象王夫之这样的持批判态度的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家。中国共产党许多未来的干部，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毛泽东在参加那里举行的各种讨论会的过程中，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他后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这个论断，似乎有些夸大，但其实义是相当深刻的。

然而，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基础主要还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事。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在共产国际和我们党内都出现了一种教条主义流行病。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只是凭借背诵马列的词句和挥舞斯大林的“上方宝剑”来指挥一切，号令一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同这种教条主义倾向作了长期的韧性的斗争，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一九三○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当时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在斯大林的指导下，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问题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等十八个文件。这些文件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对革命运动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另一方面，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也产生了消极影响。这就是一切听命于斯大林，使我们党内更加滋长了一种依赖国际、依赖《决议》的“本本主义”思想。针对这种思想，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有的同志认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借助马列主义的外衣，依仗共产国际作后盾，严酷地统治着党中央，使革命事业遭受惨重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扭转了极端危险的局势，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重新站稳了脚跟，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为了清算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明确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动了着名的延安整风，在党内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他又在一九四○年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对待一切外国思想文化的根本性原则：“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毛泽东不但提出了大量吸收外国进步文化的主张，而且在抗战后期同美国外交人员的接触中，还表露了对外开放的具体设想。一九四四年七月和一九四五年三月，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两度访问延安。毛泽东在同谢伟思的多次谈话中，明白表示。“中国必须工业化，这在中国只有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才能完成。”

“美国将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合作。我们不会害怕民主主义的美国的影响——我们将欢迎它。虽然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失去了开放的机遇，但他当时的构想却正是《新民主主义论》所提出的基本方针的发挥和印证。《新民主主义论》又指出：“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泽东主张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同时又强调以我为主，经过分析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他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

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所谓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就是“全盘西化”，亦即全盘资本主义化的倾向。

所谓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他们不远万里到莫斯科去留学，却把马列着怍、斯大林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都奉为神圣的教条，以为只要把它照搬照抄过来，就足以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说：“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成现成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作启蒙运动”

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不得不集中全副精力于卫国战争，几乎无暇顾及中国的事态发展。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发动了反对王明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朝着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方向发展。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四五年四日二十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整风的基础上召开了历时十一个月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极为认真地讨论了党的历史上有待澄清的问题，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彻底清算了教条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样就为“七大”的召开和夺取抗日战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三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西文化问题似乎排除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了。人们都认为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曲凯歌。但在欢庆胜利时，却没有冷静地考虑到：毛泽东思想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中形成的，它也必须在思想解放中求得发展，一旦毛泽东思想本身被当成僵死的教条和封闭的体系，它就会逐渐丧失原有的生命力，甚至会走向真理的反面。

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曾经集中主要精力攻读马列原着以及苏联三十年代的一批哲学着作，并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作出理论概括，写出了包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在内的一系列光辉着作。斯图尔特·施拉姆称这一段为毛泽东写作生涯中“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毛泽东的着作丰盈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但进入古都北京以后，时移势易，他读书的范围更广阔，重点也有变化。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付主任逄先知，从一九五○年冬一九六六年夏，曾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他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写道：“进北京后，根据毛泽东对中国古籍的广泛需要，特地买了一部《四部备要>，并陆续添置了其他一些古书。我记得一九五二年，给他添置了一部大字本的《二十四史》，这就是一些人熟知的毛泽东经常阅读并作了大量圈、画和批注的那部《二十四史》。《四部备要》对中国的主要古籍收辑得比较齐全，据我了解，不说全部，恐怕绝大部分，毛泽东都读过了。除此之外，毛泽东还阅读或者浏览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杂书。所说杂书，也都是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书籍，如《智囊》、《笑林广记》之类。毛泽东对中国史书读得最多，四千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逄先知在同书的另一个地方又写道：“说毛泽东博览群书，并不是说他广泛涉猎了一切方面的书籍。例如，外国文学作品，除了《茶花女》、《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少数的名着外，他读的很少；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也读的很少；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的更少。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读书兴趣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文化观在发生变化。不幸的是，这种变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来说，是一种逆向选择。

由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它经历了漫长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艰苦历程。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实际上很难全面贯彻《新民主主义论》所提出的大量吸取西方进步文化，也来不及从容不迫地清理中国固有的封建传统文化。相反地，我们的革命队伍立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环境，因而避免不了在小农和封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和侵蚀。

建国以后，在客观方面，由于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并对我国实行包围封锁；在主观方面，由于我们一度强调向苏联“一边倒”，经济建设照搬照抄斯大林模式，文化领域则强调批判资产阶级文化。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以至胡适、胡风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由于批判资产阶级这根弦绷得很紧，而对封建文化的危害却掉以轻心。这样就使得封建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深沉积淀，得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下潜滋暗长。这种在小农和封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传统与历史惰性，构成了我党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左”倾顽症的牢固基础。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导下，《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题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他自己又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讲话，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过一些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显示出一种思想解放和文化开放的势头。一九五七年六月，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消极地贬斥过去。”然而，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结束了这个良好的开端，“双百”的口号也一变而为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阶级斗争的策略方针。”雹碎春红，霜凋夏绿”，一九五七年的“百花”园中顿呈一派萧条肃杀景象。一九五八年进而在全国城乡经济领域发动了一场基本上摒弃欧美模式与苏联模式，以“土法上马”为特色的“大跃进”运动。同时，在生产关系方面，又强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试行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于日理万机之际，重读了《三国志》的《张鲁传》，并作了批语：“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正如法国学者佘敷华所揭示的：“人们可以从这些思想中找到对现实的许多解释，对现在的许多预示。例如，二世纪时，中国经历了一个大动乱时期。‘黄巾’的道家运动便向被他们动员起来的穷苦大众宣扬：一个繁荣和平等的时代即将到来。农民公社组织起来了，大家分享食物，公开忏悔自己的过错……”的确，用“吃饭不要钱”“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之类的新创词黎来诠释《张鲁传》，将汉末的五斗米道与当代的人民公社相比照，这件事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小农经济土壤中萌发出来的平均主义思想，正是他热衷于穷过渡的深刻原因。这种“左”倾狂热虽然在一九五九年遭到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批评和抵制，但他却反而把这些批评和抵制当作阶级斗争加剧的证明。因此，每一次纠“左”的努力，反而带来“左”倾升级的恶性循环。到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他更系统地提出了以“四个存在”“一条纲”（“阶级斗争”为纲）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进一步抓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文艺界首先开展整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对中宣部文艺处起草的《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作了更严峻的批示。两个批示下达以后，文艺界的批判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并迅速波及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各个方面。随着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不断扩大和升级，滋长了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情结，加深了领导层的矛盾与分歧；使阶级斗争的“自我扩张”象一匹脱缰的野马那样往前狂奔，几乎谁也无法加以遏制。

与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基本路线的形成相配合，在国际上也相应地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试图对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形成的僵化体制进行某些改革。虽然改革的进程相当迂迥曲折，但从长期来看，却带有不可逆转的性质。自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改革几乎都持怀疑与否定的态度。六十年代初期，更通过以“九评”为代表的论战文章，将南斯拉夫和苏联的改革当作向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典型加以批判。对国内形势，从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开始，他就认为反“左”可能出右。一九六四年六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他带着日益加深的危机感焦思苦索，终于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发动一场公开的、全面的、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试图闯开一条“防止修正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独特道路。

四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其中有两段怵目惊心的话是他亲笔所加：“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是画龙点睛之笔，点出了《通知》的主要精神。

《五·一六通知》确立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也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在确立了指导思想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付之于实践。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的信中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

“演习”一旦开始，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便立即陷于瘫痪状态。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位一体高踞于非常时期权力结构金字塔的顶峰。在四个“伟大”之中，导师居首，相当于圣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的地位。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在《讲堂录》中记下这样两条格言：“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王船山（谓）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那时候他就将这些格言深铭肺腑，并表示要以圣人为榜样，“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讨。”在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中，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但即令在戎马倥偬之际，仍念念不忘钻研哲学理论。建国以后，成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但他自己却仍把导师的权威比领袖的地位看得更为重要。林彪深深懂得这一点，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就千方百计突出毛泽东的导师权威，以此邀宠而窃踞高位。到“文革”时，更提出用“毛泽东思想统率一切”，发动几亿人民开展活学活用运动。

“用毛泽东思想统率一切”，毕竟是一种理想境界，而现实生活却是充满着矛盾的。“四个伟大”，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却全无现代意义的监督、制衡机制。因此，又不得不藉助于派系势力平衡与互相牵制这种传统的制衡方式。在十年“文革”中，各派力量进行了错综复杂的组合和演变。只有谙熟中国的《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以及精通儒道两家的阴阳燮理、法家的刑名权术和兵家的六韬三略者，才能驾驭这么复杂的变局，时而“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时而尊法扬秦、批林批孔，将最时新的“继续革命理论”与最陈古的传统文化相会通，演化为变幻万千的今古奇观。

当然，在“文革”中，毛泽东也多次提到要读马列的书，特别是一九七○年那一次。林彪为了谋取国家主席的职位，一再假惺惺地推举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接着是在庐山会议上，林彪为此作了称天才的讲话，陈伯达等人又选编了称天才的语录。九月六日，毛泽东着重对陈伯达进行了批判。“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按指陈伯达）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按指《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收了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写的序言中的话）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同年十一月六日，党中央发出通知，要求高级干部学习六本马、恩、列着作和五篇毛泽东着作，分清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这次学习是围绕批陈整风的中心来进行的。一九七一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九·一三”事件，主题转换为批林整风。到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又把批林与批孔联系起来，并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据此，汪青等人趁机大讲其“儒法斗争史”。以评价法家进步作用为名，任意赞扬一些帝王将相的“历史功绩”和阴谋权术，又大搞“影射史学”，发动批判所谓“现代的儒”。

本来，“文革”一开始，毛泽东思想就被推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顶峰。“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顶峰的标志。开展批林批孔以后，又注入了“儒法斗争贯古今”的新内容。标签是新的，瓶子是新的，但新瓶中所装的却是陈古几千年的老酒，它在经济上是粗陋的平均主义，政治上是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上是现代迷信的狂热和各种历史沉渣的泛起。从历史发展来看，它是五四传统和延安精神的反动，也是对一切中西优秀文化传统的否定。主观上越是前进，客观上反而越是倒退。这正是造成巨大历史悲剧之症结所在。

“物极必反”，现代迷信的顶峰也就是悲剧的终结和转变的开始。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通过批判两个“凡是”和破除现代迷信，逐步从“左”倾枷锁下解放出来，开拓出一条以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为两翼，以发展计划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中心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思想文化领域，则展开了热烈的文化讨论，力图通过总结近现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历史经验，消除自我封闭的病态心理，在对外开放中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基础上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重新建构我们民族的精神文明。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对毛泽东的中西文化的演变作一番探讨是很有必要的。而本文就是为此目的而抛出的引玉之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