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文艺是改变不了市场的本性的，可市场却可以改变文艺的本性，让它越来越屈服于市场的压力。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当“精神生产”被完全纳入资本生产体系之下的时候，那“自由的精神生产”就消失了。

文艺思潮是文艺发展状况的折射和反映，它影响着文艺的走势和趋向。目前我国存在的几种主要文艺思潮，十分令人关注。为了求得对这些思潮的科学认识，本文对此做些初步的分析。

一、关于文艺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存在是学界和理论界所公认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概括地说就是否认历史规律性，承认支流而否定主流，热衷个别现象而否认事物本质，孤立地表现历史中局部错误而否定整体过程的一种思潮。譬如,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发生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少数革命家“心血来潮”鼓动的结果;认为“中国革命是对现代化的破坏”，“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有功”，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误入歧途”;鼓吹“全盘西化”论，全面抹杀先辈的革命和建设功绩，抹杀民族独立斗争的辉煌历史等。这些都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明显表现。我们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内在逻辑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求独立、求解放、求幸福，艰辛探索、浴血奋斗，这是有历史缘由和充分现实依据的。历史虚无主义把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还原”成一个盲目排外、充满血腥和杀戮、革命者肆意妄为、社会道路选择错误连连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解构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意义，解构了道路选择的正确性和中国共产党存在与领导的合法性。这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以主观意识为主轴的历史唯心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一些文艺作品中的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这类作品，不是给你脸上“抹红”，而是一有机会就给你“抹黑”，或者从国外搬来一个什么“新”观点，直接否定中国革命和国家与民族的进步。这类作品，通常是把历史当作某些处于权力结构顶端的人出于统治目的的需要而对一些事件和认识的选择性组合，否认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一些事实，其结果是把存在的历史虚无化，把黑暗的历史漂白化，把洁净的历史污染化, 将历史写成一种可以随意涂鸦的“空”或“无”。这一文艺思潮的集中表现，就是歪曲、否定和贬损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作用，攻击和诋毁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功绩和历史价值。

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我们似可把它具体归纳为这样几种：

一是刻意编制和假设历史，为否定中国的历史成就而编造或夸大所谓“人祸”，实际上是刻意地在导演历史。如有人提出“重写历史”，用所谓“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人为地把革命进程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经过这样的“解构”，近现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便成了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一种主观臆想，反映的是某些人对待历史的轻率和扭曲的心态。

二是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为已被历史淘汰的旧势力评功摆好，像慈禧、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等都成了“能人”、“好人”。有人以纠正先前某些历史结论的偏颇为由，为已经被中国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一些历史结论“翻案”，蓄意曲解和颠倒历史是非;有人竟宣称动荡不已、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发展期”。这显然又是对历史真实的严重遮盖和颠倒。在抗战题材上，在一些影视和文艺作品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从八路军抗战到国民党军队抗战，从国民党军队抗战再到土匪抗战，最后再到妓女、汉奸抗战”这样一个演化轨迹。这个演化的背后，无疑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作祟。

三是打碎所谓时间记忆，“戏说”、“恶搞”历史，胡乱演绎，以此为噱头，以毁坏经典、颠覆正史为能事，对历史或取其一点，或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地通过各种方式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肆意“游戏”，让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模糊起来，轻佻起来，无须信任。此外，就是对反面人物进行“非常规”的处理，使之鲜活、丰满、吸引眼球，正面人物却显得无所作为、苍白无力。这类“戏说”、“解构”、“恶搞”历史文艺作品，既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表演，也是一种“后现代”的症候。实践证明，搞文艺创造，在对待历史上搞简单、片面的“考证”不行!搞“假设”、“拆解”不行! 搞“戏说”、“穿越”也不行! 因为这些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都是格格不入的。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文艺理论上也有表现：一个是“历史消费说”，主张文艺创作为了赢得市场、获得利益，就须得对某些反面历史人物随意翻案、竭力美化，对正面历史人物应着意渲染秽行和阴暗面;可以倾心地去描绘权力倾轧和声色犬马，可以在所谓的“戏说”中把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据和意义加以颠覆;一个是“宏大解构论”，主张在艺术实践中就是要借助虚拟的历史空间来表现主观筛选过的历史内涵，在拆解革命题材作品的“宏大叙事”时，对历史事实采取戏弄和逃避的姿态，最终从历史曲解中走向历史迷惘。再一个就是“审美至上论”，主张文艺作品要力图取消它的认识和教化功能，把形式的因素推向极致，将作品所依赖的历史背景彻底地虚幻化和终结化。这些作品，同政治上和史学上的“否定革命论”、“社会主义歧途论”以及“侵略有功论”、“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主流论”等，其实是互为表里、彼此默契、紧密配合的。

怎么看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呢?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思潮。常识告诉我们，历史不是别的,而是人的活动的一种客观性存在。“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的说法。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么，我们的文艺创作在历史面前就要以事实为出发点，就要把握历史事实的总和并阐明其内在联系，透过历史现象来揭示历史的本质。不难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待希腊神话以及但丁、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曹雪芹等人作品的时候，就是从这个视角分析入手的。作家、艺术家总是从属于某个阶层或利益群体，不同的作家、艺术家会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文艺承认自身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但是，文艺在历史的是非曲直、善恶美丑面前，其判断却不是全由个人好恶决定的。沉湎于个人恩怨和预设的立场，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是无法正确认识和反映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这个论述，至今读来仍很有现实的针对性。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一个关乎国家兴亡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就从正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了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可以归入西方“后现代”思潮之列，但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说得好：“后现代主义不是一条出路，后现代主义多半是破坏性的，没有什么正面的建树。”

在文艺上，是维护历史真实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从主流中吸取经验教训还是在支流中制造负面效应，是坚持历史唯物论还是退回到唯心史观，这对坚持文艺的正确方向是至关重要的。苏联解体前后文艺方面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状况，就是触目惊心的前车之鉴。由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以“边缘反抗主流”的弱者形象出现的，它力图对人们已经接受和沉淀下来的文化因素进行消解和重构，因此很容易扰乱人们的思想。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会把我们的历史信仰和文化积淀吞噬掉，从而将我们推到一个没有历史和信仰崩塌的境地。这股思潮的传播和蔓延，它对中国革命历史的随意剪裁和解释，将会造成人们在历史知识方面的混乱和对待中国近现代史的不严肃态度，将会向社会提供一套谬误的关于近现代历史的话语体系，从而破坏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因之，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文艺创作中提倡和坚持用唯物史观来看待和表现世界。

二、关于文艺创作中的抽象人性论和人本主义思潮

人性论和人本主义思潮同前面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相互关联着的。它的特点是抛开人性中一切社会的、时代的、阶级的因素，脱离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而孤立地去描写所谓超阶级、超社会、超历史的人性，或者把人性还原为动物性与生理本能，提倡一种抽象的情、抽象的爱，促使文艺走进一条反理性、反艺术甚或反社会的死胡同。关于人性和人本主义问题，从上世纪80 年代以来一直在讨论，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近些年来，部分文艺作品中的抽象人性论倾向，大有回潮泛滥、愈演愈烈之势，个别作品甚至越过了单纯人性观的界线。这是学界很值得关注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股思潮?为什么频繁出现而在一些人那里却熟视无睹?为什么有人还特意去张扬它?笔者认为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文艺创作理念上严重脱离生活，背离和遗忘了科学的唯物史观，有意无意地向剥削阶级的人性观招魂并让其表演的结果。在当下的某些影视、绘画、戏剧、音乐和小说作品中，这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理论上，我们可以经常听到鼓吹创作“私语化”、“欲望化”、“肉身化”、“反理性”、“身体写作”的声音，看到“人既是生物的也是社会的”一类流行提法，看到把人导入低级感性生活和纯直觉的无意识活动，将艺术引向对自然人性过度张扬和对感官刺激肆意渲染的主张。创作上，似乎也形成了一个新概念化、公式化的模式，即文艺作品要沿着由“外宇宙”向“内宇宙”、由现实向非现实、由理性向非理性、由社会属性向自然属性、由精神追求向肉欲畅流的路径发展。一些作品描写人物，既写他“人性”的一面，又写他“兽性”的一面;既写他“好”的一面，又写他“坏”的一面;既写他“表层”的一面，又写他“本真”的一面，既写他“暂时”的一面，又写他“永久”的一面……于是，想方设法地让人物超脱社会阶级、政治属性的“拘囿”，同所谓人的“本能”、“自我”、“无意识”、“性感”以及甜得发腻、无缘无故的所谓“情爱”挂起钩来。这样，各种离奇、反常、低俗、恶心以至于思想逆动的东西就冒了出来，个别人群的心理嗜好和需要也得到了某种满足。

众所周知，文艺当然是可以而且应当表现人性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性是具体的，其真正的本质是在综合的社会属性中展露出来的。抽象的纯肉体的存在，不是人的本质。马克思在批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时候就说过：“‘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鲁迅也指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还说过：“我们的生物因素也只是人性的必要原因，而不是充足原因”。显然，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离开具体的历史情况和具体的社会环境谈人，就可能谈的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这种观念和态度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毋庸讳言，带有抽象人性论成分的文艺产品，现在还很有一定市场。因为有市场，且能作为某种机制和利益需求的润滑剂，所以它能形成一股思潮，杜绝起来也不容易。事实上，在当下环境里，对肉体和快感、敏感区域和肉体技术的注重，扮演着不那么直接的“肉体政治”的便利替代品的角色，扮演着伦理代用品的角色。或可这样说，文艺中这种人性蔓延和膨胀，是一种生产的中介行为，它与体制、机制、生产关系、政治倾向与文化氛围是密切联系在一块的。因之，文艺领域一方面要警惕和抨击这股思潮，另一方面要学会铲除孳生这种现象的土壤。非如此，科学的人性观是难以得到体现和弘扬的。

目前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在以往的争论中，有关“人性论””和“人本主义”等问题应该说已经基本取得共识，许多艺术家、学者是承认有“共同人性”或“共同美”的，也没有把“人性”简单地等同于阶级性。胡乔木当年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重要文章，已经在许多理论层面上大体梳理清楚。可是，这些年让人感到这些东西似乎都已忘记，没人再提了。抽象的人性论观点和作品又铺天盖地、俯拾皆是起来。我们现在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各种标榜挖掘“人性深度”、展示所谓“内在人性”的作品。可这种“深度”、这种“内在”是什么呢?说穿了，不过就是“肉欲”，就是“隐私”，就是“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而且津津乐道，乐此不疲。我们还会看到，有的作品以“人性化”为由，随意编排情节，随意为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反面统治人物甚或叛徒、汉奸评功摆好。有些作品，非要处理得“好人不好，坏人不坏”，好人也有恶行，坏人也有善举，什么阶级、什么立场、什么美丑善恶的价值判断，都不要了，自以为把人还原成只有七情六欲的个体，就算有了“观赏性”，有了“看点”，有了“深度”，有了“收视率”。这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是颇有腐蚀作用的。

例如，有的文艺作品就是把人物是忠贞还是奸佞、崇高还是卑劣通过艺术描绘的手段变成了一个“头脑战胜了身体”还是“身体战胜了头脑”的问题，故意把人的“身体”和“性”的启蒙与觉醒当作压倒一切的东西。有的作品，将爱国女青年由于深陷性欲而表现成甘愿当汉奸特务头子的“情妇”，而汉奸特务头子却“人性”十足，掩盖隐藏了其“人性”中卖国、凶残、血腥的一面。这类作品想要表达的是“身体不参加欺骗”，当身体的体认是真实的时候，一切的理性、立场、国家、民族、忠诚等等，就没有了力量，就都得向“人性”低头。这种拙劣的创作，抽空了人的行为的社会历史因素，是虚伪的、自欺欺人的，也是站不住脚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倘若把人的“性”机能加以抽象，使这一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它就变成纯粹动物的机能了。这种东西作为开掘的“人性深度”，作为“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那不过是对人的尊严和人类文明的玷污和扭曲。

人性是历史的。文艺对人性的开掘和塑造，是需要与历史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从文艺史上看，艺术家对人性魅力深层的揭示，大都不是要去消解人性的积极价值成分，不是要去展示人性中丑陋污秽的东西，而是要确立健康积极的精神价值，凝聚民族性格的核心因素和情感纽带。以近年我国电视剧创作为例，无论是《恰同学少年》、《长征》,还是《戈壁母亲》、《亮剑》、《静静的艾敏河》、《沂蒙》等，尽管它们题材和风格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展示人性丰富性的同时，都洋溢着一股刚阳的浩然之气，都在寻找和提炼一种倔强、顽强、坚毅的民族精神。这是一种真正升华了的人性表现，是融入了传统美德和民族大义的人性辉光。这是远远高于那种狭隘、抽象、私利、肉欲、阴险、丑陋的人性表演作品的。

当今抽象“人性论”思潮的背后，有西方所谓“身体学”和“身体美学”作为理论支撑的。这种“身体学”否定认识论和反映论，走向的是一种“宣泄论”。它认为肉身最能优先表现人的灵魂，最能达到人对世界的原初认识，所以主张用身体的方式描绘灵魂是最佳文体，否定作家艺术家思想意识和人格力量在作品中的作用，否定文艺对社会人生介入的可能性。在有些影视作品、先锋小说和诗歌创作方面，是可以看到西方“身体学”的影子的。这其实是把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人的观念性和动物性的关系给颠倒过来了。同时，也把“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科学的结论给推翻了。这种其实也是对“文学是人学”、艺术应“以人为本”命题的严重曲解。经典作家在指责德国引起“美学上的反感”的“粗俗文学”时曾说：那是“给市侩的内容套上平民的外衣；反对文学的语言，给语言赋予纯粹肉体的性质”。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与蔡特金的一次谈话中说到流行的“杯水主义”时，曾批评那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妓院的扩充”。他反对“在对性问题的态度上感染着‘摩登病’以及对这类问题表现出一种不正常的过分关心”。认为“这种错误的想法在青年运动中是特别有害、特别危险的。”“当性在身体上表现得最明显的年龄，如果性成为主要关心的事，那就很为不妙。那真有致命的影响呵!”

文艺和历史一样，其实是不存在超时代、超历史、超阶级的永恒“人性”的。如果跨越社会历史条件的具体把握，在一般抽离的意义上去表现“人性”，并把它规约为爱恨、亲疏、好恶等干枯的二元对立结构，不消说丧失了伦理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意义，而且离美学和文艺学的“诗意裁判”也相距遥远。崇拜人的“性本能”，崇尚所谓的“新感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历代腐朽没落文艺状况的常规症候。这种艺术“人性”观所包含的“情欲本能解放论”和“性自由论”，是殖民文化和现代西方个人本位主义的一个拙劣翻版。罗素就指出过：“自我中心的热情一旦放任，就不易再叫它服从社会的需要……人不是孤独不群的动物，只要社会生活一天还存在，自我实现就不能算伦理的最高原则。”可见，抽象“人性论”是不应该成为艺术的“最高原则”的，表现抽象“人性”对艺术作品创作是没有好处的。哲学家杜威也机智地回击过抽象“人性论”，认为这是“最令人沮丧的和最悲观的一种学说”,并指出“如果人性是不变的，那末，就根本不要教育了，一切教育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了。因为教育的意义的本身就在改变人性以形成那些异于朴质的人性的思维、情感、欲望和信仰的新方式。”

显然，倘若在文艺作品中阻隔历史条件，让人的本能情欲肆无忌惮地裸露，让作品成为放任性情的“高级会所”，那这种绝无“所指”的“能指”盛宴就注定会成为艺术精神和审美精神的窒息之地。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要谴责和抵制这种“抽象人性论”思潮，使文艺创作自觉地回到“美学的和历史的”健康航道。

三、关于缺少区分和辨析的“文化产业化”思潮

我们党实行“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举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是发展和繁荣文艺的两个轮子，符合艺术生产的规律。但是，利用“文化产业”政策搞所谓利润挂帅的“文化产业化”，则是错误的。

无数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如果把文化（包括各门类艺术）径直推向“产业化”，一切以营利为目的，其带来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一样，都肩负着文化强国的重任。它的积极推进和开拓创新，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作用很大。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呈现出较强劲的发展势头，党和政府对其扶植的力度也很大。可是，客观地讲，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这种问题主要表现在艺术产能低下，产业结构不合理，市场空间狭窄单一。有些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瞄准的是政绩形象和其他产业利益，文化产品名不副实的情况仍较为普遍。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还比较集中在艺术品交易、影视、动画制作等方面，布局和水准还处在初期的浅层次阶段。因此，需要努力调整产业结构，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不能盲目地扩大文化产业规模，而应本着集约态度在实际经营中逐步开发新项目和新产品，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培育良性的产业发展机制。

这里想探讨的是，在这个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是不是出现了一种“一切市场化”的“产业化”思潮?这种思潮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毋庸讳言，在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也许什么都可以依赖市场杠杆的调节。但是，唯独先进的、进步的文化和文艺是不可以过多地信赖自由市场杠杆的力量的。当前某些消费性文艺，正不断消解民族和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这其中，可以说市场杠杆即片面的“文化产业化”引导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艺是改变不了市场的本性的，可市场却可以改变文艺的本性，让它越来越屈服于市场的压力。譬如“小剧场剧”，据知情者讲，由于“商业文化的入侵却让小剧场话剧在不同程度上被消费主义所解构，陷入一种泛娱乐化的尴尬境地”[12](P57)。这不能不说是把“产业化”理解为“商业化”思路造成的恶果。有些电影文本，几乎流于为商业而商业的“敷衍成篇”;有些商业大片创作的“吸金思维”大于人文内涵的开掘，不少影片追求的是以离奇的叙述、视听饕餮和奇幻场景来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和感官愉悦;一些综艺节目也迷信于娱乐至上。这也不能不说与经济利益挂帅的“产业化”思潮有关。在一些文艺院团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无视艺术种类的多样性，不分体制机制一律强行“转企改制”现象，导致一些院团生存境遇十分困难。有些院团迫于上级强制性规定和指标，以“一套班子，两快牌子”方式来应付“转企改制”，这种状况应该说也是由什么都得“产业化”的思路带来的。美术界亦是一样，商业化的侵蚀在该领域已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美术活动越来越被市场力量所左右，有的美术家在创作上只是逢迎不加坚守，只问金钱不讲格调，只求经济效益不计社会影响。艺术品市场存在着发展不均衡、交易诚信缺失、制假贩假普遍、无序竞争严重、定价机制缺乏、行业协调薄弱、管理政策法规相对滞后的问题。一些美术文化产业园区匆匆上马、建设失度，以致造成泛滥。此外，现在的舞台艺术创演中，把“大投入、大制作、大场面”奉为不二法门，投资规模动辄数百万、上千万乃至数千万，竟豪奢、拼财力，服饰华美，场面恢弘，灯光绚丽，却很少在艺术本身上花功夫、下力气，导致大量作品形式浮华、内容浮泛、思想浮浅，人力、财力、物力造成极大浪费。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当“精神生产”被完全纳入资本生产体系之下的时候，那“自由的精神生产”就消失了。可见，“文化产业”处理得不好，与“文化事业”之间不是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而是变成了“商业化”、“市场化”行为，那不但会桎梏和扼杀艺术生产力，而且也会使艺术创作走上歧途的。

对文化产品属性的科学把握，是处理文化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根基。那种认为西方发达国家都是把一切文化一股脑地推向市场的看法，实是一种“误解”。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支持的“文化事业”有三类：公益性文化事业、高层次艺术和民族艺术、有价值的出版物。[14]我们眼下的文化，其实可分为公益性文化、自娱性文化、高雅文化和通俗娱乐文化几种，根据它们各自与市场的关系、不同的性质和作用，我们应“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分散决策”，这样才能既保护艺术的生产力又合理推动艺术产业发展，完全的“产业化”是很难行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