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张 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高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李国平 （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小说评论》杂志主编）
王 杰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王家新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诗人）

核心阅读

　　在当下的文化领域，“躲避崇高”已非个别现象，反而成了某种时尚，放纵欲望、淡漠理想、娱乐至死的风气日渐乖张。言及崇高，不仅很难引起共鸣，甚至还会遭到嘲笑，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过去30多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了一个越来越强大又对未来充满梦想的民族。这是一个充满崇高精神的过程，需要产生具有崇高精神的、大气磅礴的作品

　　崇高的内在精神和气质，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志”，这种“心灵”之志是我们能够抵御“市场原则”“丛林法则”的最重要的依托

　　我们是屈从于物质生活的消解性力量，还是奋力从虚无中创造出意义？我们的写作怎样重新通向希望？是为了给消费时代做文化点缀，还是坚持逆流而上，以我们自身的方式加入到世世代代的诗人对其“天命”的承担之中？

　　张江：崇高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在过去的文学中发挥过巨大作用，成为许多作家的自觉追求，今天却很少有人谈及，甚至有些人还要刻意远离崇高、调侃崇高、贬损崇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个时代又有每个时代独特的美学追求，这当然不错。但是，文学的更迭演进，总的趋势一定是向上的，不会也不应该将有价值的东西统统推翻，更不能以牺牲文学的根本为代价。面对崇高的缺失，我们当然要问，崇高真的过时了吗？当下的文学不再需要崇高了吗？

崇高面对的多种威胁

　　高建平：崇高这个范畴在西方最早来源于古罗马时一篇假托朗吉弩斯之名的作品，用来指伟大的风格。后来，英国美学家博克将崇高与优美对立，说崇高的对象是巨大和力量。这个范畴到德国哲学家康德那里，得到深刻而全面的阐释。康德认为，崇高是人的理性对当下有限性的超越。

　　在当代社会，美学上的崇高受到了多方面的威胁。第一种威胁是机械主义的价值观。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原本所具有的灵韵消失了，不再具有一种使人敬畏、使人感到神奇的力量，而成为日常用品。宗白华曾深情回忆说，他在《蒙娜丽莎》前曾幸福地站了半小时，如今，逼真的复制品画像可以成为寻常的招贴画，这种感觉也就一去不复返了。机械复制还造成一种对机器力量的崇拜。在各种各样的自动化的机器面前，人的独创、灵感，生命的激情不再张扬，出现了一种法国思想家利奥塔所说的“非人”的状态。

　　第二种威胁，是消费主义所造成的没有深度的“华美”的盛行。在市场竞争之下，产品设计和光色运用产生了“美的世界”。正如德国美学家韦尔施所说，无所不在的华美的外观，使世界失去了真正的美。这时，艺术所需要的，是给人以警醒。

　　第三种威胁，是形式主义美学，即精致、整齐、小巧的过分追求。固然，我们应该牢记，细节决定成败。但无论在文学还是在各种艺术之中，过分追求细节，进而流于琐碎，就会有失大气。毕竟，还是要内容大于形式，要有内在的美，克服形式主义的追求。

　　在当代，对文学的崇高构成更大威胁的，是一种现代犬儒主义。原本，犬儒主义含有超越世俗的对德性的追求的意味，但后来却演变成愤世嫉俗、放浪形骸，再进而演变成装模作样、装疯卖傻、卖弄巧智。通过疯傻、搞笑甚至自我贬低来揭示生活的虚伪之处，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当这种写作成为潮流，并且与消费时代相互张扬，就构成对文学精神本身的解构。犬儒主义在本质上与文学所需要的深刻的思想性和浪漫的激情相对立。通过搞笑来给读者挠痒，毕竟是不能持久的。

　　过去30多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了一个越来越强大又对未来充满梦想的民族。这是一个充满崇高精神的过程，需要产生具有崇高精神的、大气磅礴的作品。

　　面对中国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学所要做的，不是去迎合，而是要使社会警醒。这时，更加需要具有冲击力的，能引起震撼，揭露官僚主义、奢靡腐败以及各种社会丑恶的作品。

　　文学毕竟不是一次性消费品，不是用完就扔的纸巾。博人一笑固然好，但文学还是有着永恒性的追求，具有永久的魅力。

破除伪崇高不等于遗弃真崇高

　　张江：我们承认，在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崇高曾经被引向歧途。缺少人性温度的“高大全”“假大空”一度被视为崇高的标志。这种人造的“伪崇高”严重败坏了人们的胃口，对它的清算和反思符合文学发展的需要。但是，破除伪崇高不等于遗弃真崇高。历史发展的极端之处就在于，它在清算伪崇高的同时，将真正的崇高也一并抛弃掉了。

　　李国平：崇高的精神追求与美学向度，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也是体现于历代名家名作中的精神气韵。由庄严、高尚、博大、雄浑等元素构成的崇高美，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必欲追求的，更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一种民族的精神气蕴、时代的美学标识，崇高的美学血脉一直贯穿新中国的文学，是新中国文学的主旋律和主色调。

　　然而，当代文学在演进过程中，伴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复杂多变，尤其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精神形态与生态都处在不断的裂变中，不断泛化，持续分化，乃至出现了样态的混杂与形态的混沌。其中一个显著的倾向，便是崇高遇冷，崇高缺失。在许多文学创作者和批评者那里，避谈崇高，羞谈崇高，似乎崇高只是一个古典的概念，只属于过去，现在已经不合时宜了。

　　崇高的缺失，与对新时期文学精神的误读、曲解有关。新时期文学曾经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得时代风气之先，为否定“文革”造神运动和“假大空”文学做出了突出贡献。就是在破除个人迷信、反极端英雄化、反“假大空”文学的思潮中，文学开始有意消解崇高，疏离崇高。这实际上是对新时期文学精神的误读和曲解。破除伪崇高并不等于不提倡真崇高，相反，要大力弘扬崇高，赋予文学以深沉、刚劲、宏大的追求。新时期文学伊始，鲁彦周、蒋子龙、张承志、张炜、路遥等一批作家的创作，抒写着平凡中的崇高，讴歌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力量，他们的创作，是对伪崇高的否定，是对崇高传统的接续。今天，应该纠正关于崇高的误读和曲解。

　　讨论崇高的缺失，不能回避的是“躲避崇高”的思潮，它始于对王朔小说个案的讨论，但却以思潮形态流布深远。应该承认有些对王朔创作的描述和判断，是客观而准确的，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令人不解的是，明明是反思王朔作品不足的提法，却又在流传中转换为不无暧昧的对王朔作品某种情绪和倾向的激赏和推广。如果说，王朔的“躲避崇高”在嘲讽和调侃的层面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也多局限于消极层面。现在看来，躲避崇高这一思潮并未给中国文学带来多少积极意义，相反，却留下了相当多的消极影响，应该好好予以反思。

　　毋庸讳言，在当下的文学、文艺与文化领域，“躲避崇高”已非个别现象，似乎已经形成一种倾向，乃至某种时尚，放纵欲望，淡漠理想，无病呻吟，利益至上，宣扬个人意志，渲染物质主义，热衷娱乐至死的风气此起彼伏，日渐乖张。谈论高尚，言及崇高，不仅很难引起共鸣，甚至还会遭到嘲笑，这是极其不正常的现象。

写出“日常生活的崇高”

　　张江：在一般的理解中，崇高是和英雄伟人联系在一起的。凌云壮志、冲天豪情，以非凡的气魄和壮举改写历史，这当然是崇高。但是，这只是崇高的一面。崇高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小人物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蕴含的崇高。并且，在远离战火硝烟的和平年代，在亿万普通人成为历史主角的时代，这种“日常生活的崇高”已经是常态和主流。作家和艺术家应该善于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从细微和平静的褶皱处发掘崇高。

　　王杰：借用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一句话，“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因为这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也是一个变革和发展的时代，旧的价值尺度瓦解和崩溃了，新的价值尺度和规范又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文学可以而且应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塑造面向未来的情感模式和审美品位。

　　崇高既是一个关于风格的概念，也是一种审美形态，在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经济时代，崇高都是人文学科和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但是，在我看来，启蒙主义时期的崇高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崇高，与我们今天文学和生活中的崇高，是三个内涵上有区别和差异的概念，三者的混淆也是目前崇高问题显得十分模糊和混乱的原因。

　　我主张用“日常生活的崇高”（特里·伊格尔顿）来概括和表达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的崇高，这既不是启蒙主义“宏大叙事”的崇高，也不是后现代“黑暗”和“绝望”的崇高，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在承受社会的巨大压力和历经人生的诸多磨难时，虽然伤痕累累，却仍然满怀信念，善良而正直地生活着所呈现出来的那样一种人性之光，这是一种为千千万万“小人物”所践行的崇高。在鲁迅、沈从文等作家的笔下我们感受到这种崇高，在贾樟柯、周晓文的电影里，在汪曾祺、莫言、毕飞宇的小说中，在一些流行歌曲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崇高，并从中得到某种感情的升华和“净化”。

　　在哲学“碎片化”和“科学化”的时代，文学和艺术是寄托人性温情，对现实流俗和时尚潮流进行抵制的最重要的媒介和文化存在。它们以现实生活中有意义的审美经验为基础，在经济全球化排山倒海的强大压力下，奇迹般地挺直腰杆，并开出令人充满敬意的花朵。这就是“日常生活的崇高”，它给在现实泥泞中打拼的人们以温暖和信心。

　　早在古罗马时代，朗吉弩斯就说过，“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这句话在我们的当代文学和文化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崇高的内在精神和气质，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志”。在物欲横流的世界，在个体的各种欲望都可以在金钱的帮助下充分释放的时代，这种“心灵”之志是我们能够抵御单一的“市场原则”“丛林法则”的最重要的依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这种真正的文学充满了敬意和感激。

建立中国式的崇高

　　张江：崇高是一个普遍的范畴。西方美学家首先提出这个概念，并作出了理论阐释。其实，在中国古代，孟子就提出诸如“大”“圣”“刚”的概念，提出要养“浩然之气”，说的就是“崇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崇高从来就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王家新：作为一个美学概念或范畴，“崇高”并不只为西方美学、西方悲剧艺术所特有。在中国诗歌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崇高”也始终是它的一种精神向度，而这和历代中国诗人的命运与职责深刻相关，尤其是和一些伟大的诗人想要照亮和提升一个民族的心魂的努力有关。在这里，我首先想到屈原。屈原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文人诗人，他的诗歌一开始就达到那样的高度和感人程度，在今天看来仍有点不可思议。他的一颗诗心，他的忧患意识，奠定了中国人最基本的情感结构。他对真理不惜任何代价的追求和决绝之心，形成了一个民族最高贵的品质和风骨。他在《离骚》和《天问》中那种伟大的想象力和追问精神，也极大地拓展和提升了我们生命的维度。在屈原的作品中，有一种伟大诗歌才能提供的尺度、边界和回声。

　　屈原作品中贯穿的高贵品质和崇高之美，构成了中国传统“诗言志”最可宝贵的精神内核。更为深刻感人的是，屈原以他的全部生命，甚至以他最后的投江自尽，赋予了他的崇高追求以真实性和感人性。我们知道，在《离骚》的最后，就出现过这样的诗句：“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人在对现实绝望之余要前往他的乌托邦，但是他的马却不愿跟他一起前行了。那“蜷局顾而不行”的姿态和生命痛苦令人震撼，正是它将一首诗、将一个诗人的崇高品格推向了高潮。

　　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是屈从于物质生活的消解性力量，还是奋力从虚无中创造出意义？我们的写作怎样重新通向希望？这些年来，人们对“后现代”的拥抱，对于原有的神话、价值和意义的消解，对于“崇高”的调侃，已使我们回到一个所谓“平面”上来。但是，当一种浅薄的时尚裹挟着我们前行的时候，我们是否已忘了应该“有所选择”？我们为什么写作？是为了给消费时代做一些文化点缀，还是坚持逆流而上，以我们自身的方式加入到世世代代的诗人对其“天命”的承担之中？

　　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们有不少“流着泪迎接早霞”的诗人，他们是敢于说出“除了伟大别无选择”的一代。但是现在，我们打开的精神维度是不是变得萎缩了？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有点混淆了蚊子的哼哼与缪斯的歌唱？

　　张江：在今天这样一个审美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当然不希望所有的文学都是一副面孔、一种风格。但是，倡导审美多元化、风格多样化，并不是要让低俗取代高雅、猥琐消损崇高。文学无论分化出多少种风格，它的核心价值依然是引领人、提升人，让人向着宏阔、高尚、博大的精神之地进发。就此而言，崇高又不仅是一种风格概念，它更是一种精神气韵、灵魂色彩。如此意义上说，崇高应该成为所有作家和作品的执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