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国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准确把握好“理论与实际”、“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立足点与开放性”、“学理支撑与理论创新”、“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等重大问题，切实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一、关于理论与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但是，抽象地讲理论联系实际，或者仅仅停留于口头或口号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首先，我们要回答用什么“理论”联系实际。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毛泽东同志在1920年11月25日给罗章龙的信中写道：“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指出：“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我们所说的理论，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科学理论。

　　第二，要回答联系什么“实际”。如果我们真正深入到现实社会发展进程中去，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实际”，往往是一个个具体的、现实的问题，“实际”因问题而鲜活、而丰富，实际因问题而不再抽象和空洞。因此，所谓联系实际，就应该是联系实际中的问题，包括生产生活中和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社会普遍关注的突出问题，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前瞻性战略问题等等。

　　第三，要回答如何“联系”实际。一方面，要用理论指导实际，不断解决实际中涌现出来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在实际中验证和发展理论，在回应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推动理论创新。理论联系实际表现为以问题为导向的互动关系和矛盾运动。解决的问题越多，回应的问题越有力，理论便越丰富、越深刻，从而对实践的指导就越有针对性，越有效。

二、关于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

　　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9—290页)公元前，楚国人屈原写下《天问》，全文自始至终以问句构成，对天、地、自然，对社会、历史、人生提出了173个问题，发出了人类从神学和混沌中走出来的时代声音。1919年9月，青年毛泽东发表《问题研究会章程》，列举了当时中国需要研究解决的71项、144个问题。他正是在发现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觉醒，最终在“种种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接着他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研究农民问题入手，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飞跃。在随后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毛泽东又回答了夺取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论十大关系》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二次结合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对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抉择，也是因问题而起，与问题相伴，在解决问题中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问题是客观存在，问题本身并不可怕，怕的是缺乏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敢于面对问题、勇于解决问题，说到底是一种勇气和担当。不敢正视问题甚至回避矛盾、掩盖问题，实际上是一种与时代不符的退缩与逃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强烈的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体现，是理论工作者责任与担当的体现，也是把握学术研究、学术创新内在规律的体现。

　　坚持问题导向，是推动实践和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和正确路径。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矛盾运动永无止境，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人类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前进。问题导向永远是理论工作和理论创新的原动力。

三、关于立足点与开放性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直面中国的问题，走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是我们的出发点、立足点。邓小平同志说过：“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习近平总书记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了才知道”，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必然是回应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我们所进行的理论创新，也必然以回应和解决中国问题为立足点;我们衡量理论的好坏优劣，也必然以其回应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程度、力度、深度为标准。

　　当然，强调立足中国实际，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保守。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实践，就是敞开胸怀，放眼世界，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生动体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实践”、“中国问题”不可能是孤立的、隔绝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与世界发生着广泛联系。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姿态，睁眼看世界，敏锐把握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把握各国应对各种问题的新思想新做法，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藉此追赶乃至引领潮流。但是，开放是以中国实际为立足点的开放，我们了解和学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而不是否定自己，迷失自我。最近，梁鹤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提出：在搞清楚“洋为中用”之前，首先要搞清楚“洋为洋用”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中国人穿洋服往往觉得袖子长，但洋服既是来自发达国家，袖子怎会过长?只恨自己的手太短!于是千方百计把自己的手拉长。如果是为时髦，吃点苦也还值得。但如果是为求实用，就要明白洋人的身材与自己有别。先搞清楚“洋为洋用”，再来谈“洋为中用”。(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页)

四、关于学理支撑与理论创新

　　学术界往往从服务实际的社会责任感出发，强调“学理支撑”。然而，何为“学理支撑”，需要科学把握。至少不能把学理支撑简单地理解为与现有学术流派直接挂钩，挂得上的就有了学理支撑，挂不上的就叫缺乏学理支撑。关于“学理”，有人定义为“科学上的原理和法则”。实际上，所谓“学理”，就是看其是否具有科学性和规律性，学理支撑就是科学性证明和规律性认识。面对新的实践探索，我们可以运用已有的理论进行科学性证明或评估，也可以运用新的实践探索形成新的规律性认识，丰富和创新理论。前者是学理支撑，后者也是学理支撑。

　　现在有一种方法或视角上的误区，认为西方理论才是正统的，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中国实践评头论足，还自以为掌握了真理，找到了学理支撑!比如，现在对民主问题的分析，大都是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制度作为标准的。又如“工业化阶段”的说法，也有简单化套用的问题。当年西方的发展经济学要解决的是二战以后独立国家怎样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如刘易斯研究了拉美案例。还有德国人霍夫曼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提出了著名的霍夫曼定理。但现在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80%以上的国际资本流动、80%以上的国际贸易发生在跨国公司的内部，国际分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跨国公司内部生产链条、生产环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分工。这个时候仍然把发展经济学、霍夫曼定理作为标尺来分析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工业化处于什么阶段，显然是不够的。

　　学理支撑的实质是把握事物的规律性。当某种现成理论不能为新情况新问题提供说明的时候，正是需要我们认识和探究事物规律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某种理论创新的重大机遇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勇于突破固有的理论教条，在回应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形成新的规律性认识，实现理论创新基础上的学理支撑。

五、关于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

　　长期以来，文化的弱势心理和话语表达的消极被动困扰着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沟通交流。而西方某些国家在推销他们的价值观时，往往会包装在比较容易接受的中性概念当中，构造出“话语陷阱”。当你使用这些概念时，就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它;当你对这些概念作出评论、甚至揭示其内涵与实质时，就会被指责为跟不上时代。避免“话语陷阱”的当务之急，既要有分析地运用外来概念，更要探索形成我们自己的话语框架、内涵和表达方式，建立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首先，我们要有中国话语的自信。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具有内涵、张力和表意优势。中国话语体系应该是与中国文字、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联系，为中国服务、让中国人听得懂的表述体系。我们非常熟悉的言说方式要这样，探索中外融通的新概念、新表达，也要这样。

　　其次，我们应该有中国实践的自信。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中国实践、中国奇迹举世瞩目。中国实践是中国理论创新的沃土、富矿，也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的自信之源。对此，现在国外的有识之士都有研究的热情，“中国模式”、“中国现象”已成为国外学界的热门话题，我们更应该投身其中。关于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人最有资格讲，也只有中国人才能讲清楚，中国学界应该有这种担当和能力。

　　第三，我们要有掌握话语权的自信。所谓话语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播优势条件下的主导权，也就是先声夺人;二是定义权，即权威发布和解读。目前在国际传播格局中，我们要改变西强我弱的态势，创造条件形成传播优势，同时更重要的是掌握定义的主导权，体现定义的权威性。要下决心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无论是在国内思想舆论引领方面，还是在对外传播方面，都要注重“论理”、“陈情”、“讲故事”，占有道义高度和说服力优势，体现说理基础上的科学性和坚定性。

　　立足中国实践，创新中国话语，能够产生伟大的理论、产生理论大家。这一点，前辈学人已经给出了答案。这里举两个湖北人的例子。一个是张培刚先生。西方把张培刚先生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先生是最早研究中国这样一些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问题的，1946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大卫·威尔士奖，比刘易斯的代表作《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理论》要早9—10年。张培刚先生将交易费用与组织分开，也比英国经济学家科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诺贝尔奖的“科斯定理”)早。另外一位是王亚南先生。他认为经济科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应该面对中国的实际，“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他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学科，并最早开设“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课程。其代表作之一的《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被学术界誉为“一部中国的《资本论》”。这两位先生在中华民族处于苦难的岁月中，学贯中西，尚且能够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重要的理论成果，我们这些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后学，更加有条件从中国的成功实践出发，在理论创新上有所作为。

　　我们之所以现在还不够自信，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中国实践、中国问题还关注不够、了解不够、总结不够。社科理论工作者只有深入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在实践中汲取理论滋养、获取理论创新的动力，才能在实践中增强理论自信。

　　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发出中国的声音。我们应该有底气说话，理直气壮地讲清我们的道理。善于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身处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能够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理论，也一定能够产生影响深远的中国理论大家!

　　(作者：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