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不仅是“五四”后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一条现实道路，也是这个时期一些成就卓著的学者所走过的学术道路，他们研究的领域和问题可能千差万别，但基本的学术路数都是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面向世界的学术眼光结合起来，所以学问做得大气而又充满理论自信和民族自信。

　　方克立，1938年6月生，湖南省湘潭县人。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曾任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方克立文集》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方克立先生开创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为了对现代新儒学进行准确定位，方先生又提出了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认为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至“五四”时期已被分别倚重中、西、马三种思想文化资源的现代新儒家、自由主义西化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派“三足鼎立”的格局所取代，这种“三分”的思想格局至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他本人则倾心于张申府、张岱年先生倡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并把这种文化观与我们党一贯主张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结合起来。2006年，他明确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把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近日，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先生，听他讲述了自己的思想历程。

从“综合创新”到“马魂、中体、西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方先生，您的《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一书出版后，我们注意到有几篇书评都聚焦于“马魂、中体、西用”论，有的着重讲它是“五四”以来的正确文化发展道路选择，有的认为它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范式。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这种文化理论的?

　　方克立：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始终是国人最为关心和焦虑的问题，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担当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如此。他们提出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复兴儒学”等各种匡时救国的方案，相互之间展开了多次思想文化论战。“五四”以后除了原来的中西体用之争外，由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选择又多了一种可能性，即以当代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引领，充分发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固有优势，以之为基础、为本源，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思想文化为我所用，创造出一种“坐集千古之智”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可能性。李大钊、鲁迅、毛泽东等人都看到了这是中国社会和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一条“正道”，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上世纪30年代，最先以“孔子、罗素、列宁，三流合一”、“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思想形式将这条文化发展道路揭示出来的是张申府、张岱年兄弟。他们用来“合一”的方法是“相反而一体，矛盾的谐和”的唯物辩证法，也就是“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半个世纪后，张岱年又把它发展成为系统、完整、成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这是在当今中国得到最广泛认同的一种文化理论。我在进行现代新儒学研究时就十分注意三大思潮是怎样处理中、西、马关系问题的，不接受“全盘西化”或者“全盘中(儒)化”的观点，也不赞成折中主义的“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而是十分认同二张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1990年我曾将这种文化观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后来觉得这种表述没有阐明中、西、马三“学”在文化综合创新中分别处于什么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在2006年又做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新概括。很明显，这种新概括是对二张先生“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不过是在前人已有睿识的基础上，力图把这条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本质揭示得更清楚一点而已。

　　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选择关系着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确实是头等大事，提出任何一种见解都必须慎之又慎，对国家、民族、人民负责任。近代以来，“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复兴儒学”这些口号影响都很大，实际上就是打出了一面面文化旗帜，力图影响甚至决定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方向与道路。从这个意义来说，二张先生倡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就是我们的文化旗帜，“马魂、中体、西用”就是我们的文化旗帜。

“马魂、中体、西用”论强化民族文化主体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界对“马魂、中体、西用”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您提出这一理论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比如“马学为魂”之“马”是指什么，“中学为体”与清末张之洞等人提出的“中学为体”又有什么区别?

　　方克立：“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句话讲的是马、中、西三“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化综合创新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马学为魂”之“马”，首先是指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次是指坚持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价值立场。我认为这两点是马克思主义中最本质的东西，最具有“灵魂”意义的东西。有人把“马学为魂”之“马”曲解为某种具体的学说或某个人的思想，那不是我的观点。

　　我说的“中学为体”之“体”，不是“道体器用”之“体”，而是“器体道用”之体，不是作为精神指导原则之“体”，而是作为文化发展载体之“体”，讲的是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就与清末张之洞等人以孔孟之道和“中国之伦常名教”为“体”的观点鲜明地区别开来了。我用“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接受主体”四个概念集中阐明和论证“中学”(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尤其是“接受主体”这个概念，它不仅是对西学而言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文化而言的。如果没有中国文化这个接受主体，如果不被中国文化所接受，再好的外来文化也不可能在中国发生任何作用，不但不能起“他山之石”作用，更不可能起到引领时代思潮的指导思想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马魂、中体、西用”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化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西学为用”的意义比较明确。张岱年先生曾经指出：“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而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文化的指导原则。科学技术等都是为这个民族主体服务的，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讲了两个“服务”，而我也讲到过“西学为用”的两重含义，指出它既是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的，也是对于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文化来说的。对于指导原则来说，它是“应事之方术”，即原则的具体应用;对于接受主体来说，它是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也就是说，它有“道体器用”之“用”与“器体道用”之“用”两重意义。

“马魂、中体、西用”论的范式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的问题意识很明确，就是力图正确解决文化综合创新中的中、西、马关系问题。这里的一个难点是需要突破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传统思维模式，用“魂、体、用”三元模式取而代之。已有学者指出这得益于您长期关注体用范畴的研究，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理论价值和内在限制都有比较清楚的了解，所以才能根据现实需要与理论逻辑提出新的思想范式。请您介绍一下在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

　　方克立：我在1984年发表了《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一文，对体用范畴的多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作了一些考察。1987年写的《评“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哲学研究》第9期)一文，已把注意力集中到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体用之争，指出争论双方使用的体用范畴含义并不一致，因此就没有实质上的针对性。比如，晚清张之洞等人所讲的“中体西用”，“体”是指万世不变的精神指导原则，“用”是把原则“举而措之天下”即运用于具体实践，这是一种“道体器用”的观点。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则是以包括生产方式、日常生活在内的社会存在为“体”，而以“西体”运用于中国、取得“中国化”的形式为“用”，这显然已回到崔憬、王船山等人的“器体道用”论。

　　张岱年先生对中西文化体用之争中存在的问题看得很清楚，他意识到分歧正是在于对体用范畴的含义理解不同，但他还是试图把中、西、马三“学”放在体用二元模式中来说明，因此有些关系难以讲清楚。比如在上面引述的那段话中，他把中华民族主体性与社会主义指导原则都放在“体”的地位，而科学技术等是为这两个“体”服务的。其实两个“体”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道体器用”之“体”即主导性之“体”，另一个是“器体道用”之“体”即主体性之“体”，他没有把二者适当区分开。我曾经讲过，张先生的这个表述离“马魂、中体、西用”论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我是在他上述思想辨析的基础上，引进“魂”这个概念来表示作为精神指导原则的主导性之“体”，而用“体”这个概念专指作为文化发展载体的主体性之“体”。把两个不同含义之“体”区分开来，运用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上，就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魂”)与中国文化主体性(“体”)摆在既有区别又有机统一的关系中了，而处理好这个关系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化能否健康正常发展的关键。

“马魂、中体、西用”论与党的文化方针高度契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讲“五四”以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时，认为以张岱年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与我们党一贯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是高度一致的，现在您对这种文化观作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新概括，这种新概括是否能更贴切地反映党的文化立场和方针呢?

　　方克立：我当然希望能是这样。比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来处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问题。他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界定为“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同时十分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批判地清理和继承古代文化“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并且主张“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也就是为我所用。我以为这些论述都充分体现了“马魂、中体、西用”的精神。又如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既阐明了这种文化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又高屋建瓴地回答了古今中西问题，“立足本国”就是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基本内容之一，在分别为“灵魂、主题、精髓、基础”的完整理论体系中居于“灵魂”的地位。也就是说，它是“魂中之魂”。文件中也有“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论述，在讲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时，强调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在这个重要文件中，实际上“马魂”、“中体”、“西用”都讲到了，马、中、西分别处于“灵魂”、“主体”和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的地位。

　　习近平同志近年来关于文化问题的一系列讲话所传达的信息非常重要。他在强调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号召全党学好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同时，对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根源性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能够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条件。他最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是不同文明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互相鉴取、互相包容的典范，表现了海纳百川的开放文化心态。这些论述，我认为是对“马魂、中体、西用”最好的诠释。

“马魂、中体、西用”可能建立主导的学术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指出，由于“马魂、中体、西用”论能够科学理性地整合中、西、马三大学术资源，它在客观上也为当代中国学界建立了一种新的乃至主导性的学术范式。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和期待?

　　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论提出后，逐渐得到一些学者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逐渐得到彰显。它已经不是我个人的学术思想，许多学者都为其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开创学术研究新范式就是一个青年学者引申出来的新话题。我曾经说过，“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不仅是“五四”后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一条现实道路，也是这个时期一些成就卓著的学者所走过的学术道路，他们研究的领域和问题可能千差万别，但基本的学术路数都是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面向世界的学术眼光结合起来，所以学问做得大气而又充满理论自信和民族自信。我曾经提到过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名字，也提到过我老师辈的张岱年、冯契、任继愈等先生的名字，还提到过比我略长的陈先达、罗国杰、方立天等同辈学者的名字，他们走的都是一条“马魂、中体、西用”的学术道路。这条道路将被一代一代学术传承者走得越来越宽广，并且有可能建立起一种主导的学术范式。“马魂”作为一种学术立场、精神指导原则和基本方法贯穿于整个学术研究过程中;“中体”更多地指向研究主体，即以中国问题为研究中心和主题，以中国文化为主要学术资源，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西用”则是指学习借鉴国外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为我所用。这种学术范式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复兴儒学”等学术范式都有显著区别，它更好地体现了时代先进性与民族主体性、历史继承性与综合创造性的统一。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认同和自觉践行“马魂、中体、西用”的学术范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