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两个工作方式(主动与被动)和工作目的(控制舆论方向、抢占话语权与信息传播)截然不同的传媒对一个事件的反应和产出的结果，首先得判明事件属于什么性质。如果说事件性质对中国媒体基本工作方式不会有重大改变，改变的只是它的工作量的话，这一性质却会从根本上决定西媒的工作方式。此话怎讲?

　　我在已出版的两本集子《谁在导演世界》和《被颠覆的文明》中，对西媒的工作目的和工作方式均有纵深挖掘，只要仔细读了那些文章，一般就能从西媒采取的某一类型工作方式(随事件性质方式会大大改变)反推出事件的性质，甚至倒推出事件是否由西方插手或预谋。

　　马航失联后我密切注意法媒的动向，对比几个月来对乌克兰局势的报道，有一条分明的界线：对乌克兰是舆论走在事件前面，即传媒主导事件、制造新闻，通过主流媒体获取信息的法国人基本无法知道在乌克兰究竟发生了什么。几个月来扑天盖地灌入他们脑袋里的就是：“腐败”的“独裁者”亚努科维奇(他是民选合法政权的事实可以被明目张胆地抹去)背叛渴望西方的乌克兰人民利益，投入“邪恶”的“暴君”普京的怀抱，遭到人民的反对。人民要“西方民主”，不要“俄罗斯专制”(民选不民选，要说你独裁照样没商量)，他们通过和平合法的抗议，赶走了“独裁者”亚努科维奇(民选上台、一个任期都没做完的独裁者哪里去找)，建立了“民主政权”，奔向西方“民主自由”。这是对法媒几个月来乌克兰报道内容的提纲挈领，其中引号中的词语，非我之语，而是西媒锁定的“接力”词语，用来事先定性，垄断解释权(不让受众有任何一点自我判断)。

　　相对于对乌克兰的报道，对马航失联事件的报道可以用“被动”来形容，尽管被动历来不是西媒的工作方式，这里的“被动”也只是相对于他们的“主动”而言，即从完全主导事件到跟踪事件，而非策划事件的走向。这是辨别一件国际大事是由“世界统治集团”直接策划还是偶然突发的关键所在。“直接策划”的典型特征是由西媒挑头、在传媒的鼓点下完成。当然也有“直接策划”但不想让人知道的事，那时“军团”会一致守口如瓶。在“直接策划”与“偶然突发”之间，还有一类“中间事件”，比如“昆明3·1暴恐案”，既不属于“直接策划”，又非完全“偶然突发”，而是暗中由“世界统治集团”长期鼓励和推助，那么西媒的工作方式又会大大区别于对前两种事件的报道方式，相对会比较低调(对2008年西藏3·14暴恐案的高调是因为属直接策划)，但牢控解释权(西方主流媒体一致回避了恐怖袭击的定性)。不懂西媒在“世界统治集团”内部是什么角色的国人，会以为西方各国政府谴责了恐怖暴力而媒体不跟随乃传媒“独立”的表现，殊不知在“集团”内部的权力排行上，民选内阁不如传媒嫡系，民选政客可以换人，传媒却是绝对的集中垄断，核心人物是终身甚至世袭制。

　　由此根据多年的观察经验，大致可从西媒颠倒黑白的程度、主动和被动程度、高调或低调，判断一起国际大事是什么性质。当西媒的颠倒黑白消失，事件属偶然突发，就有一定的百分比可以定性了。那么从西媒对马航失联事件的报道方式看，也可将事件划入这后一种。

　　在西媒有关国际新闻的报道中，我们也只能在这一部分看到大致客观的信息，与真相不会出现蓄意的南辕北辙。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写过：“有组织的接力是控制话语的流向以确保信息源掌握在自己手里，牢控对事物的解释权则是控制思想，只有控制了信息源和思想，才能掌握话语权。这需要一支意识形态自愿军团有组织有纪律地秘密配合(公开配合则会失去公信力)，看似各自‘独立’的传媒在平时(对非传递性信息)可鸡鸣狗跳各行其事，为得是在战时(对必传递性信息)实行众口一调地接力。”从这段高度概括的西媒工作目的和工作方式看，马航失联报道属于非“战时”的“平时”工作，新闻的属性也可划入“非传递性信息”。所谓“非传递性信息”，不是不能跟踪报道或大量炒作，而是指不必统一口径接力的信息，报道者自由度比较大，一般可各显其能。但报道方式依然是有限制的，根据乘具(飞机、火车、船等)属于哪国，乘客的构成，报道方式都会有显著的或微妙的不同。

　　我将西媒比作“军团”，就缘于这种内在的、不识技巧的旁观者看不出来的组织性纪律性。比如因为飞机上的大部分乘客为中国人，西媒一上来一致采用了低调、避免人道视角的报道方式，我们几乎看不到西媒关注受害者个人命运，电视上也不见蜡烛、鲜花的画面。在发现中国乘客家属的情绪是可撒盐的伤口之前的十来天里，主流媒体投向中国乘客家属的镜头极少，且只对准事发当日情绪失控和后来在马来西亚新闻发布会上闹场的那些人。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为中国人制造悲情气氛，而如果这一百五十人是美国人，又确定是恐怖劫机，那报道方式会整个倒过来，非炒得全世界都为机上人掉泪。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只有在需要妖魔化对手时才会制造悲情氛围、放大事件受害者的个体命运。2009年法航飞机失事，因为是自己的航空公司，尤其不能妖魔化空客或波音，事发后报道便集中在寻找失事飞机和失事原因，机上法国乘客便是无名无姓无画面的整体，个体命运在这种情境下是不被张扬的。如果那是一次恐怖袭击，报道方式会完全不同。

　　但我注意到，西媒从最初的低调逐渐热乎起来，那是因为事件显露出非同一般，不再仅仅是死了一百多中国人的空难(西方之外的世界，死个百把人的事故，一般若不能制造舆论以达什么政治目的，在西媒眼里就不是回事)，而成了航空史前所未有的奇案，那西媒就不能失了话语权。如此越胀越大的全球话题，解释权怎可丢给“世界下层社会”。西媒一变被动为主动，信息旋转的中心立刻就抓到自己手里，他们有能力也有手腕掌控信息源头、截获解释权。尤其自部分中国乘客家属大闹吉隆坡新闻发布会，西媒已找到这起事件中可下蛆的缝，使命感更成倍窜升，一天天把中国乘客家属的悲情推向事件的中心。这就是开始制造舆论以图主导事件了，往往是嗅到了事件往某个方向发展的利用价值。如能炒得中马关系恶化，甚而令中国政府成民怨目标，干嘛不多加把柴火?他们做这些事都是精细而敏锐的，干这种职业的人，很少只当成一个饭碗，而是使命在身。因为有计在心，都深知怎么隐藏自己的意图，操纵画面、选择词语，绝少流于偶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即便会外语的也多被其迷惑，看不懂表层话语之下的暗线。

　　基本确定了事件的偶发性质，我们才能相对公平地对比在马航失联事件报道中的西媒和中国媒体。因为只有面对偶发事件，西媒与中媒的工作目的才在某个点上重合——追逐真相。为什么说只在某个点上重合而非全部重合?那是因为追逐真相并非西媒的主要任务，它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主导舆论方向、垄断话语权，为此一要始终掌握信息源头，二要牢控解释权。这两点才是西媒存在的理由!按逻辑推理，如果一个媒体的工作目的只是传播信息(或者说保障知情权)，“掌握信息源头和牢控解释权”这么高标准的存在理由势必有点专权的味道，因为这是最高统治权才必须具备的生存理由，一群书生传递传递信息、挖一挖世事真相，非要他们具备这种能力和意识不是变相要他们专权吗?而这才是审视西媒和中媒必须明白的核心分界线：西媒是统治权本身(重要组成部分);中媒则是介于统治权和民众之间、权力强盛时倒向前权力式微时偏向后的力量。自古中国读书人就扮演着这个角色，与作为最高权力本身的西方教士完全是两个性质。中媒在近几十年不知不觉地成为西方的传声筒，也是因为它有别于西媒的本质，它作为一支中间力量，是会随着最高权力的转移，转变它的阵地的，此乃自然之事，像本能一样自然。

　　如果将马航失联事件的传媒竞争比作又一次话语权争夺战，西媒有手段占上风是没有太大悬念的。对于根本没有争夺话语权意识、更不会将“掌握信息源头和牢控解释权”作为存在理由的中国传媒，无论是选拔人才还是工作目的和工作方式都不成对手，不沦为传声筒已是万幸。这其中有客观上难赢的因素，也有自身弱点。

　　话语的胜利首先是实力的胜利，我们从传媒力量的强大与否所看到的，实际还是“世界上层社会”和其圈定的“世界下层社会”的那条分界线。在马航失联客机报道中中西媒体的力量对比，最警世的揭示并不是中国媒体如何不敌对手，而是世界的内核与外围，它的内核在哪里以及身处外围的我们在哪里。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开始被忽悠着用GDP看世界，对坐上老二的交椅很是得意忘形。此次马航事件中西传媒第一线交手让一些平时人们不太在意的现实浮出水面：

　　首先，这个日益工业化的世界很多核心技术仍然垄断在西方集团手里，比如飞机发动机。而技术垄断不光意味着金钱向某个方向流淌之容易，以及工业化领先与滞后，更意味着内核对外围的全盘把控。这是一种无空不入的监视和控制，不但上层建筑政、经、文有如被放在手术台上(传媒成为传声筒不过是被控的特征之一)，就是每台飞机发动机如何运转，最原始的数据也在他们手里。从如斯力量对比看，真有几分如来和他俯瞰的世界的意味。面对内核，外围是没有什么秘密的，全方位地受到监控。这就是为什么一架马来西亚飞机失联，掌握第一手调查秘密的是英、美(前宗主国和其接班人)而非当事国。如果此次空难不是前所未有的扑溯迷离，这种力量对比还不会暴露得如此之深。这才是当前世界最触目的真相，与之相比，西方文学电影反复揭发的前苏和东德秘密警察的能耐，真可谓小巫见大巫，而这能耐是对付全世界的。我们对比中西媒体，若去比这些，简直就是不谙世事的玩笑，“外围”传媒与“内核”传媒根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就是同处“内核”，离中心远的也同样没有这个“能耐”。

　　其次，各类“国际组织”、有些甚至是联合国名下的“国际组织”，实际的主人还是西方集团，否则你根本拿不到“国际组织”的名头。这折射的依然是内核主导、外围附庸的关系。上世纪随着殖民帝国的终结似乎被“独立”淹没掉的世界秩序本质，在这次马航失联事件中像浮水放掉露出了河床的本来面目。此次美英记者频得内幕消息，而非中国记者便是明证。以为信息世界具有某种大同希望的人，被泼了瓢冷水，被迫看到了话语战争的强军和弱旅，以及强弱折射的既成世界等级。十九世纪以后我们接受的这个现代概念的“世界”，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一两个强国单凭军靴就能踏出来的，更不是我们头脑里那个建筑在绘图册上的地理概念，而是有着严密的组织者和统领者、在各个关键点掌控情报、设定规则、策动方向的“世界”。在这个统治与被统治的秩序中，信息的分配也没有多少平等可言。当然在注定作传声筒和少作甚至尽可能不作传声筒之间，还是有回旋余地的，一切都取决于弱势方的自我意识。

　　第三，中国在这个世界是孤零零的，别看表面一堆友好邻邦。这一实质的孤立不是中国人缘不好，而是世事艰险。在我们上面说的这个“世界”里，很多上世纪陆续独立的国家凡得以安身立命的，都并没有真正独立的上层建筑，一起奇特的空难便暴露出像马来西亚这类看起来中等发达的国家，多多少少还是由前宗主国和大英帝国的接班人美国牵着线(通过操纵上层建筑)，这是这个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在其后鲜少动乱和流血、得以发家致富、不受西媒攻打的前提条件。我们大致可以从西媒不蓄意骚扰这条线反推出“帝国”看不见但却依然无比广大的边界，这就使得中国能交铁杆朋友的空间极其狭小，何况即使有铁心投靠的，我们也怕引火烧身。事发后，马方与美英分享调查内幕，而非与亚洲友好邻邦、事件的最大受损方中国，在民众看来有悖常理和情理，但我们应心中有数，如果马方事发后与中方优先分享调查内幕，那这个政权还能如此安稳?还能不被西方成天揪“民主”、“人权”的小辫子?恐怕在分享之前，就被颜色或花朵革命掀翻N次了。中国的形单影只虽然不能作为中媒不给力的全部借口，至少可以部分地开脱他们。

　　第四，到目前为止，直到可预见的未来，西方记者在几乎世界各国都可直入上层建筑，不是直接通过操纵台上就是迂迴于台下的反对派。注意：应邀出席各种新闻发布会、采访到高官或名人，不等同于进入上层建筑，这种被动的接近，只是起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作用。只有能对之施加影响并从中获取内幕，才称得上进入上层建筑。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记者离目标还远着呢，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意图和意愿。而直接或间接操纵所在国政治、搜集情报、影响所在国上层建筑思想是西媒驻外或特派记者的本质工作，单就这一点，不满中国媒体没能搞到调查内幕，也是不谙世事的玩笑。而这不光显露中西媒体角色的本质不同，也折射了上述那个内核与外围、世界范围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两重天。当一国上层建筑暗中掌控在西方集团手里，西方记者基本上是进了自家后院，有各种早已设好的门让他们登堂入室，在有些国家，这些记者甚至分享着决定该国政权生死的大权。如此悬殊的角色和势力，意味着我们离世界统治权的距离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我们的记者与所驻国上层建筑的距离，当然也有出类拔萃打破规律的，但那绝对是凤毛麟角。要求一群文弱书生一夜之间变成007实在是脱离实际，况且我们的实际境况要比这个还糟，中国媒体人最大的问题是对第二手信息的分析与辨别能力都乏善可陈。而这才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即使作不了“尖兵”，至少可以作“防火墙”。

　　有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力量对比中，二者皆不具备的一方，赢的可能性为零。事实上我们要的也不是独占话语权，而是力量均衡，不受侵害，所以能把防御战打好，就算成功。这就需要谋事，精心地谋事。话语战争是一场高智商、硬实力的博弈，也有个上百年领先和落后的问题，要追赶先得认清自己要什么，然后才知挑什么人、以何种手段追赶。

　　承认落后还得看清薄弱点在哪里。富与穷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强弱，但那绝不是决定性的杠杆，否则沙特为什么没有这样一支驰骋世界的“军团”?自由不自由更是有意让人偏离正确答案的人造鱼饵。大把撒钱，广设言路，招一堆只会外语的人铺将出去，除了等于多设几个传声筒，丝毫扭转不了劣势。因为人就没挑对，使命也非常模糊。西媒时常宁肯到当地另雇翻译，也要派虽不会所在国语言但擅长执行任务的人，道理即在此。

　　到了今天，不可再犯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致命错误，以为购得军火就能建成现代军队。关键在人，以及引领这些人的大脑之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