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儿歌唱》书封

　　昨日，李零新书《鸟儿歌唱》在京举行“回望20世纪”座谈会，韩毓海、黄纪苏、杨念群等学者出席。

身在21世纪，心在20世纪

　　“2000年我就活够本了，剩下的日子是个饶头。”生于1948年的李零在《鸟儿歌唱》自序里如是说。以此心态，身处21世纪的他得以从容回望心之所系的20世纪，“目睹世纪之变，做一点前后对比，讲一下我的文化立场。”《鸟儿歌唱》收录了李零2008年以来的思想随笔，分为三辑：第一辑是读书、观展的有感而发;第二辑则回望了上世纪70年代，最具个人经验的抒发;第三辑收录了近年来的重要讲座。书名语出奥威尔《1984》：“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鸟儿歌唱……”

　　作为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的学术专著等身，虽考古出身，但涉猎广博，俨然杂家：简帛铭文，兵法方术，论语周易等均有论著，近期还出版了《我们的经典》系列，释读《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及《周易》。而《鸟儿歌唱》，则与《花间一壶酒》、《放虎归山》等书一类是随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认为，这类作品接续了文人传统，体现的是作者的闲情逸致、修养识见。

　　“在目前的学术训练下，很多专家只是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中做东西，他对这一亩三分地很了解，但对现实的人或社会缺少敏感，甚至可能失去正常的表达能力;而通俗作家虽然可以很快反应，但不具备对专业领域的知识训练。这两方面要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太难了，但李零兄做得非常精彩。”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认为。

　　相对许多学院派，李零近年颇多发言涉及公共事务。如在前段时间网络传播甚广的《环球同此凉热》里，李零表达了他的“中国观”与“美国观”，且以自己的本行考据种种关键词，追根溯源，破除迷思。他也因此在豆瓣上被归为“左派”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云雷认为，李零及其言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左右问题所能归纳，背后有李零的整套学问与人生经验为支撑，“李老师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把学术、思想、经历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丰富的内容，又有坚定的立场与选择。”

　　李零自称，之所以近年作品“生产效率提高”，因进入21世纪后，他学会了用电脑，相比原来的“剪刀糨糊”高效许多。李零对作品一丝不苟，一篇文章从写成到印刷出版，“不是数易其稿，是数十易”。《鸟儿歌唱》中的一些文章曾发表于其他报刊，但也并非最终定稿。“我说我自己是‘老改犯’，打开电脑就想改文章。我觉得写作是一门艺术，一个意思可能只有一种是最适合的表达，但总是有找不到的时候，所以每天还在寻找。”

情商低因为真性情

　　昨日座谈会上，备受瞩目的是李零的亲友团，发小、人大附中的同学等纷纷爆料学者当年。

　　与李零合译《中国古代房内考》的张进京介绍，自己与李零三岁认识，感觉李零从小就是一个奇才：不常上课，成绩全优，但因为操行得中，每学期考评只是优良。

　　“从初中二年级开始，他就开始看《孙子兵法》，各种古书，不上课，不听讲，一个学期只读三天书，就是考试前三天，读多久不知道，老师对他左挑毛病右挑毛病，但是他只读三天就能及格，没办法。”张进京说。

　　身为“老三届”，李零并没有上过大学，中学毕业后到山西和内蒙古插队，回京后1977年进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张进京透露，李零虽因编金文资料进入考古所，但其身份却是工人，最后成果也没给他署名。“当时他说自己人际关系非常好，但有人告诉我说要开除他。我打听了下，说他情商太低，扫地的时候往人家脸上扬土，还管著名教授叫老熊。不过，好在他后来考上了研究生。”

　　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则认为，李零的“情商低”因其真，“这是他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他真到什么程度，就是极其原始愿望。他有一次要换煤气罐，想着谁有汽车帮我拉一下最好，想起一个朋友就给人打电话。那董事长正在开董事会，接到他电话说‘来帮我换煤气罐’。但李零不会觉得这样不正常，他觉得这是找老朋友帮忙，就是这样真实的东西。所以他能在学问上，在现实问题上，保持自己独特的看法。”

　　因此，李零颇具“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风范，张进京多年前曾在公交车站偶遇李零，在拥挤的候车人群里，李零一手抱着五岁的儿子，另一手举着一本竖排书读，一点不受外界干扰。“我虽然就离他五六米远，但他丝毫没有注意到我，我也没有上去打招呼，但这个场景就一直留在我脑海里。”

　　《鸟儿歌唱》副标题为“20世纪猛回头”，跟李零同龄的唐晓峰认为，这部书并非李零用知识写成，而是带入真心实意的经验与思考，是用心发出的声音。“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50年，到现在还有很多没有厘清的东西，但李零在这个节骨眼上，极其认真地思考，并把自己的想法放在大家面前，这样的‘猛回头’对于一直以来的‘向前走’，非常有现实意义。”

　　附文：

也说“民国范儿”

作者：李零

李零昨日在京出席座谈会。

　　民国时期是个天下大乱的时期，根本不像现在人吹的，简直是黄金时代。天下大乱，最最倒霉是谁?是老百姓，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没法比。你不能把全部历史都写成知识分子的受苦受难史。即使“文革”也不能这么讲。当时谁都知道，首当其冲是老干部，知识分子顶多是陪绑。更何况，整知识分子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

　　这是一段战争与革命的历史，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中国人受了很多苦。但这也是一个英雄辈出、大师辈出的时代。它既催生了武夫、政治强人和革命家，也催生了现在让人羡慕不已的“学术大腕”。国家多难，英雄和大师都是幸存者。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当中，知识分子并非神游物外，而是身在其中。他们或者被政治抛弃，想搞政治而不得，或者寄生于政治的夹缝之中，有如裤裆里的虱子(阮籍的经典比喻)，躲避政治还来不及。很多人的学问都是逃避政治逃出来的。

　　中国传统，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热衷政治。天下有道，可以搞政治。但天下无道怎么办?孔子说，得保全自己，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但起不来怎么办?于是而有隐逸。隐是逃隐，逸是逸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注脚是逃避政治。

　　比如王国维，他对政治本来很上心，革命绝了他的望，他才借学术打发时光，像鲁迅说的，“无聊才读书”(《赠邬其山》)。他根本看不惯这个时代，觉得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有什么好。他跟罗振玉东渡日本，就是出去躲政治。什么时候不乱?当然是大清朝，特别是早一点儿的大清朝，其父祖之辈的大清朝。陈寅恪也如此，他的感情也在民元以前。此人无党无派，要说派，是名士派，台湾不去，北京不来。

　　这两位大师，讲范儿也是“前民国范儿”。现在有人说，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保存文化有功，这是对的。但说“万般皆下品，唯有保守高”，就过了。

　　现在讲“新史学”，真是越讲越乱。梁启超讲进化史观，自称“新史学”。傅斯年尊兰克学派，台湾叫“新史学”。现在倒好，文化保守主义可以叫“新史学”，国民党史学可以叫“新史学”，唯独左翼史学不许叫“新史学”。其实左翼史学才一味求新。谁都知道，它最重考古学和民族学，最强调社会史和比较研究。你就是再不喜欢，也无法把它归入旧史学。

　　1949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逃往台湾。国民党不得民心，连挺蒋的美国人都大失所望，打算换掉他(文换胡适，武换孙立人)。现在倒好，有人说，大陆沦陷，文化断裂，传统文化全都去了台湾，不但人去台湾，东西也去了台湾。比如“中研院”，那才叫人才济济;台北故宫，好东西全在那儿。这不是胡扯?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想上台湾?实在不敢留大陆，那也是去美国。1948年底，蒋介石有“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派人拿飞机接，谁都不去。1948年“中研院”选出的第一批院士，共81人，除郭沫若是左翼人士，一水儿全是“民国范儿”。他们，只有傅斯年、李济、王世杰、董作宾去台湾，陈省身、李书华、汪敬熙、林可胜、李方桂、赵元任、萧公权去美国，胡适先去美国，后去台湾，其他人全都留在了大陆。胡适幼子胡思杜、李济之子李光谟，还有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他们也留在了大陆。

　　文物，民国那点家底，跟大陆没法比。故宫南迁文物，只有1/4去了台湾，东西在他们的故宫。殷墟的标本，山彪镇与琉璃阁的标本，还有居延汉简，东西在他们的“中研院”。老河南省博物馆的收藏，东西在他们的历史博物馆。他们带走的东西，就这么多。中国的文物绝大多数还在大陆。更何况故宫搬不走，殷墟搬不走，中国的风水宝地搬不走。考古在大陆从未中断，新文物层出不穷(即使“文革”也未完全中断)，真正的文化资源还是在大陆。

　　出版，大陆也未中断，即使“文革”也未中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整理古籍，翻译外文，印考古报告、文物图录，不知出了多少东西，台湾没法比。

　　当然，历次运动，大陆学者受冲击，不知遭过多少罪。他们，即使在监牢里也有人写东西、译东西。受委屈还有这等贡献，这叫什么?这叫可歌可泣。

　　民国有什么遗产，咱们来看一看。

　　台湾学者的传灯录，杜正胜来北大讲过。他们的第一代学者是上述迁台五院士，以及北大、清华和“中研院”的个把老人，根子在大陆。第二代是留美的余英时(1930-)、许倬云(1930-)、张光直(1931-2001)，也是从大陆走的。第三代是杜正胜(1944-)他们这一代。这一代才是在台湾长大。我记得，1990年“中研院”选院士，呼吁本土化。他们的院士，国籍多是美国。本土化的意思是台湾化。

　　余英时和许倬云，家庭背景都是国民党。因为人在美国，国籍是美国，他们更喜欢的身份是“世界公民”。

　　余英时是燕大历史系的学生，跟社科院考古所的陈公柔是同学。考古所的老所长徐苹芳先生也是燕大的。他跟我讲过余去香港的前前后后。余去香港是跟钱穆学，去美国是跟杨联陞学。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后来是蒋介石的“帝师”。余的历史研究，中心是士。《士与中国文化》，强调中国文化，命运系于士。他最恨“暴民造反”。他说郭沫若剽窃他老师，也是为了打倒左翼史学。他的表兄是北大地下党的负责人，劝他参加革命，无论左派、右派，他都不参加。他提到的“表兄”不是别人，就是1983年当过北大代理书记的项子明(原名汪志天)。项子明病故，他只写了几行字。

　　许倬云是台大历史系毕业，迁台五院士，胡适、傅斯年、李济、王世杰和董作宾，还有李宗侗，他都奉为老师。他在匹兹堡大学教历史学和社会学，性学专家李银河留学美国就是跟他学。王小波“以性交解构‘文革’”。许说，王的作品经他推荐，才在台湾获奖。许的代表作是《汉代农业》和《西周史》。前年(2010年)，我在农经所时，曾从农业科学院借阅过，我意外发现，此书是送给杜润生(中共负责农业的高官)。后书，罗泰写过书评，可参看。

　　他们两位对台湾影响很大。台湾的很多学者都是他们的学生。

　　张光直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考古，师从李济，人类学，受凌纯声影响最大。李济是中国考古第一人。离开大陆，无古可考，是他最大的遗憾。1960年，大陆策反李济，他没回来(夏鼐写过信)。他的学生圆了他的梦。

　　张光直是李济最得意的门生。他是把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也是促成中美考古合作的第一人。1994年，“中研院”请两个本省人出长该院，正院长是李远哲，副院长是张光直，两人都是有国际声誉的学者。当时，张光直已患上帕金森症。

　　张光直在台湾做过发掘，但更大愿望是回大陆发掘。因为中国考古的基地毕竟在大陆。李水城回忆，张先生和夏鼐联系过，想回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也跟宿白联系过，想回北大工作，都未成功。商丘考古是他的圆梦之旅，可惜已经太晚。当他终于站在商丘工地的探方里，他已举步维艰。

　　(本文节选自《鸟儿歌唱》中的《历史就在你的脚下——讲给北大中文系新生的故事》一文，标题为文中小标题，刊登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