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80年代以来新诗探索若干问题的思考

张 器 友

　　【摘 要】要发展新诗，必须反思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诗探索的得失，围绕何谓诗、何以为诗的基本问题，正确把握诗歌的本质属性，正确处理非理性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正确对待中外诗歌传统，重塑诗人主体，重建新诗本体，重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关键词】反思;价值理想;理性与非理性;中外诗歌传统

　　进入21世纪，反思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诗歌运动的得失，改变诗坛存在的非诗化、恶俗化、游戏化和自娱化倾向的要求愈加强烈。老诗人贺敬之对此深怀关切，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应该重视“建设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新诗歌”;“需要充满正气、又诗意盎然的诗歌，用以滋养、鼓舞我们的精神世界”。还提出要在新诗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把建构中国新诗体的自觉意识提到诗歌创新的前台。

　　这应该是大势所趋。还在2006年，一群诗人发表了一份《天问诗歌公约》，所列九条，提出要“维护诗歌的尊严”，“反对诗歌无节制地娱乐化”，“诗人必定是时代的见证”。基于这一直接的背景，朦胧诗代表之一者梁小斌发表文章”，为自己当年写作《祖国，我的钥匙丢了》而“忏悔”，期望“有坚实的脚，将我踢向耻辱”，希望今天的青年不要跟着时尚走，把“解构思想”当成了“控诉主义骗局的变种”。[1]几乎与此同时，走过了20年道路的一批“第三代诗人”聚集黄山归园，就新诗的“大概念”、 “大价值”和“大贡献”等问题进行讨论，总结经验教训。从朦胧诗的重要代表到“第三代诗人”的这种多少带有某些一致性的行动，人们当会感到，“新时期”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潮已经从内部生出了自觉的理性反思的要求。这应该是一个契机。受着强大的历史动因的驱迫，也因为这股探索性诗潮演变规律的作用，中国新诗可望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新诗要反思的内容当然很多，但找准影响诗歌发展的基本问题澄清是非至关重要。在笔者看来，基本问题即在于何谓诗、何以为诗，要围绕这个关键，正确把握诗歌的本质属性，正确处理非理性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正确对待中、外诗歌及文化传统。多年来新诗的探索之所以不尽如人意，无非是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混乱，在混乱中解构。现在，需要在反思中重构，重新确认诗歌的本质属性，重塑诗人主体、重建新诗本体、重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一

　　要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勘定诗歌的本质属性，不要埋汰了中国新诗的价值理想。

　　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是建立在社会的经济结构之上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即运用语言进行言说的、具有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社会意识形式。它属于上层建筑，与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并立于社会的经济结构之上，并与之相适应，同时又受着政治、法律、哲学、文化等其他上层建筑的影响。人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因为讨论的重心不同，可以着重谈审美，也可以着重谈意识形态，但持守两个侧面的有机统一则是关于文艺本质的基本表述。诗歌既然具备它所固有的审美的意识形态属性，那么处在经济结构及其社会关系中的不同的人们，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级阶层，必然要求诗歌体现他们的价值理想，表现他们的思想愿望和审美要求。

　　20世纪包括新诗在内的中国文学的价值理想是什么?学界至今未有一个一致的意见。八、九十年代“重写文学史”浪潮中，一个较有影响的学者曾经坦诚地说：“我没有属于我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因此，我无法形成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我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握与判断，我自己的价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乱。”[2]后来一些学者反思重写文学史浪潮抬高个性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否定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的严重失误，把20世纪中国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价值理想定义为“中国现代性”，以用来区分泛“现代性”，划清与西方启蒙理性主义的区别。

　　中国现代性在20世纪之初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哲学思潮交流的大背景上产生，是基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乎内部需求，既接受西方启蒙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影响，更接受马克思主义理性而生成的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和官僚资本主义文化，追求人民革命、人民民主、社会进步的价值理想。而且，这种现代性在时代的变迁过程中总是被赋予新的内容，新的品质。

　　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当中，西方启蒙理性主义即陈独秀高张的“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因为切合了中国的历史境遇，在反封建、反传统的潮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一些杰出的先行者，却又质疑了启蒙理性主义的至尚性。鲁迅剖击传统的武器有启蒙理性，更有质疑“启蒙现代性”的尼采、弗洛依德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更为重要的是，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因为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见出了声势，《新青年》杂志内部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划出了启蒙理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分野。从20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现代性建构在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中出现了重大发展。民国政府及其国家意识形态无能于现代化建设，不能兑现五四启蒙理性主义的价值诉求，更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以致现代性焦虑和对现存秩序的质疑、叛逆精神，一直弥散于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崛起更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提供了新的科学理论，新民主主义的价值理想成了这期间中国现代性的高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平稳过渡之后，便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和建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赋予了中国现代性以崭新质地，有积极无畏的建构，也有痛苦忧伤的反思，其主流总是顽强地维系着具有民族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性而展开。

　　在近百年的思想文化变迁过程中，中国现代性的内容实际上较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理想要宽泛些，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无疑属于中国现代性的主体和核心。这种价值理想起于五四启蒙思潮当中，渗透于左翼文学诗潮、工农兵文学诗潮的思想内容和审美追求，同时也影响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潮。

　　但是这个重大问题长期陷入混乱。一部分人否认诗歌的价值诉求，持“反价值”立场;一部分人把新诗的价值理想匡定在启蒙理性主义上，并把它普世化，排斥左翼文学诗潮和工农兵文学诗潮审美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诉求，持褊狭的价值立场。

　　第一类人总是把新诗创作当成自外于“意识形态”的诗人个体生命的呈现，当成所谓“纯审美”的个人活动，如果谈论新诗的价值诉求，则被认为是对艺术的干涉，是要求新诗“成为任何意识形态的工具”。诗人不能被动地充当任何意识形态的 “工具”，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据此否认新诗审美的意识形态属性，否认新诗应抒写这个时代的价值理想，则是不应该的。事实上，这些人的“反价值”，反对的是到目前为止的所有价值和现存秩序，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偏执。大约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西方后现代思潮继现代主义之后以更加激进、更加绝望的姿态质疑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和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启蒙理性主义)，其哲学基础如同现代主义一样，是19世纪中后期以降的非理性主义，其特征“在于深刻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危机”[3]。据此，启蒙理性主义所建构的“中心”、“本质”、“元叙述”理所当然地受到否弃。这一思潮的兴起表征了西方社会的严重病变、人的异化和启蒙理性主义的破产，其意义具有激进的反叛资本主义的性质。不过在马克思主义浩荡全球的时代，它的进步性是有限的，它看不到历史运动内部新生的前进的力量，拒不接受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也否认社会变革的积极意义。而且，当它否弃所有理性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理性也遭到了无情否弃。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一些人便把文艺的本质归结为非理性，是不受任何理性控制、拒绝任何道德和美学成见的“自由创造”。显然，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持着这种抽象的“反价值”立场对待新诗的历史，势必导致虚无主义，抹煞近百年新诗的中国现代性诉求及其历史性成就。把这种立场用之诗歌创作，或是彻底的“不作为”，因为一旦“作为”则免不了带着审美的意识形态诉求，呈现出价值理想;或是无价值理想地无穷尽“解构”、“解构”，而接受者也就被无休止地带入非理性混沌之中。弊病实在很大。

　　第二类人不同意后现代诗潮中的“反价值”写作，认同诗歌的价值诉求，但他们肯定的仅仅是以启蒙理性主义为价值理想的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观和现代主义诗潮所显示出来的某些价值观，他们的要害是贬斥和否定从左翼文学诗潮到工农兵文学诗潮的价值理想。一个研究者谈到“新时期”文学，说：短短的十年间，中国文学家“真正地展现他们的前辈所预期但来不及实现的‘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文学的百年’的梦想，文学趁着社会开放的机缘急速前进，不仅恢复五四‘人的文学’的传统，而且弥补现代主义未完成的形态，直追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4]他们以启蒙理性主义和新人本主义作为价值蓝图，高度赞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的文学”观，又把朦胧诗一家的追求当成新诗发展的“方向”。他们批评“第三代诗人”也是因为这些人“过早轻率地否定”了朦胧诗的经验与传统。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他们还能够肯定五四后左翼诗歌到“十七年”新诗的成就，但当朦胧诗潮头兴动以及重写文学史浪潮起来之后，他们的价值理想就发生了偏离，完全偏向五四个性主义和五四后的现代主义，而对五四后从左翼诗歌到延安诗歌到“十七年”诗歌所呈现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却不予认同。以为文艺发展到这里，“中国始于五四的文艺现代化进程停滞了，回归传统文学的倾向取代了向世界的现代化进程”。[5]到50年代“民族化的强调排斥了世界性;古典和民歌基础的强调排斥了现代性;群体意识的强调排斥了个人性”。[6]这种偏执、笼统的否定，对20世纪新诗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国现代性诉求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影响所及，受到启蒙理性主义“普世化”思潮的推衍，在不少诗歌青年中几近成灾。不久前发生的一个网络闹剧中，有人发表文章说：“对每一个诗人来讲，我们的诗歌本来就不是写给普罗大众的，也没有必要非得求得他们的理解与叫好。大众是一些什么样的人?鲁迅在六、七十年前批判的国民性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我甚至绝望地认为，它已经永远没有解决的那一天了。田间、臧克家之流曾经流行，但他们那些标语口号之类的东西，只是一些分行的文字或宣传标语而已。”“从小学开始，除了学习几首古诗之外，我们根本没有接触到真正可以称为诗歌的现代诗歌作品，只有郭小川、臧克家、郭沫若、贺敬之等伪诗人的歌功颂德的假诗歌及《王贵与李香香》之类的伪民谣。”[7]如此幼稚、蒙昧和偏极，如此缺乏历史常识，曲解诗歌精神，实在令人痛心!

　　和所有文学思潮一样，从左翼文学思潮到工农兵文学思潮难免存在着特殊历史时期的局限性，其中要求文艺“从属”于具体政治的教训尤其深刻。但是从左翼文学到工农兵文学，这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社会革命、文化革命和现代化过程中，文学变迁的历史河床里成长起来的新的人民文艺。它彻底的人民本位原则，是这个时代包括新诗在内的最先进的审美的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诉求。这不是“纯政治的艺术理论”，而是中华民族进入近现代以来最具新锐性最杰出的文学艺术思想及其实践的创新。

　　肯定文学艺术审美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价值理想，就势必引入世界观，因为不同的审美的意识形态及其价值取向总是受着一定的世界观的引导。诗和其他文学艺术一样，其核心是对世界和人的认识、发现和表现，艺术家的思想和社会意识在作品创造中举足轻重。因此自觉建构科学的先进世界观是包括诗人在内的所有艺术家的重要功课。而到目前为止，人们都不能不承认唯物史观在人类认识史上的革命性意义，“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8]。对于诗人来说，当这种科学的先进世界观内化为他的生命情感，成功地转化为情、理交融的艺术创造时，它所传达的价值理想就会是崇高和美好的。也正因为如此，先进的人们，先进的阶级，总是注重作家先进世界观的建构。十分遗憾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文艺领域“拨乱反正”之后，这一重大的文艺建设问题竟被搁置了。于此，我们便想起朦胧诗论争中的一桩往事。那时候，当一些人把狭窄的“表现自我”推向极端，推向被艾青所批评的“把‘我’扩大到遮掩整个世界”的时候，诗人柯岩敏锐地注意到了世界观建设的重要性，她在重庆诗歌座谈会期间发表的《关于诗的对话——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中，及时地指出：“马克思早就说过：‘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然说到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无法离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就不能不谈到世界观的问题。有的年轻的同志也许不爱听，但又回避不掉的世界观问题。”“如果我们不承认世界观对于作家的制约作用，我们就无法解释错综复杂的文艺现象：有人要为人民服务，有人要人民为‘自我’服务，于是就产生了有社会责任感的与随心所欲不负任何责任的不同作品。”“人们看待事物的不同方法，归根结底不能逃脱世界观的制约。”[9]这对于盲目地把“表现自我”非理性化、凝固化和狭窄化的人们，不啻是雷鸣般的真诚劝导。然而，处在热闹和抬举中从事朦胧诗写作的青年们，还来不及认真思考诗学建设问题，经过昙花一现的荣光之后，很快就被依然无视先进世界观建构的后现代浪潮席卷而至边缘。

　　世界观问题就这样被搁置了!然而这是不能够搁置的。人们不能规定诗人写什么、怎么写，诗人有自己的充分自由。但不管承认与否，诗人是在内化为他情感血肉的世界观(“具体感受的世界观”和理论形态的世界观)的滋润和影响之下进行艺术创造的。诗人的创作动机有的发乎个人需求，有的发乎社会需求，他写什么、怎么写，都与他难以自已的创作冲动密切相关，这种冲动不论是出于艺术直觉，还是出于创作灵感，在其背后，在其深层，总是会烙印着这灵肉中的隐形存在。古文家姚鼐说：“文家之事大似禅悟，观人评论圈点皆是借径，一旦豁然有得，呵佛骂祖无不可者。此中自有真实境地，必不疑于狂肆妄言，未证为证者也。”[10]这种自由境界，正是这弥散于诗人生命情感中的隐形伴侣触动着、制控着诗人作悠然神会自由运思的结果。

　　也许有人会说，文学史上人品低下且世界观也不一定先进，却写出了优秀作品的作家和诗人不在少数。这确是中外屡见不鲜的事实，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就曾经提到冯延己、严嵩、阮大钺，他们“没有品行”但也写出了为人所称道的作品。但朱光潜坚持认为，“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他运用“双重人格”的理论分析之所以会出现人与文不相一致的原因，指出，“在甲重人格(日常的)中一个人尽管不矜细行，在乙重人格(文艺的)中他却谨严真诚”。尽管如此，他还是指出：“这种双重人格究竟是一种变态，如论常例，文品表现人品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人们不能用“变态”否定了“常例”。[11]当然，朱光潜主要就“人格”说事，尚未谈及创作方法，也尚未特别地直接触及世界观及其价值理想，其实，从“常例”来说，“人格”卑微的人是难以真正地把一个时代进步的世界观内化为他的生命情感，从而转化为诗的。德国马克思主义作家罗莎·卢森堡说，“没有伟大的人格和伟大的世界观，就没有伟大的艺术”。[12]这应该是“常例”状况下的真理之谈。

　　因此，在今天，为要实现诗歌的创新，诗人们虽然有许多事情要做，如创作方法的选择与训练，如生活积累、情感积累、艺术积累、文化积累等，但尤其需要在进行广泛持久地学习、深入社会的全部复杂性的过程当中，获取科学的先进世界观——唯物史观以营养自己的主神经，使诗歌成功地体现、含藏崇高美好的价值理想，充分取得先进的审美效果。

二

　　反思何谓诗、何以为诗，又一个重要内容在于正确认识和处理非理性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避免片面的非理性崇拜，实行个性独具的情、理交融的审美创造。

　　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人的非理性世界受到了文学艺术的充分重视。各类文学艺术都因之洞开了主观化和内向化书写的门窗，但人们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留下了严重的问题。特别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不少人把非理性绝对化，排斥一切理性的意义，如借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鼓吹“原始欲”、“潜意识”和“性本能”的放纵，又如认为文学创作是到潜意识的深井里打水，是“纯粹的精神的无意识活动”。[13]这些负面的东西，都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新诗探索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还在朦胧诗讨论中，有人就明确表示，“我的文艺观就是没有什么理性可言，任何理性因素的介入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文学的审美的纯洁性”。[14]到“第三代诗人”实行“革命”时，这类观点更为风行，诗歌创作被表白为必须从“不是诗”开始，诗人必须从“不是人”开始。他们以“反文化”为中心，张扬非理性“生命的自觉”和“非诗化”。

　　“第三代诗人”中的一个代表者说：“第三代人的诗歌最深刻的一点，它并不只是诗歌界的语言运动，朦胧诗呼应的是‘思想解放’，第三代诗人开始的是‘生命自觉’”。什么是“生命的自觉”呢?他接着说，“第三代诗人有许多是中国最早的嬉皮士，我是昆明城里最先穿牛仔裤留长发的青年之一。1986年在北京开诗歌会议，我们是以在会场大跳迪斯科令正人君子目瞪口呆为荣……朦胧诗的作者是红卫兵一代人，他们的压抑是意识形态的，我们是红卫兵之后的一代人，我们的压抑是生命的压抑。”[15]可见，所谓“生命的自觉”，就是纵浪形骸，张扬人的感性生命，抗拒外物对于“生命的压抑”。用一个莽汉主义诗人的话说，就是“扎根于青春、热血、疾病以及厚脸皮之中，………就是要翻山越岭，用汉字拆掉汉字，要大口大口吃掉喜玛拉雅山。………最大愿望是冲到前面去破坏自己，用举起的生殖器打倒旺盛的的生殖欲”。[16]他们搬了存在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的存在是一个“荒诞”，人被抛到这个荒诞的所在，用荒诞反抗荒诞便是生命的意义，因而也便是“生命的自觉”了。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推崇人的感性、潜意识，把情、理交融的审美创造当成为人的神经症、潜意识和性本能的放纵和宣泄。

　　潜意识和性本能的放纵和宣泄，在理性迷乱的状况下，常常表现为对价值理想的解构，导致反价值的写作。这批诗人不少人与底层群众有着较多的联系，都是被现代资本排斥在社会边缘或社会底层的“局外人”，因此对侵淫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很不以为然。诗歌甚至成为他们自外于世界现存秩序的一种手段。一个“下半身诗人”认为，“诗歌是有阶级性的”。[17]“第三代诗人”中的一个代表者的认识似乎更带理论色彩，他说：“在今天，新世界被理解为仅仅是物质的享受的复制式的进步。因此美国的生活方式、殖民地发迹的亚洲某些地区的新世界，被作为新世界本身进行复制。而此所谓的新世界恰恰是现代化的糟粕。人的创造力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新世界如果没有一个人文(来自传统的，不仅是文字精神上的)基础，最终只导致人的异化……盲目的丧失理性的新世界并不会让人生活得更好，反而加速了人的死亡，艾略特所描述的荒原，就是西方被新世界的结果。”[18]他又说：“如果把二十世纪的‘新文化’视为今天已经所向无敌的‘全球化乐园’的一个普遍隐喻的话，我不可为而为之的，就是从这个令人窘息的隐喻中退出”。[19]他其实说出了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乐园”对人类生命的压抑、排斥，以及无所不在的异化。较之那些视现代资本主义为人类天堂，把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维护并从来不可能认真实行的价值观念视为“普世价值”的人们，这种观点要认真得多。面对人类中“百分之一对百分之九十九的占领”，面对把一颗生命洋溢、诗一样的蓝色星球弄得污浊不堪，使人类面临丧失正常栖居的世界资本主义体制，难道不应该否弃，并运用自己的方式宣布“退出”么?

　　但是这些诗人“退出”的路径就是回归“原始生命”，即所谓非理性“生命的自觉”，实行笼统的“反文化”。所谓“反文化”并不是反不好的文化，而是反人类的全部文明。在他们看来，人创造了文化，但文化却以各种方式来束缚和控制人，成了人的异己力量，“造成了人的异化”。他们要把立足点插进“前文化”世界，实行感觉和潜意识还原，用“无意义”解构意义，用“前文化”解构文化。他们把现代资本主义霸权之下人类的生存状况与人类的全部文明混同了起来，以为人类苦难来自文化压抑，他们就是要以“非理性”的生命形式抗拒到目前为止的人类文化。并且认为“反文化”是“通往诗歌本质的唯一道路，不了解这一点的诗人，根本没有资格来谈论现代诗歌”。[20]这样，他们在反不好的文化，即 “退出”美国式“全球化乐园”的同时，常常把“好的文化”也解构了，在解构假丑恶的同时把真善美也一起解构。由此，他们的生命理想也就陷入了虚无主义乌托邦。他们早期写作的《黄四的理想》、《参观纪念堂》、《车过黄河》、《阳萎患者的回忆》等作品，以佯狂的非理性姿态放肆地解构一切，都大抵如此。宣布要以不可为而为的精神从美国式“全球化乐园”中“退出”的诗人，在这类作品中却又把反对这种“全球化乐园会”的崇高理想、美好价值和伟大人物都无所顾忌地亵渎和解构。就是说，非理性的“生命自觉”和抽象的“反文化”，走向了“反价值”、“反崇高”、“反英雄”的非理性主义泥沼。

　　潜意识和性本能的放纵和宣泄，还突出地表现为对艺术规律的解构，导致了“非诗化”的产生。“生命的自觉”被归结为放纵“原始生命”的 “反文化”，诗人便“坐到文化的背面，从‘你不是人’开始”。[21]“第三代诗人”中的一批人都曾经以写“非诗”自居，不过他们并不真的认为自己的作品就是非诗，而是在强调“从‘你不是人’开始写作的这类“非诗”才是“真诗”，才是卓越的创造。

　　他们实行“不是人”的“非诗化”，做法各有不同，有人“从语言开始到语言为止”，有人“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都是一些决绝的命题，决绝的举措。止于语言的诗人提倡“口语写作”，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他们认为“语言是人类的黑暗，由它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使人产生异化”，企图彻底地“从世界全部的隐喻”中即从无所不在的“文化”中“退出”，“回到隐喻之前”。他们实行“个体无意识的天然流动，裸露生命冲动的原欲，和生命感觉的瞬间展开。”故作姿态，拉拉杂杂，浑浑噩噩，忘情于语言的原始性拼接和堆砌。止于肉体的诗人认为人的身体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所异化，没有了“下半身”，所以必须返回到“下半身”，返回到“本质的、原初的、动物性的肉体的体验中”。[22]他们或拼贴黄色的段子，或直露地作无所顾忌的潜意识和性本能宣泄。凡此种种，实际上并没有实现诗歌的创新，而是彻底地解构了诗。这种情况进入21世纪以来已有好转，当初钟情于非理性宣泄的一些诗人开始理性地调节自己的作品，注意到诗歌的本体特征，但更年轻的一些诗人却又企图重走老路。前一个时候的“梨花体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一个原因依然在于诗和非诗的问题。只有独到的思想内容与相应的艺术形式实现了完美融合的时候，诗歌的创造才能称得上成功。

　　诗有它的本体性规定，不是随意地胡涂乱抹就可以成为诗。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都是些性情奇特的人，不能见于当世，行为乖张，其中阮籍狷狂嗜酒，纵浪形骸，经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但是他的《咏怀诗》，却遵循着诗歌本体性要求，在有意味的形式中传达着“傲然独得”的诗性情怀。“灼灼西隤日，馀光照我衣。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念饥。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咏怀·八》)他写得多好!苍凉的比兴，体情入物的刻画，直逼灵腑的叩问，把不与世俗相浑融的愤世情怀传达得多么深沉。他们如果活在今天，当会告诉当代的嘻皮士们，非理性的怪异行为不是艺术，不能把诗当成了怪异行为的复制品。

　　也许会有人辩护说，这是“反审美”。是的，“反审美”即以畸型的“丑”的形式实现诗美的传达，这其实也是一种审美。西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作家和诗人都这样做，因此辟出了一块新的审美天地，用雨果赞颂波特莱尔在这方面的贡献的话来说，“艺术的天空带来了说不出的阴森可怕的光线”，“创造出新的颤栗”。[23]即便如此，也并非没有问题。那些在丑恶世界和苦难的压抑之下失去了主体自由的诗人，因为对理性和秩序怀了深刻的绝望，总免不了潜意识的失控，常常一任异化了的心理作精神症式的流走和宣泄，不可扼止，难以节制，因此或价值迷乱，或胡涂乱抹是常有的事。我国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潮中的一些诗人也是因为主体的嬴弱，或是因为错误的认知，仿佛有一种病态的“畸形崇拜”，在非理性的催动下，他们把丑变成为窒息一切的存在，使接受者产生无聊、厌烦、恐惧，生出逃离、排拒的心理，李金发早期的一些作品和近些年某些末流的“诗”都生出过这种结果。而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潮中获得成功的中国诗人，总是注意到理性对非理性的调节，注意到把民族传统中和谐为美和气韵生动的精神融入其中。譬如戴望舒，他提倡“纯诗“，受到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影响，同时又融会晚唐诗风，从未排斥理性的作用。他不赞成使用韵和整齐的诗句，自然有自己的追求，但当他进行这种实践，恰在于防止”使诗情成为畸形”，他说，“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适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24]所以，如果把问题推向极端，无视诗之为诗的基本要求，无视理性及其制导下诗歌的音乐性，无视意象营构和意境的创造，使诗失去“有意味的形式”，“反审美”就不能实现成功的审美，诗就成了地道的“丑”，也就成了真正的“非诗”。

　　对潜意识的发现和自觉开掘，深刻改变了文学艺术的时空观念，相应地也极大地丰富了叙事、抒情方式。但是它并不排斥理性，对于诗歌来说，“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是古今诗歌创作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潮中，大概“意象化抒情”是人们谈得最多的话题了，正确地实行这种抒情方式正可以防止非理性的泛滥。“在心理学中，‘意象’一词表示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25]具有非理性的特征。而诗歌艺术中，诗人一旦起用 “意象”，他就应当遵遁着“美的规律”，实行思想感情的对象化。他尊重感性、潜意识等心理特征，但又必须排斥粗糙的心理“真实”，依据自己的思想情趣、审美理想进行自觉自由的审美创造。诗人们的理性不尽相同，高尚的理性与低下的理性造就的艺术品级不尽相同，这是自然的事。同时，只要是诗歌的营构就只能是“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现代主义诗潮中象征主义大诗人及其成功作品，多是在看重非理性的同时，也注意到理性的意义。瓦雷里甚至认为，“一首诗应该是‘智’的庆祝，它不能是别的东西”。[26]而且，即便是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其杰出者也是注意到理性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性，德国有神论存在主义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谈及文艺作品时，就要求人们“努力去吸取非理性面及反理性面，通过理性来使它形成，使它变成理性形式的一种”。[27]这些无不告诉人们，新诗的创新要杜绝非理性放纵和“非诗化”，和其他艺术一样，它只能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三

　　反思何谓诗、何以为诗，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外诗歌传统与诗歌创新的关系。

　　中国新诗自问世起就面临着两大传统，民族诗歌传统和西方诗歌传统，两大传统在20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文化作用下的矛盾运动，从一个重要方面构塑了中国新诗的形质。

　　今天，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当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当高科技，把世界连成一个“地球村”的时候，如果还有人要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进行诗歌创新，无非是痴人说梦;反过来，如果无视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诗歌及文化传统，无视了中国文学的本体性，硬是要把新诗搞成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内诗歌的“山寨版”，那么在丧失民族本位的同时也就同样丧失了诗人主体的自由。

　　五四新文学是古典文学的“终结”同时又是现代文学的“新生”，但终结是指一个历史阶段——“古代”阶段文学的结束;作为民族的文学——中国文学自古至今是密切相关的，它总是循着“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的“易变”规律发展变迁。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所固有的民族根性在变革过程中，因为得到西方近代文学及其文化的冲激和融会而改变自身的局限，而得到传承、发展而至光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新诗是古代诗歌在中、外诗歌传统交会过程中的历史性展开。对于我们这个有着伟大诗歌传统的民族来说，只要这个民族不至毁灭，外来诗歌及其文化只能通过这个传统发生作用，外来的东西可以激活它，丰富它，但不能改变它的根性，不能代替它自身的创造。它强大的根系深植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运动，它的本体是中国诗歌而不是外来诗歌及其文化。因此，立足“全球化”背景，充分自觉地开掘中华民族自身的诗歌传统，充分利用外来诗歌及其文化激活和丰富这一伟大传统，显得非常重要。

　　但是，“反传统”定势束缚了现代新诗的创新思维，“新时期”以来无论是在充分开掘民族诗歌传统方面，还是在利用外来诗歌及其文化激活和丰富我们自身伟大传统方面，都还做得不够，犯有形而上学的毛病。最近一个文化学者认为，近百年来中国人“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把西方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成为到西方去搜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这就“一方面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另一方面又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他体会到，健康地阅读西方应该“比较西方文明内部种种差异和矛盾冲突”。[28]这个观点是可取的。以中国文化为“病灶”，以西方文化为专治中国“病灶”的灵丹妙药，对民族文化势必虚无主义，对西方势必盲目崇拜，都丧失了理性审视和批判的现代主体精神。

　　首先，在对待西方诗歌传统方面,”新时期”以来的一些探索者在把西方诗歌浅薄化、工具化的同时，使得自己的学习变得盲目和狭窄。国门大开之后诗人们走向了广阔的世界地平线，但是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这一路的诗人，活动的空间大了，路子却窄了;心思大了，“人”却小了。这些“先锋”本可以在中外会通的文化广场自由吸纳，自由取舍，自由创造，但他们却都挤到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条船上，而且又直往后现代的路子上倾斜，跟在几个后现代“大师”的后面，自以为得了创新的法门。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以非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颠覆既有的文本规则，或打开潜意识阀限宣泄非理性本能冲动，或拼接畸型的表像寄寓强烈的不可表达之感，均在狭窄、决绝、无奈的反叛和否弃中走向解构，走向反价值、反文本的道路。美国的“垮掉的一代”诗歌和“自白派”诗歌都是其中的代表。这是亘古未有的现代资本主义霸权和高科技时代的“恶之花”。它的出现，从一个方面表征了资本霸权与高科技结合对于人类生存秩序、认知系统以及审美情调的影响及掌控，透露了处在这一文明进程中现代资本主义的非人性及其无所不在的精神压抑，也透露了后现代末流反抗这种非人性压抑表现出来的迷乱、无奈，以及因为颠狂、窒息式的极端性表达所导致的对人性的伤害。

　　我国80年代以来的一些人未得真谛，却跟着乐此不疲。一个“莽汉”诗人说：“我们都受到了西方后现代文学的影响，大家都在‘拿来’。‘非非’比较热衷于玩语言，‘莽汉’和‘他们’的追求确实有一些类似之处”。[29]一个“他们”诗人说，“我们与金丝堡之流有着精神上的天然联系。”[30]一个更为年轻的“第三代”坦诚相告，金斯堡的《嚎叫》“对他意义很大，是他高二时意外收获的启蒙书”。受“垮掉的一代”思想的影响，他质疑一切的主流价值，反叛现有的舆论和“国家想要强加给你的东西”。“凭自己的良心去说话，做事情。听从自己想象力，把自己带到该去的地方去。”[31]他们较多地靠近 “垮掉的一代”，也有的靠近“自白派”。 他们都自我感觉良好，或者几个诗友跑到咖啡馆里、包间里，与“人民群众相邻为伴，相安无事”，搞自己的“长安诗歌节”(《相安无事》);或者一个人跑到美国的田纳西，做着“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之类的“诗”。本来是嚼着别人嚼过的馒头，却标举“生命的自觉”。其实哪能“自觉”?只不过是盲目地叛离所有文化和价值，归附一种文化和价值——新人本主义(如存在主义、泛性主义和解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诗潮罢了。

　　不是说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没有成就，但是因为未能健康地“阅读西方”，“比较西方文明内部种种差异和矛盾冲突”，所以这些探索者多是得其末流，得其浮沤，陷在盲目接受之中。其实，他们内部差异性是大量存在的。我们在前面已经举述了一些，这里再举几例。英国的艾略特是现代主义思潮中的象征主义诗人，但他又是一个对传统、知识、文化和理性有着卓越见解的思想者，他强调作家应该具有“历史感”，“正是这种历史感才使得一个作家成为传统主义者，他感觉到远古，也感觉到现在，而且感到远古与现在是同时存在的。同时正是这种历史感使得一个作家能够最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的地位，意识到他自己的同时代”。[32]他告誡青年不要把学习狭窄化、浅表化：“诗人既不能把过去看成笼统一团，看成一颗不分青红皂白的大丸药，也不能依靠一两个私下崇拜的作家来自成一家，或者完全依靠一个喜爱的时期来自成一家”。[33]法国的萨特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和艺术家，他宣扬“自我选择”的绝对自由，但他又认为艺术创作是作家“本质”对各种材料和关系的自觉调控，“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我们是本质的。如果我确定要在画布上，或在写作中描写旷野的某个方面，或是描绘大海，或是描绘我所发现的某人脸上的神情，我知道自己是通过凝炼各种关系，引进本不存在的秩序，以统一的思想控制五花八门的事物，这才把它们创作出来的”。[34]他对“本质”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但重视作家主体“以统一的思想控制五花八门的事物”，却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人对感性和潜意识无限放纵大不一样。并且，西方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文化和文艺思潮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和艺术表达更是不同，甚至形同水火。文艺复兴时期和19世纪中后期之后对于理性和非理性的认识便是如此。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也是这样。如对待死亡，存在主义一般都抽象肯定和提倡死亡，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中的死亡观却不是这样。“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来说，死在中年尤其可悲，因为这种死会中断人的创造性实现。人文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接过传统说法，死的意义何在，何谓‘好死’?在他们的著作里，善终实质上表现了新的时间感和生命价值感，是通过积极生活的理想解决的”。[35]如此等等，这些丰富的内容对于一些新诗探索者克服把学习西方狭窄化、浅表化，对于放逐新诗形式意识，对于克服非理性泛滥、无视理性价值，等等，都显得多么珍贵!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探索者把西方一个时期、一种思潮：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现代诗潮中的非理性主义皮相地当成了哲学和文学艺术的唯一至尊，并且推向极端，“在一棵树上吊死”。 狭窄的“自我表现”，所谓“生命的自觉”和“非诗化”失误，其原因都与此有关。

　　第二，在这些人以有一个洋师傅而自豪的同时，一些人继续在“反传统”的定势中滑行，也未能充分自觉地开掘中华民族自身的诗歌传统。长期以来，新诗理论与批评、新诗创作领域对中国古代诗歌与新诗关系的研究，对传统文化例如道、佛、儒与新诗关系的研究，并未认真展开，还未见有新诗研究者从古今诗歌诗学流变与传承的角度研究新诗，高等学校古代文学的“科研”，包括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都看重古代诗词研究，但基本没有出现古今诗歌传承及影响研究，其结果多以“古代文学”的学科成果供之于学术殿堂，未能自觉、有效地引入当代新诗建设与创新领域。也正因为如此，新诗研究与批评者、新诗创作者谈及新诗与民族传统的关系，大抵只能停留在一般印象式评述，缺乏古今传承及建构的建设性思考。就是说，我们在从事新诗建设与创新时，实际上轻视和怠慢了这宗伟大的民族传统。

　　对“远统”未能认真顾及，对“近统”——近百年民族新诗传统，一些人却又抱了虚无主义态度不予承认，他们轻率地认为新诗没有自己的传统。全球性文化交流有一种强势话语向弱势话语流动的倾向，但同时期文化发展又存在一种不平衡现象，即在经济落后的地区的文化很可能以自己的独特性引领世界潮流。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曾经特别地给予关注，他注意到当时的欧洲，指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手”。[36]哲学如此，文学和诗又何尝不可以如此?上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在经济上落后于美国和西欧国家，但其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魔幻而不失其真”，又怎么是西方世界的后现代末流可以相比?我国近百年主流文学其中包括新诗的价值也正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情形相类似。近百年来，中国主流新诗接受中华民族现代革命和现代化精神的渗透和感召，又受到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文艺及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等左翼文学的影响，形成了与中国现代性主体建构取向一致的主流道路，形成了从郭沫若到田间和艾青，到贺敬之和郭小川，到世纪末王学忠等杰出底层诗人的中国主流新诗谱系。这是一条与20世纪西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主流取向不同的诗歌道路。这条道路在价值取向、美学理想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彰显了20世纪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艺术精神。它把个人的价值理想与民族的、人民的价值理想统一起来，在人民革命和民族复兴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以人民本位为基座高扬诗人主体的自由精神;它看重感性、潜意识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但不作非理性崇拜，不搞无限制的非理性宣泄，注重情、理交融的艺术创造，在发展进程中尤以科学社会主义理性与丰沛情感的自觉融铸为至高的美学境界。当然，这一诗潮内部也存在差异性和矛盾冲突，如其中相当一些诗人的诗思黏滞于具体政治而未能有自如的飞腾。我们充分肯定这主流诗潮，也并不是轻慢了其他各路追求中国现代性及其审美理想的诗人，也不是轻慢了着重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潮影响的流派，是以主流诗潮为主导的多声部合唱，造就了20世纪中国的新诗声。其中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潮中凡在今天为人们所称道的优秀诗人，无不在看重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同时，又接受了民族诗歌传统的滋润，使自己的创作秉具了民族审美现代性品格。而且其中的杰出者如戴望舒、穆旦等人都最终选择了人民革命，在社会变革中自觉地运用诗歌介入社会，并且接受主流诗潮的影响，丰富了中国现代诗歌的美学内涵。显然，如果对这一丰富的民族诗歌“近统”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失之公允，新诗的创新就失去了一个正确的基础，一个实在的起点。

　　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人在认识中、西方文化的关系上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晚清时期，严复广泛“传输欧化”，承认西方近代文化具有超迈中国古代文化的进步性，但又看到了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提出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归求反观”的思维路线，

　　认为“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37]从而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确立了一个较为实际的出发点。但是他运用的“新式机器”主要是从西方引进来的“进化论”，在生命的晚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民国混乱的现实又使他陷入颓唐，以致最终回归儒家传统之中。严复之后，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的经验教训，高度肯定了前驱者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举措，同时又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38]他提出必须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学习西方，同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必须认真总结，批判继承，以实现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伟大创造。这些丰富的思想，使他在全国解放后顺理成章地明确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科学方针。这样，近百年来从严复到毛泽东，中国人终于获得了对待中西文化传统的正确思维。这些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立足中国社会，认真地而不是浮泛地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思维路线，就有可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实行中西两学的综合性扬弃，在学术上、在包括新诗在内的文学艺术上来一次总体性提升。可惜的是，“新时期”社会剧烈变动过程中的历史性浮躁，使一些中国文化人，也使一些中国新诗的批评者和创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未能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和认真实践。值得高兴的是，在近年来反思思潮渐起的声浪中，已经有一些诗人其中包括“第三代诗人”一方面继续重视面向世界，一方面注意到了民族传统对于诗歌创新的重要性，一些诗人开始运用传统诗歌的意境解释自己的追求，一些诗人郑重地提出了“国际化背景下，一个中国诗人究竟写什么样的诗歌”，一些新诗研究者也似乎在调整自己的思路，力图改变曾经过分贬斥主流新诗的错失。因此有理由相信，随着现代民族复兴伟大精神的扬起，中国新诗的探索者也将会在“全球化”背景上，洞晓处理中、外诗歌传统的“必然”，从而获取中国诗人主体书写的充分自由。

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5期

[1]梁小斌：《〈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南方都市报》2006年2月8日。

[2]《矛盾与困惑中写作》，《新华文摘》，1999年第4期。

[3]佛克马、伯顿斯编：《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年，第38页。

[4]《中国文学的历史命运》，《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谢冕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16页。

[5]《中国文学的历史命运》，《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谢冕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03页。

[6]《20世纪中国新诗》，《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谢冕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63页。

[7]《无知与无耻者的集体狂欢——我看赵丽华诗歌事》，天涯社区，2006-09-28。

[8]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页。

[9]《关于诗的对 话——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柯岩文集》，第7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9年，第453—454页。

[10]《与陈硕士》，《桐城派文论选》，贾文昭编著，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32页。

[11]朱光潜：《谈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页。

[12]《卢森堡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52页。

[13]布勒东：《什么是超现实主义》，《现代西方文论选》，伍蠡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69页。

[14]《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8日、。

[15]《答新诗界王晓生问》，《山花》，2004年，第8期，第79页。

[16]《流浪中的莽汉主义》，《快餐馆里的冷风景》，陈旭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17]《我的诗歌有道理》，见于沈告波的出版物《一把好乳》。

[18]《棕皮手记·1996》，《中国当代先锋诗人随笔选》，汪剑钊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9]《答新诗界王晓生问》，《山花》，2004年第8期，第79页。

[20]《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2000 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广州出版社，2001年。

[21]《我现在考虑的下半身——并非对某些批评的回应》，杨克主编，《2000 中国新诗年鉴》，广洲出出社，2001年。

[22]《上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2000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广州出版社，2001年。

[23]《恶之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24]《戴望舒诗集》，北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3页。

[25]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01页。

[26]瓦雷里：《文学》，见王文彬：《戴望舒传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24页。

[27]雅斯贝尔斯：《关于我的哲学》，《存在主义》，W·考夫曼编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62页.

[28]甘阳、刘小枫：《重新阅读西方》，四月网，2012-04-23， 15:22 。

[29]《一个诗人最终会返回历史》，《南方都市报》，2004年4月10日。

[30]《答新诗界王晓生问》，《山花》，2004年第8期，第79页。

[31]《寥伟棠:在书的世界里做梦》，陈晓勤、徐清清采写,《南方都市报》，2013年4月22日。

[32]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诺贝尔获奖作家谈创作》，王宁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3页。

[33]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诺贝尔获奖作家谈创作》，王宁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4页。

[34]萨特：《为何写作?》，《现代西方文论选》，伍蠡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92页。

[35]科恩：《自我论》，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155页。

[36]恩格斯：《致廉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4页。

[37]《与熊纯如书》(五十三)，《严复集》，第3册，王栻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68页。

[38]《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8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