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在我以往的一系列文章里都有表述，可以说是我文思的主线，也是我真正翻越西方统治集团构筑的围墙，看到真实世界的开始。然而看着自己国家下坠的方向，愈加感到她是此一虚构话语体系的受害者，且至今绝大多数人执迷不悟。因此极有必要专题做一篇文章。

　　就在这两天，我与一相识聊天，他未听我劝花钱把小孩送出去了。呆了几年毕业找工作才发现“天堂”一样也要有“关系”(后门)办事才顺当。更不要说白种人之间有从不言说的默契，不到真缺人手一般不会放进异族，遑论中国人。这种事我也早提醒过他，然而他的脑袋似早已开疆拓土，划分了边界，我的那些提醒面对“边界领土”一点挪移的力量都没有。我为避免他下一步更失望再次给他打预防针，告诉他以我多年经验，西人对中国人普遍具有防范意识，时间长了更能体会。他那被惯性思维分裂的头脑第一反应还是谁叫中国人自己不争气。

　　听了这话估计大多数中国人不但不反感还会认同，因为他们早已被设定在那条精神轨道上，以看起来自我批评的慷慨接受了极不公正的苛刻对待。他们就像那些战败的民族，为作了主子的人起动了逆向思维，以便心理遁逃，事先就让不正常的自动变成正常。这让我苦思冥想，说实话，这国这民实在不必如此卑贱，国未落到需要如此卑贱才能承受的程度，民也无须如此卑贱才能忍耐现实，除却富贵与贫贱、先进与落后这些看得见的思维导向，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世人头脑里早早地开疆拓土、划定边界，让理智、真实再也不起作用，让那些看去既聪明又狡猾的人九牛驷马拽不回地向错误的方向思考、事前就做出失算的决定?是什么能悄悄左右一国上层建筑的思维方向、让那些掌控关键闸门的人在潜意识里被巧然诱导朝着有损自己的方向做着看起来有利自己的选择?

　　如果说我的半生也是在思维模仿的定向轨道上滑过的，且滑得慷慨激昂、自以为得意，那么致使后半生脱轨的致命冲撞力就来自我发现了左右世人眼光的力量——话语，很多情况下虚构话语足以改变历史的方向。而如今几乎整个世界都在西方虚构话语魔鬼般的控制之下。真实面对话语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人对世界的感知也并非如人想象得那么需要真实。话语在这里并不单单由词语构架，在当代社会，它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画面构成。

　　很多人羡慕西方的“精英文化”，但很少人明白那种文化是怎么统治的，因为若没有长久统治的本事，也就不成其“文化”了。西方“精英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话语统治”，而“话语统治”的实质又是什么呢?是温柔的独裁。不深解这一点，对心仪的“精英文化”形同只见橱窗里的幌子，不知车间里的技艺，爱什么却尽做得不到它的反事。

　　具体举个例子吧。暑期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连续报道了北京儿童医院看病难的问题，接着其他一些电视台也跟着做了报道，用的画面多是央视报道中最不堪入目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过多人涌进一家专科医院，医疗体系再发达的国家都承受不住)，媒体关注也是好事，映显了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我在此不就事论事，只谈话语的构建。做这个报道的人——前去调查、拍摄、在编辑部撰稿、剪辑——似乎没人想到如此选择的画面，再经各家媒体的放大，已经构成一种超出负面事实的负面话语，这种话语的作用会大大溢出报道者的本意。下面我们来分析。

　　就如我们上面所说，事实是一回事，话语是另一回事，事实不能用来统治，话语却是统治工具。人对世事的感知，大部分来自话语而非事实，即刻的真实是无足轻重的，其后的话语才是主人。在当今影像无处不在的时代，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取代词语的画面占据。这意味着画面作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力已远远超过词语，其作用和造成的后果也已超出一篇社论，甚至政府政令。如此看来，话语的有效和即时性时常超过国家司法和行政权，主导一个社会。作了主人，你就要负责任。如此巨大的权力怎么用，制作和投放的人应具有怎样的自我意识，就事关重大。“话语统治”需要掌握这个权力的人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在此分两个部分：首先你要意识到手中这个权力的作用和后果;其次你要知道权力意味着的义务和责任。

　　我们就来看看“看病难”这个问题的事实与话语。先看事实，然后再看有权力意识(统治者自我意识)的人和没有权力意识的人在制作和传播话语上究竟有哪些不同、为什么不同。如上所言，我不质疑事实。以我东来西去的经历，我甚至以为“看病难”是个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富裕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因为百姓看病在全世界都属于公益事业，这里指的是百姓看病，不是指富人看病。在私人资本为老大的当今社会，公益事业无一不是捉襟见肘的半弃儿。以法国为例，看病难吗?难!法国还是号称公共医疗体系很发达的国家，并且在已有大量私人诊所(一般由在公共医院干出名气的专科医生开设，主要是为有钱人服务)、私人家庭医生分流的情况下。看病难主要表现在看专科和急诊难。法国私人家庭医生为普科医生，也就是看看一般的头疼脑热，普科医生是医学文凭最低的医生，人数多，实际的角色与我们过去城里的门诊所医生、乡下的赤脚医生是同样的。他们的门诊收费标准按国家规定与公共医院一样，25欧元门诊费。你要收高，一般客人就不来了，因为国家只报销规定的数额。为了避免类似北京儿童专科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形出现，国家规定所有人在看专科之前，必须先看普科医生，由普科医生开证明，你才能去看专科医生。你如不按此规定做，一你挂不上号，二看专科的费用不予报销。但即便这样，你要挂一个专科医生的号，也是少则一两个月，多则半年。由于在公共医院门诊费不分专家与否，价钱是国家统一规定的，想看有点名声的专科医生，你就耐心等吧。“自由”社会就是怨天尤人没用，你的命运是好是坏怨不得别人，更没有国家好怪，国家只能保障一些基本权益。我有个法国朋友半年前到中国旅游，眼睛出了毛病，在北京看了，回来向我大赞在京问诊经历。相比在法国看眼科要排队三、四个月甚至半年以上，他在京不但马上看了专科医生，费用也不高(当然他多少占了点汇率和工资水平的便宜)，而且看得相当满意。

　　当然在法你到专科名医的私人诊所花十倍于公费的钱，一切也可解决。但高卢民族与中国人在花钱上大不同，他们一般即便掏得出钱，也愿意在公共医院求个平等收费，宁肯等着。这源于他们收入虽比中国人高，但税收也高得多，一个人支付了生活必需，手头闲钱不多;此外也普遍吝啬，能少付钱绝不多付，怎么要面子都延伸不到这块;再就是有较强的自我意识，我们以前说过自我意识缘自属性意识，他们会本能地意识到，公共医院的平等收费是病人手中的权利，如果为自己便利便参与“破坏”统一收费，去助长高收费，那么这个权利有一天就会失手。前一段法国专科医生上街游行，要求国家放宽在公共医院的收费标准(一律25欧元门诊费)，允许不同的门诊收费(类似我国动辄上百的专家号)。实际上要的就是在公共医院也按私营方式，让医生可以自行定价，同时让有能力出钱的人少排队。专科医生的借口是急需的人可以早看上，可老百姓认为他们是想多收费。

　　有人可能会问，看专科要等这么长时间，病耽误了怎么办?有急诊啊。公共医院急诊室是法国人唯一可以不预约自行跑去看病的地方，也是唯一如有必要不必等两个月可以看到专科医生的地方。给病人太多自主权的地方自然也就离“地狱”不太远，这种地方人们在中国医院里能碰到的所有问题都有，有时更糟。你在中国医院有多少次遇到感冒发高烧，上午十点跑去看急诊，直到晚上十点悻悻而归，而且还没看成?然而为何法国人并没有怨声载道?法国公共医疗在外的形象还相当好?

　　这就进入了本文的主题：事实与话语。事实是一回事，话语是另一回事，事实不能用来统治，话语却是统治的重要工具。人对世事的感知来自话语，而非来自事实。法国媒体报不报看病难的问题?报，但不会像中国电视台这样报。事实不可回避，但话语却不必跪在事实面前，它有得是技巧和手腕让自己作主子。如果掌握话语的人有主人意识，他就会意识到在暴露问题的同时，应避免让画面(与国家、与城市、与医院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不堪入目，暴露问题与献丑之间只隔着掌握话语的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可以阻止掌握话语权的人只把自己当成看客，因为做看客是人的天性，看客与窥癖者之间只有微妙的一线之隔，这细若游丝的界限，小小的本能可一越而过。没有自我意识的话语，统治就是虚话，掌控者连自己的角色都难以把握。

　　区分事实与话语并不是撒谎骗人、逃避现实，而是看事实以什么视角及如何诠释事实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事实与话语谁主谁仆。比如，法国电视台绝不会被允许进入医院像中国电视台那样几乎无限制地拍摄，如果是一家法国专科医院，首先它根本不会让病人像进百货店似地大量无序地涌入，更不会允许他们睡在医院地上!不管以什么理由。尊严首先来自一个人的耻辱感，其次才是客观环境和条件。你如果只有自利自便的本能，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足以让你拥有尊严呢?其次即便记者抢拍或偷拍到了，电视台剪辑也不会让类似中国电视台拍到的那些画面放出来，因为暴露问题不等于晒家丑，这涉及到医院的形象，甚至城市和国家的形象。画面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它甚至能远远超出制作者的意志，进行另类叙述，不慎用，它传递的东西非制作者能左右。如果法国电视记者也像中国记者那样，把镜头架在急诊室的等候大厅甚至走廊里，毫无耻辱感(自己没有也不考虑被拍的人)地拍下因长久等待、因拥护、因病痛、因失望而暴露无遗的不雅表情和失态举止(想想那些躺在急诊室走廊的担架上数小时没人理的老人们)，那么法国公共医疗存在的问题从整体来说就不是被暴露而是事实上被夸大和被丑化了。因为透过这样的画面，人们感知的已经不是事实本身，而是负面话语，如此话语在没有自我意识的人手里就像脱缰的马，一路践踏。

　　由此看来，中国人被深深锁定的那条精神轨道，是由话语经营的，这里面又分两部分：西人和他们在中国挑中的卒子有意经营的部分和中国大多数媒体无意识地推波助澜的部分。上面这个例子就属于无意识地推波助澜，我们看到，事实是一回事，如何经营话语是另一回事，而话语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事实本身。在当今世界，新闻话语早已超出“记录发生了什么”这一功能，而是文明战场的武器——你意识得到，它就为你服务;意识不到，它就成为打击你的利器。不要因我这些话就直线理解成我反对记者揭发社会问题，我一点都不反对，而且赞赏发现问题并以曝光问题为己任的人。我要说的是怎样既暴露问题又避免让百姓走上自贱的精神轨道，这就需要制作话语的人有话语主人的意识，那样他们就能体会自己手上的惊人权力。

　　同样报道看病难问题，如果去儿童医院报道的是法国电视记者，他对如何报道就会有两种选择，若他报道的是中国儿童医院，那他的报道方式会与中国电视台类同，会拍摄同样的画面、播放同样的画面，然后解说词会百分百锁定为体制问题(不这么解释是通不过意识形态审查的);若报道的是自己国家的儿童医院，他就会在同样曝光问题的情况下对报道细节做很大改动，如很多直接画面(为连夜排队挂号睡在医院地上，像动物一样被大声吆喝着遵守秩序，因沮丧、失望、疲劳而丑陋的人脸特写，等等)不会拍摄或拍了也不会播出，至多只会将现象用词语带过。用一句话“有人不得不睡在挂号厅的地上”和直接用画面表现，虽针对的是同一事实，从话语的角度作用却相去甚远，一个在陈述事实的范畴，一个却不以报道者意志为转移地冲出这个范畴，执行起负面话语的任务。西方记者深知话语(此处以画面作为表现形式)运用不当很容易便让揭示问题滑向献丑，这就成了一个自己有没有耻辱感及被拍摄者有无耻辱感的问题，也就是说话语实际已使原来的问题换了一个性质，收看到这些画面的人留在潜意识里的已不是看儿童专科医生难这个具体问题，而是这国这民从根本上有问题。这就是话语的力量，它对潜意识的移变，悄无声息，却难以逆转。

　　另外报道这样一个社会问题，最后把意见的终点推向哪个方向(其实就是解释权这个根本权力怎么用的问题)，法国记者在涉及自己国家时也会与中国记者不同。中国记者在报道儿童医院看病难时最终把意见的方向推到国家头上(尽管也点到分流不够)，因为他总结问题时得出成因是医院规模不够大、医生不够多、设备不够好，归根到底是国家不发达、政府重视和投入不够(以我对所述问题的观察，再建两栋楼、添一百个医生，也只能缓解，因为问题的根不在此)，并暗示西方国家看病要方便得多(不知是具体去调查了还是想当然)。而法国记者最终的思维导向一般不会这样，他会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管理分流不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让全市及整个京郊甚至全国(现在人有钱又宝贝孩子)有病孩的人这么随己所愿挤进一家专科医院，那样多大的医院、多少医生都是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我从前带孩子去看过病，那时北京儿童医院的条件还远不如现在，但却未见如今这番乱象，且小孩住在北京也就去过不得已的一次。所以话语不仅仅是呈现真实，它更重要的是舆论导向，它如何解释一件事，比事件本身还重要。法国记者最后在寻找责任时，往往会与中国记者正相反，或至少是将责任对半分，他可能也会呼吁政府做更多投入，但他会将主要责任落在随意且大量涌来、不遵守秩序且缺乏耻辱感的看病人身上。因为“自由”社会的“合同”就是每个人首先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承担其后果，尊严不是他人给予，而是自己把控。

　　我们看到，话语的主人在此呈现的还是自我意识强弱的问题，强的人懂到话语的边界在哪里，不光耻辱感强避免献丑，而且并不只扮演“绿林好汉”一种角色;弱的人则献不献丑本身都无意识，且只会扮“绿林好汉”。 “话语统治”说白了，首先是握有此权力的人有没有自我意识，如果自我意识薄弱甚至没有，则这个统治权放到你手里，你也抓不住。所以权力大小与人称职与否是成正比的，世上不存在没有边界的权力，只存在不胜任的人。

　　我再举法国电视台今年八月中旬对全法八百多公里大堵车的报道，以供比较。发生这么大件事，尤其是暑期人人关注的问题，电视台不会回避肯定要报，但仔细看，对内对外、对外时对敌对国还是盟国，报道技巧是非常讲究的，对话语的权力(如何攻击别国保护自家)有充分认识，并且自己颇有主人意识。

　　大夏天的，堵了这么长(有史以来最长)，八百多公里等于从北到南横贯法国，成千上万被阻在长途路上回不了家或抵达不了度假地的大人小孩，要拍丑陋画面以证明问题严重恐怕俯拾皆是，人性在匮乏感面前到哪里都难有奇迹。但人家是怎么报道的呢?在不回避负面信息的同时，整个报道你看不见一个有碍观瞻的画面，大堵车的画面是个远景，既不用中景，更不用特写，为什么?这时用远景既客观，又避开了所有不雅观的景象。堵车集中点在南部七号高速公路，这里气候炎热，公路太阳下被阻数小时甚至一天，对普遍没有空调的法国驾车人是很难熬的，若用近景尤其特写，你就会看到赤膊的车内人(热得不耐)、大呼小叫的家长孩子、油污汗渍的脸、沮丧愤怒的表情甚至争吵骂架;如果镜头再转到加油站、公路休息处和厕所，原本相对整洁的地方，这时肯定一片狼籍(用得人太多了)。但所有这些不可避免的境况，电视画面均未表现，而是在长镜头之后，采访了三个好脾气、性格乐观的驾车人，他们中没有一位因被堵在路上而气急败坏、怨天尤人，而是个个认命，认为这是度假生活的一部分，自己接受了好的，坏的也要接受。整个报道最后的舆论导向是：大堵车给度假者带来很多不便，但这是个偶然事件。偶然的即意味着没什么好怨的，因为生活中不可避免。试想想若是中国记者报如此规模的大堵车会怎么报?他们多半会用一大堆近景和特写，反映受堵之人的困苦(因自己耻辱感不强会专挑最难堪的画面以显示自己作为问题揭示者的重要性);然后搜集一大堆怨言，窥癖本能盘据于人的潜意识，暗暗支配着寻找画面的眼睛;最后就会把问题引到国家不好(公路不发达)、政府无能(管理不善)这条惯常的思维轨道上，没有人会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惯常的完美永远落后于偶然的灾变。

　　温州动车事故后，全国的媒体互相仿效用大特写的方式放大每个遇害者的命运，估计他们是模仿西媒对纽约911袭击和伦敦地铁爆炸的报道方式，却不懂西媒如此垂注受害者个人命运，是由于死者是外敌攻击的牺牲者。而自己国家偶然的交通事故他们就不会这么报了，因为对死者命运的如此特写，看起来是人道关注，实则是妖魔化对立面——出事的火车、火车所在铁路部门、火车工作人员、制造火车的人及他们的技术，等等。而妖魔化与正当寻找责任有着本质差别，所以在西方，一次偶然事故的受害者，一般都无名、无姓、无画面(个体特写是没有的)，总之无个人命运，他们只在一个数字中具有意义，这个数字的大小意味事故严重与否。

　　配上那么多不堪入目的画面，再时常拉来西方国家作对衬(那边如何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便并没说这国这民如何不堪，如此导向的话语也已事实上建构起来。加上西方记者报道中国时便一改他们对自己人的惯常作风，镜头总是对准最丑陋的人和事，不管出了什么事，没什么是偶然的，舆论导向永远是体制的、整体的、一贯的错。如此外攻内陷，中国在世界的形象、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能不一败涂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