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规定媒体和正规出版物限用或禁止使用英语缩写和新造音译词　　

前天晚上中央四台焦点访谈，字幕上标明的题目赫然是“CPI上涨”问题。CPI是物价指数的英文缩写，知道是这个意思的中国人应该不足10%。中央台的受众是全国老百姓，用英文缩写等于故意不让老百姓知道说的是什么。其实连主持人和经济学嘉宾虽然看起来很有学问，其实也不会用这个缩写，对话中经常出现“CPI指数”（等于说：物价指数的指数）这样不伦不类的话。一个国家的主流媒体天天说点别人（甚至连自己）听不懂的词语，会引导大家使用并造成交流困难。这样的情况应该制止。　　

如果只是一两个CPI、WTO还好些，英语缩写有上千个，各行各业都有。今天说经济用CPI、FDI（外国直接投资）、SEZ（经济特区），明天说政治满嘴WHO、GATT（关贸总协定）、T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天说交通通讯一连串FAS（火灾警报系统）、AFC（自动检售票系统）、LAN（局域网），大后天说BSE（疯牛病）、ADIS就可能是说什么病了。如果几个不同行业的人在交谈全用英语缩写，恐怕虽然大家都显得很有学问，但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下面讲一讲汉语混杂很多英语词的坏处。　　

所有语言都有自己的构词规则，这些规则都能尽量简约词汇长度，使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更加方便。同时，由于不同语言的音位结构不同，语法特点不同，语言形成过程不同，因此构词方法的“可能性空间”也不同。　　

语言由小到大分别为音位、词素、词、短语、句子、段落组成。音位是语言最小单位。不同语言的音位数量和性质不同，音位结构决定了语言更高层次的“可能性范围”。音位少了，词素就长，词也长。反之亦然。比如计算机语言只有0和1两个单位，词就长得吓人。而如果音位太多，学习起来难度就大。由于人类概念系统越来越大，需要的词汇越来越多。这时候，一个语言如果音位数量适中，组成比较短同时数量很大词汇的可能性空间就大。　　

汉语有22个辅音音位，33个元音（含符合元音）音位，形成500多个开音节。同时汉语把声调作为音位组成成分，因此形成1300多个有意义的，发音清晰的单音节（构成常用的3000个左右的词素）。　　

日语只有15个辅音音位（含浊音），5个元音因为，只有75个音节。因此日语词素和词主要是多音节。　　

语言学上用一次发音器官“紧张”算一次音节（生理角度），或者把需要辨析的波峰称为音节（物理角度），并不是“规范语法”人为划分辅音和元音以及什么“响亮辅音”来定义。英语28个辅音，20个元音，实际组成400多个开音节。但英语有复辅音和闭音节（辅音在元音后），实际音节达到数千个（比如ta’ble是两个音节。像clock、black等虽然在规范语法上是一个音节，但它们的辅音也是需要辨析的波峰，也形成发音紧张）。因此虽然从规范语法上说英语单音节词占主体，但实际英语词汇是多音节词为主（如果把clock看作3个音节）。同时，英语属于曲折语，很多语法关系，尤其是词性（名词还是动词、形容词……）是靠缀合（加-tion/-tive/-ly/-ed-ing等）表现的，这虽然成为构词因素，但也增加了词汇长度。汉语就没这些，词汇就短。　　

也就是说，无论英语还是日语（包括多数曲折语和粘着语），都是多音节词素为主，而汉语是单音节词素为主（除了很少数的“轱辘”、等词）。　　

随着概念的增加，语言需要“制造”出新的词汇来。不同语言用不同的构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古代汉语辅音分清浊，有36个，加上当时有7个声调，因此可能构成的音节比现在多得多。再利用同音词空间，因此有区分近万个概念的可能。随着概念不断增加，一个语言必须描绘数以十万计的概念，汉语就主要利用“合成词”方法来构词。所谓合成词，就是开始是把两个以上词用短语来描述，最后逐渐固定形成的词汇。汉语能够很早形成严格而清晰的合成词规则，取决于汉语单音节词为主的条件，也取决于汉语属于比较典型的孤立语（即靠词序和虚词表现语法关系的语言，词性依靠位置而不是缀合语言片）。早期的英语主要用缀合方做成为主要构词形式，如果用两个词连起来的合成方法表达，音节就太多，感觉太长，用单音节词素缀合就简单清晰。　　

至今，现代汉语已经形成了以双音节词为主的一套词汇体系。汉语的同构性，规范性特征是所有语言中最高的。汉语把词素构成词，把词构成短语，把短语构成句子的语法规则完全一致，这是其他语言找不到的。这样有什么好处？好处太大了。首先，比较容易“造词”，其次，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很容易理解并很容易约定俗成为词汇。词素认识，构词规则如同短语规则，即使从来没见过这个词，也知道这个词的“概念可能范围”。比如第一次见到“互联网”和“因特网”这两个词时，互联网就更容易理解，而因特网就不知道是什么。有人会说，一般人第一次看见互联网也并不见得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语言本来就有一定的模糊性，概念的准确性也是相对的，一个词真正的含义和用法，即使查了辞典也不见得就算理解到家了，往往还要在大量使用中真正确定其概念范围。一个搞互联网的工程师理解的互联网与一个已经知道什么是互联网的人对这个词的理解也不一致。如果根据上下文见到了“互联网”这个词，即使达不到工程师的理解程度，但这个词的可能性范围是基本可以确定的。但如果见到的是“因特网”，确定概念范围就困难得多。　　

英语也大量运用合成词方法，因为词缀受概念限制太厉害，很多词无法用缀合来造。但英语词汇的音节比较多，合成词就容易很长，因此英语经常用缩写方法来表示某个概念，这是英语的无奈而不是优点。用第一个字母缩写是无法从字面上确定这个词的“可能性范围”的，除了死记硬背没有别的办法。有人会说这几个字母也大致能确定意思范围。其实这也是说说而已，恐怕连英国人也不敢确定SARS究竟是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还是Safety and Reliability Society ，或者是South African Revenue Service。把motor和hotel掐头去尾搞成个motel，看起来很巧妙，但英语里这样的构词方法很少见，因为这样同样看不出词素在构词中的作用，形成的新词也短不多少。　　

英语用缩写来缩短词汇长度，是英语音位、语法特点造成的，这些特点限制了在有限音位情况下造出长度适中的词汇。汉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汉语的最大特点是大部分词都是由单音节词素（汉字）组成的，语法关系也非常清晰，大部分新词都可以变成双音节词或三音节词。有人会说，英语缩写只有几个字母，会比汉语词汇短。其实也不见得。比如，中国人开始用“世界贸易组织”，等很多人对此有些了解了，就有了“世贸组织”这个词。但中国人最喜爱双音节词，最终你能听到的就只有“世贸”。世贸这个词只有2个音节，而WTO是5个音节。舍弃2个音节的词不用，偏偏要用一个字面上无法理解的5个音节！其他词也是这样，只要是常用词，中国人一定有办法把它缩短到两三个词素，并且还能从字面上确定概念范围。“非典型性肺炎”6个音节，比SARS的2个音节多，但中国人会用“非典”两个音节表示。记得当时还有专家说非典这个词不准确，应该用SARS更“科学”，但是大家还是不买帐，至今还都说“非典”。　　

成人的相当一部分词汇不是上学学会的，是在工作、生活中掌握的。理解、记忆、使用新词的方法一定是越简单、越规则化越好。你见过几个遇见没见过的汉语词汇查词典的中国人？心理学证明，理解的东西记忆起来要比不理解的容易的多。大家都是汉语优点的受益者。因此，保持汉语这个优点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现在不注意，甚至提倡（中央台这样公开大量使用就可能被理解为“倡导”）大量加进来英语缩写和音译词，就可能破坏这个系统的规整性和同构特点。时间长了，问题就出来了。　　

不要以为贫道在杞人忧天，构词体系非常不规整的英语的成长过程就能告诉我们可能会出现什么。　　

本来居住在欧洲大陆的盎 格 鲁 人 、 撒 克 逊 人 和 朱 特人在经济上，文化上比希腊罗马民族落后，一个民族如果落后其他民族，新概念（词汇）往往是从先进民族那里引进的。因此，当这三个族群到了英格兰，语言里就开始混杂了希腊和拉丁词汇。随着罗马人对这里的统治和罗马基督教的进入，更多外来词汇进入古英语。引进不见得就一定是征服（英国还真的经常被外族征服，严格来讲直至1000年前，英国不停被各种外来民族统治着），有时候可能是由于有自卑感而“向往”其他民族形成的，比如英国人在很长时期羡慕法国人，词语里就有不少法语词根，文艺复兴也使大量希腊、拉丁语词根进入英语。　　

这些大量的，来自不同语言的外来词被掐头去尾、增减字母，混到英语里，构成了英语现代词汇主要词根。过度使用外来词破坏来本民族语言的规整性，使本民族语言构词特点清晰程度降低。比如“水”这个词是个最早产生的词汇，如果英国人没有外来因素影响，water这个词会自然构成waterant（给水栓）、waterate（水合物）、wateraulic（水压的）……等所有有关水的合成词。但由于这些概念首先会来自希腊、罗马，因此hybrant/hybrate/hybraulic等拉丁词素就在这里起了作用，而water这个常用表示水的意思的词竟然只有watery(水 的 )和 waterer(获 取 饮 水 的 人 )，拉丁词根造词有十几个！可怜的是，hybr这个拉丁词的水从来不在英语中作为独立的词出现。常用词不能构词，从来不做词的东西到处出现，这对学习、记忆和使用都造成困难。更主要的是，这就破坏了英语构词的清晰性和规整性。同样，常用词grass也很少构词，也是拉丁词根herb能组成herbaceous（草本的）、herbicide（除草剂）、herbivorous（吃草的）等。大量的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词汇和词素混到英语里，使英语很难形成系统、规整的构词体系。　　

大量外来音译词造成英语连常用词汇中同类词关联程度都很低。而关联对理解和记忆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汉语有了“牛”这个词，那么母牛、大牛、小牛、黄牛、水牛、牛肉、牛奶、牛排、牛油……等一目了然，没听说过都知道在说什么。而英语对应的概念则是几个cattle/ox（bull）/cow/calf/buffalo/beaf/milk/beefseak/butter等毫无关联性的形态，除了告诉你什么意思或者查词典并死记硬背，没别的办法。懂英语的人想想看到汉语的鲸鱼、马哈鱼、鲢鱼……眼镜蛇、蝮蛇、响尾蛇……与看见英语相应词汇时的感觉就知道不同语言在理解、记忆中的差异了。同时，不同语言的语法习惯不一样，造成英语非常多的“特殊用法”。这都为理解、记忆词汇带来困难。　　

中国现在与当年的英国有些相似——精英们都说中国落后了，中国的东西都是坏的，都是该淘汰的，西方先进，能用外国的就用外国的。连语言也是如此，张嘴闭嘴都拽点英语词，以至于中央台的播音员也这样。加上中国现在普及英语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用不了多少年，中国人将会张嘴就是汉语与英语夹杂起来的句子，并且会出现很多像“因特网”这样生硬拼接的构词方式，说出“CIP指数”这样不伦不类的短语。久而久之，汉语会落到英语一样混乱地步的。其实，中国作为自从进入农业社会后几千年一直是本地区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上仅存的一个例子。正因为如此，汉语才具备现在这样发育良好，适应性最强的状态。汉语简直是“语言如果能保持系统性会达到什么样完美性”的一个唯一标本，应该申报世界最重要的“文化遗产”的东西，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顶峰。可现在我们就这么随意地去糟蹋祖宗留下的东西，等到汉语也变成英语这样不伦不类的东西以后，后悔也没用了！　　

贫道建议中国语言文字委员会认真研究一下目前的状态，报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由国家颁布一个关于净化语言的一个法规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