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读《南史•陈庆之传》说起（中）

朱永嘉

（四）

曹景宗是梁开国名将，在《南史·曹景宗传》的天头上，毛泽东批注“景宗亦豪杰哉！”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今河南新野）人。此人幼善骑射，好畋猎，少有大志，爱读史书，他在读《史记·乐毅传》时叹息曰：“大丈夫当如此。”萧衍为雍州刺史时，曾荐其为竟陵太守，梁武帝起兵时，曹景宗率同族子弟三百人从军。梁建国后为郢州刺史，然“景宗在州，鬻货聚敛，於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步曲残横，人颇厌之。”在这一段文字之上，毛泽东批了“使贪使诈梁武有焉。”看来这个人是比较贪，后面还有一段文字说他“为人嗜酒好乐，腊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为戏，而部下多剽轻，因弄人妇女，夺人财货。”毛泽东在这一段文字批注“曹孟德，徐世绩，郭雀儿，赵立郎亦用此等人。”梁武帝对这种行为亦还有所约束。而曹景宗亦有所畏惧，故《南史》在下文云：“帝颇知之，景宗惧乃止。”梁武帝用曹景宗不是用其贪，而是用其能战。正由于这一点毛泽东仍称其为“亦豪杰哉。”

韦叡也是为毛泽东赞赏的梁武帝在天监年间的一个名将。毛泽东在《南史·韦叡传》的天头上用重划了四个圈，标明梁将韦叡、裴邃传，说明他对这篇传记的赞赏和重视。韦叡字怀文，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郊区汉宣帝陵墓）人，梁武帝在雍州时，韦叡即遣其二子自结于梁武，“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为筏，倍道来赵，有众二千，马二百匹。帝见叡甚悦，抚几曰：他日见君之面，今日见君之心，吾事就矣。”可见韦叡与梁武关系之深。毛在这篇传中曾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叡作风。”那是由于韦叡之为人，至今值得人们学习。为什么韦叡的作风值得今天我党的干部学习呢？天监四年（公元五0五年）韦叡攻克合肥时，“城溃，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这与曹景宗贪财好色的作风不同。毛在这里就逐字加旁圈，天头上批了“不贪财”三个大字。韦叡既好客又爱护部属，史称其：“叡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墉壁皆应准绳。”他能勤奋持事，主动关心别人，故毛在这句逐字加旁圈，并批注曰：“劳谦君子。”勤劳而又谦逊，才能团结人，保持队伍的战斗力，并吸引更多有谋之士围绕在自己身边。史传还称其“居朝廷恂恂，未尝忤视。性爱慈，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毛在这里逐字加圈，并批注曰：“仁者必有勇。”他对上恭敬，对亲人慈爱，能散财于亲故，这是仁者的表现，仁者无私心，故作战有勇气，这是他在战争中不断打败敌人的力量之源泉。史传称其“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毛就在这里逐字加旁圈，“我党干部应学韦叡作风。”对比毛对曹景宗与韦叡二个将领的批注，可以看得出毛对韦叡的喜爱超过了曹景宗。战争时期曹景宗那样贪财好色之徒，作战勇敢也能用之，但得适当管束，而对韦叡则是心倾慕之，学习他那种廉洁、勤奋、先人而后己的为人风格，只有仁者才有大智大勇，这是韦叡每战必胜的力量之泉源。

毛在读这二篇传时，所思考的是将来万一发生战争，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将领来统帅自己的军队，如曹景宗这样敢于打仗但贪财好色者，固然要用，但必须加以管束，要提倡的是如韦叡那样的作风，军人的作风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是关系战争成败的大问题啊！那时毛并不是因为战争已经远离我们才去读这几篇传的，而是感到战争的危险近在咫尺，才去读《南史》的。

（五）

曹景宗和韦叡这二个梁武帝手下主要的将领，在天监四年至六年（公元五0七年）在合肥地区最终打败了北魏的大规模进攻，巩固了梁在淮河流域的边防，这是一次边境上前后持续四年的大规模战争。中苏边境上的摩擦和冲突也已持续好多年了，早在一九六二年的四、五月间，在新疆塔城地区就有过苏方策动六万多人非法越境外逃的事件。在东侧黑龙江沿江地区，双方在边界问题上，早在六四年二月双方边界谈判上，也存在严重的分歧，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本来是中国的内河，是北京条约，才使它成为中苏的界河，而且它的位置在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双方在边境上的冲突在一九六七年已屡屡发生了，特别是在珍宝岛的冲突早就发生了。对苏军的侵犯我们是有准备的反击。所以毛读《南史》也是意有所指。他读的正是围绕与这一类边境事件相关的纪传。这时正是南方齐梁交替之际，北魏趁机蓄意挑起边境冲突。向南方施加他们的影响。北方的军事指挥官早期是任城王元澄，后期是中山王元英。天监三年的二三月间，任城王元澄率领萧宝寅等的军队在东线进攻，在钟离（今安徽蚌埠东面）打败梁军后，同时又派兵在西线进逼义阳（今河南信阳），与曹景宗的军队在西线相持，这次进攻由于四月间大雨和淮水大涨，元澄不得不引兵后撤至寿阳（今安徽之寿县）失亡四千余人，元澄为此降三阶，北归。北魏转以中山王元英为统帅，继续增兵南进。同年八月，元英攻陷梁之义阳。十月间，梁武帝萧衍下决心派兵北上与北魏抗衡，这次梁军挂帅的是萧衍的兄弟，临川王萧宏，北魏则以中山王元英挂帅，为征南将军，率十万军队与梁军相峙。这次是南方进攻，北方处于防御，具体是韦叡督诸军在前方作战，《南史·韦叡传》描述了他指挥作战的经过。韦叡传称：“叡遣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岘城，未能拔。叡巡行围栅。”毛在此处加旁圈，并在天头上画三个大圈，批注曰：“躬自调查研究。”领军者要亲自调查地形和敌情。正在此时，“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阵于门外，叡欲击之。”毛在此处加旁圈，并批注：“以众击少。”因为对方只有几百人，正好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接下来史传称：“诸将皆曰：‘向本轻来，还接甲而战。’叡曰：‘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今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毛泽东在“今无故出人于外”加旁圈，在天头上划三个大圈，并批注曰：“机不可失。”打仗要抓住战机，挫其精锐，则城自陷。史传接云：“众犹迟疑，叡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叡执法，不可犯也。’乃进兵，魏军败，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毛泽东在“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叡执法，不可犯也。”字旁逐字加旁圈，批注曰：“决心。”司令员没有决心的话，那就很难取得这次初战的胜利，并攻下小岘城。于是韦叡便乘胜进攻魏军驻守之合肥城，梁军的先头部队在合肥，亦是久攻不下。于是“叡案行山川”毛在此处加了旁圈，天头上划了三个大圈，又一次批注：“躬自调查研究。”他还在批注“躬自”旁加了套圈，“调查研究”四字旁加了单圈。可见毛对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司令员一定要亲自摸清敌情，弄清山川地形，才能提出具体的作战方案。于是韦叡“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即此是也，’乃堰淝水，倾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那时，魏在合肥东西两侧分筑小城，韦叡决定先攻外围二小城，突迂魏援军五万人奄至，众惧不敌，请表益兵，韦叡不同意，他说：“贼已至城下，方復求军。且吾求济师，彼亦徵众。‘师克在和’，古人之义也。”韦叡的意思，临战请援，时间不允许，应该积极应战。毛泽东对这段话也加了旁圈，批注：“以少击众。”即使敌众我寡，只要同心协力，同样也可以以少击多。当淝水堰立，“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城，乘胜至叡堤下。军监潘灵祐劝叡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义。叡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繖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在此处，毛又加旁圈，批注：“以少击多。”在这四个字旁，再加圈。绥字，是退却的意思，意为带兵的人死在畏怯退却上，只有前进没有退却的道理，古人有云：两军相争，勇者胜。只有勇者才能以少击众。这四个字是对韦叡胆识过人，临危不惧的表彰，唯其如此，才能拿下合肥城，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韦叡所以能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与其善于调和部属诸将领之间的关系有关。其传称：“初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其齿，齿皆流血。叡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顾两武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彼得无害焉。”纵观韦叡在攻打合肥这个战役的过程中，处处都能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在拿下合肥班师回朝时由于两军相距很近，惧为魏军所慑，叡遣辎重居前，身乘小舆殿后，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他能在进攻时居第一线，躬自调查研究，班师作殿后，临危不惧，对士兵仁义，对属下的将领能团结，顾全大局。这样的一个善于带兵打仗的将领确实少见，难怪毛泽东要号召“我党干部应学韦叡作风”。毛就在这一个战役的记载中做了那么多批注，这也是如果今后发生新的边境冲突时，毛泽东对我边防将领的一种期待。

（六）

第二个战役是在天监五年（公元五0六年）十月，北魏为了洗刷合肥战役的失败，再次派中山王元英会同萧宝寅围梁之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萧衍这次又让韦叡将兵救钟离，并受曹景宗节度。《南史·韦叡传》称：“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於钟离，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毛在“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处逐字加旁圈，并加批注：“虽众，何所用之”，毛这个话，似有所指，或指苏军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人多，不一定管用，打仗还得靠智慧和勇敢。这次是曹景宗与韦叡二支梁朝最精粹的部队联合作战，而萧衍则在首都建康（今南京）指挥，在《南史·曹景宗传》中讲到萧衍“诏景宗顿道人洲，待众军齐集俱进。景宗欲专其功，乃违敕而进，遇暴风卒起，颇有沉溺，复还守先顿。帝闻之曰：‘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众军同进’。”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到这次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是萧衍自己。在《南史·韦叡传》称：“帝怒，诏叡会焉，赐以龙环御刀，曰：‘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于是韦叡带兵很快就赶到邵阳洲，与曹景宗的军队相会合。韦叡传称“叡自合肥经阴陵大泽，过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盛，多劝叡缓行，叡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至邵阳洲”。毛在这一段文字的开头，批注：“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韦叡确实敢打敢拼，这个时候毛的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边防军说的，要敢于与技术装备和人员数量都占优势的苏军相抗衡。毛在珍宝岛冲突时说：“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用指挥车，打了九小时，敌人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与此同时，梁武帝敕景宗曰：“韦叡卿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叡甚谨。帝闻曰：“二将和，师必济矣”。梁武帝萧衍在这里是调和前线两主将韦叡与曹景宗之间的关系，二将和是打胜仗不可或缺的条件。王夫之在《读通鑑论》中，讲到这件事，他说：“曹景宗骁将也，韦叡执白角如意，乘板舆以麾军，夫二将之不相若，固宜其相轻矣，武帝豫敕景宗，得将将之术矣，敕叡以容景宗易，敕景宗以下叡难。然而非然也，叡能知景宗之鸷，而景宗不知叡之宏，景宗之气敛，而何患叡之不善处邪？”王夫之这段分析有相当道理，梁武帝赐龙环御刀给韦叡是以防万一，给曹景宗的敕文，是要他敬重韦叡，韦当然会宽容他。二将和是这一场战争胜利的保障，结果是“叡以景宗之下己，而让使先己告捷”，“如其不然，叡愈下而景宗愈亢，叡抑岂能为人屈乎？”二将所以能和衷共济，是因为萧衍在二将之间，处理得当。

这一场南北双方的决战，《南史》在二人的传记中都记载了他们的战况。北魏这次是其勇将杨大眼与元英亲自参战，对双方而言，都是一场硬仗和恶仗。曹景宗传称：“及韦叡至，与景宗进顿邵阳洲，立壘与魏城相去百余步。魏连战不能却，伤杀者十二三，自是魏军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夺气。”在韦叡传中称：“魏将杨大眼将万余骑来战，大眼以勇冠三军，所向披靡。叡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围之，叡以强弩两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者众。矢贯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众来战，叡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看来野战的重任都落在韦叡指挥的军队身上。这一次战役最后是梁武帝定下火攻的计谋，曹景宗传称：“梁武帝令景宗与叡各攻一桥。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毛在此处批示：“此时梁武犹知军机。” 韦叡传载是时，“会淮水暴涨，叡即遣之，斗舰竞发，皆临贼壘，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于是，“魏人大溃，元英脱身遁走。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在这里，毛泽东逐字加旁圈后，批注：“百万之众皆尽。”王夫之将这一战役胜利，即“钟离之胜，功侔淝水，岂徙二将之能哉！”把这一次胜利比作淝水之战，不仅是韦叡与曹景宗在前方作战的功劳，也有梁武帝运筹帷幄，调遣二将指挥得当的功劳。

在天监七年（公元五〇八年），韦叡还碰到一件事，那时，“司州刺史马仙琕自北还军，为魏人所躡，三关擾动。诏叡督众军援焉，叡至安陆（今湖北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叡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是时，元英复追仙琕，将复邵阳之耻，闻叡至乃退。毛在“为将当有怯时”句的天头上批注：“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此事见《三国志》的夏侯渊传，夏侯渊是曹操的勇将，战数胜，曹操戒之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匹夫敌耳。”曹操这个话有道理，夏侯渊领兵在汉中因此被刘备所袭杀。韦叡在同事之间不好胜。邵阳之役，景宗时与群帅争先后之捷，叡独居后，其不尚胜，率多如此。昌义之设赌会，曹景言与韦叡打赌，韦叡赢了，韦叡故意反择一子。毛泽东在此处批注“使曹景宗胜”那是为了团结而谦让，不在朋友之间争胜，才能容纳更多的朋友，作为将领也就是处理好兄弟部队之间的关系。韦叡因疾寿终于普通元年（公元520年），终年七十八。遗令薄葬，敛以时服。

纵观毛对韦叡传的圈读及批注不在战争如何进行，而在将领如何处事，才能保障战争的胜利，对钟离之战是如此，他对《晋书》中有关东晋淝水之战记载的关注也是如此，如何处理军政的大局，处理好军队官兵的关系，将领之间的关系，这是保障战争胜利的根本。从他对韦叡这句话能随手指出是曹操的话，说明他对古书所载之古代军事活动中古人的一言一行是那么熟悉。他比较韦叡与曹景宗这二个人，曹景宗只是一名勇将，但好色贪财，这种人不是不能用，但得防着点，所以毛批注“曹景宗不如韦叡远矣”。毛在韦叡传上的批注有二十余条而且都是正面肯定之语，这是毛读史中仅有的在一篇传记上如此醉心地圈点和批注。从毛那二十多条批注的内容看，都是属于何以为将处事做人的一些基本道理，看起来都是他在作风上的个人品格，但这个高尚的作风和品格正是从根本上决定了他在指挥战争上能否取得战功。对军事干部是如此，对行政干部讲，何尝不是如此。珍宝岛事件之后，在中苏边境高度紧张的局势下，从毛读《南史》梁武帝时期的纪传看，他关心的还是军队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可见毛对当时边境战争成败的关切之深。（待续）

2009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