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胡适先生，谈文化从自觉到自信

田辰山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

到了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拿什么纪念他呢？我以为，谈一谈中国文化从自觉到自信，应该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因为胡先生生前所执着的，恰恰是中国文化自觉。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整个近现代思想都处于一个文化自觉过程，至今还没有完结。胡适先生正是文化自觉的先驱之一。他的名字与“全盘西化”在一起，尽管这个自觉版本受到广泛批评，却也使他与中华文化现代命运紧紧联系，以致今天，其冲击力与影响力，仍然为人们深切地感受着。本人于纪念胡适先生这种场合想说的是，胡适先生那年代的文化自觉，毕竟是开始起步阶段，更浓重地表现于心理感觉层次，而欠理性成熟的认知层次。如果仍停留在那种认知状态，中华民族迄今的现代路则等于白走了。中国文化进入自觉成熟阶段的标志应在于中国人对西方认知的新深度，在于与其相比较的视野下产生出对中华文化认知的新深度，在于中国人由文化自觉的初级台阶走上更高的自信台阶；达到的自觉与自信的表现则是找到中西文化各自不同的“体”，从中国文化“体”之中找到了让自己可自信、可自豪的东西，找到可自强的大智慧与动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找到与西方文化的恰当关系；而这样找到的，决不是曾让中国人感到过的那种无奈、那种被逼迫的“全盘西化”关系乃至奴性感的自惭形愧。如果我们达到这一步了，胡适先生在天之灵除欣慰之外，不会有其他感觉。因为胡先生在骨子里毕竟是一个与中国文化精神血肉相连的人。

在胡适先生与现代思想文化不可分的意义上纪念他

人们不会平白无故纪念某人；纪念与否、如何纪念全然取决于与他之间构成的关系。胡适先生1891年出生，比本人早生50多年，本为隔代之人，无任何谋面机会，或有些什么特殊“因缘”，使得自己具备“纪念”他的理由。但无论如何作为后辈中国学人，是不能忘掉他。让我可以将自己拉到“纪念”字眼上的，正是不知多少人都会对他发生的那样的一点点感觉，也即那种不管出于什么印象，作为一名学人会对他不忘的感觉。胡先生是个历史的思想的特殊人物，而特殊人物必然有着普遍性；同时胡适先生也是中国整个近现代心态的一个缩影。

不过，本人还是有一点特殊感觉的。胡适先生自1910年8月19岁时从上海赴美国读书开始，就与西方结下不解之缘。断断续续出于各种原因，在其72年的人生旅途中，至少有30年是在美国度过。由于本人在美国也学习生活过将近20年，长期的西方经历使本人在感觉上似乎与他有几分接近。值得一提的是，在夏威夷进行中西比较哲学研究，偶尔读到他的文章，特别有一篇是本人研究儒学与科技思维的课题时，读到他1959年7月出席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次东西方哲学大会发表的《中国哲学的科学精神与方法》。那是胡适先生反驳美国学者诺斯罗普“中国没有推演法”的论文，他列举朱熹、王充、顾炎武、钱大晰等许多古代学者的考证和格物致知，指出那些都与西方科学假设、取证的类似程序和推演相符。这篇文章让本人眼睛一亮，实在是第一次看到，像他这样一个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居然写出过如此为中国文化辩护的文章。现在已经了解，胡先生晚年思想与倡导“全盘西化”年间已多有改变。这恐怕是我所获得有关胡先生思想材料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凭这点，这篇纪念文章其实不如称是“感念”更为妥当。

评价胡适先生是复杂的，复杂性在于胡先生他自己复杂。比如他毫不含糊称自己是主张全盘的西化，但又解释说这与“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充分世界化”是同一个意思。是什么逻辑把这两个完全不同口号联结为同一个意思的？这闪烁其词是他明显的把自己的复杂化，令人费解。同样，他的一面集中火力攻击以孔儒为代表的传统，另一面在“整理国故”口号下以《说儒》等作品又对孔子赞颂有加、肯定儒家历史价值，都加重很多人在理解他思路方面的困难。更有，即使他生命约七分之三时间身居西方，却将“不知足是神圣的”、“自由、民主、男女平权、劳工神圣、社会主义运动”等汇为一谈，也将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与英美“级进得所得税和遗产税”误为一谈，认为两者可以达到“财产权已经不是私人的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了”；这种种情况，给人们对胡先生思想作出逻辑性评论增加复杂度。

所以纪念胡适先生，本人选择超越他个人的范畴，在他与现代思想文化的不可分意义上纪念他；这样对他本人、对近现代思想史，对今天的人，对明天中国思想文化的去向，才是更有益处的。这是由于不管怎么说，胡适先生都是近现代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是历史合理、自然的一个表态。所以，对他的纪念具有文化意义、历史意义、普遍意义。我们清楚地看到，今天的中国仍然很大程度上处在与胡适名字相连的“全盘西化”历史公案漩涡之中。大抵因为，倘若将“全盘西化”作为胡适先生自己“充分世界化”、作为“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解释，听起来实在是与三十年的“实行全方位开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必然性的关联。胡先生的见解似乎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对，甚至可视为先知先觉，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证明，中国的开放道路符合它提出的主张。

已不乏有人这样地将胡适先生做出超越个人范畴的看待，将他如此与现代思想、今天和明天、中国文化的前途取向联系起来；当然也是将胡适先生与中华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联系起来了。是这样，我们用这个纪念胡适先生的机会，谈一谈如何才叫文化从自觉走向自信、自强，才成了是纪念胡适先生最好不过的意义。纪念他，需要温习“全盘西化”论的话语和历史，真正从这一历史公案中总结教训，叫它在这里结束，而不是让它没完没了地公案下去。这个公案的结束应在实质上是进步的开端。

当然，今天纪念他，情绪化是多余的。百年思想史的浪迹至今，一旦情绪化，往往与浅薄连在一起。今天是该可以做到理性、客观的时候。本人着实相信，文化自觉，不该停留在胡先生这里，而是要百尺竿头。少则已七十年之久，多则也为一百多年，人如果往死里只守着“全盘西化”的说法不变，实是反常；除僵化不开，别无他哉！如果比胡适先生更进步了，这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主张“全盘西化”，进入的是文化自觉的误区

什么是误区？就是不该进入的地区、有危险的地区，被误认为是无问题和安全地区，在无意之中闯进来。称“全盘西化”是个文化自觉误区，比喻的是将西方的一切笼而统之地对待，误将不管什么西方做法都认为可做中国效仿的对象，西化就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办法。于此而有这样结论：如果还希望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西化。这是胡适先生的问题，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的问题。直至1988年放映的一部政论文献片还在喋喋不休：中国文明衰败了！中国将被开除球籍！中国的封建死而不僵！刷新中国文化的颜色！

然而这样激进结论的得出，不由理性逻辑的深刻追索，而由冲动情绪的一时感觉，以致由此种心理状态对西方文化发生的迷信。人的迷信往往出自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感觉。中华民族的近现代的命运是悲惨的，与世界列强的相遇发生的军事、政治失败，也伴随精神的落魄。西方思想的涌入与冲击让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对自己的文化变得看不懂了，惊魂忐忑使自己以为中国文化全盘地不行了。除了少数个人精英，近代历史性疾风暴雨突变让中国在整体上来不及细细思考，一时尚研究不出西方为什么强大、中国为什么失败的逻辑。哪些面对西方变成惊弓之鸟的部分精英，则在惶恐万状之中不假思索地使用了非理性、最不平静心理感觉的简单逻辑。这段历史向我们表示，部分精英进入与胡适先生名字相连的那个“全盘西化”版本的文化自觉误区，是由下面的几点导致而来的：

1）如胡先生说，凡是够得上文化这名词，必须先有物质的进步基础。其实也就是物质与精神为独立二元基础之上的物质决定论；因此推理必然是：西方在物质上如此强大，其文化是必然进步的；只有先进物质才会有先进文化。也是说，按照西方“文化”的定义，中国是个毫无文化可提的人群；即使说有文化，也是落后、可怜的文化。

2）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胡适先生以为“在这个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的历程之中，没有一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为文化的淘汰选择是没有‘科学方法’能做标准的” ，而文化衍进在“大趋势，大运动上都是理智倡导的结果”。这是说，达尔文主义进化决定论做出的判断是，在西方优胜文化面前，中国文化正面临淘汰失败命运，唯一救命之举，是接受失败，张开双臂迎接优胜文化的征服。

3）接受西方单线单向进步发展的历史观，相信面临失败淘汰的文化，是物质不进步的结果，必然是属于落后的文化。所以中国的生路在于把将自己拖入失败与淘汰的文化抛弃。

4）主张“全盘西化”，但在胡适先生与一些人内心里都不相信最终的结果是“全盘西化”。大胆地去这样提倡，其实是个“矫枉过正”策略。就是说，是因为不会实现，才故意这样提。况且，从文化理论证明“全盘西化”论，不是简单可以做的。反而只是提倡“全盘西化”，实际做起来却总能达到怎么做也不会过分。这是说，除“全盘西化”这个极度点，不再有适度性可言。

5）除了绝对性的物质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单线单向的历史观和“矫枉过正”的策略，提倡“全盘西化”论还出自对一系列例如“现代化”、“文艺复兴”、“启蒙”、“先进与落后”、“民主与独裁”许许多多概念的误解，亟待作为后胡适时代的后人去深刻认知，从以往的误解中解脱出来。

可以作这样的总结，之所以说提倡“全盘西化”是进入文化自觉的误区，缘由是胡适先生时代和今天时代的部分精英都没有觉察到，在近代西方显示的物质强大、物质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单线单向的历史观以及一系列诸如“现代化”、“文艺复兴”、“启蒙”、“先进与落后”、“民主与独裁”概念的背后深层处，隐藏着一个绝对论（非白即黑）与二元论（万物之间毫无联系）的体（或结构）。而中国文化具有的是个内涵上非绝对论（黑白相对而言）、非二元论（万物浑然一体）的体（或结构）。之所以它成了一个误区，是人们没有觉察到，尤其是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绝对论与二元论的体，在逻辑上决定着它不仅不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药方，反而是让大家被忽悠去作文化自残、文化自杀傻事的催命符。承认采用“矫枉过正”的策略激进地提倡“全盘西化”，恰恰也是承认自己由于对中西这两个不同体差别的无所察觉而做出的非理性选择。从西方文化绝对论、二元论的体上生成的那些概念，一直到今天在中国社会里仍尚未得到消化，一直哽咽在它喉咙，吐不出来也走不下去，堵塞着生命的通道；越是西化得多，越是让中国无法活得舒畅。

文化自觉的成熟：走出误区，达到对西方认知新高度

其实，没有误区就无从谈自觉，先有不自觉而后才有自觉；误区就是不自觉，认识误区就是走向自觉。究竟什么是自觉呢？“自觉”的英文词汇是“Self-conscious”。但如果“中国文化自觉”须用其汉语涵义，我们则发现，英文“Self-conscious”不具有今天中国文化自觉所需要的涵义。"Self-conscious"是指一个人自感笨拙蹩脚（awkward）、局促不安（ill at ease）、尴尬不适（embarrassed and uncomfortable）、无安全感（insecure）、无自信心（unsure of yourself）。有意思的是，“自觉”的英文定义，倒是满可以用在说明中国近现代与胡适先生名字相联系提倡“全盘西化”那部分精英的心态及其整个历史现象。但是于汉语而言的“自觉”，它只配归于“不自觉”。但如果我们将它放到中国近现代“文化自觉”的过程之中，它也当属于这个过程，尽管只是个初始阶段。当然它决不是今天中国人在整体上所应达到“文化自觉”涵义的状态。

本来中华文化的自觉观念，是在“一日三省吾身”、“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意义上承续下来的。文化自觉含有自我审视、检讨、达到对自己的清醒认识。清醒认识的状态是按照一定好坏、利弊、正面和反面标准等位严肃判别基础，对自我得出的比较适当的估计。它与单凭感觉或情绪进行简单比较而实行肯定或否定是相对照的。人的一般倾向，是不对自己做轻率否定的，所以自知之明不是一般的品质。自知之明十分难等可贵。文化自觉现象应该说是中华文化的特质，是它的深度所在。其他文化传统也有学者对自己文化做出批评的现象，但多呈现涓涓细流，很少像中国能形成一种主流意识，成为一种改变整个社会的历史潮流。从这个中国文化涵义去看近现代的提倡“全盘西化”历史现象，它应当算作是中国文化那种难能可贵的追求自知之明的特质。但是它的致命缺陷在于不是出于理性的恰当估计，而是单凭感觉或情绪进行的简单比较而实行的对西方文化的极端肯定与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

也是说，“全盘西化”思路的发生，之所以陷入误区，将西方文化一下子误解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只看的是在与中国的较量中西方是强者、胜利者，而对于西方强大表象背后的“体”没有理性觉察。对于“体”的失察，失察本身是过，而不是中国文化因为自己那个不同于西方的体本身有过；失察本身是过，而不是西方强大及其一些列思想文化概念背后那个与中国不同的体本身值得颂扬，值得无条件移植到中国。所以胡适先生提倡的“全盘西化”的偏颇性、激进性与对西方的体不觉察而对整个西方文化理解不到位是分不开的。如果情况是这样的，那么近现代发生的事情则是，不是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适用于今天，而是近现代的国际强权把不符合儒家为主体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东西，强加给了今天的人类与社会。与胡适先生具有同样反传统力度的陈独秀所言，也许是这种情况最好注脚；他说：“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所以，沟通中国传统与相现代性的努力不是“全盘西化”可以了得的。

如果不失察，在近代西方行为和文化思想，特别是自由主义背后隐藏着的那个“体”究竟是什么？从比较哲学阐释学术领域的说，那个“体”是结构，是西方特有的一种宇宙认识论、特有思维方式、特有价值观念和特有语言的形而上学结构。说的通俗点，就是由于古希腊、基督教、启蒙运动思想传统而形成的、在对自然世界认知上、思考方式上、崇尚的价值上、乃至使用的语言，都反映一种下意识的绝对性（即任何事物都不是相对性）和二元性（万物之间没有内在联系可言），世界的静止、不变性是绝对的。在认知西方所有行为和思想文化概念，只有把这个“体”看在眼里、考虑到对西方一切的理解过程中去，才能算是达到了对西方认知的深处和走向了新高度，才是真正的文化自觉。

对西方任何行为和思想文化都要必不可少地从那个“体”去理解它

胡适先生为什么把“全盘西化”与“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作为同一意思？他的文章《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是反映他对西方之“体”失察的绝好典型。出乎本人预料的是，胡先生竟赞同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百分之百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参加当时的“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之争中，采取了“全盘西化”即是“充分世界化”或“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的策略，这样会使很多人通过赞同他的“充分世界化”或“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说法而赞成“全盘西化”。因为“全盘”是百分之百，而“充分”和“一心一意”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九，那百分之一微不足道，对“全盘”所损无几。这样：一、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二、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赞助，只要赞成严肃向西方学习都得着他的同情；三、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总之，说"全盘西化"则都成争论的问题，说"充分世界化"则可以不成问题了。

从胡先生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认识看，他对西方哲学和神学上的“体”没有什么觉察，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走世界化的路”其实存在的是在“体”上的差别。“全盘西化”不是数量问题，而是“体”的问题，是必然以“体”的西化为内容，就是要把中国文化改成西方那个“体”，否则不可能会达到百分之百或者百分之九十九，否则根本谈不上“全盘西化”。胡先生认为是名词问题是对的，也就是策略的用词。但是这个用词策略在表达意义上是存在弊病的。这个弊病就是概念意义的游动，利用模糊性掩盖在“体”上的差别与确切性。一方面是胡先生自己没有“体”的察觉，一方面他也不想让读者从“体”的意义上去弄懂他的意思，等于是在构建语病，利用语病，达到主观已设的目的。“充分世界化”和“一心一意走世界化的路”比较“全盘西化”意义显然是模糊的。它可理解为在“体”不变的基础上可充分吸收西方可用的东西，甚至可用来表达“中体西用”的主张。然而“中体西用”是胡先生明明反对的。

另外，“充分世界化”和“一心一意走世界化的路”听上去比“全盘西化”完全消失了激进的语调，变得十分温和，可使人们放弃对绵里藏着的针的警惕。但是了解后现代主义手法的人都明白，这不过是“斯内克多可”(synechdoche）,让人们把对“西方”感觉转换成对“世界”的感觉，这种将“西方”这一概念所给予人的时间与空间感觉扩大到对“世界”的时间和空间，但目的同样的，是激起对西方的时间空间感觉的同样心理冲动。这种做法是作者在误区之中，也为读者设下误区。

其实，胡适先生是杜威的弟子，而他把老师的实验主义更多地介绍为自由主义，也反映了它对西方思想传统那个“体”的失察。美国当代中西比较哲学家和新实用主义学者曾评论：很多人认为胡适是误读，他并不了解杜威，而胡适的实验主义也不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我想这是有原因的，连杜威自己的美国学生也不了解他，我们只有等到以后再继续了解杜威。杜威不是鼓吹个人主义自由的学者。杜威的实验主义有两点属于针对西方思想传统的“体”所作的根本性理论转折。第一点，挑战西方占支配地位的二元论和超越绝对论。第二点，由于杜威实验主义构成对二元论和超越绝对论的挑战，等于它提供了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体”之外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同时，针对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民主话语结构，杜威也提供了一种崭新意义的民主概想。这两个重要特点，使得杜威思想与中国儒家思想的沟通对话，具备了基本条件和机会。杜威思想具备的与二元论和绝对论不同的体，也是胡适先生转述杜威之中消失了的。胡适提倡“全盘西化”明显走的是一条与杜威相反的道路。

从西方思想文化背后隐藏的那个“体”去理解历史观，民主、自由、人权、启蒙、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才会使我们对西方的认知精准起来，才能探索到文化自觉的新深度、新高度。胡适先生理解的文化衍进是在“大趋势，大运动上都是理智倡导的结果”；这是基于那个“体”的说法，而历史不是理性的，历史是物质与精神的不分体，是它们的相互作用。从中西比较哲学看，以“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中文字获得的意义都不是它们所应表达的英文“利伯梯”（liberty）、“蒂莫克拉西”（democracy）、“胡门莱特”（human rights）的原有意思。这三个概念的定义，无一可以离开西方“上帝”的设想，无一不是从“上帝”、“绝对论”和“二元论”的“体”派生出来的。可以说，此“自由”、“民主”、“人权”非彼liberty、democracy和human rights。启蒙在中国是一个误解与误用地概念。对于有些言必称启蒙的人，把“五四”运动成为“启蒙”的人，期盼中国发生更多启蒙的人，恰恰想象不到，也搞不懂启蒙（Enlightenment）发生在西方，反映西方思想文化的“体”，是多么复杂的一个思想文化概念。一句话，启蒙是追求代替上帝角色的绝对真理的。一旦搞清楚了西方的体，中国应该理解的是，没有西方形式的启蒙恰恰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优势表现，或者说，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西方需要启蒙所解决的那种问题。中国人真的应该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与人之间是弱肉强食关系吗？真的接受弱肉强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吗？弱肉强食反映的就是二元论的体，社会进步反映的就是超然绝对论的体。不接受这个体，就不可能西化。是这个体造成这些西化概念都不仅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而且伤害中华文化精神和危及中国的生存。因其本质逻辑决定不是为人间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动乱。可惜这些在体上发生的西方行为、西方思想文化所必应理解的涵义，都是胡适先生以及一批中国精英提倡的“全盘西化”或始料不及或忽略不计了。

不过胡适先生在提倡“全盘西化”是对西方那个“体”始料未及，不是他的过错。因为中西比较哲学发展到在结构上进行阐释学研究，最近才方兴未艾。只有最近比较哲学阐释学才越来越深刻意识到，不讲体，不知道体，讲什么中西方文化观，说什么中西方文化关系，谈什么文化自觉，只是白讲。自觉什么？就是自觉这个体，体就是结构，自觉是知道中西方思想传统各有一个很不同的结构。不讲体，只讲全盘西化，只讲充分世界化，无从化起。亨廷顿为什么说文明要冲突？就是因为这个体，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体。两个体之间，要么冲突，要么互相承认、共存相处，此外，不会有什么大同的世界文化。必须承认和接受文化的多样性，否则就是冲突，就是血腥。

胡适先生一生在西方时间相当长。但只讲它身体在哪儿（西方）是不够的，要讲他的思想是哪儿的（中国的）。他的对西方“体”未觉，说明他虽然身体在西方，用的却是中国底蕴的文化去解读西方行为、思想文化的浮面概念。他所形成的“全盘西化”观点，无非是这样一种结果。胡适先生是中国人当中根是中国文化且接触西方最多的极少数人之一；即使他的这种情况，也仍然还是用着一个中国人的脑袋想事；其实这些年的情况显然是，越是跟西方接触并不多的人，越容易萌发对西方单相思式的梦想。胡适先生是应当获得理解的，他的提倡“全盘西化”，有其自然性、必然性。在胡先生那个时代，还没有产生使得他能够对西方思想传统发生透彻理解的历史条件；没有全球化，没有今天的使得地球大大缩小的传播和交通个手段，对西方是一种中国人饱受自己文化浸泡文化心理的一种理解西方角度，这种情况几乎发生在大多数思考中西文化观的知识分子身上，所出的对西方思想文化之“体”的未觉，不应过分苛责。

由文化自觉的初级台阶走上更高的自信台阶

理解西方行为、西方思想文化的“体”，走出文化自觉的误区，是文化自觉的真正开始。文化自觉的第二步，则是找到中华文化自己那个“体”。这是关键的一步。这是说，自觉归根结底是知道自己文化是什么，知道中国文化的魂是什么，内涵是什么，荣辱观的核心是什么。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一头雾水，还是谈不上文化的自觉，更谈不到走向文化自觉的更高台阶：文化的自信。在自己的文化之中找不到让自己感到自信和自豪的东西来，与西方文化应当有什么样的健康、恰当的关系，也无从谈起；就会不是卖国主义就是狭隘民族主义。在中西文化恰当关系问题上，今天已经不是只满足于讲“中西文化融合”笼统话语的时候了，而是要认识、说清楚为什么融合，在什么意义上融合、融合的方法是什么。

对自己文化的自觉从哪里来？离开比较哲学阐释论是做不到的。这是说，找到中华文化自己的“体”靠的是对西方文化“体”的确切理解。理解它的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语言的结构，认知那个以“上帝”为出发的超然绝对论（万物的静止不变论）和二元论（一切为孤立个体、不相联系论），相比之下，找到了中华文化非绝对论（万物变化、无不相对）和非二元论（万物因内在相连而浑然而一）之“体”。在中西碰撞一百多年的今天，特别是全球化的条件，对自己文化自觉不放到全球大视野中去，特别是不放到中西比较哲学视野中去，是不会对自己文化有自觉的。“道”字所表达一切事物的变化与不绝对，一切事物都是以内在方式相联系，与此紧密联系的中国内心境界就是中国文化的灵魂，荣辱观的核心是维护事物相对与联系的自然恰当的度。发现事物的恰当性、维护它的自然性，掌握万般变化的度，则是中国人无穷尽的智慧，它就是像艺术大师般地顾及事物的整体性、全局性、延续性、权衡性。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思想传统像中国这样研究驾驭变化，在变化之中游刃有余的智慧。本人一直认为，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产生信心有三个最基本的理由：一、中华文化有一个互系性的思考方式。它让我们总是寻找事物的两方面、求合谐、求平衡。这是祖先传下的法宝。它让中华民族智慧、敏捷，立于不败之地。二、中华文化是一个道德体系，人道体系。它告诉这个民族，命运在于它自己，而不在上帝，更不在别人。道德在人的身上，神奇在人身上，人存在它们就存在。三、中华文化是个开放体系，最能与时俱进，最能包容、自重。它的内涵象大海一样深广。这都是与西方文明形成显明对照的特质，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基本点。这也是可以与西方文化交流，互补的基础。对西方文化，中国有很多需要学习，然而有了这个基本点，就可以更自觉的学习，更明确学什么。从文化角度，中国不比任何文化低下和卑贱，没有理由自惭形愧。

对中国来说，没有自信的文化自觉不是正常的自觉。自信不仅与自觉不冲突，而且缺一不可。自知之明的自觉是建筑在自信基础上的。没有自信，就没有自知之明的自觉可言。或者可以说，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以自知之明（或自觉）为前提的。自知是有好坏、利弊、正面与反面等明确标准的，不含糊的。从这种内心状态出发的自信，是很不容易的。自觉和自信不能单独存在的。二者如果分离，都会失去各自本身的意义，要么是自惭形愧、自己否定自己，要么盲目自大、自我感觉良好、不可一世。这两种倾向与自觉自信的概念是不相干的。自觉与自信恰当统一是文化自觉是高台阶，是最好的状态，是中华民族复兴希望的真实所在。

今天全球化呈现给中国的西方，构成中国人实现文化自觉的大好条件。今天已经不是在文化上只满足不出庐山的，类似躲进小楼成一统感觉的时代。中华民族跟一个人一样，也是需要长大成熟起来的。要在今天比起胡适先生那个年代实现文化自觉的空前优越条件下，完成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过程。如果胡先生曾说，如果我们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西化。我们今天则是要豪迈地说，如果我们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站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不要西化。要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决不用绝对性、二元性、单一性、单向性的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当成中国“西化”、“世界化”标准。我们要用这样的话语与行动，结束胡适先生“全盘西化”历史公案，对于我们所作的工作，胡适先生一定会含笑九泉。

（2011年12月17日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专家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