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生病的人”与“人生的病”
作者:刘仰 来源:江南app网址 日期:2013-05-02 点击:
感冒一般不需要吃药,过几天就会好,这是常识。按西医的说法,感冒由病毒引起。中国人认为感冒不吃药能痊愈,意味着人体自身有抵抗病毒的功能,这是中医和西医的一个显著的差别。西医面对感冒,看到的是病毒,因此,总是以消灭病毒为手段,所以,在西医的眼里看到的,是“人生的病”,而中医看到的,是“生病的人”。这两者的差别很值得深思。
如果针对“生病的人”,那么,每一个感冒患者的情况都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平时身体健康的人,恢复较快,不吃药问题不大。但是,有些人平时就体弱,或者身体有其他问题,感冒很可能就是大问题,不吃药恐怕不行。再比方说,小孩子感冒就不能像大人一样对待。秋冬季受寒的感冒,与本人这几天的“热伤风”也不能一样对待。中国人讲“辨证”,就是要区别对待,要找准病因,对症下药。同样都是感冒,不同的人所面临的都是不同的状况,难以一概而论。
而西医只针对“人生的病”,与中医相比,既有长处也有缺陷。长处在于,它很实证,它一定要搞清究竟是什么病毒,病毒怎么来的,如何才能杀灭病毒。由此,便产生了抗生素之类的药。不管对于病还是对于药,西医都很实证,不像中医经常说一些“风寒”、“热湿”之类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开出的药像是柴胡、桔梗等,也只是清热、解毒之类较为模糊的含义。
西医的缺陷在于,它用外来的药物替你杀灭了病毒,并没有改变身体自身的抵抗能力,下次病毒再来,老毛病会再犯。而且,西医忽视的问题是,病毒也是一种生命体,当它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或改变,它也会调整自己,不断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这就是所谓“耐药性”。西医在针对“人生的病”这一方向上,更极端的做法是,发明一种针对病毒的统一的疫苗,几乎不区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统一注射疫苗,以为就此万事大吉。事实上,由于人与人的差别,注射疫苗的结果也不相同,甚至有人会因此而死亡,但西医认为,那只是一个概率问题,90%有效,那就很好了。
东西方对待病、对待药、对待人的不同方式,其实也超出了治病救人的范围。中国人说,治病与治世是一样的。治理社会,无非是社会得了病,如何让社会变得健康而已。比方说,贪污如果是一种社会的病,东西方对于贪污危害的认识基本差不多,就好比东方人、西方人都认为感冒是病一样。但是,在解决贪污问题的方法上,东方、西方又不完全一样,就好比治疗感冒的方式不一样。西方政治认为,贪污是一种社会病,解决它就要找到治这个病的药。在西方政治术语中经常出现的“监督”、“透明”、“公开”等,就是西方政治开出的治理贪污的药。如同抗生素治感冒一样,它有效吗?当然,有时候还非常有效,几乎就像是特效。然而,它也像抗生素一样,对于不同的社会现实,未必都一样有效。这就是很多照搬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都没能解决贪污问题的原因。
借助医药的理论,那些照搬了西方政治制度却依然腐败的国家,无非是几种情况,一是本身的体质的问题,即本身的社会现实与西方不一样,同样的药,有的有效,有的无效,有的还会死人。二是抗药性的问题。贪污如果是一种病毒,如果滋生的环境没有改变,它总要产生。因此,面对“监督”、“透明”、“公开”之类的药物,很快也会产生抗药性。中国话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运用中医的理论,治疗感冒一是在患病阶段对症下药,二是在平时增强抵抗病毒入侵的能力,那么,针对贪污这一社会病,东方的治理方式与西方政治也是不一样的。
当贪污问题发生,西方政治和东方政治就像西医和中医一样,都有自己的药方,效果也各有千秋。中医的东方思维还非常注重提高自身免疫力,从人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平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日常生活细节,注意养生。移植到社会政治上,对于贪污这样的社会病,这一思维认为,道德就是增强社会免疫力的手段,有了道德,就可以降低贪污出现的可能性。这里所谓的道德,不完全是个人修养,同样是社会风气。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政治同西医一样有欠缺。比方说贪污产生于人性的自私和贪婪,西方政治并不从源头上约束它,反而声称自私是天性,所以贪污就总要发生,用政治药物去治,即便在西方社会,抗药性也同样产生,只不过体现的方式与非西方国家不太一样而已。
就医学来说,西医仿佛是一个诡计:鼓励自私、鼓励无节制的自由,就像提倡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得疾病频频爆发,然后卖统一的药,由此可以让一家机构获得巨大的利润。而东方的方式是,从观念上减少自私或强调有条件的自由,就像平常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道德素养和道德风气,就像医生的防病工作与治病一样重要。但与西医相比,中医更可能的结局是,防病出色,发病少了,中医的收入待遇、经济利润要比西医为低。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成本的问题,西医的开刀、移植、透析等不能说无效,但是,对人对社会的成本都太高。如果能像中医那样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事先,减少疾病的发生,而不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事后的治疗,对人、对社会都是有益的。
当然,说中医思维与西医思维的不同,不代表一个好,另一个就坏。两者各有利弊,各有用途。比方说生孩子这件事,不孕症采用试管婴儿的西医办法,的确容易直接有效。但是,中医会更多地考虑,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普遍的不孕症?比方说工业化带来的污染,或商品经济社会导致的生活方式等。而西医思维的缺陷是只针对“病”,以为一个药方可以包治百病,却不像中医思维那样认为,即使同样的病也有不同的原因,消灭了病,未必救得了人。其中差异,值得玩味。
本人继续感冒中,随意联想,草就一文。
如果针对“生病的人”,那么,每一个感冒患者的情况都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平时身体健康的人,恢复较快,不吃药问题不大。但是,有些人平时就体弱,或者身体有其他问题,感冒很可能就是大问题,不吃药恐怕不行。再比方说,小孩子感冒就不能像大人一样对待。秋冬季受寒的感冒,与本人这几天的“热伤风”也不能一样对待。中国人讲“辨证”,就是要区别对待,要找准病因,对症下药。同样都是感冒,不同的人所面临的都是不同的状况,难以一概而论。
而西医只针对“人生的病”,与中医相比,既有长处也有缺陷。长处在于,它很实证,它一定要搞清究竟是什么病毒,病毒怎么来的,如何才能杀灭病毒。由此,便产生了抗生素之类的药。不管对于病还是对于药,西医都很实证,不像中医经常说一些“风寒”、“热湿”之类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开出的药像是柴胡、桔梗等,也只是清热、解毒之类较为模糊的含义。
西医的缺陷在于,它用外来的药物替你杀灭了病毒,并没有改变身体自身的抵抗能力,下次病毒再来,老毛病会再犯。而且,西医忽视的问题是,病毒也是一种生命体,当它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或改变,它也会调整自己,不断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这就是所谓“耐药性”。西医在针对“人生的病”这一方向上,更极端的做法是,发明一种针对病毒的统一的疫苗,几乎不区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统一注射疫苗,以为就此万事大吉。事实上,由于人与人的差别,注射疫苗的结果也不相同,甚至有人会因此而死亡,但西医认为,那只是一个概率问题,90%有效,那就很好了。
东西方对待病、对待药、对待人的不同方式,其实也超出了治病救人的范围。中国人说,治病与治世是一样的。治理社会,无非是社会得了病,如何让社会变得健康而已。比方说,贪污如果是一种社会的病,东西方对于贪污危害的认识基本差不多,就好比东方人、西方人都认为感冒是病一样。但是,在解决贪污问题的方法上,东方、西方又不完全一样,就好比治疗感冒的方式不一样。西方政治认为,贪污是一种社会病,解决它就要找到治这个病的药。在西方政治术语中经常出现的“监督”、“透明”、“公开”等,就是西方政治开出的治理贪污的药。如同抗生素治感冒一样,它有效吗?当然,有时候还非常有效,几乎就像是特效。然而,它也像抗生素一样,对于不同的社会现实,未必都一样有效。这就是很多照搬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都没能解决贪污问题的原因。
借助医药的理论,那些照搬了西方政治制度却依然腐败的国家,无非是几种情况,一是本身的体质的问题,即本身的社会现实与西方不一样,同样的药,有的有效,有的无效,有的还会死人。二是抗药性的问题。贪污如果是一种病毒,如果滋生的环境没有改变,它总要产生。因此,面对“监督”、“透明”、“公开”之类的药物,很快也会产生抗药性。中国话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运用中医的理论,治疗感冒一是在患病阶段对症下药,二是在平时增强抵抗病毒入侵的能力,那么,针对贪污这一社会病,东方的治理方式与西方政治也是不一样的。
当贪污问题发生,西方政治和东方政治就像西医和中医一样,都有自己的药方,效果也各有千秋。中医的东方思维还非常注重提高自身免疫力,从人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平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日常生活细节,注意养生。移植到社会政治上,对于贪污这样的社会病,这一思维认为,道德就是增强社会免疫力的手段,有了道德,就可以降低贪污出现的可能性。这里所谓的道德,不完全是个人修养,同样是社会风气。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政治同西医一样有欠缺。比方说贪污产生于人性的自私和贪婪,西方政治并不从源头上约束它,反而声称自私是天性,所以贪污就总要发生,用政治药物去治,即便在西方社会,抗药性也同样产生,只不过体现的方式与非西方国家不太一样而已。
就医学来说,西医仿佛是一个诡计:鼓励自私、鼓励无节制的自由,就像提倡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得疾病频频爆发,然后卖统一的药,由此可以让一家机构获得巨大的利润。而东方的方式是,从观念上减少自私或强调有条件的自由,就像平常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道德素养和道德风气,就像医生的防病工作与治病一样重要。但与西医相比,中医更可能的结局是,防病出色,发病少了,中医的收入待遇、经济利润要比西医为低。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成本的问题,西医的开刀、移植、透析等不能说无效,但是,对人对社会的成本都太高。如果能像中医那样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事先,减少疾病的发生,而不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事后的治疗,对人、对社会都是有益的。
当然,说中医思维与西医思维的不同,不代表一个好,另一个就坏。两者各有利弊,各有用途。比方说生孩子这件事,不孕症采用试管婴儿的西医办法,的确容易直接有效。但是,中医会更多地考虑,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普遍的不孕症?比方说工业化带来的污染,或商品经济社会导致的生活方式等。而西医思维的缺陷是只针对“病”,以为一个药方可以包治百病,却不像中医思维那样认为,即使同样的病也有不同的原因,消灭了病,未必救得了人。其中差异,值得玩味。
本人继续感冒中,随意联想,草就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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