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如何治理“道德沙尘暴”？

作者：刘仰

易中天先生近日接受《精品阅读》采访，对中国当前的道德现象发表了一些看法，文章刊于今年第一期《精品阅读》。在这篇采访文章中，易中天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描述，他将当下中国道德危机频发、缺德事件不断的道德状况称之为“道德沙尘暴”，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而且，易中天先生在采访中也表示，他并不欣赏这种状况，而是希望得到治理。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治理“道德沙尘暴”，显出蓝天白云？易中天先生没有给出明确的方式，只是简单提到要“从长计议”。我想对于易中天先生在该采访文章中体现的前后观点，说点我的看法。
首先，易中天先生并没有指出“道德沙尘暴”频发的原因。这不能责怪易中天先生，提问者是我的老朋友老愚先生，老愚没有问这个问题，易中天先生自然不便自顾自地阐述一番。但是，简单理解一下“道德沙尘暴”频发的原因，我认为是有必要的。中国古代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叫做“义利之辨”，当今道德沙尘暴频发，其实就是“利”的原则大大超越了“义”的原则，尤其是个人的“利”被某些人放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上。理论界、思想界对于道德观念大加鞭挞，不分青红皂白地斥之为“虚伪”，又提供不了新东西来填补道德空缺，这种风气蔓延到社会，自然容易导致“道德沙尘暴”频发。因此，道德沙尘暴频发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精英发生了普遍性的道德沦陷。
其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易中天先生首先否决了政府“以德治国”的办法。否决的理由有点奇怪。他说，政府提倡以德治国，政府就会成为道德的提倡者和仲裁者。政府作为道德仲裁者，就会“法外施刑”。我认为，易中天先生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政府“以德治国”并不是说成为道德仲裁者，而是引导社会大众走向道德化的生活方式，因此，真正的道德仲裁者是具备了道德素养的社会大众，而非政府。比方说“苏丹红”事件，当事人如果具有常规的道德感，自己都不愿吃的东西，怎么能卖给其他人，达到自己赚钱的目的？因此，如果民众普遍具有道德品行，政府只要告诉大家“苏丹红”不能用于食品，大家自觉遵守即可，而不需要像防贼一样，严密地检查每一个红颜色的食品。政府在老百姓普遍具有道德水平的基础上，并不需要成为道德仲裁者。政府不得不成为道德仲裁者，恰恰是道德普遍缺乏、又想维护道德的结果。比方说公交车上让座，如果大众普遍拥有自觉的道德，给老人让座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有人不让，道德舆论的倾向在乘客中立即就会很清晰。只有当公众普遍缺乏道德的时候，政府才不得不以规定“专座”的方式来维护道德，在这里，道德才变成了“准法律”，向易中天先生所说的“法外施刑”靠近了一步。
易中天对于政府成为道德提倡者的反对理由，更加不可思议。他说：“当倡导者，则对政府不利。因为这会对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平，提出极高的要求。他们甚至必须是全民的道德楷模，否则就不好意思当倡导者。结果是什么呢？是一旦出现贪腐，则政府威望尽失。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政府，可以做到绝无贪腐。”我的问题在于：难道我们不应该对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平“提出极高的要求”吗？就算不能做到百分百，难道连这种努力都不需要吗？难道为了避免出现贪腐之后的难堪、“威望尽失”，就可以事先解除政府官员所有的道德束缚吗？这种观点岂不是在为贪腐松绑？虽然我不认为易中天先生本意如此，但是，易中天先生的这些理由，事实上的确为形成贪腐，在源头上开了绿灯。也许易中天先生会说应该用制度、法律来约束、惩治贪腐，但是，用道德在源头治理，用法律在事后惩治，双管齐下难道不好吗？其实，政府与法律的关系，也类似政府与道德的关系。如果我们说政府应该提倡法治，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这番话，政府成为法律的提倡者，等于要求政府成为守法的模范，既然贪腐不能绝对避免，一旦出现贪腐，政府的守法形象岂不也“威望尽失”？如此说来，政府是否也应该不要成为法治的提倡者？从古至今，中国人对于教师都很尊重，教师身负教书育人的百年大计，在教育人的同时，教师自身也被要求以身作则、洁身自好。按照易中天先生的逻辑，由于坏教师不可能避免，为了避免出现坏教师后“威望尽失”的难堪，教师是否就可以不需要道德要求，并且不能够向学生传播道德规范？易中天先生举例的很多道德沙尘暴现象，包括师德沦丧，不正是他这种观点的必然吗？“任何人都不能成为道德权威”，这个问题在西方社会似乎是肯定的回答，因为在西方，唯一的道德权威只有上帝，那么——
第三，老愚问易中天先生，在中国用宗教来实行道德建设行不行？易中天先生明确表示不行，对此我也表示认可。但是，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在西方国家，道德往往属于宗教的范围，西方政府不管道德，自然有宗教去管。效果怎样不去说它，至少道德、法律这两块都存在，并发生着各自的作用。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观点，在中国，如果政府不能提倡道德，宗教也不能产生作用，那么，中国的道德建设应该由谁来做？我们应该排除“道德是天生的”这样的观念，因此，靠民间自发显然不行，那么，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观点，中国的道德沙尘暴岂不永无治理之日？对此，易中天先生说要“从长计议”，我也只能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第四，老愚在采访中提到了国民劣根性问题，易中天对此问题的看法还比较中性，没有像某些人那样走极端。易中天先生对于中国当今的“道德沙尘暴”现象表示“担忧而不绝望”，我认为易中天先生的这个态度是值得欣赏的。但是，对于“担忧而不绝望”的理由，我觉得依然显示出他的自相矛盾。易中天先生说，我们有三千年的文明史啊，我们是道德感极强的礼仪之邦啊！易中天先生进一步表述，我们中国在道德文明的进化中，已经不是“小孩子”，这都说的很对，但我们应该看到，上述种种，正是中国传统用非宗教手段，以政府作为道德提倡者的结果。然而，易中天先生还说，解决道德沙尘暴还是需要“改造国民性”。那么，我的问题是：是按照“礼仪之邦”的传统去改？还是按照批判传统的方式去改？也许我的问题有点绝对，比较合理的方式是，既要延续传统，也要接纳新思想。我想易中天先生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他并没有把这个意思表达得很清晰，并且依然沿袭“国民劣根性”理论的习惯方式，对于“国民劣根性”做了举例说明。
对此我认为，所谓“国民劣根性”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劣根性”，事实上它是人类共有的特性，是人性的普遍缺陷和弱点。任何被贴上“中国人劣根性”标签的丑陋现象，其实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一样，中国人从来不比其他人更坏、更具有“劣根性”。相反、“三千年文明史”、“礼仪之邦”、不是“小孩子”使得中国曾经成为运用非宗教手段，将人性的普遍缺陷纠正得最好的国度。而当今中国的“道德沙尘暴”现象，恰恰是过度抛弃中国道德传统的结果。当易中天先生这样的观点——政府不该管道德，宗教在中国也不能起到道德作用——成为共识的时候，中国只有成为道德沙漠这一条路了。在道德丧失的局面下，人性普遍缺陷的自然流露和爆发，在中国便被某些人误以为是中国人特有的“劣根性”。
以上是我对于易中天先生这篇采访文章的理解。我认为，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观点，中国当今的“道德沙尘暴”很难看到被治理的前景，虽然易中天先生有此愿望，但结果很可能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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