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主义与执政能力

潘维

共产党是先锋队。如果党内存在一大批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以公权谋私利的官员，党就腐败，就不是先锋队，党的威望就丧失，执政能力就受损。

民本主义要求恢复精英党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应树立明确的执政理念。

笔者非常赞同中央最近提出的民本主义的执政理念。《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从西周时代到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三千年来中国最深厚的执政传统就是民本主义。回归中国传统，回归民本主义，以中国广大人民的福利为执政基础，是执政党的方向。

有人说，民本主义是小农和传统王朝的意识形态，笔者不认同。民本主义产生于士子，是精英的思想，要求有奉献精神的精英来照顾人民的整体福利。在现代社会，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与民本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精英为什么会相信民本主义？因为他们是精英，考虑的是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利益。儒家的民本主义传统不仅鼓励了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乃至执政为民的中国士子精神，而且在今天的香港、新加坡等华人社会也依然是主流思想。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不是小市民的党，也不是大商人的党，更不是大工业的党，而是代表新加坡整体发展利益的党。

民本主义执政理念必然要求恢复精英党的组织路线，即“先锋队”思路。什么是精英？精英是有奉献精神的人，其精髓是为社会整体利益无私地做奉献。精英不是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愿意为公共利益，为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利益做奉献的那部分社会先进分子。精英可以是官员，也可以是普通人，包括张思德、雷锋这样出色的士兵。但精英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诚心诚意为老百姓服务的人，是为社会进步而协调老百姓利益和矛盾的人。所有的政务官（执政党任命的有固定任期却没有铁饭碗的官员）都应当是精英，是“像个党员”的共产党员。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不是全民党，而是精英党。全民党不可能是先锋队。如果党内存在一大批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以公权谋私利的官员，党就不是先锋队。“先锋队”不是自封的，先锋队获得威望，靠的是以身作则、公正廉明。“公生明，廉生威”。公正、清廉、透明、明智，全心全意地为大众服务，这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做到的，只有少数精英能做到。

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与其党员数量稀少有密切关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声望持久，成为长盛不衰的执政党，其中一大“奥秘”是坚持“精英党”的组织路线。什么是精英党？精英的执政集团是些什么人？精英党容纳着具有较高道德水准，又有较高专业水平的人，在市场型的社会里，这种人注定是极少数。新加坡350万人，而人民行动党仅有8000名党员。在新加坡，一个人想加入人民行动党，要经过长期考验，从年轻时就要义务服务于社区，几乎不拿薪水，成为社区最受尊重的人。这样的人，才会得到党的支持去参加议员竞选，选上了就是人民代表。在议会里议政能力强，就能当上政务官。这种人是信奉民本主义的极少数人。由这样一些人构成的先锋队，当然享有崇高威望，当然有出色的执政能力。

在中国而言，先锋队指的是那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特别是具有这种道德情操的高级专业人才。党吸纳的人多了，自然鱼龙混杂。人少了，要求高了，就容易选拔精英，力量反而强了，威望反而会提高。因此，提高入党的门槛，严格党的纪律，逐渐减少党员数量，是恢复党的先锋队性质的一个重要的组织措施。

全体老百姓不是由老百姓来领导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共产党并没有自己的一党之私，没有“党产”，也不搞“党库通国库”。因为“身正不怕影子歪”，就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发动和组织群众，能够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统一战线。而一旦先锋队成为全民党，丧失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丧失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产生自私自利、盛行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纪律松弛涣散，党就不是先锋队了，就产生腐败，威望就丧失，执政能力就受损。国民党在1970年代变成了全民党，党员人数占台湾成年公民的三分之一，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先锋队”变成了“民主派”，为后来的腐朽和分裂埋下了伏笔。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来就不是大众精神，当然也不能用来要求人民大众。这种精神是先锋队的精神，不是民主主义精神。精英党的意识形态从哪找？从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找。概括起来，就是“民惟邦本”，就是民本主义，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本主义高于民主主义，是适应中国国情的优秀执政理念。

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就是人民厌恶阶级斗争，蔑视党争，反对领导集体分裂，拒绝利益集团的代表来执政。在这个意义上说，新的执政核心为执政党提出了民本主义这一正确的意识形态纲领。这个纲领要求恢复精英党的组织路线，也就是恢复党的先锋队性质。

加强执政能力从反腐败开始

中肯地说，在世界范围里比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质量是不低的。套用评价奥运会表现的术语，就是“在第二集团里领先”。然而，中国共产党的质量近年来明显衰退，执政能力下滑，主要表现为党和政府官员腐败，由此引发官民矛盾。官民矛盾是当前社会一个主要矛盾，处理和解决这个矛盾是执政党面临的重要任务。提高执政能力要有明确的标准，如果党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谈提高执政能力就是空话，就会在人民中失去信誉。人民对党丧失信心，党的执政能力必然下降。

如何解决腐败问题？从学理上说，政府腐败是世界上最容易解决的事情之一，理论脉络非常清楚，就是分权制衡，建立法之治。从经验上说，大国、小国、穷国、富国，都有在一夜之间把腐败控制住的历史经验，具体办法丰富多样，比如给限期退休和被起诉两种出路。然而，从现实来讲，治理腐败却极其困难。难在一些党的高级官员腐败了，其他人投鼠忌器，不敢下大决心。怎么办？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人民前面，腐败无可遁形，因为人民是腐败的直接受害者。在这样的时候，敢不敢继承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传统，敢不敢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就成了考验和检验党的执政能力的标志。采取果断方法，坚决、迅速地制止党内腐败，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非霹雳手段，难显菩萨心肠”。腐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对腐败的容忍，不仅是对人民福利的伤害，也是对党的自身利益的伤害。

论及官民矛盾，中国的传统思维非常好，“治吏不治民”。治好官，把坏官拿下，何愁人民犯上作乱？今天治官要用法治的办法，分权制衡，违法必究，而且从严惩治。法治和法律不是一回事。法的内容分左右，法治不分左右，法治是使法律“顶用”的办法，核心是分权制衡。执政的人，权力相互掣肘，法的权威才能上升。

治了贪官，再产生新的贪官怎么办？就要建立制度。制度的选择空间非常宽，比如有人提议高薪养廉。这个提议换个思路，可以把公务员的退休金定高，把退休待遇规定得非常好，比如大笔退休金、大型住房、免费医疗。官员不敢犯法，违法行政就要被驱逐出公务员队伍，优厚的退休待遇就鸡飞蛋打了。官员行政的前提是别在任内违法。违法官员，不管他过去有多大的功劳，都会丧失退休的优厚待遇。有人想在任内大捞一把，连工资带退休收入都一次搞定。可以，但要冒在监牢里度过后半生的风险。要做先锋队，就要接受在任时只拿平均水平的薪水，工作比老百姓辛苦得多，收入却比一般老百姓仅高一点点。推迟支付的官员退休金，投入现在的建设事业。被惩治的腐败官员多了，支付的退休金也就少了。腐败官员少了，建设事业搞好了，许诺给官员丰厚的退休待遇当然就容易兑现，人民也容易接受。

今天把执政能力问题摆在了桌面上，几年后，如果共产党不能落实民本主义，不能回归先锋队的本色，不能取得反腐败的实质性进展，那么关于“执政能力”的讨论，不过是又放了一次空炮，让人民再一次失望。“新概念”不过是为执政能力继续下降做了“贡献”。治理腐败非常难。然而，把非常困难的事情办到了，叫做“精英”。把不可能之事变为可能，叫做“英雄”。把梦想变为现实事业的执政团队，叫做“先锋队”。执13亿人的大国之政，当然是困难的。正因为难，所以要精英，要先锋队，要出色的领导人，要智慧、魄力、决心、勇气和担当。

有人说，精英兴衰与王朝兴衰都是必然的，笔者不以为然。法治社会不同于王朝社会。违法乱纪者当然不是精英，连违法乱纪者都治不住的社会当然不是法治社会。

从政治改革的方向看，中国必然走依法执政、法治国家的道路。这条路还很长。欲走上正轨，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当从治理腐败开始。腐败的执政党与信奉民本主义的执政党是水火不相容的。落实了执政党的民本主义精神，党就不会腐败，就会去勤奋组织人民生产建设奔小康，数千万城市人就不会“下岗”，数亿农民就不会处于失业状态。

文章来源： 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