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文治当道，积弱挨打（增订版）

一、郁郁乎文哉

当我们反思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时，常听到的一句总结性的评语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几乎成了不易之论；也就是说，在近现代中国，由于我们的农业文明日益落后于欧美的先进工业文明了，所以积弱挨打。

但是宋代落后吗？相对于胡人的草原游牧文明，中原汉人的农业文明总体上显然是先进的；就是相对于当时世界的其他古老文明，不但不落後，而且在许多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宋代，居然不断遭受文明落後的游牧胡人辽人、金人和蒙古人的打击凌辱，最终竟致家破国亡的悲惨地步？

这是国史上一个待解的谜，虽然学术界迄今已经提出不少解答，但是无论就史料和观点而言，仍然有进一步深入探索研讨的余地。

由上篇所论，或许对这个谜可以得到这样的解答：就是地理生态的物质因素，已经构成了一种国史上空前未有的强大的历史伟力，强大到河洛文明的主观精神因素无法抗拒的地步，以致将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河洛涡漩核心推出河洛中原地区，终致河洛文化涡漩运动中衰的衰变裂变。

这里所谓的「河洛文明的主观精神因素无法抗拒的地步」，可以从各种角度去

探究，（1）本篇选择从两宋自始至终大体上贯彻的一项文治国策来考察；或具

体地说，即从实行一种「崇文抑武、文武分途」的文治国策来考察。（2）这项国策不仅体现在国家的内政边防的大政方针、典章制度、具体的政策和措施等方面，还体现在两宋的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科技工艺等方面，是一个与两宋同始终的、彻底的、全面性的时代特征和精神zeitgeist，影响当世和後世至深且巨，甚至构成了此後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心态和思维模式。

由于篇幅所限，本篇将侧重于北宋开国初期的两位君主宋太祖和太宗所制定的「崇文抑武、文武分途」的文治国策，和据此而推行的一系列大政方针。此後即被两宋历朝君王视为祖制或祖宗家法而大体上奉行不渝。（3）也许可以从这个侧面能够部分地解答两宋何以挨打的原因。至于文化思想方面，则留待下篇中再行详论。

1、何谓文治

首先要界定一下什么是文治。文治是相对于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武人当道的武治和秦朝实行严刑峻法的法治而言；形象地说，文治是笔杆子当道，武治是刀把子

当道（相当于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法治是印把子当道。

本文所谓的文治文化，包括思想、制度和行为方式，其中特别是与伦理道德紧密结合的政治文化。（4）当然，本文对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是采取唯物辩证的观点，即物质是第一性的，但精神（制度）一旦衍生後即独立存在而具有强大的内在生命力，可以反作用于物质。这个观点，从〈寻根问祖〉到本文是一贯不变的。

为此，本篇将从政治文化（包括军事）方面深入分析论述北宋文治文化的成因、来龙去脉、主要内涵及其深远的影响。简言之，本篇的主旨是要从内因也即主观方面论证两宋之积弱（而非积贫）中衰（5）主要应当归因于其文治的国策，胡人的崛起充其量是个外因，相对而言是次要的。至于社会结构、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因素，将留待下篇详论。

如上所述，在文治中，本文特别突出政治文化这个最关键、最活跃的领域。在两宋时期，政治文化的核心就是崇文抑武；由此而衍生了文武分途，武人地位相较于五代十国时期，一落千丈，倍受压抑、排挤、贬斥、鄙视、打击（6）。这种现象，始于开国初期，中间虽有起伏曲折（7），但总体上一直延续至南宋灭亡为止。

促使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制定文治国策的直接原因，众所周知是自唐中叶安史之乱至北宋建国（755—960年）的两百多年来，藩镇拥兵自立，割据称雄（8），武人跋扈专权，君权旁落，形成了长期黑暗失序的武治政治文化。其标志性的现象有四：首先是刀把子出政权，将帅武人掌握皇帝的废立大权。後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自傲地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9）五代士兵更换甚至杀害主帅的事，屡见不鲜，拥立皇帝的也有三次。（10）就是在这种历史的大背景下，当时身为後周殿前都点检（禁军统领）的赵匡胤，被他的部下赵普、石守信等在陈桥驿「黄袍加身」，拥立为皇帝的。

其次是武人自命系国家天下安危。後汉军帅史弘肇宣称：「安朝廷，定祸乱者，只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毛笔，笔杆子）焉足用哉！」（11）所以是刀把子的天下。不但打天下要靠刀把子，治天下也少不了刀把子。例如王安石说，「五代用武，故政出枢密，宰相备位而已」（12）

第三、文臣饱受强兵悍将凌辱，甚至屡遭杀戮。士大夫此时「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13）江淮地区早在五代十国的吴国统治时期，例如在杨行密统治时期，「其牧守多武夫悍人，类似威骜相高，平居斋几之间，往往以斩伐为事。至于有位居相伯而目不识点画，手不能捉笔者。」（14）川蜀地区在前蜀统治期间，武人势力很大，以致文臣被武将诛杀者比比皆是。

最後是社会上弥漫着一种重武轻文的风气，青年投身军旅，博取功名富贵。例如武臣侯章说，我是粗人，全靠刀把子博取富贵。（15）许多文人也弃文从武，投身军旅。当时的有志之士，例如历仕五代的晋、汉、周三朝的节度使焦继勋，年轻时喜好读书，但看到书生的悲惨潦倒命运时，愤而立志说「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16）就毅然投笔从戎，後立下赫赫战功，功成名就。所以，五代时期是刀把子的天下，笔杆子只能俯首听命，苟全性命于恐怖统治的武治时期。

北宋的建立使文臣的噩运结束，否极泰来。大凡改朝换代，必然革除积弊，创制革新，但宋太祖之创制革新却是革命性的，对上述五代时期黑暗失序的残暴武治文化正本清源，彻底根治；在文化思想、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大刀阔斧，改弦更张，实行一系列有利于文臣的新政策、新措施。就其所涉广度、深度、内涵、影响而言，都是划时代的举措。因此，宋太祖堪称是中世纪国史上的一大风流人物！

赵匡胤制定这项「崇文抑武」的文治国策的直接动机，同历朝的开国君主秦始皇、汉高祖、唐高祖、唐太宗一样，都是先求自保，不仅要维护巩固自己的皇位，还要使自己打下来的江山能够传之久远，不会改朝换代。赵匡胤从两个方向贯彻这项「崇文抑武」的文治国策，一个是釜底抽薪，削藩收兵，彻底消除刀把子的威胁，这是硬的一手；（17）一个是尊崇儒道、儒学、儒术，褒扬重用儒士，大幅提升笔杆子的地位和权力，这是软的一手；双管齐下，软硬兼施，以期彻底扭转二百年来武治之暴政劣习。

于是即位的第二年即961年，就上演了一幕精彩的政治大戏，这就是有名的「杯酒释兵权」，（18）不流血地、「温馨地」（19）首先免掉他曾经依靠他们夺取皇位的殿前都点检一职的慕容延之职，并从此不再设置此职；接着解除开国将帅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的兵权（20）。然后又将节度使召回京师，赐予宅第，不让回任。与此相应的措施是，重用文臣，任命心腹文臣赵普为枢密使（21）

，主掌全国军政，凌驾武将之上。这样，既消除了中央兵变的可能性，又彻底杜绝了藩镇割据的祸源。不仅中央由文臣主政，还逐步从中央派遣百余名文官到各地充任知县、知州、通判、刺史等职，取代前朝遗留下来的武人县令、州刺史。（22）

不但重用文臣，还厚待文臣，褒扬尊礼有加。太祖甚至刻石立约，不杀文臣及言事官，藏之太庙，列为祖训，世代奉行不渝。（23）此後文臣，可以贬斥，可以流放，但无杀身之祸，等于为文臣颁发了一道「人身保护状」，同明代的虐杀苛待儒臣文臣成鲜明的对比。宋太祖、太宗（性向偏于文人）由于是武人出身，打自心底猜忌武人，因为一旦造起反来，就会江山易主，所以不得不层层设限，严密防范；（24）反之，对于文臣又打心底里深信文人单靠笔杆子，永远造不了反，正是所谓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所以放心重用文人，压抑武人，深信纵然文臣或私德有亏，才学平庸，但绝不会对皇位构成直接致命的威胁。不过，骨子里却又轻视文人，百无一用是书生，「不过一介书生而已」。(25)

此外，宋初在推行「崇文抑武」文治国策方面，颇具象征性意义的措施是，983年太宗将悬挂多年、习以为常的「讲武殿」更名为「崇政殿」。盖用「武」字命名宫殿的作法，由来已久，汉代就有过。如「正武殿」，「玄武殿」，以示崇尚武德、武功。唐玄宗即位初有「讲武殿」。五代时，武夫当道，以「武」字命名宫殿更是司空见惯的常事。（26）

宋初循惯例，皇宫也有「讲武殿」，成为皇帝接见臣下，处理政务的重要国务活动场所，甚至是军国大事的枢要重地；而且是後殿，更有自己人的一层亲密、机密的意思。（27）同时也显示朝廷对国家武备的关注，尚武精神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所以表面上看来将宫廷的「讲武殿」易名「崇政殿」，只不过是更换一个宫殿的名称的小事，但其深意是要转变观瞻、士风、政风；是要昭示新朝代崇文抑武、偃武修文国策的新思路和决心，以及截然有别于前朝的大政方针。所谓的崇政殿，名义上是崇「政」，实质上是政以文成，政从文出，是「崇文」、「崇儒」的别称；所以如果理解为「崇文殿」或「崇儒殿」更能体现其时代精神和文治国策的深意。

2、文治当道

「崇文抑武」文治国策的核心就是太祖、太宗独尊儒学，复兴儒学，钦定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主流；唐代是三家并行，而且道家受李唐偏好，定为国学，所以才有苏轼1078年的「韩愈（文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浩叹与颂赞（28）；宋初二帝则独尊儒学，恢复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国教（这里的教，是指教化，非指宗教）传统。于是，儒学又从众流之一复归主流，成为此後千年来直至1919年五四打倒孔家店为止儒家一统天下的正统地位（当然除了蒙元统治期间的短暂中衰）。（29）

宋初尊儒是全面性的，是表里一致的，彻头彻尾的，不像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表里不一，外儒内法，儒表法裡。（30），为了维护皇权皇位，当务之急当然是剥夺武人兵权，安定天下；紧接着的下一步，就要使江山永固，这就要从典章制度、文化思想、风俗习惯上入手。在一个具有深厚政治伦理传统的礼仪之邦，祭祀敬祖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尊儒势必先从礼仪开始。太祖即位登基後不久即令扩修国子监中的儒家先圣祠庙，重新绘制先圣、先贤、先儒肖像这些具有象徵性的建筑物和偶像，让学子后人膜拜；甚至亲自撰写赞文，表彰困居陋巷、衣食仅够温饱但不改其乐的颜回。一再率群臣临国子监，拜谒供奉孔子的文宣王庙，下诏对文宣王庙行使一品礼仪。五代时孔庙便失去祀礼，正是武人摧残文臣的必然举措。因此，武人出身的太祖敬礼孔子，便向天下传达了「崇文尊儒」的信息。三十多年後宋真宗本此精神，追封孔子为「元圣文宣王」，称颂孔子为「人伦之表」，学为「帝道之纲」，儒家、儒学、儒术、儒道的独尊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深化和普及（31）。

真是「郁郁乎文哉」！

其次是鉴于五代民风习俗败坏，宋初特别重视教化，移风易俗。例如太宗时特借为其胞兄宋太祖安排丧礼之事，诏告天下说，「风化至本，孝悌为先，或不顺父兄，异居别籍者，御史台及所在纠察之。…咨尔臣庶，宜体朕心。」（32）意在提倡孝悌之道，化民成俗，以使暴戾浇薄之民风复归淳厚纯朴。

第三是太祖登基後的第二年（961年）即举行科考，以儒学经典取士（33）

。虽然是承袭隋唐旧制，但较之唐代，无论在广度、深度、优礼度上，宋代都有过之无不及。唐代进士及第後，没有即授官职，但宋代凡进士及第即授官职；宋代登科名额远超过唐代，唐代100多人，而宋太宗时即多达500多人，甚至多至700多人。唐代贵族门第势力仍然存在，地方长官也可自辟，所以仕进路广，不必专靠科举一途入仕。但至宋代时贵族门第已经基本上消灭，地方官也不能自辟，所以应进士试者遍及全国。太祖亲自主持殿试，于是中举文人成了「天子门生」(34)，这是寒门文士做梦都不敢想的荣耀！唐代殿试时皆有人落第，但宋代自仁宗起则「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士子无不欢欣鼓舞；最後是状元及第，到了宋真宗时备极尊荣，（35）而且大半日后必为秉政枢臣。所以，进士成了天之骄子，科举成为读书人入仕的金光大道。（36）儒生文士真是尽得风流，独领风骚！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科举制度制造了一个特殊的文官群体或阶层，而与武人群体或阶层截然有别；虽然同列朝堂，但是由于文臣得到天子百般宠信厚爱，享有种种特权和社会地位，所以武臣从此倍受文臣的歧视、排挤、打压，以致武臣产生了自卑，自视低于文臣一等，甚至自暴自弃，庸懦怕事，不图进取。武臣在此崇文抑武的大气候下，不得不调适心态，对文官恭敬礼让。例如太宗时位高权重的枢密使曹彬，在路上碰到士大夫的车驾，「必引车避之」，将自己的车乘驰入路旁街巷。（37）就这件事本身而言当然还不能算是排挤、歧视，而是曹彬有自知之明，免讨没趣而自动回避。

但是此後武官遭受排挤打压的事件，宋史上层出不穷，甚至威镇边关的将帅也难逃此噩运。例如宋太宗时的名将杨业、仁宗时的名将狄青、王德田、种世衡、张亢等，为国家在边关立下赫赫战功，甚至以身殉国，都难免遭受文臣的诬陷、贬斥，最後都抑郁而终。（38）身负捍卫国家安全的武将们受到如此的不平待遇，谁还愿「效命沙场，马革裹尸」，实在是边患空前严重的宋代的不幸！两宋之所以积弱不振、挨打受辱，文臣骄纵专权忘乎所以，显然是个重要的原因。

第四是兴办学校书院，提倡私人讲学。儒家施政之要不外人才和教化两事，

而这两项又以兴学为关键。由于本文的主旨，这里特别着重宋代的书院，因为它们是民间儒学主要的讲授传播之所。书院最初不过是历代皇家的图书馆和出版社，到了五代才出现具有教育职能的书院，成为民间私人讲学场所。（39）这种具有私人讲学性质的书院结合了孔子儒家私学、皇家图书馆、汉代经学家的讲堂、精舍、精庐、道家的丛林制度（寺庙）和佛教的禅林精舍而成的一种私立的高等综合教育机构；（40）从我们现代大学的观点来看，可以称之为中古中国式的大学，同欧洲中古时期储存图书、成为讲学研究中心的基督教的寺院 monastery非常相近。

两宋时期，书院逐步推广，南宋时尤为兴盛（41），成为学者讲学授徒、传播交流思想的学术中心；例如宋代著名的五大书院，湖南的嶽麓書院和石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書院、河南的嵩阳书院、江宁的茅山书院等，就是其中的翘楚；其中嶽麓書院，堪称典范，在讲学、藏书、学田、供祀四个方面奠定了此後中国书院的基本格局。（42）

书院的课程因涉及宋代的学术思潮，所以留待下篇论述两宋的学术思想时一并论述。另外一个值得突出的论题是两宋的学制，北宋仁宗时的胡瑗（安定，993－1059），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虽应当时的苏州知事范仲淹之聘教授苏、湖两州的州学（相当于现在的中学教师），但他的苏湖教法，却广被采纳，并为朝廷认可，遂于1050年将胡延至太学授课，弟子门人多达1700多人。为了挽救唐末五代学绝道丧的文风，胡瑗将他的学堂分为经义斋和治事斋，经义斋以道德仁义，礼乐诗书教授学生，治事斋则以刑名钱粮水利农桑教授学生。（43）对当时的学风、文风和社会风气都起了振衰起敝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他的学生们学而优则仕，加入政府，推行文治政治。所以，胡安定不但开启了新的一代务实学风文风，为宋代的教育奠定了基础，还使政府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受过儒家训练的人才来管理国家和人民。更具有时代意义的是，他的治事斋还教学生骑射之类的军事课程，颇有古代文武合一之风。苏湖教法和课程的详情见下篇。

由上可见，两宋在崇文抑武的国策下，以儒道、儒学、儒术主导的政风、学

风、民风，弥漫文盛武衰、独尊儒家的文治气象，尤驾汉唐而上之，真可谓郁郁乎文哉！

二、胡人也成了汉家天子

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宋代「郁郁乎文哉」的背后却潜藏着一个古老文明

和一个方诞生的新王朝，因日益面对着来自北方的骁勇强悍、势头日盛的胡人的严峻挑战和致命的挑衅，而承受着一种悲怆、忧伤和无奈的锥心之痛！

当然，宋代建国之初也的确展现了历代开国时的蓬勃朝气；大凡开国君主，在扫平群雄，开创新朝之后，无不意气风发，雄心勃勃，都想要在文治武功上振古烁今，彪炳史册。始皇帝、汉高祖、唐太宗，莫不如此。宋太祖、太宗当然也莫能外。

赵匡胤（927－976）、赵光义（939－997）不但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开国时两人一个刚满而立之年，一个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竟然风云际会，肩负起治国安邦、主宰国家民族命运的重任（毛泽东登上大位时已是46岁的中年人）

。由于正值风华正茂、充满理想、敢作敢为的青壮年时期，亟欲拨乱反治，步武前人，在文治武功上开创一个崭新的大时代，展现一代新风新貌；而且形势也逼得二人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先夺得政权，但天下仍然群雄并立，割据分裂。

于是太祖在登基後即与赵普、赵光义定下统一天下的方略：先南後北，避强攻弱；先扫平南方分立的各个政权，然后再挥兵北上，消灭北汉，进而征讨草原霸主契丹，收复燕云十六州，重建汉唐时代的帝国版图。太祖、太宗对南方用兵，十分顺利，而且没有打过什么大战恶战，只用了十五年（963－978）的时间便依次灭掉了南方的荆南、後蜀、南汉、南唐、吴越，统一了南方的半壁江山。但北方的北汉，背後有契丹的强力支持，所以断断续续地打了十年时间（969－979）才将之消灭，从而基本上统一了大江南北。

1、积弱挨打

所谓基本上，是因为就华夏帝国而言，如果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要地，仍然不能算是华夏帝国的真正统一；而且这块战略要地如果仍然由契丹控制，帝国的北方将永无宁日，帝国一天也不能算是「金瓯无缺」。（44）所以太祖、太宗誓志倾力收复这块失地。

但是鉴于契丹势力强大，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国力虚弱，必须慎于对契丹用兵。所以开国初期，为巩固北方边疆，太祖虽然「杯酒释兵权」，但是对于边帅武将却优待备至，信任有加，而且都能令其久于任所，」，以致「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45）或谓即使太祖得以恢复燕云十六州，但考虑到若无名将镇守，必将得而复失，所以太祖从此不再言征讨契丹之事，留待後人再行攻取。（46）

太宗即位後，于979年即趁灭北汉余威，大规模举兵亲征契丹，欲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但由于志大才疏，不擅谋略，不谙军事，低估辽军实力；加上轻率躁进，出兵仓促，准备不足，大败于高粱河，太宗仅以身免（47）。宋初与汉唐初年的边患如出一辙，拒胡迭遭顿挫；西元前200年汉高祖讨伐匈奴，曾有平城白登之围，（48）626年突厥10万铁骑南下直逼长安，唐太宗也曾有渭水便桥之险。（49）所以宋太宗之败本无可非议，但问题不在于这次战役本身的胜败得失，而是此战之败却潜藏着深刻的原因和造成不利宋代国运的深远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

首先是宋太宗初败于高粱河，数年後讨辽大军又惨败于拒马河（今河北容县、霸县以北），辽军的铁骑强弓把他打怕了，打服了，打得他和一般文臣武将得了纠缠北宋君臣的「恐辽病」，打得他的壮志烟消云散，从此不敢再言北伐。而宰相赵普也连上三道奏疏，谴责北伐，并恳请太宗「永罢兵革，无为而治」。（50）于此可见，君臣的「恐辽症」是多么严重了。反观汉高祖的平城之围、唐太宗的便桥之险，二人不但没有使汉唐初期的君臣得了「恐匈病」或「恐突病」，反而使他们讨胡之心更切，讨胡之志更坚，誓志将胡人逐出大漠，永绝后患。（51这恐怕是汉唐武功之所以强盛，而宋代之所以积弱挨打的一个重要的心理上的原因吧。

其次是986年第二次北伐大败後不久，太宗私下对近臣吐露自己的心里话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52）这段话至少有三点值得强调：一是太宗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实在高估了宋朝的国力和自己的能力，此後宋辽和汉胡冲突的历史证明，不但预防不了，而且变成了比内忧远为严重的心腹大患，同样也可以决定帝王个人和王朝的安危。

其次就是不了解敌情，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严重地低估了胡人对帝国安危的潜在威胁，将边患只看成是「肌肤之患」，而将身负捍卫边疆重任武将看成是潜在的「无状的奸邪」，看成是潜在的腹心之患。这就清晰地表明了宋太宗缺乏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英主的智慧、胆识和胸襟；让这样的君王确立宋初作为祖制的大政方针，此後之积弱挨打岂非理所当然，势有必至！

与此相关的是，太宗禀性长于文才，以致治国的思路上偏重文化思想、道德

精神的力量；例如在定都的问题上，他的「重德不重险」的高论，就是最好的证明。976年也就是建国後的第16年，太祖有意将国都从开封迁至洛阳甚至还考虑过长安。而且态度坚决，他的主要理由是洛阳据有河山天险，易守难攻，确有远见。但他时任开封府尹的胞弟晋王赵光义却极力争辩说，国都和王朝的安危，「在德不在险」，也就是说在于儒家倡导的仁政，轻徭薄赋，不在于首都的山川险要。太宗的一番儒家仁政的大道理，驳得正在崇尚儒家文治德政的太祖，无言以对，只好打消了迁都的念头。（53）然而太宗对这个重大问题的表态，充分揭示了他的文人性格、自私功利的品格、目光短浅、缺乏开国初期君王的大局观和高瞻远瞩的远见。

而正是这个口头上讲「德」的人，为了争夺皇位，竟被後世怀疑谋杀其兄太祖，并以非常不道德的手段杀害所有有权继承皇位的太祖一系的子孙。（54）我说太宗的人品有可议之处，除了他的伪君子的面貌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他当时是开封的府尹，开封是他的地盘，经营多年，在此建都对他的政治前途和野心非常有利（55）以他在国家的重大决策上可能带有私心，以致以私碍公、害公。

最後一点是他所谓的「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这八个字的深意是，太宗这个帝王的全部心思自伐辽失败後都用在防家贼、保皇位上面了。所以太宗自高粱河之役和第二次北伐惨败之败後，更加贯彻「崇文抑武」的文治国策，对武臣武将猜忌之心更重，防范武将之措施更严、更密，简直严密到了病态的地步。为此，太宗按照他驾驭武臣的「将从中御」原则，对其976年亲撰的「平戎万全阵」（56）更是严格执行，不顾战场上千变万化的战局和稍纵即逝的战机，对大至用兵布阵，小至布防设卡，都要干预过问，以杜绝将帅专兵擅权的可能性；边关将帅的机变权完全被剥夺了，事事必须听命于千里之外帷幄之中的、既缺乏军事韬略又没有实战经验的太宗。宋军在这样束手束脚的僵硬决策机制之下打战，焉能抵抗迅捷、机动、飘忽的辽军铁骑？

太宗所吐露的这个帝王的内心话、心病，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显示中国私

天下的帝王，到了宋太宗，越来越将帝王个人的一己私利和皇室一家一姓的安危，

置于社稷苍生之上，不像唐太宗无时无刻不以「天下苍生社稷安危」为念。所以才会削弱相权，才会越来越集权于皇帝一人之手，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感到最为安全。这是中国帝王之学的日益堕落和严重的劣质化的徵兆。

宋初特别是太宗一朝过分压抑武人，褒扬文臣的后果日益显露，弊端日益突出，以致内忧外患交逼而至。朝野的有识之士都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首先是仁宗朝主导庆历新政的范仲淹，他在〈上吕相公书〉和〈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深刻敏锐地揭露太祖、太宗「崇文抑武、文武分途」之失说，「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异，然则经天下、定祸乱，同归于治者也……文武参用，同其休戚，足以息今日之谤议，平他时之骄怨，使文武之道，协和为一，何忧乎边患？」（57）所以他建议朝廷不循常规，破格重用武将，（58）但因为与基本的文治国策相背而为朝廷弃置不用。

其次是神宗时期主导熙宁新政的王安石，他对太祖、太宗「崇文抑武、文武分途」文治国策的弊端，作了更尖锐的批判：「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卒伍。」；「今天下士人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阵之事者」；「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之所以諰諰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真是痛切淋漓，切中宋初文治国策矫枉过正的要害！（59）但是王安石的改革理念和政策措施也遭到了范仲淹改革的同样命运，为司马光、苏轼、苏辙所代表的既得利益的保守集团所扼杀。（60）

宋代中叶以後，边患越来越是个突出的、攸关国家安危的严峻问题。诚如北宋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智者之一的保守派代表司马光，对数千年来朝代的兴衰隆替总结出的一个心得是「边境安则中国安」。诚哉斯言！但是，如何才能使「边境安」呢？这就必须要了解症状，然后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2、胡人天下

然而，不论是将边患视为「肌肤之忧」的保守派如司马光，还是「諰諰然常抱边疆之忧」的改革派如王安石，尽管提出了这种或那种安边的方案策略，但似乎都没有深刻认识到东亚历史的大气候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董仲舒所说的「天不变，道不变」中的「天」现在开始变了；具体地说，就是现在的夷狄，已经不是古代的夷狄了；不但铁骑强弓更加强大了了，而且早已怀着入主中原，成为汉家天子的壮志了。(61) 如果到了宋代中期，再把边患视为肌肤之忧的话，那就不仅是犯了情有可原的「无知」的错误了，而是犯了不可饶恕的「误国害民」的罪过了。

就胡人的战斗力来说，早在汉初司马迁就对匈奴民族性和铁骑强弓有深刻敏锐的观察，他介绍匈奴民族说，「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仪。」（62）

这是讲的游牧民族的游猎好斗、习于征战的天性。

「胡骑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不如也；隘险倾侧，且驰且射，中国之技不如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不如也」。（63）

这是讲的胡人的长技，在于铁骑强弓的强大战斗力，（64）而宋朝的军队「马不如、技不如、人不如」；有此「三不如」，正如近代西方列强的长技在于船坚炮利一样，中世纪的宋军就难免一直处于挨打的可悲境地了。

就这两点来对照汉胡的总体军事实力和实战中的战斗力，我们不难看出宋辽两国的军事实力和战斗力之间的巨大差距，看出在胡人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汉人农业文明的力的较量的天平上，越来越向胡人倾斜的严峻军事和政治现实。宋军统兵文臣的指挥能力、（65）宋军的一般战斗力，先天就比不上对手胡人；再加上忽视了古人「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教训和孙子所说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的警言，以及宋人锐意「崇文抑武、文武分途」、过度偏重「礼乐教化」漠视骑射训练的「自废武功」的文治国策，进一步拉大了宋辽的战斗力差距。

就是在这样的军事实力和战斗力的对比下，发生了976年的高粱河大败，1004年委屈求和的「澶渊之盟」；发生了宋军「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64）的恐敌避敌、不战自溃的现象，终至到了「中夏之弱，自古未有」（65）的彻底挨打的悲剧局面。结果，1127年钦、徽二帝被金人劫持北上了，北宋覆灭了，金人入主中原统一北中国了，这一切难道不是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吗？

值得强调的是，「澶渊之盟」的盟誓是根据中国儒家的宗法制度，界定两国「为兄弟关系，年长的真宗为兄，年幼的辽圣宗为弟，萧太后则成为宋家天子的叔母」，真是成了儒家理想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了」了。这足以证明儒家文化的辐射力已经深入胡人文化，形成了国际交往间的规范。（66）

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是个长期渐进的过长，但可以衬托出在长期的汉胡文明较量中汉民族的文化具有强大的辐射力，（67）但在军事方面却越来越处于守势，甚至自甘成为胡人的手下败将。「澶渊之盟」就是最好的例证；本来在战场上是个难分胜负的平手结局，但盟约却让人觉得是个城下之盟，是个战败者向胜利者屈服的誓约。君不见盟约中规定宋朝每年向辽缴纳「岁币」白银10万两，匹绢20万。这是一种变相的朝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战费」，一种只有战败国才向战胜国支付的战争赔偿。（68）但是，宋真宗却迫不及待地、不计岁币多寡和后果，寻求和平，所以也就心甘情愿地认了。（69）从此，不仅宋人甘于处于挨打的地位，还越来越将这种挨打的局面视为不可逆转的常态，哀莫大于心死，这是宋代统治者（政治家）和士大夫精英（思想家）最大的悲剧！（70）

于是，胡人得寸进尺，蒙元于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後，打破了宋、金、西夏相对均衡的东亚国际格局，而于1276年灭南宋，统一华夏帝国，开启了一个外族在中国历史上头一次征服全中国的先例；这个天下，不仅是汉人的天下，也是胡人的天下；汉人可以成为君临的天子，胡人同样也可以成为君临的天子。（73）

那么，这个新的天下的都城到底应该定在什么地方呢？也即涡漩运动中心形成于何处？这个新帝都的地点取决于地理形势和军事、政治力量的交汇地点，也就是北京，或称燕京。

胡人长期以来要做汉家天子、华夏帝国皇帝的美梦，终于在蒙元的手里如愿以偿了（北魏只不过是在北方的半壁江山称王称霸，势力未及江南），彻底粉碎了将夷狄之患视为肌肤之患的宋朝君臣和士大夫苟安求存的梦幻。当然他们更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蒙古草原上竟然出了个「弯弓射雕」的旷世大漠英雄成吉思汗！胡人从此不再是中国的边缘民族，而是进入中原，登堂入室，与华夏民族平起平坐的民族了，汉胡两大民族也从二体元多越来越走向融为一体多元的一个中华民族了。

上述宋代时汉民族挨打的惨痛历史教训，难道只是军事实力、战斗力不如胡人吗？是否还有更深刻的制度和文化思想上的原因呢？下篇再行详论。

注释

（1）例如有的学者着意于学术思想尤重理学；有的偏好两宋的古文、诗词、书法、绘画；有的赞赏宋代的瓷器、建筑、工艺、雕版印刷等，这些均可视为相对于武治的广义文治的内容。（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合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下册，页634；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台北云龙出版社，1995年，页19－20）。

（2）同上；钱穆，《国史大纲》，国立编译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下册页381－393）；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台北正中书局，1974年。中册，页212。本篇重点将放在北宋时期，下篇则放在南宋时期。

（3）例如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改革的一个基本信

念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关于宋代「祖宗家法」的研究，参见邓广铭，〈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运动〉，载《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3辑，页85－100；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三联书店，2006年）

（4）「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是1956年8月美国的阿尔蒙德 (Gabriel A. Almond ) 首先在他的专文〈比较政治体系〉(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Systems)（载于《政治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8, No. 3 (Aug., 1956), 页391-409) 中提出的。他认为「每一个政治体系皆涵盖于某种政治活动

模式之中」。

1978年6月阿氏在其政治学名著《比较政治学》，进一步阐释政治文化的概念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种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在这里，阿尔蒙德依然承袭了韦伯 —— 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主张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分

析政治文化，把政治文化解释为生活在具体的政治体系中的社会个体的一种特定的政治行为模式。

在阿尔蒙德定义的基础上，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派伊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

系统中存在的政治主观因素，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传统、政治意识、民族精神和气质、政治心理、个人价值观、公众舆论等等，其作用在于赋政治系统以价值取向，规范个人政治行为，使政治系统保持一致。

阿、派二氏对政治文化的定义，很有启发性，本文大体上是依据他们的定义而进行论述的；但为了本文的目的，即探讨两宋积弱不振的原因，本文特别强调派伊所谓的「民族精神和气质、政治心理、个人价值观」等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因素对政治文化形成的关键性，并突出政治文化对民族的存续力 (viability 和

sustainabity)和抗御力（defensive capability)的密切关系。

另外，余英时在其力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允晨文化，2003年）一书中将「政治文化」界定为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为）的风格，以及兼指政治与文化两个互别而又相关领域的活动领域。（绪论页5－6）这个定义与本文的用法相近，可供参考。

（5）学者在评论宋史时，一般倾向于形容两宋为「既贫又弱」、「积贫积弱」、

「贫弱」的朝代，已故国学大师钱穆就是一个代表，他在《国史大纲》中将宋代形容为「始终摆脱不掉贫弱命运」的朝代。宋弱，我能同意，但说两宋积贫，则缺乏说服力。

本文却认为宋代是个典型的富弱朝代。因为如果我们看一下两宋向西夏、辽、金提供的大量岁币、两宋京师的开封和临安的繁华、两宋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达等富裕现象，就可证明这些绝不是在一个贫穷的国家中可能发生的现象。当然宋代频繁的边事、大量的冗兵冗吏、贪污腐败虚耗国家财力的冗费，以致中央财政拮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意义的贫穷正足以反证宋代是富裕的，富裕到有钱可化，有钱可贪，有钱可供奢侈浪费，有钱可向辽金西夏交付庞大的岁币（不论是否是被迫的或自愿的）；所以，究其贫穷的原因，只是国家没有有效利用其财富，是管理不善，而非国家的总收入不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够充裕。所以从总体上看，两宋是「富」弱而不是「贫」弱。陈荣照在《范仲淹研究》中指出，宋真宗景德年间（1005年）国家财政收入为7560多万匹贯石两，支出为7262多万，尚有节余。但自仁宗以後，则每年入不敷出，就是管理不善的旁证。（参见，陈荣照，《范仲淹研究》，香港三联书店，1987年，页15－32）

（6）当然无可否认，文臣也一样会受到压抑、排挤、贬斥、鄙视、打击，但这是

官场和文臣内部的矛盾，是文人相轻的陋习造成的。文人、文臣，作为一个社会集团、阶层，轻视武夫、商人、工匠的阶层甚至学有专长的科学家和工艺技术专家。详情见下篇。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是，余英时在他的力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交叉运用传统的考据和心理历史学的方法，通过对朱熹个案的研究，阐明道学家或理学家积极参与现实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侧面，书中颇多新意。本文与余书中的论点有不少交集的地方，但侧重点毕竟不同，详情请见下篇。

（7）例如北宋神宗时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外，武人又被重用，但是积习已成，积重难返了。详情见下文。

（8）藩镇之祸起因于唐玄宗时均田制的破坏，以其为基础的府兵制也随之废弛。府兵制下的兵，亦农亦兵，有事应征，无事归田，所以兵不失业，将帅无握兵之权；府兵制破坏後改为节度使自行招募，于是兵为职业兵，专属将帅统率。而且节度使不但握有军权，还握有行政和财政大权，俨然成为独立王国，遂形成尾大不掉的割据局面。

（9）《旧五代史·安重荣传》，卷98。

（10）唐明宗李嗣源、唐废帝潞王从珂和周太祖郭威，都是由军士「黄袍加身」的，赵匡胤也曾参加了拥立郭威的兵变。（钱穆，《国史大纲》，下册，页393）。所以赵匡胤对如何利用兵权夺取皇位堪称是个老手了。也有史书说，太祖以「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八易姓，兵戈不息，民生涂炭」，这里所谓的八易姓，是指改朝换代而言，不全是指靠兵变拥立的。（黎杰，《宋史》，页24；杨倩描、周宝珠、王曾瑜合著，《北宋史、南宋史·宋太祖（传记第一）》，中华书局，1998年，页28）。另见赵翼，〈二十二史劄記·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下册，页421－424。

（11）《旧五代史·史弘肇传》。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211。

（13）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五代幕僚之祸》，卷22。

（14）《钓矶立谈》，五代史书汇本，杭州出版社，2004年。

（15）《宋史·侯章传》。

（16）《宋史·焦继勋传》。

（17）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太祖于建国的第二年（961年）问计于宰相赵普。精于治道的赵普从问题的根源上回答说，问题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正本清源之道就是把方镇手中的军、民、财权，收归中央。（黎杰，《宋史》，页24；杨倩描、周宝珠、王曾瑜合著，《北宋史、南宋史·宋太祖（传记第一），页28；《宋史·赵普传》》。

（18）在这次向几个一道打天下的元勋交心的私宴上，太祖诉苦说，「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有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朕终夕未尝安枕卧也」。石守信等忙问道，「今天命已定，谁敢有异心耶？」。太祖面露忧容地回答说，「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思富贵何？一旦有以黄袍加汝身者，汝虽不欲为，其可得乎？」太祖露骨地表明，怕在自己的身上又发生「黄袍加身」的兵变。太祖的一番私心话道出了深深困扰帝王的心病。他的弟弟赵光义的心病尤为严重。这种帝王的心病，

反映中国的家天下到了宋朝时，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就是帝王念兹在兹的不是什么社稷民生，而是自己个人的安危，将一私之利凌驾于社稷百姓的公利之上。这是此後中国君权日重，相权日轻，帝王文化日益背离古代帝王大公至正的优美传统，走向堕落和衰微的征兆，也是河洛文化中衰的一个重要方面。

（19）本文所谓「温馨地」，是指太祖说的「人生如白驹过隙尔，所以求富贵者，不过欲多得金、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尔。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朕与卿等结为婚姻，君臣上下，两无猜疑，国家相安，不亦善乎？」这番话，不是上纲上线的大道理，而是诉之于人之常情，晓以利害的交心话。这些手握兵权的元勋们当然了解太祖这番肺腑之言的弦外之音，就是怕他们的刀把子惹出乱子。《宋史·石守信》上说，私宴的第二天，这些勋臣「皆称病，乞解兵权」。太祖当然立即照办了。（白寿彝总主编、陈振主编，《中国通史·中古时代·五代辽金宋夏时期》，页1352；黎杰，《宋史》，页24）

（20）这显然要比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残酷诛杀开国元勋宽厚多了，但较之

唐太宗重用政敌魏徵的恢宏气度犹有不及。

（21）赵普只能算是半个文臣，他出身小吏家庭，「少习吏事」，不是儒生。他那「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言，证明他读的书不多。（《宋史·赵普传》）

（22）杨倩描、周宝珠、王曾瑜合著，《北宋史、南宋史·传记第一》，中华书局，1998年，页292；《钱穆，《国史大纲》，下册，页393。但是边帅除外，详见下文。

（23）而且太祖的誓约中对其子孙说了「如敢违反，天必殛之」的重话。可见太祖的优待文臣，是发自内心的，是认真的，不能说只是帝王笼络文人的权术或一时的权宜之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4卷，内载宋太祖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训喻；另参阅徐规，〈宋太祖誓约辨析〉，载于《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据说徽宗被金人掳回北方金国时，还以此祖训命使臣转告南宋高宗赵构遵行。（钱穆，《国史大纲》，下册，页402。）文臣受此殊遇，假以时日便形成了一种自满、虚骄、狂傲相轻的文人性格，甚至在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看到这种性格的残余影响。

（24）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家贼却防不胜防，如果出在萧墙宫禁之内如何防法？例如据野史所说，太祖976年突然盛年驾崩（享寿50），有史家怀疑为其弟当时的晋王赵光义谋害。（吴天，〈烛影斧声传疑〉，载于《史学季刊》，1941年3月，卷1期2；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当然，这同清初雍正篡位的传说一样，是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疑案。但白寿彝总主编、陈振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古时代·五代辽金宋夏时期》中堂而皇之地认定赵匡胤为其弟赵光义所杀（页1358）。另参见注（53）

（25）陈峰，《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57。

（26）同上，页53－55。

（2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1。

（28）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苏东坡全

集》，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 上册，页627。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中古振兴儒学的第一人，《新唐书·韩愈传》（卷176，页15）中说，「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元年。愈排二家（释道），乃去（孔子）千年余岁，拨乱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荀子）雄（杨雄）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29）毛泽东〈沁园春〉中将宋祖与秦皇、汉武、唐宗等武功显赫、但「稍逊风骚」的帝王并列，当然不是指宋祖乏善可陈的武功而言，恐怕是指宋祖扭转五代武治暴政、崇文尊儒而开创一代新风的文治之功吧。太祖本是个武夫，胸中墨水不多，说他「稍逊风骚」，并无不当。

（30）汉初四帝（高、惠、文、景）实行的是儒表道里，直到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笃信并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窦太后去世後汉武帝亲政才废弃黄老思想，独尊儒术，改采儒表法里的治道。

（31）陈峰，《武士的悲哀》，页33；钱穆，《国史大纲》，下册，页402。

（3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17。

（33）所谓儒学经典，包括儒学学统下的经史子集，当然经传最为基本，最为切要。（贾至扬，《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页5－6。此书对宋代科举制度论述颇为详备。）范仲淹谓，修齐治平之道尽在于经传，「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夫复何求？」（范仲淹，《范文正公集·上时相议制举书》，卷20，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页10：121）。当然，范仲淹作为一个「斯人之徒」的儒臣，讲的是儒学的积极面，没有提到其消极面；即使是消极面，他也认为这是违背圣道造成的，不是儒学本身有什么不足之处，所以才有他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新政」，以回归「真正的」儒家传统。

（34）自举办殿试後，取士之权收归皇帝，隋唐以来门阀贵族垄断科考的积弊从此革除，从此孤寒士子可以靠一只笔杆子打天下，谋取功名利禄。（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三》，卷3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16，开宝8年（975年）2月。）到了宋真宗时，他以帝王之尊，大力鼓倡「学而优则仕」的学风；为此他亲自撰写了一首〈劝学诗〉，把读书同功名利禄紧密地连在一起，大意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美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李启明，〈宋真宗为「劝学诗」新论〉，载于《广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皇帝都这麽说了，士子岂能不动心？所以寒窗苦读，追求功名利禄，成了风气。

殿试在宋初两帝时尚属草创，至宋真宗颁布〈亲试进士条例〉後，始逐步完善。当初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列队进入皇宫的端门时，不禁大喜过望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王定保，《唐摭言·述进士》），这应该也是宋太祖、太宗主持殿试时的心情吧。

（35）状元的尊荣风光甚至连「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的辉煌战功都比不上。（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36）同上，页38－39；钱穆，《国史大纲》，下册，页402－403。科举制度史，极其浩繁庞杂，此处仅就本文主旨，简述其大要和精神，恕不能详述。

（37）《宋史·曹彬传》。

（38）陈峰，《武士的悲哀》，页209－212；另见《宋史·杨业传》，《宋史·狄青传》等。

（39）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页18。

（40）同上，页19；杨布生、彭定国，《中国书院文化》，台北云龙出版社，1997年。

（41）南宋时多达两三百所（或为94、147、183、229、309、357等，说法不一），但由此足证南宋时书院蓬勃发展，是中国书院制度的规模、制度的正式确立和日趋完备的时期，几乎凌驾官学之上，成为两宋主要的教育和学术活动中心，学派林立，大家名师辈出。（同上，页52）

（42）同上。

（43）张其昀，《中国历代大教育家史略》，上海，1946年。页39；程俊英，《中国大教育家》，上海，1948。页39－42；《宋史·胡瑗传》。

(44)因失天然屏障，大河北岸铁骑长驱直下，三四天即可饮马黄河，而开封又是暴

露在黄河南岸的一个开阔平坦低洼的平原。所以一有边事，京都立即震动。（钱穆

，《国史大纲》，下册，页397；張蔭麟，〈北宋的外患和变法〉，载傅乐成等著，《中国通史》，香港学风出版社，页310）

中原河洛的国防线除了天然山川的屏障之外，还有长城；长城自战国以来本来起着国防线、国境线和文明线的三大作用。但是自後汉、魏、晋以来，由于对胡人采取怀柔开放政策，准许游牧民族内徙，移居长城以内，与汉人混居，汉胡于是日益同化，敌我意识渐薄。加上这些胡人进入长城以内之后，竟然在北方纷纷建国，使北方陷入战乱，于是长城原来的防胡作用完全消失。直到明代嘉靖年间，由于俺达蒙古人的威胁，才又修建长城，恢复其防胡的国防作用。（姚大中，《古代西北中国》，页43－46）

（45）太祖出身将门之家，在後周任职时曾与辽军打过好几战，而且在高平之战

中，拒辽有功。所以，对于敌我态势是有了解的，对于如何防辽的这个重大边防问题是有经验的，心里是有底的。（黎杰，《宋史》，香港学津书店，1989年。页22、34）

（46）黎杰，《宋史》，九龙学津出版社，1979年。页37。

（47）宋辽两军大战于幽州（今北京）城外高梁河畔（今北京西直门外），宋军三面受敌，全线溃败，死者万余人。宋太宗仓惶混在乱军中乘驴车南逃，并且腿上还中了两箭，可见其狼狈。

後世的史家和军事家评论此战之败，主要归因于宋太宗缺乏军事韬略。毛泽东也评论说，宋太宗不知兵；更有人说他是「运筹于帷幄之中，致败于千里之外」

，高粱河之战的惨败主要是他的错误军事决策造成的。

（48）西元前200年（刘邦称帝的第二年），匈奴冒顿单于率领大军南下，兵临晋阳城。当高祖亲率32万大军迎击时，冒顿单于把老弱残兵暴露在外，假装败走，却将10万精锐铁骑隐蔽起来，引诱汉兵。汉高祖果然中计，冒顿单于令伏兵突然出击，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 之白登山将汉高祖重重包围七天七夜。汉军粮食断

绝，情势万分危急。幸亏陈平向高祖献美人计，将一幅美女图送给单于的后妃阏

氏，诱劝她说服单于放了汉高祖，汉高祖始得以侥幸脱险。这是汉高祖诛杀一代名

将韩信的代价，如果由韩信统兵，高祖肯定不会落得这样羞辱保命的结局。

（49）626年也即唐太宗（599- 649）即位的这一年，东突厥颉利可汗亲率十万

铁骑南下，直逼长安城，抵达长安城北门外的便桥前。颉利可汗以攻城相威胁，提出横蛮无理的纳贡要求。太宗人马虽然不多，但胆识过人，亲自率领小部分骑兵沿着渭水向敌军行进，纵马飞驰突厥营前，训斥颉利可汗及众首领背信弃义，破坏休战之约。颉利可汗羞愧。次日，太宗与颉利按传统习俗杀白马誓盟，消除了城破的危机。这时唐太宗也不过是个27岁的年轻人，但其胆识确非常人所及，堪称一代

英主，远非宋太祖、太宗可及。

（50）陈峰，《武士的悲哀》，页75；《宋史·赵普传》。太祖的「右文」政策是适度的、适时的，尚能保持文武并重的均衡；但太宗伐辽失败後对手握重兵的武将猜忌疑惧更甚，以致把这个被视为「祖宗家法」的「右文」和「内重外轻」的政策推至极端，而为北宋后来的种种问题埋下了巨大隐患。太宗以後北宋抗胡频遭顿挫，终至末叶上演「靖康之耻」的历史悲剧，盖部分种因于此。

(51)为了雪耻图强，汉唐初期特别是文景二帝均积蓄国力，整军经武，崇武扬文，

秣马厉兵，选训良将。于是60年後汉武帝才能乘时而起，挞伐匈奴，造就了一代名将卫青、霍去病，成就了千秋武功。唐太宗更以开国君主之雄才大略，重用名将李靖，及其学生李勣、侯君集等，也成功地击败突厥，巩固边陲，成就了太宗「天可汗」的千古武功。于此可见，汉武唐宗二帝均在汉胡两大文明的较量中展现了刚健自强的河洛先民的尚武精神和雄风，然而这种刚健尚武的精神却在宋代的诸帝身上消失了。

（5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32。仁宗朝的名臣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也持与太宗同样的看法，范说「奸邪之凶，甚于夷狄之患」，韩说「外忧之起，必始内患」，欧阳修说「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患，深可忧」。（陈荣照，《范仲淹研究》，香港三联书店，1987年。页133）但宋太宗所谓的「奸邪」似乎是针对他那个时代的骄横武将而言。而范、韩、欧阳等人所谓的「奸邪」，则是指权臣跋扈，吏治败坏和各地所谓的盗寇；也就是说在武将之邪外，又多了造反的农民一邪即范仲淹所谓的「寇盗横炽」（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141，庆历3年6月，页14－15；；《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上》，页1）。因为他们这时所处的北宋中期时代，武将早已驯顺了，不再是皇权和王朝的威胁了。但是于此可见，范、韩、欧阳等，也大大低估了胡人灭亡华夏政权之心和能力了。

（53）《宋史·太宗传》；杨倩描、周宝珠、王曾瑜合著，《北宋史、南宋史·传记第二》；钱穆，《国史大纲》，下册，页396。宋太祖之所以想要迁都洛阳，除

了地理形势的考虑之外，还有个人情感上的原因，因为他洛阳是他的出生地，晚年思念故乡，「乐其风土，尝有迁都之意」。起居郎李符上述提出迁都的「八难」，再经晋王赵光义的力劝，才勉强打消迁都之念，但内心仍然眷恋洛阳。（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古都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59）

不过，有史家认为，就形势而言，洛阳固然较开封为优，但其地理缺点是一狭小盆地，不够开阔，虽能据险而守一时但不能久，故战时无攻守之利。所以东汉、魏晋以之为都时，五胡乱华，干戈不断，遂弃洛阳而另都他地。北魏一旦分裂为东西魏，东魏舍洛阳而定都于邺。

（54）同上。据说赵光义继位的依据是杜太后的“国赖长君”的「金匮之盟」理论，这个理论的继位顺序是赵光义——赵廷美——赵德昭——赵德芳，因此最后的

着眼点还是回到太祖一系手中。但宋太宗逼死皇弟秦王廷美，再故意用言语刺激，逼死德昭，还抚尸痛哭：「痴儿何至此邪！」最后德芳也在22岁时不明不白地死去。至此，「金匮之盟」中原定的合法接班人一个个都死了。所有这些传闻，由于是发生在宫廷之内，难以留下证据，都成来历史疑案悬案，但是表现了一种强烈的舆论倾向：宋太宗违背盟约，不传位于太祖子孙的篡位之举是不得人心的。他甚至对自己的儿子襄王赵恒受到臣下拥戴、深得民心流露出嫉妒之意，以致情不自禁地说：「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也？」。可见其对权力的贪婪到了何种程度。另参见注（24）中的吴天墀著〈烛影斧声传疑〉和邓广铭著〈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

（55）实际上，太宗光义已经在开封府尹任上经营了十五年，一旦迁都，当然就会丧失了这块关键的政治地盘。有人说开封尹自从五代以来就是皇储的别称，光义就任开封尹之后得以兼任中书令而班列宰相之上，可见开封尹政治地位之重要性。U^8~n3aI

（56）北宋官修的《武经总要》（前集卷7）介绍太宗所撰的「平戎万全阵」的要点说，旨在针对辽国的铁骑，而欲挫驰突之锐，明坚重之威，循明摘实。以防守为主，以步兵为主体，以步制骑，以战车辅之，阻敌锋锐，另以骑兵组成前後左右四军，为中军之辅助，承担警戒和掩护任务。（陈峰，〈「平戎万全阵」与宋太宗〉，《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页180－184）。

（57）范仲淹，《范文正公集·上吕相国公书》，卷9，页13－14。

（58）同上；《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下》，〈奏乞将边任官员三年满日乞特转一资〉，页15下。

（59）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香港中华书局，1971。卷39书疏，页415。这里只论述王安石对关于边防、文臣武将地位待遇的问题，关于他对北宋教育文化、科举制度的批评，在下篇关于书院一节中，再行详述。对夷狄之患同王安石持同样看法的还有邵雍（康节）（1011－1077），他认为宋代的前一百年内，唯一可虑的就是夷狄（辽、金、西夏）之患。（邵雍，《邵氏见闻录》，卷18、19）；吕陶

(1029-1105)说朝廷之上，早夜深忧、切记孜孜而不已者，唯二鄙（西夏、辽）之

患（吕陶，《净德集·虑边论二》，卷19）；还有苏辙（1039－1112），也说「今也天下幸而无他患，而唯西北之为畏」。（苏辙，《栾城集·新论·中》，卷19）

这些宋代智者的真知灼见，在他们的时代来说真可说是空谷足音了。

（60）哲宗（1086－1099）冲年即位，太后垂帘，召回保守的老臣司马光主政，尽弃神宗、王安石的新政，国家的大政方针回归旧法，是为「元祐更化」。于是方有起色的政局，又被崇文抑武的传统国策破坏殆尽而重复旧观。司马光在国防上复采守势主和，四朝元老文彦博也站在司马光一边。于此可见，宋朝的崇文抑武国策的弊端到了宋代中期以後，已经是越来越积重难返、病入膏肓了。

（61）最早兴起这个念头的可能是南北朝时代赫连夏的赫连勃勃，他的都城命名为「统万城」（参见上篇），就是要一统天下，自命天子。後来到了北宋，西夏的李元昊，虽然孺慕向往中原文化，但却野心勃勃，青年时代他就极力反对他父亲的和宋称臣政策说，「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西夏书事》，卷11）所以，他继位後即正式称帝，定国号为大夏（一个胡人政权，竟然自称为「夏」，而且是「大夏」，这样一来胡人也可以自居为夏了，不再是汉民族的专利权了），而欲与宋天子分庭抗礼。西夏如此，辽金以及後来的蒙元的统治者的野心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62）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第50》，卷110。汉武帝曾对他的谋臣说，「马者，甲兵之本也。」可见骑兵对战争的胜负具有多么关键性的作用。谁拥有强大的骑兵，谁就在战场上握有主动权，就有更大的胜算。

（6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127，康定元年（1040年）7月。

(64)「契丹」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指「刀剑」，可见契丹民族就是天生的「舞刀弄剑」的好战民族，就是一个以「铁骑强弓」自豪的民族。契丹源出鲜卑，也有匈奴血统，所以胡人骁勇好斗的本性是胡人的血缘传承。（张张正明，《契丹史略》，上海中华书局，1979年。页40－41）中原华夏强调三皇五帝的王者传统，而胡人则强调的是冒顿单于、颉利可汗的霸者传统。所以汉胡之争，从文明的角度来看，也可视为是东亚史场上的一场王霸文明之争。

（65）例如指挥宋夏陕西之战的范仲淹、韩琦、范雍、夏竦等，都是以「儒臣委西路」，他们的共同弱点是不能像汉唐的名将卫青、霍去病、李靖等一样，「身当行阵，为士卒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132，庆历元年（1041年）5月。）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王夫之也对范仲淹、韩琦的统兵能力评论说「忧国有情，谋国有志」，但未能娴熟兵略，不能尽知军情。以致「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则失算」。难怪范仲淹自己也发出了「将军白发」的浩叹！（王夫之，〈宋论〉，卷4）

反观胡人君主将帅，却多是「性雄毅，多大略」。例如西夏的君主李元昊，「自幼熟读兵书，心娴韬略」，而且自年轻时就带兵打仗，战场烽火将他锻炼成一个杰出的军事指挥官，（李蔚，《西夏史研究》，页151），连宋朝的边帅曹玮也不禁由衷地对李元昊发出「真英物也」的赞叹；而中原的君主和文人统兵的将帅却沉溺于舞文弄墨，吟诗作画的雅兴。难怪竟令一个金代的亡国之君金哀宗也不把宋军放在眼里，他说：「北兵（蒙古兵）所以常取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有余力焉。」（李唐，《宋理宗》，1964，页22）。汉胡之兴衰消长，从这里也可看出端倪。

（6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163，庆历8年（1048年）2月；李蔚，《西夏史研究》，页155。

（67）同上，卷131，庆历元年（1041年）2月。

（68）这种国际关系的儒家宗法化，是中国实行了数千年的宗法礼治的理论和制度的延伸。按照这种传统所界定的东亚国际秩序，本是以华夏中原为中心，同周边国家民族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是有等级的，大体上可分为三个等级：首先是华夏文化区Sinic zone，包括周边的以及汉文化辐射力所及的（在中国的儒道文化圈内具有

共同的特征，如伦常观念、象形文字、科举制度、官僚体制等）朝贡国在内，例如朝鲜、越南、琉球，有时也曾包括日本（受过册封）；其次是内亚Inner Asia 游牧文化区，包括内亚的游牧及半游牧的非华夏（西藏、回纥、蒙古、满洲等外族的胡人）国家，和广义的未接受汉化的胡人政权；最後是外藩地区 Outer zone 或外夷 outer barbarians，包括东南亚、中亚、南亚等在汉文化圈以外的国家

，明末以後则包括欧洲、俄罗斯等国。它们不是朝贡国，但与中国贸易时应视为朝贡。在这个国际秩序中，华夏中国自视为上国、天朝，文明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都是次等国家或蛮夷之国，要向天子纳贡称臣。(参见Fairbank,John K. (费

正清)：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载于他主编的 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另参见同书中所载的楊聯陞专论，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田村实造，《北亚细亚世界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North Asian World）,京都Doshisha大学出版社，1956)。

当然这只是一个儒道理论上的理想国际秩序模式，其实行的程度须视华夏帝国的国力而定；汉唐盛世的国际秩序很接近这个模式，例如唐太宗被胡人尊为「天可汗」，当然到了五代时期华夏文明解体，民族衰微，两宋时期也积弱不振，而胡人势盛。在这种胡强汉弱的国际秩序之下，後晋的石晋塘竟向辽国称儿皇帝。两宋时期也视国力强弱对辽金或以兄弟相称，或以叔侄相称，或自愿称臣（1138年南宋为了同金和平相处）。这个宗法礼治的国际秩序自宋之後在东亚又实行了近千年，直到近代1840年洋人进入东亚，船坚炮利取代了铁骑强弓，取胡人而代之，君临东亚，以西方的条约法治的近代国际秩序（treaty ports system) 取代了中国的

宗法礼治的朝贡国际秩序(tributary system)为止。于是，天又变了，道也不得

不再变了。

（69）胡人深知自己文化落后，因而尽量引进中原文化的典章制度，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的汉化就是个典范。两宋时期的胡人对汉文化的着迷如醉如痴，例如西夏人喜好汉人的诗歌竟然到了「万里羌人尽汉歌」的地步。西夏人不仅着迷于中原的诗歌，他们更孺慕先进的汉文化，甚至盲目地认为「中原的什么都好」。

（聂鸿音，《古道遗声》，香港中华书局，1979年。页46）辽人对引进汉文化也不遑多让，非常热衷。金人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例如金世宗就有「小尧舜」的美称（脱脱，《金史》，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7），是当时汉化的典范，与北魏孝文帝先后辉映。

但是，同南北朝时期相较，此时的胡人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点是，就是後者深知要入主中原，统治汉人，必须以汉制治理汉人。所以必须大规模汉化，必须尊孔崇儒，实行礼制，创造本族文字，翻译儒家经典，令族人学习，从而提高本族的文化，建立起具有儒家特征的道德规范、伦理纲常的社会文化体系，以便与汉人打成一片，从而以汉治汉。

于此可见，孔孟为肆应夷狄的威胁所提出的「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外交思想，反而被胡人用作征服统治华夏中原的手段。所以，要「以德服人」，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的实力为后盾，否则反受其害。

(70) 有的学者认为：「澶渊之盟」并非「城下之盟」，而是「北宋战而胜之条件下签订的互利协议」，是一个平等的条约。但反对者则认为，「澶渊之盟」表面上看，由于双方约为「兄弟之国」，互称「南朝、北朝」，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但实质上从《誓书》所订「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8，景德元年（1004年）12月辛丑注引《誓书》）来看，则又是不平等的。（张希清、田浩、穆绍珩、刘乡英等主编，《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本文支持後一种意见。

（71）当宋辽谈判盟约时，宋真宗对宋使曹利用临行前嘱咐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亦所不惜」，岁币「百万」可不是个小数目，但真宗「亦所不惜」，可见其求和之心切！（《宋史·寇准传》，〈传记第7〉；张荫麟，〈北宋的外患和变法〉，载于傅乐成编中国通史集论），页311－312）由此也充分反映潜藏在宋太宗以後历代君王心中的恐胡症，已经到了不知不觉、习以为常、唾面自乾，甚至视为理所当然的地步了（当然也有轻重之分，仁宗、神宗的症状较轻）。这就是一种弱国或亡国之君才有的心态，这是汉唐之世不能想象的。这种恐胡、主和的心态，延续至南宋，而且一直深深地影响南宋君臣对胡人的决策，以致发生了主战的岳飞被杀，主和的秦桧当道这种千古憾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72）晚清一向主张对西方列强妥协让步的主和派领袖李鸿章，就具有这种心态。例如1884－1885年在由主战派张之洞（时任两广总督）督战的中法战争中，法国赢了海战，但中国赢了陆战。所以本是一场不分胜负的战争。但是害了「恐样症」的李鸿章却力主议和，向法国让步。结果缔结了一个丧权辱国的中法和约，放弃中国数千年来对越南的宗主国关系，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这是「澶渊之盟」的近代版。

（73）宋代所处的多国国际体制，使长期以来习于朝贡体制和华夷观念的华夏民族产生了一个国家如何定位的问题。正是在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一种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在思想史上，北宋时期有两篇文章相当引人瞩目。一篇是石介的〈中国论〉, 还有一篇是欧阳修的〈正统论〉，这是迄今为止可以看到的古代中国

两篇有关「中国」如何定位的著名政治论文。其中洋溢着强烈民族情绪, 显示了

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