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问祖——试论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上）

龚忠武

　　　　　　　　　　　　　目录

　　　　　　　　　　　　　一、序言

　　　　　　　　　　　　　二、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

　　　　　　　　　　　　　三、自然地理和生态因素

　　　　　　　　　　　　　四、涡漩运动的向心力：逐鹿中原与民族的大融合

　　　　　　　　　　　　　五、涡漩运动的离心力：天灾人祸

　　　　　　　　　　　　　六、物质地理因素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七、河洛文化的人文精神

　　　　　　　　　　　　　八、帝王之学：河洛文化的智慧

　　　　　　　　　　　　　九、结论：河洛文化的中衰

　　一、序言

　　1993年10月8日，也就是14年前，我应「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邀请，参加在河南巩义市举行的「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是怀着朝圣的心情去参加的。1989年，我应「中国孔子基金会」的邀请，到山东曲阜参加「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研讨会」时，也是怀着朝圣心情去参加的。两者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古老华夏文明发祥的圣地，一个是华夏儒道（1）发祥的的圣地。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教徒都要到麦加朝圣。华夏民族没有严格意义的宗教（道教可以算是一个吧），如果一定要为我们民族找个宗教的话，那就是祖宗崇拜，也可称之为祖宗教吧。所以炎黄子孙在文化上应该都是当然的祖宗教信徒，中国人说，不能数典忘祖，正是这个意思。那么炎黄子孙的祖宗的根在那里哪？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登城＞一首诗中谓「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程思远先生当时给大会的题词说「炎黄子孙，根在河洛」。就是说，我们祖宗的根在河洛，在河洛之间。

　　的确在血缘上，炎黄子孙的祖先发迹於河洛地区；同时在文化上，炎黄文化的根也在河洛地区。所以，那年我到巩义市去，就是要借参加研讨会之便，寻根问祖，访民族血缘之祖，朝拜瞻仰华夏祖宗教的圣地；寻华夏文化和思想之根，同与会的专家学者共同探索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源流脉络。

　　为什么要问祖？为什么要寻根？

　　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远古的历史固然随着时间而日益淡化，但决不会消失；用心理分析的话说，而是潜存在这个民族的下意识里，还会不知不觉地在起作用。

　　所以寻根问祖，不会完全是个情感上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很现实、

　　很迫切的问题，那就是：中国近现代深重的民族耻辱和文化灾难，是历史偶然造成的呢？还是从心理分析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追本溯源，是否有更久远、更深刻、更根本的文化思想原因？或者打个比方，中国古老文明这时生了一场几乎丢掉了老命的大病，那么我们就要追问，病因何在？是病出偶然还是其来有自？也就是说，是否我们华夏文化在源头、根苗、或基因上，一开始就先天不足，还是後天不良，以致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是否在其孕育时期先天就有了很大的局限性，还是在後天的幼儿期或壮年期被导入歧途？我希望能够从那次与会的各位考古学家和上古史学家的权威专题报告中得到启发，得到起码是初步的答案。

　　当然，面对着新的世纪和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2）华夏文明也有个如何振兴自己古老的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大问题；用港台和海外新儒家的话说，就是有个「反本开新」、「复古创新」的大问题。或者用张岱年的话说，有一个「文化综合创新」的时代任务。所以，也有个寻根问祖的问题。

　　当时，我也利用出席研讨会的机会提出了自己浅陋的看法，希望够得到与会各位前辈和先进学者专家的批评指正。因为那次会议的主题是河洛文明或文化，所以我就在河洛文化上做文章。我报告的题目是〈寻根问祖――河洛文化的现实意义〉，其中我提出了「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的概念。当时，这个概念只是我的一个非常初步、非常不成熟的大胆构思，并没有做过大量的研究和慎密思索。14年後的今天，我觉得我报告的主题仍然有现实的意义，所以就参考了当时会上所提出的论文和这些年来出版的有关这个专题的论文和专著，全面重新改写，着重地阐述所提出的「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的概念。这就是本文产生的背景。

　　二、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

　　在未进入正题之前，首先要界定一下河洛地区的地理范围和河洛文化；然后再界定什么是涡漩运动，以及什么是文化涡漩运动或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3）

　　关于河洛地区的范围，各家各说，莫衷一是，但一般是指现在河南中部以嵩山为中心的郑（州）洛（阳）地区；具体而言，是指北到黄河，南到鲁山、镇平，东到郑州，西到洛阳一带的黄河中下游交汇区疏松的黄土冲积平原（4）。狭义的河洛是指洛阳东巩义市西，伊洛河之间的这一段黄河中下游地带，其中心是嵩山北阴、伊洛汇流的巩义市河洛地区，（5）也就是当时开会的地方。这也是河洛地区的核心地带，核心中还有个更核心的地方，就是位于巩义市南河渡乡的洛汭。所谓洛汭，它是源自商洛山地蜿蜒于豫西丘陵地的洛河，在巩义市东北神堤村转个大湾与黄河在洛河口交汇处形成的一个大河湾，洛汭为古称，亦称「什谷」、「洛口」。（6）这个方圆200至300多公里的范围内所孕育的华夏古文化就叫做河洛文化。（7）

　　这里顺便交代一下河洛文化的分期问题，河洛文化历时数千年，从伏羲一直到北宋，有的学者还主张一直到鸦片战争。我主张下限应该画在北宋。但是，即使截至北宋，也有五六千年之久。为了便于说明起见，我今天的报告只讨论伏羲至先秦这部分，秦汉至北宋这段期间的河洛文化，将另文论述。

　　至于涡漩运动这个概念，我是受自然界的涡漩现象启发的。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最常见的是河流中的湍流产生的涡漩现象，台风、龙卷风也是气流的涡漩造成的自然现象。这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更是比比皆是，例如在电磁场中，在重力场中，甚至在宇宙的天体运动中，也常发生这种现象，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这是自然界的现象。在人类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类似这种涡漩运动的现象。河洛文化的源起和发展过程就是一种文化涡漩运动的范例。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现代版的「天人合一」吧。本文就是利用这个概念来总括说明河洛文化数千年来的漫长历史进程。

　　涡漩运动，首先当然必须有一个核心，例如台风的风眼，它起着吸引和辐射的两种作用；也即涡漩运动循着两个方向进行，一个是向心力，一个是离心力，不断交互作用，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河洛文化的源起和发展过程正是如此；具体地说，河洛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吸引力、消融力，把周围的地区文化吸引进来，消化融合。然后再释放巨大的离心力，将其融合後的文化向四周辐射出去，传布到四周地区。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使河洛文化不断向四周延伸扩大，从而形成更大的河洛文化圈。

　　例如地下考古文物显示，殷商发挥文化核心作用，吸纳从属族群及方国的神祗，走向普世文化的方向。另一方面，长江以南各地区的物质文化，虽然有其地方特点，但也显示接受了殷商中原文明的特点，甚至几乎完全与殷商文明相同。这证明殷商文化不仅存在于黄河中下游，而且也证明殷商中原文化对四周方国的强大影响，并且已经辐射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了。（8）

　　河洛文化的历史正是沿着这个轨道运行的。目前考古和历史学界大致已经肯定河洛文化构成以关中、晋南和豫西为范围的中原文化的核心，而中原文化又是华夏中华文化的核心。于此可见，河洛文化对华夏中华文明的源起和发展是多么关键了。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当然很清楚，传说的远古时代也就是三皇五帝时期，中华大地、大江南北，除了河洛文化之外，还有其他的地区文化同时存在，例如如甘青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海岱文化、江汉文化、齐鲁文化、闽越文化、三楚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等。

　　所以考古学界才会提出考古文化的「六大区系说」或「满天星斗说」（9）、「四大区域说」（10）、「华夏文化多元说」、「一体多元说」（11）等；简言之，可以归纳为区系说和中原中心说两大类，以便更有效地说明这种地区文化同中原文化同时并存和发展的现象。我认为，这两类说法各有所偏，各有优点，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发明。

　　区系中的各地区文明也有其核心，例如拿河洛文化所属的仰韶文化来看，就有关中地区的半坡类型、豫晋陕交界地区的庙底沟类型、郑洛之间的大河村类型、豫北地区的後岗类型、大司空村类型、晋南的西王村类型、冀南的下潘汪类型，各个类型的分布区域，除个别地带有交错外，都有其中心地带，都有其核心。（12）其他地区文化也可依此类推。所以，上古传说时期，部族林立，有万邦之说，就很好理解了。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河洛文化在这么多的地区文化中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形成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从而对其周边的地区文化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辐射力？

　　最后分析归结起来，这个问题涉及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也即自然地理生态和人文精神两个方面。这里需要强调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动态辩证关系，即物质产生精神，精神固然源自物质，但也可以转变成物质，形成巨大的有形力量，反过来作用于物质。这就是文化思想具有巨大能动性的奥秘所在，也是本文的要旨所在。

　　现在首先说明物质因素，也就是自然生态、地理因素和生产力。

　　三．自然地理生态因素

　　先讲生态环境。水是生命之源，远古人类必须尽量靠近水源才能生存繁衍，所以大河哺育了人類文明。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印度的恒河文明、巴比伦的两河文明，都发源于大河的河谷盆地；中国的河洛文明自然也无法例外，发源于中国第二条大河黄河的中下游的冲积平原。历史上叫做大河文明，其相对的文明是海洋文明，例如希腊文明发源于地中海东部的沿岸地带，面对的是一片蓝色的海洋。这种大河和海洋的特殊生态环境，对据以形成的民族的性格、心理及其人文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下面再详细论述。

　　不过，讲到河洛地带的水，当然不止一条大河黄河，还有南岸的一条大支流洛河，河洛就是黄河和洛水的合称。洛河又有三条支流，即涧水、瀍水、伊水等。伊河于巩义西流入洛河，洛河于巩义北注入黄河。此外，还有众多的湖泊水泽散布其间。与此可见，河洛文明水流之多、之盛、之广，绝非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印度的恒河文明、巴比伦的两河文明可以相比！

　　有了水，自然就有林木，就有茂盛的森林植被，就有飞禽走兽，佳美的山水，秀丽的风景。而且远古时期，黄河及其支流大部分清澈，水量也比现在大得多。（13） 所以单就水而言，流域面积达15，771平方公里的河洛盆地正是这样一块适宜人类居住的风水宝地！（14）有诗为证：北宋邵雍诗曰：洛川多好山，伊川多美竹！这是距今一千多年前的人说的，可以想像，距今五六千前时当更是秀美了！

　　水虽然多，还得流在宜于发展农业的平原盆地，河洛一带正是这样的理想地区；以华北台地为基础，其间散布许多山间盆地的谷地，如伊洛盆地、汝颖盆地、溱洧谷地等。嵩山以东是面积约达40万平方公里的黄河冲积平原。整体上是一片广袤的平畴旷野。从小区域上说，区内是起伏不平的山岗丘陵，与西亚的新月形地带相似，河流水渠纵横流布其间，非常有利于远古时代农业的起源和发展。

　　农业固然离不开水，也离不开土壤、主要的农作物和气候；水、土壤、农作物、气候，是农业文明兴起和发展的四大物质要素，缺一不可。讲到土壤，河洛地区的土壤层主要是第四纪冲积土（褐土），属棕壤的褐土（俗称黄土），广阔深厚。其特点是经过多年耕种形成为壤土（河边）及黑垆土（塬上），母质肥沃，肥力高，节理垂直，有利于毛细现象生成，可把下层的肥力及水分带到地表，因此具有天然抗旱保水自肥的能力。并且土层单一，疏松多孔，先民使用简单粗糙的石铲、木耒等即可进行开垦与浅种直播，也利于开挖水井及水渠以便进行农田灌溉。（15）

　　河洛地区的主要作物是粟，既耐旱，又耐寒，宜于栽培和广泛种植，而且生长期短，易于保存。而黄土地带的黄土层正是适宜粟生长的土壤，所以粟成为新石器时代北方地区和河洛地区先民的主要作物。古史文献中经常出现粟以及同类的干旱作物黍、稷这两个字，就是最好的证明。此外，还有麦、豆也可以广泛种植。（16）

　　相对而言，长江流域的主要作物稻米，虽然是耐温湿的水耕农业，但是如果水太多了，多到沼泽湖泊遍地，河道纵横，以致排水不易，稻米就无法生长。所以必须要等到农业技术发展到可以排水的技术水平时，才能大量种植稻米。然而这种技术，远古时代的先民是完全不具备的。因此由于河洛地区的水量适当，不是过多，一般较南方排水容易得多，比较容易灌溉，所以南方稻作农业的生产力难以超过北方的旱作农业。这是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中晚期，当进入距今三四千年的青铜器时代，北方旱作农业大为发展，成为哺育华夏文明核心的关键的物质条件，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随之发展了辉煌的文明、文化。（17）

　　再说气候吧，据气象学家竺可楨的研究，自距今六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至西周初期的三四千年其间，包括河洛地区在内的中原地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干旱地带农作物粟类的生长。而且四季分明，不湿不燥，冬不冷，夏不热，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的摄氏3度；尤其是黄土地，最适宜于远古人类依水傍崖穴居。（18）所以，不論是水、土壤、主要作物或气候，河洛地带所具有优越的生态条件都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这就为河洛地区的农业文明提供了无比坚实雄厚的物质基础。

　　现在再来讲河洛地区的山川形势和地理位置。其四周山峦叠起，中部地势开阔。南面是嵩山、外方山、伏牛山脉等环绕，再往南则连接部分的江淮平原；北面是黄河横穿而过，再往北可以控制幽燕；东出虎牢，连接豫东大平原（河下平原）和黄淮平原或华北平原；西接秦陇，越过函谷，可抵达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进而连接广袤的黄土高原。（19）所以，就地理位置而言，的确是「山河拱戴，四域相围，万方辐輳」，位居天下之中，制约四方。例如当大禹将华夏划为九州时，河洛地区属豫州，地处九州之中，所以后世通称中州、中原、中土。古代所称之「中国」，其原意即指以古都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所以最晚到西周初年也就是距今3000多前左右，河洛地区已被视为天下之中。（20）

　　这个无与伦比的形胜甲于天下的优越地理位置，是其他地区文明，例如红山文明、巴蜀文明、良渚文明、海岱文明、江汉文明、荆楚文明怎么也比不上的，纵令它们也具有同河洛地区一样优越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但不是偏西，偏北，就是偏东，偏南，都远离华夏先民活动频繁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所以，从地缘上看，河洛地区也是得天独厚，以洛汭为核心的河洛地带，仰仗大自然厚赐的物质条件和居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最有条件成为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例如正是由于这种居「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西周的周公营建洛邑屏卫东方，然后从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後梁、後唐七朝，均定都于此；隋炀帝和唐初武则天称帝时也迁都于此，因而有「九朝名都」之称。如果从河洛文化圈更大的范围来看，河南北部的安阳曾经是殷商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後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国都，所以安阳也有「六朝故都」之称；河南东部的开封，曾经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後梁、後晋、後汉、後周以及北宋等六朝的都城。这样前后算起来，就有21个大大小小的朝代在河洛地区开国建都，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谓「天下的大凑」，应该是当之无愧了。（21）

　　第三个是生产力，这是形成涡漩运动核心又一个关键的、不可或缺的物质因素。民以食为天，人是要吃饭的，要吃饭就离不开农业，远古人类文明的起源和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农业的支撑。当然这里是说，先民已经从渔猎进入农耕的时代，从伏羲进入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周初的时代。这里需要大致界定一下文明的定义和主要内涵。所谓文明，其标志性的内涵包括文字、城市、礼仪、建筑、宫殿庙宇、青铜、阶级和国家，还有科学、哲学、艺术等。这些内涵的出现和持续存在并发展，必须以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只有农业生产力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使农业生产能够经常有保证地为社会提供一定安全数量的余粮，才能够收容更多的奴隶从事各种非农业性活动，充当仆役；本氏族的成员才能够有更多的人完全脱离生产，从事必要的行政管理工作和心智活动。（22）

　　然而在没有铁器的情况下，环顾大江南北的几个地区文化，都没有使农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出现国家和阶级社会并持续存在和进一步发展的优越自然地理条件。具有这种条件的在当时只有黄土层地带的旱作农业地区，包括河洛地区。所以，河洛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华夏文化的中心，成为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就农业生产力而言，毋宁是很自然的了。

　　考古的出土文物证明，河洛地区早在距今8千年前也就是伏羲时代前后，就形成了农耕文化的中心。斐李岗遗址显示，农耕区分布在豫西山地的东部边缘与黄淮大平原的过渡地带，尤以嵩山周围最密集。农业是斐李岗文化的主要生产活动和食物的主要来源。农具中锄、铲的出现，说明当时已脱离原始的刀耕农业，进入锄耕农业。由斐李岗、仰韶、龙山等文化看来，农业经济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从而在河洛文化圈形成了农耕文化的中心区域。这种以农业经济形成的生产力，构成了河洛文化涡漩运动所需能量的主要物质来源。（23）

　　四、涡漩运动的向心力：逐鹿中原与民族大融合的原型

　　当然，这麽好吃、好住的宝地，自然具有强大的物质磁吸力、向心力；已经住在这里的人自然不想走，不但不想走，而且还要尽量地把这块宝地建设得更美、更好。没有能住进来的，例如周边相同的华夏部族和其他部族，如一般通称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很自然地要抢占，据为己有。于是就会想尽办法抢夺，文的也好，武的也好，只要能够到手就行。这就促成了长达数千年的以河洛为中心的频繁互动，从而启动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进程，也为河洛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新的生命力，增强了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能量。

　　文的和平融合方式有经贸、通婚、朝贡、联盟等，这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民间交流来往。这种方式是潜移默化的，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见到融合的成效。

　　至于武的战争方式，就是历史上一般习称的「逐鹿中原」的政权或朝代更替的方式，这时已经初具雏形。历史显示，在上古时期的河洛地区或中原地区，战争频繁（24），因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尚未开化的半野蛮时代，这是当时逐鹿中原唯一最有效的方式，所以英雄必然是战争的胜利者。就拿远古活跃于华北大平原和黄土高原的三大部族集团，即华夏族的轩辕皇帝和神农炎帝同非华夏族的蚩尤族三者之间的经典战争来看吧。大体上说（由于各家各说，莫衷一是），偏处西北黄河中上游的黄帝族，属红山文化，是个相对落后的游牧狩猎部族，这可以从黄帝被称作有熊氏中的「熊」字得到证明。而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炎帝部族也是华夏族，属仰韶文化，是个农业部族，相对先进。活动于南方和部分山东的的蚩尤族，属大汶口文化，也是农业部族，也较黄帝族先进。为了逐鹿中原，争夺河洛这块宝地和中原共主的地位，他们之间不断发生冲突，最后打了三次大战，也就是决战。第一次是属于炎帝族的共工氏同非华夏族的蚩尤族交战于钜鹿，结果共工氏战败。（25）紧接着共工氏残部向黄帝求救，炎黄两个华夏族组成了统一战线，在涿鹿打败蚩尤，并且把他杀了，这是第二次大战。第三次是华夏族争夺领导权的内战，皇帝族和炎帝族决战于阪泉，这场战争是牧人和农民之争，炎帝族战败；游牧民族打败了农业民族。（26）

　　这三场战争是一般高中生都知道的，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讲呢？因为它们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是它们是国史上频繁发生的逐鹿中原战争的原型；也就是说，为今后国史上改朝换代的战争和民族的大融合树立了典范和规范，也确立了一种激烈形式的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规律。

　　其次是我们现代人的观念，总以为文明高的一定征服或打败文明低的，但是上述三次经典战例却表明，文明高的反而经常是文明低的手下败将。黄帝族主要是游牧狩猎部族，总体上说文明落后，但却是这三次逐鹿中原的经典战争的最后胜利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游牧民族勇武善战，飘忽机动，并以驯服野兽见长（这时尚无骑兵），例如与蚩尤族的涿鹿之战开战後，驱使野兽冲锋陷阵。（27）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根据黄帝学专家曲辰17年的研究结果得到的结论是，黄帝族竟然在涿鹿决战中运用了朴素的天文、地理、气象、军事等知识，还会利用特殊的地形地物，地方性小气候的变化规律，诱敌深入；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个游牧氏族居然制造出当时的高科技指南车。当然可以想像，必然非常简陋，但也是了不起的军事技术的发明。另外，黄帝族还掌握了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兵车（黄帝号轩辕，轩辕两个字的左边都是个车字，必定与车的发明和使用密切相关）。（28）蚩尤族虽然骁勇善战，并且使用了当时的高科技金属兵器，刀、矛、戟和弓弩等，也难以抵敌，结果大败，蚩尤被杀，残部纷纷向南逃走。

　　考古学家郭大顺主张，炎黄两族的接触与对抗，反映仰韶与红山两个文化的长期竞争，胜利者黄帝族入主中原的河洛农业地区，改为种植五谷杂粮，从牧民变成农民。也就是说，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皇帝族战胜了经济和文化先进的炎帝族之后，被炎帝族同化了，然后炎黄两族同九黎等部族进一步融合，并逐步向南发展，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也随之向南方辐射，其文化圈随之不断扩大。

　　此后，西北和北部落后的非华夏游牧部族，不断骚、侵略、占领中原先进的华夏农业民族，就是遵循这个战争规律，华夏族自战国时期起不断建造长城以自卫，竟然也无法阻挡游牧民族的频繁骚扰入侵。

　　第三点是，这三次战争的结果显示，北方的黄帝族征服东方和南方的炎帝族和蚩尤族，初次启动了国史上西部的部族征服东部和南部的部族战争的总趋向。具体而言，就是在东方河洛地区同西方（广义）周边地区的游牧文化的冲突和战争中，总是后者征服前者，成为中原的统治者，然后又被先进的河洛文化同化而融为华夏族。如此反复循环，周而复始，从而演变成为华夏族与周边民族斗争融合和中原朝代兴亡更替的历史循环怪圈。自此以后，直到北宋为止，这成了北方民族斗争历史的规律。

　　这三场战争是国史上的大事，是「逐鹿中原」的政治斗争的经典战例 ，也是当时黄帝族开国和建族的经典战争；开国是指建立了有熊国，建族是指黄帝一战而为华夏族在河洛中原立足奠定了华夏族千秋万代的基业。炎帝族失败後，推举黄帝为天下共主，从此确立了中国政治的正统政治传统，也即政统。成王败寇的政治传统也因这三场战争而成为后世政治斗争的准则；军事斗争的胜利者被尊崇为有德之君，失败者则被丑化和扣上失德之君的帽子。所以共工、炎帝、啻尤，在后世的历史中往往是个负面的形象，被排斥于北方主流文化的英雄谱之外。（29）但历史的事实是，共工氏是治水的鼻祖、民族英雄，炎帝是农业的发明人，所以后世才有神农氏的美称。简言之，以上三场战争是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通过最激烈的战争的形式，展现其强大向心力的经典战例。

　　大体而言，在西元3000年至1700年前这段漫长的过程中，在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强大向心力的吸引之下，各部族最终在中原地区形成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的融合核心。所以，夏商之际，散居豫、陕、晋西、冀南的广阔华北大平原的周边部族，在河洛文化涡漩运动强大的向心力作用下，主要通过战争的强制方式，基本上完成了融入华夏族的过程，奠定了夏王朝成为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基础。（30）

　　 五、涡漩运动的离心力：天灾人祸

　　以上说的是河洛文化物质方面的向心力。再说物质方面的离心力。离心力有两种，一种是正面的，就是河洛自己的文化和工艺商品主动或被动地向外传播。还有一种是负面的、消极的离心力。这是人祸造成的，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明显分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最常见的是出了暴虐的统治者，这是内忧；加上四周少数民族垂涎中原华夏之富庶，文明之发达，于是腹心地带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频仍，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这是外患。内忧外患都是人祸，造成中原和河洛地区残破，从而使涡漩运动的凝聚力、向心力大为萎缩，离心力反之大为增强；用历史的语言来说，就是内忧外患使河洛人民活不下去，不得不离开曾经是富庶美丽的家园，流落四方。

　　简言之，如果原来的河洛先民一旦丧失蓬勃的朝气和创造力，自身腐败，就会走向衰败没落，然后周边的部族或民族就会乘机侵入，取而代之，成为河洛地带新的统治者。所以河洛地带的居民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在涡漩运动的运作下，新旧不断取代，于是华夏民族同周边部族或民族不断冲突融合，扩大繁衍。所以涡漩说，不仅表明河洛地带的高度文明可以辐射出去，输出先进的文明、科技工艺和文化思想；而且也表明，河洛的居民也会被历史的涡漩伟力扬弃、淘汰而驱离出去，成为移民流民。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一共有四次，都是发生在国家长期分裂、战祸连年、民不聊生的大动乱时期。例如今天闽南和台湾的客家族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辗转流落到南方的河洛移民。（31）

　　这样看来，河洛的华夏族观念不再应该是血缘意义的了，而应该是文化意义的了。满洲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驳斥夷夏之分说，「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所谓圣德就是文化的，而非血缘的。中原原来的华夏族不断流落他乡了，反客为主的非华夏族不断涌入进占後融合于河洛文化而被同化了，也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华夏族了；用现在的话说，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了，成为炎黄子孙的一员了。所以雍正的夷夏融合论，自古至今都是说得通的，是涡漩说的最好注释。

　　人祸之外的原因就是天灾，例如常见的水灾和旱灾（地震、瘟疫偶然发生）。造成水患的一个是伊河，其上游山高林密，温暖多雨，水患之多，洪水之大是夏后氏族生存发展的心腹大患。更大的洪灾来自黄河，河洛地居黄河中游，水灾、洪患频仍，从黄帝到唐尧虞舜之际的400多年里，河洛以东的人民经常苦于水患，所以要命共工治水，又命鯀治水，命禹和伯益治水。共工治水时，修堤防水，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立了首功。（32）大禹治水，主要疏导黄河，引水入海，为人民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所以成了大民族英雄。伯益主要是发明凿井。鯀、禹和伯益都是在河洛地区成长起来的。所以水患，数千年来成了河洛地区、中原地区先民的恶梦。（33）所以治水斗争史不绝书，黄河水患一直要到新中国时才彻底根治吧？

　　因此同洪灾密切相关的就是兴修水利，水利灌溉一直是河洛文明发展的基础，重视水利建设一直是发展河洛文明的命脉。自夏建都嵩山脚下的阳城，洛汭地区便成了历代帝王建都的场所。水多了，造成洪灾；水少了造成旱灾，有时严重到威胁王朝的命运。例如《国语•周语上》上说，「昔伊、洛竭，而夏亡」。可见伊洛河成了夏王朝的生命线。可见水在伊洛一带之重要性。

　　水，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运输线。在古代科技不发达的时代，水上运输是最便捷、最经济的运输方式。随着洛阳成为帝王之都，政治中心，人口随之增加，再富庶的地方，也无法供应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资。由此看来，不论自然条件多么得天独厚，物质资源都会有困竭的时候，所以华夏帝国的持续存在和发展必须要有接替地带；幸好，除了河洛这块宝地之外，还有关中平原的长安和河洛文化圈的开封可以替代。所以东周、东汉都定都洛阳。于是，秦汉之后，随着国家的政治重心逐渐由长安移到洛阳，粮食和物资的供应也随之东迁。都于长安时，稻米、丝绸、茶叶等物资，都依赖南方，供应可从长江转道汉水，再北上长安。这是一条西部的运输线，另一条是东部的运输线。战国中期以后，东部平原修通运河，漕运条件大为改善，漕运的条件比西部水运更为便捷和省力。这对河洛的洛汭非常有利，因此汉唐以来，便形成了两个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和洛阳轴心。於此可见，隋唐开凿运河是經濟的形势所逼，才不得不另闢財源。具体而言，这显示，河洛地区和中原加上关中平原的物力逐渐难以为继，无力承受成为大帝国中心的经济压力，不得不向尚待开发的长江以南的稻作地区引进资源了。（34）

　　简言之，上述河洛文化涡旋运动的向心力和离心力，长期的交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涡旋运动的互动机制和规律；具体而言，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直到清帝国覆灭为止，甚至一直到1949年的国共斗争为止，朝代和政权的兴衰更替的周期循环怪圈，规范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演变。

>>龚忠武：寻根问祖——试论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下）

　　注：　　

　　（1）这里之所以用「儒道」（Confucianism），而不用「儒家」、「儒教」、「儒学」，因为「道」是指宇宙和人世的根本法则、基本规律和原理，应该更能体现孔子所创的人道哲学体系的旨趣和精神。

　　（2）1993年夏天，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主任兼政治系教授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在美国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 上发表了一篇引起国际政学界广泛注意的文章，〈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他在文章中主张，冷战结束後，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成为未来国际政治中新的对抗模式。并且预言，世界上的大文明，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可能再加上巴西、南非、或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成为未来国际政治舞台上新的活跃参与者。他说他之所以要撰写此文，目的是要唤起人们注意这种文明冲突的危险性，从而推动文明间的对话，化解文明间的对抗。1997年，他本此初衷，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扩大改写成专书，题名《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进一步阐述他的主张。

　　（3）自从我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涡漩说」的概念之後，国内学者戴逸、韩石萍、朱绍侯等在他们的文章和谈话中引用了我的这个概念，但只是说「有人」，未注明出处，戴逸甚至连「有人」都不说而视为己有，难免予人有掠人之美之嫌。（请见戴文，〈关于河洛文化的四个问题〉，《寻根》，1994年第1期；请见韩文，〈关于河洛文化的若干问题〉，收录于《根在河洛――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以及〈河洛文化的特征〉，《寻根》，2004年第5期；请见朱的谈话，〈专家谈河洛文化〉，贴于洛阳师范大学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网站）

　　（4）王保仁，〈豫中地区原始文化试析〉，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5）傅永魁，〈论河洛文化的范围与内涵〉，同上。

　　（6）许顺湛，〈神秘的洛汭〉，同上

　　（7）窦志力，〈河洛文化浅说〉，《河洛文化论丛》，第一辑。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页244；许倬云，《万古江河》，台北汉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页55。

　　（9）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魏亚南，〈中华文明的曙光——就辽西考古新发现访考古学家苏秉琦〉，《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5月4日。

　　（10） ＜中华文明发祥地有四大区域＞，《光明日报》，1986年9月23日，第一版。

　　（11）《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12）赵玉安、廖永民，〈华夏族与华夏文明〉，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页4。

　　（13） 史念海，《山河集》（二集），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页227。

　　（14）傅永魁，〈论河洛文化的范围与内涵〉，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15） 张德水，〈论河洛文化在中华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地位〉，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页5。

　　（16）同上，页3。

　　（17）《中华文明史》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页12。

　　（18）张秀英，〈水与河洛文明〉，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19）同上；张德水，〈论河洛文化在中华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地位〉，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20）司全胜，〈河洛文化的中心性〉，《根在河洛――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周叔昆，《黄土高原，华夏之根》，2001年；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21）同上；徐金星，〈河洛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核心〉，《寻根》杂志，2004年第5期；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上册，页101－102。

　　（22）张德水，〈论河洛文化在中华古文明发展中的地位〉，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页15。

　　（23）同上，页6。

　　（24）韩香花，〈论炎黄时代河洛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页3；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

　　（25）骆承烈，〈中华民族聯合統一的肇始──從炎黄战蚩尤谈中华民族大融合〉, 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26）同上；许倬云，《万古江河》，台北汉声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31－32页。

　　（27）骆承烈，〈中华民族聯合統一的肇始──從炎黄战蚩尤谈中华民族大融合〉, 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28）曲辰，〈试谈河图洛书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页13。

　　（29）许倬云，《万古江河》，台北汉声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34页。

　　（30）赵玉安、廖永民，〈华夏族与华夏文化〉，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页2。

　　（31）骆承烈，〈中华民族聯合統一的肇始──從炎黄战蚩尤谈中华民族大融合〉, 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张纯俭，〈河洛地区与客家人〉，同上。

　　（32）张秀英，〈水与河洛文明〉，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页5。

　　（33）同上。页6－8。

　　（34）同上。页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