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郑永年先生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谈点看法

最近我们读到郑永年先生的大作《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由于涉及到一些重大问题，所以有必要谈点看法。

首先，应当肯定郑先生对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关注。所谓“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应当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意识形态，或者现在所说的价值体系。这个东西确实非常重要，由于这个东西的“缺失”，正如郑先生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

“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界的尤世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

“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但在中国，知识分子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责任。”

“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上述论述可谓切中时弊，非常精辟，令人耳目一新，一扫郑先生的上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是什么？》所给我留下的“大忽悠”的形象，我认为，郑先生关心着中国，为中国的未来着想，所提的问题非常重要。当前中国问题成堆，正是盲目借鉴西方知识体系所带来的恶果。要改变这种状态，不仅需要针对具体问题，一个一个地具体分析，找到解决办法，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整体的思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地进行治理，永远也无法在社会管理上掌握主动权。要想掌握主动权，就需要有一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创新，这也就是郑先生所说新的知识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在人类文明创新的前列，演奏第一小提琴。不管是对于中华文明的复兴，还是为了挽救人类自我毁灭的命运，这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认为，郑先生的文章中也有两个观点，需要进一步商榷。

第一点，郑先生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是不对的。中国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本来就有；不仅是本来就有，而且还非常科学，非常先进。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的杰出的祖先在社会政治理论上很早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说老子的知识体系，儒家的知识体系，他们都以“大道”为核心构建了自己的知识体系，近代以来还有毛泽东把东西方文化的精华融会贯通之后而形成的知识体系，还有党中央刚提出不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他们都是对“大道”的继承与弘扬。

既然本来就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为什么还会在郑先生心目中形成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印象呢？这是因为，这种知识体系并不是那种可以装在锦囊里、遇到问题便拿出来拆开、然后照办的东西，而是需要把它修之于身，并经过长期锻炼考验，达到一定的人格发展水平后，才能认识、掌握和应用。

现实中，能够达到这种水平的人很是罕见。中国人已经享受了六十多年的太平岁月，在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人们，虽然学习条件很优越，但这对人格的培养锻炼来说，似乎并不有利。没有经过艰难生活考验的人，不知道自己的本事究竟有多大，但却认为自己本事很大，于是便信心十足地指点江山，数典忘祖，反毛非孔，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他们的人格发展水平还达不到能够理解毛泽东和孔夫子的高度。为什么他们都把西方的那些肤浅的知识体系奉为至宝、甘于“被殖民”的状态呢？其原因很简单：他们与西方人处在同样的人格发展水平上。

因而，中国不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它现成的在那里放着。我们现在缺少的是那种能够把“大道”修之于身、与“大道”融为一体并把它“灌输”到社会生活中去的人。就算是有了这样的人，在当今的时代潮流中，他们也不能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接纳。所以就出现了目前这种“端着金饭碗要饭”的状态，本来自家就有很先进的知识体系却派不上用场，在洋人的知识体系面前俯首贴耳。

我们现在认识到，归根到底，社会价值体系的发展水平是决定性的。但我们也相信，社会价值体系进化的历史必然性，到了需要觉醒的时候，自然就会觉醒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艰难的过程，现在我们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难题，正在为我们的觉醒创造条件。我们中华民族有健全的本能，哪怕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仍然能够浴火重生。

第二点，郑先生认为“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我们必须指出，这种把政治与经济文化割裂开来的思维模式，正是虚伪的资本主义文化偏见。资本主义编制了一张无形的大网，对人的精神进行了严密的控制，表面上却摆出一付放任自由的样子。包括郑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摆脱“被控制”的状态，虽然郑先生也认识到：“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在另外一个地方，郑先生也正确地指出，“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政治是关键。‘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于是我们便在郑先生身上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也认为“政治是关键”，另一方面又强调“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像这样把自相矛盾的观点摆在一起，不由分说地主张其中的一个而排斥另一个，做出这种选择的理由是什么？那就只能是潜意识中的资产阶级偏见。

事实上，政治与经济、文化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能截然分开。郑先生把物质利益与政治权利一分为二，认为“一旦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这本身就很缺少想象和创新能力。要想具有创新能力，其实并不需要太大的学问，所需要的是突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制造的迷雾，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要看到皇帝身上没有穿衣服，也不需要太大的学问，只需要一双未被世俗文化所蒙蔽的眼睛就足够了。

在郑先生看来，中国需要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而要按照我们的说法，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者说是保障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中国需要有一个价值体系的转换。也就是要突破现有的价值体系，建立起一个新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的建设，不是某个学者在书斋里就可以搞出来的理论创新，而是从中华民族关于大道的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与当前的现实有机结合起来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什么需要做这项工作呢？我们大家都很明显地感觉到，共产党人在领导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在改善民生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社会矛盾仍然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监控探头越来越多，几近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像这样下去，早晚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也要像美国人一样，在集会场合需要在总统前面背后放上防弹玻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发展趋势，一定是有某个地方出了问题，这就是社会价值体系问题出现了混乱，用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抓好人民群众的教育，首先是党员干部队伍的教育，他的原话是“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既然我们引进了西方那一套价值体系，自然就要接纳由它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并且要想法解决这些问题。中华文明中具有独特的自我保存的智慧，现在我们需要发扬光大这一智慧，消化西方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吸收其有益的营养，排除其糟粕。一场重大的历史转变正在寻找一种理论上的表达，关于价值体系问题的研究正是这种表达，这是人类精神进化的一个必然阶段。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目标，现在需要的是使它融入社会生活过程之中，成为普通民众实践中的东西，使它真正地具有进一步成长的生命力。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通过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运用社会组织力量来推动这个过程，所以它必然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

总之，郑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对于党和国家兴衰存亡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谢谢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