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体系：社会运行的序参量

岳德常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崩解是一本生动的历史教科书，从这个巨大的历史教训中，我们应当提炼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也不枉历史付出的这一笔昂贵的学费。透过整个事件过程的纷纭复杂的表面，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价值体系的较量，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越来越强大，步步进逼，逐渐占据优势地位，最终使社会主义政权失去支柱而轰然倒塌。正是在这场大灾变中，历史女神撩开了她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看到了价值体系在社会运行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强调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是什么新见解，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共产党宣言》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也就是说，一个阶级的价值体系在社会上占了支配地位，也就维持着这个阶级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也说过，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意识形态，注意用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教育发动人民群众，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深入便是这个宣传教育不断深入的过程；奇怪的是，夺取政权后，共产党的一些败家子却忘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这个武器反过来却被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运用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东欧的剧变过程中，他们的舆论宣传工作做得如此成功，以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生活的许多人对西方社会的那一套价值体系趋之若鹜，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却懵懵懂懂，不知利害，没有一点招架之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对手，稀里糊涂地丢掉了社会主义政权。
历史的发展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包括许多西方学者，虽然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纷至沓来的历史事件和科学家的本能，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接触到真理。被誉为一般系统论之父的贝塔朗菲说：“作为最后一着，起决定作用的，总是价值体系、观念体系和思想体系。尽管一小批移民曾为美利坚合众国战斗过，但是创建这个强大帝国靠的还是观念。一种观念之所以使一帮被称为古代基督徒的微不足道的反叛者得胜，是因为他们的对手虽然还统治着世界，但是已经丧失了对它自己存在的基本观念。饥肠碌碌、衣衫褴褛的拿破仑军队，用观念和信心攻克了意大利和欧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设想这条历史法则已经变了。……如果生活的目的、指导的观念或生命的价值已经衰竭了，那么军事机器，包括最先进的超级炸弹也挽救不了我们。这是由历史变迁中得出的几个稳妥可靠的结论之一。”[1]
拉兹洛将这个决定社会运行的因素称为“文化信息库”，他说，“社会系统是由人来运转的，但并不是处在任何个人的全面的和有意识的操纵之下。生产、消费和管理系统是按照作为社会成员的许多代人创立的传统准则在运行。个人极少能作出什么贡献来创造和改变这些准则，即使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他们也发现自己行动的自由仅仅局限在由自己的地位或职务限定的特权和职责的范围内。
“对社会基本活动进行编码的那些准则的总和构成了一个基本信息库，它属社会全体成员所有。这个集体的信息库相当于社会的文化……如果社会的信息库（广义的“文化”）是赶上时代和合用的，那么生产和消费系统就能够恰当地发挥功能并把社会维持在它的环境中。所有必须有的流体都得到补充，所有基本的下层系统都得到修复或更新。社会是能支撑住的，人与人都能和睦相处并同他们的环境保持平衡。反之，如果社会不能补充那些流体，不能修复或更新它的下层系统，社会就是危机不稳定的，或者说处在一个突变分叉点上。在这种不稳定和不能支撑的状况下，社会成员就必须改进与改变他们的文化形态，即他们集体的信息库，使它现代化。他们要么竭力度过难关，建立起一种新的有效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组织模式；要么他们的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甚至可能会分崩离析，一片混乱，成了比较稳定和强大的敌国可以轻易掠夺和吞并的对象。”[2]
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把他在自然科学上的研究成果外推到社会学中来，他把社会舆论称为“序参量”（order parameter即控制秩序的参量），它在整个社会的自发的自组织过程中，决定了社会演化和社会行为。他说：“政治制度……无非是一种以国家形式表现的舆论而已。”[3]“流行的舆论起着序参量的作用，它支配着个人的意见，强制形成一种大体上是一致的舆论，借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4]
当代资产阶级政治家们对思想意识、价值体系的制导作用是看得很清的，比如布热津斯基就这么说，“说到底，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并从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这些思想既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好的或坏的；可以充分理解的或只能本能地感觉到的。有时候，这些思想会被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表达出来；有时候只不过流传盛行罢了。我们正处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因此，政治思想大概会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5]所以他们专心致志地运用思想武器来搞垮社会主义政权，这正是他们的过人之处。他们资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办针对苏联东欧人民的广播电台，同苏联东欧做生意，开展科技文化交流，等等，都包含着用西方的价值体系影响苏联东欧人民的企图；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尼克松说：“我们应当充分运用作为西方文明基本特点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6]他还说，“苏联需要同西方接触……当他们打开门，取他们想要的东西时，我们应当把尽可能多的真理送过去。”[7]西方政治家们诉诸人的基本需要和本能，采取种种手段来影响、塑造和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被塑造和改变的人们便以为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就是天然合理的，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中，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那么一部分人很容易接受西方那一套价值体系，他们以为放纵情欲、物欲便是人的自由，谁要是想让他讲理想、讲道德，进入更高的发展层次，便是不民主、不人道。在演变的过程中，接受西方价值体系的人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成了制导着社会的发展方向主要因素，在它的制导下，社会便不可避免地趋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便不可避免地崩溃了。用协同学的话来说，“看来革命之前总是出现不稳定，也就是大量民众不再维护或不再坚决地维护现存的体系。此外还有相互的易感性和相互的影响……对统治体系的否定态度以排山倒海之势而来。这种猛烈的来势更以现存体系的支持者越来越自我孤立和缄默而加强。”[8]
这些学者和政要们的专业领域各不相同，所用的术语也不一样，但他们都得出或是支持着这么一个结论：价值体系是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序参量。其实，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意识形态，注意用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教育发动人民群众，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深入便是这个宣传教育不断深入的过程；只有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制导作用，才能保证社会进入新的运行轨道。
这是我们从苏联东欧的剧变所要记取的一个重要教训。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一、关于历史必然性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形成了一个误区，似乎人们只要有充分的耐心等下去，便可以像看戏一样看到最后的结局；事实并非如此，在历史舞台上，每一个人都是演员，不论是主角还是配角，人们的选择都对历史过程发生着一定的影响作用。是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阶段，还是走向毁灭，历史的发展取决于每一个人的选择；尽管单个人的选择是微不足道的，但错误的选择一旦形成气候，便会把越来越多的人吸引过来，形成气候。因而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机械的历史必然性，真理一定会战胜谬误和邪恶，作为最终结果，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但在朝向这个最终结果奋斗的过程却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有时邪恶也能获胜。作为个体，人会犯错误；作为集体，社会也会犯错误。而且，同个人一样，社会一旦在犯错误的路上开了头，也会一路错下去。马斯洛说：“我越来越相信对自身幸福的熟视无睹是人类罪恶、痛苦以及悲剧的最重要的非邪恶的起因之一。我们轻视那些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们往往用身边的无价之宝去换取一文不值的东西，留下无尽的懊恼、悔恨和自暴自弃。不幸的是，妻子、丈夫、孩子、朋友在死后比生前更容易博得爱和赞赏。其他现象，如身体健康、政治自由、经济富强等也是如此。它们的真正价值只有在丧失后才被认识到。”[9]当人们长久地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中的时候，逐步淡忘了先辈们为了公有制是如何奋不顾身地奋斗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也就体会不到新制度的优越性，满眼看到的都是新制度的弊端；必须马上丢掉它才能称心如意；后来的领导人看不到以前的领导人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艰苦奋斗才打下这份基业的，只看到前人的失误，不惜以否定前人来抬高自己，从而主动地为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而打开大门。还有一些掌权者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挖社会主义的根基，他们争先恐后，唯恐自己吃了亏；还有大量的官僚主义、铺张浪费；俗话说，成家好比针挑土，败家犹如水洗沙，社会的兴衰也是一个道理；尽管社会主义家大业大，但也还是经不起大批蛀虫的啃咬。在这种心腹之患的威胁下，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在研究各类不同系统在相变时的性质，发现它们在相变过程中，其众多状态变量中有的起作用大些，有的起作用小些；起作用大的变量不仅决定了系统相变的特点和性质，而且决定了其它变量的变化。他发现只要分析清楚了这些变量的演化规律，其它变量的演化规律也就随之了解了。哈肯对这类现象加以总结，提出了“支配原则”。“支配原则认为任意系统的状态可由多个变量描述时，其中必然存在少数几个随时间变化慢的变量，它们被称为慢变量也即序参量；而其余随时间变化快的变量，被称为快变量。慢变量的变化决定了系统的相变；而快变量如何变化却与相变无关，快变量本身的变化要受到少数慢变量的支配。”[10]社会是一个大系统，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转变，也就是哈肯所说的“相变”，他所说的支配原则在这个领域里也是适用的。透过苏联东欧演变的整个事件过程的纷纭复杂的表面，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价值体系的较量，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越来越强大，步步进逼，逐渐占据优势地位，最终使社会主义政权失去支柱而轰然倒塌。
在社会价值体系出现混乱的情况下，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珍贵的、美好的，把那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弃若敝屣。而只有当人们失掉它时，当人们生活在失业饥饿混乱动荡的威胁之下的时候，他才能回想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好处。还是用马斯洛的话来说吧，“对这类人，特别是那些对实践没有热情、死气沉沉、意志薄弱、无法体验神秘感情、对享受人生、追求快乐有强烈抵触情绪的人，让他们去体验失去幸福的滋味，从而能重新认识身边的幸福，这是十分必要的。”[11]然而这个代价是否太惨重了？要知道，社会制度可不是一件想穿就穿、想脱就脱的外套。

二、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在不少人的思想中暗含着这么一个假设，只要生产力发展起来了，社会便可自然地进入新的轨道。有很多事例说明，这个假设是有问题的。特别是苏联东欧的剧变，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在生产力已经相当发达而且是在共产党领导的名义下，资本主义的一套仍然有可能发展起来，把社会导向资本主义。
因而并不存在纯粹的经济过程，经济总是与政治融合一起的。不是用共产党人的价值体系来组织社会生活，便是用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来组织社会生活。认为存在着纯粹的经济过程，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如果共产党人接受了这种偏见，就会对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包含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丧失警惕，为其泛滥发展最终冲垮社会主义政权埋下种子。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是一个天然的存在，并不需要特别倡导，哪怕是人们也在口头上高喊着要反对它，只要不认真地去做，它就仍然在社会经济运行的过程中而不断孳长起来，资本主义的复辟就仍然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必须对社会进行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灌输到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去；这项工作做不好，夺取政权也没用。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并且要驾驭它，利用它，把它的不利因素控制在无害的范围内，与之同时，创造出有利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经济过程中去的经济运行模式，逐步地取代和消化市场经济。我们应当有信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支配下，人们不再是在生存的自然必然性强制压力下劳动，在人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社会经济过程将会消除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各种弊端，运行得更好。但如果价值体系出现了混乱，没有正确的评价标准，就不可能正确评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本来是无数仁人志士流血奋斗、孜孜以求的东西，为什么现在居然变成弊端了，这是因为，社会价值体系出现了混乱，那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被人们看作是空洞的废话而弃若敝屣，那服务于这一目标的新制度自然也就随之而变成了需要抛弃的东西。
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抓好经济建设，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人民生存出了问题，任何政权都不能保持稳定；社会主义也一样，也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但仅有这一手还是不够的，如果不注意保持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社会主义同样也是不稳定的。即使像苏联那样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一度成为可以与美国在世界上争霸的超级大国，也依然是不稳定的。因而，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是绝对不能软的。尼采说：“人需要一个目标，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12]对于社会管理者来说，则必须要关注人们的精神追求，把人们的追求引导到与社会整体利益相协调的方向上来。“任何一个社会为了自身的生存，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塑造其成员的性格，从而使他们能够自觉自愿地去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们的社会职能必须内化，转变为渴望去做某些事情而不是非得做某些事情不可。一个社会不能容许人们偏离这一模式，因为如果这种‘社会性格’丧失了它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许多个人的所作所为就不再符合社会的希望，而社会在一定形式中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13]社会主义社会而不培养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性格”，反过来纵容另一种“社会性格”的发展，这就必然会把私有制社会的种种弊端带到社会主义制度中来，在这种情况下，想保持社会主义政治的稳定，就必然是可望而不可得；想保持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由此可见，在社会中也像人造卫星一样，存在着一个制导系统，这便是社会价值体系。共产党人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控制住这个制导系统，不然就会大权旁落。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系统，它与制导系统必须配合起来，倘若生产力很先进，但制导系统跟不上，卫星便无法进入预定轨道；反过来，即使有很精确的制导系统，却没有强大的动力，卫星也无法进入轨道。搞社会主义就像造卫星一样，要想使卫星上轨道很困难，而要想让卫星掉下来则很容易；要想使社会进入社会主义轨道并稳定下来很难，而要搞资本主义则很容易，放手让资本主义的一套价值体系发展起来就可以了。当然像戈尔巴乔夫，他也还要唱一些全人类的价值观的高调子，许一些根本不打算兑现的诺言，敷衍应付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群众，给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时间，拖延一下社会警觉的时机，等到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发展得到位了，大势所趋、无法可救的时候再把底牌亮出来。经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留下了一个饱受创伤的俄罗斯。破败的经济图景，羸弱的国力，使得留在俄罗斯上空的光荣与强大成了昨天的记忆。然而市场经济的大方向已经牢牢确立，“让人们不再想回到过去”，这是他们的最大的政治成就。俄罗斯所面临的已不再是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进行的选择，而是在两种资本主义之间进行的选择：是要一种能够推行法制的自由资本主义，还是要现在的这种官僚和裙带资本主义。

三、关于阶级斗争与价值体系问题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社会进步与倒退的战场已不再是过去的那种阶级斗争了，这个战场现在转到了人们的心灵深处，是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是进一步坚持共产党的价值体系还是坚持别的什么价值体系。因而阶级地位已不足以决定人们的立场了。即使是在工人阶级内部，其思想观念也会发生蜕变。所以，笼统地说要依靠工人阶级，已经成为无意义的废话，工人阶级也会出现分化，包括其先锋队共产党内也会出现腐败。真正有意义的讨论应当是，如何在党内和工人阶级内部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抵制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侵蚀，才能正确地引导人民群众，这样我们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在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面前掌握主动权。
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成了一个变动的东西，两头小，中间大，哪一头能取得居于中间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哪一头就能取得最后胜利；社会主义事业要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须两手抓，一方面不断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另一方面还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导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做好人性的引导工作，运用执政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成长创造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条件，将人性中健康向上的潜在倾向发挥出来，把人们引向更完美的发展。这一方面的工作做不好，人民群众便会一边吃肉，一边骂娘，对共产党有意见。资产阶级和西方敌对势力也是在和共产党人争夺人民群众的，他们诉诸人的低层次欲望，用民主自由的空话来欺骗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体系搞乱，在社会价值体系出现混乱的情况下，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珍贵的、美好的，把那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弃若敝屣。而只有当人们失掉它时，当人们生活在失业饥饿混乱动荡的威胁之下的时候，他才能回想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好处。为避免这种局面，共产党人就必须发挥自身的优势，引导人性健康向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矛盾刚出现时就要进行引导，把它控制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不要等到它发展起来，走向极端，形成敌对矛盾，酿成亲痛仇快的悲剧。要像老子所说的那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在社会价值体系的引导上取得主动权。
任何一种学说，必须赢得人们的真诚信仰，才能在社会上站住脚；儒家学说与各种宗教是这样，共产主义理论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无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真诚信仰、不惜流血牺牲，就不会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论在那时具有征服人心的力量，是因为它为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们指明了生命的意义；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要想使共产主义受到人们的真诚信仰，它必须能为人们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生存与安全、归属感、人格尊重、自我实现等等。这样它才能渗透到社会生活中，成为社会大众的共同追求，才能具有生命与活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所以来到世间，就是为了改造世界的。而不能反过来被低层次的价值体系改造了，要生活化而不能世俗化。共产党人必须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但这不是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物质需要上来，而是要为人民群众摆脱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实现精神上的解放创造条件，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正常的圆满的发展。为此就必须使共产党人的价值体系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改造和提升社会生活，而不能让世俗的价值体系改造了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必然与世俗化格格不入，这可以是判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标准。然而这一点经常地被人忽略，现实中确实有不少“共产党员”一边高谈理想，把理想抬高到在实际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及的程度，一边在实践中奉行着自己在口头上予以挞伐的价值体系，用最纯洁的理想掩盖着最粗俗的目的，我们的古人称这种口言善而身行恶的人为“国妖”，亡党亡国，必然是从这种人开始的。
成为一个人是多么可贵的事。如果作为一个人而不知利用其有利条件追求更完美的境界，不知珍惜生命，任意挥霍，让邪恶与情欲物欲牵住了鼻子，那就叫做暴殄天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置组织上的关心教育和党纪国法的惩戒于不顾，争先恐后地走上腐败堕落之路，关键是这些人没有真正地树立正确的价值体系，他们没有能力抵制不良风气和自身欲望，等到最后明白过来时，却也为时已晚。所以，社会主义应当研究人的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实实在在地引导人们特别是党员和干部队伍真正地树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因人制宜地进行引导教育，创造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社会的进步与个性的进步是有机的整体，只在其中的一项上下功夫而不注意另一项的协同，就不可能在任何一项上取得真正的进步。一种新制度的建设如不同时伴随着人性的更新与提高的过程，便必然会遇到麻烦，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崩解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而从一方面来看，离开了社会的进步，人性的进步便缺少了环境与基础而成为空中楼阁；从另一方面来看，离开了人性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则缺少动力。两者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实现对方的同时才有可能实现自身。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必须伴随一个普遍的精神解放的过程，通过唤醒人们对自身更高层次生活的追求，人们将会在心理上更健康，对自己的生活承担更大的责任，并进而联合起来，为自身的更充分的发展创造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条件，在更大的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塑造自身的完美的同时也塑造出完美的社会。在社会的这种整体进步的过程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成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的目标；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为人们提供的终极关怀，同时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才能极大地繁荣起来。

四、西方文明已被牢牢“锁定”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
价值体系尽管不是一个有形的物质实体，但确确实实是一个客观存在，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控制和导向的作用。有那么一个长期使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发生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而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刚刚萌芽的苏联和中国，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大大发展了，却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我们认识到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制导作用，这个问题就不再难于理解了，因为正是在资本主义刚刚诞生的时候，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还不稳固；社会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还没确定，在这种浑沌无序的状态中，共产党人的价值体系还有可能趁虚而入，无产阶级还有可能夺取政权。一旦生产力发展起来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也会随之而稳固下来，其运行得越有序，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就会越来越渺茫，这种制度尽管有很多弊病，但却难于改弦更张，因为更高层次的价值体系只能存在于学者的书斋里，难于取代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价值体系；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制导着社会的运行，形成强大的引力场，彻底地改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光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内这么做，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也是如此，力图在国际交往中输出其价值体系，把其他国家也纳入自己的引力场内，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就会形成一个天文学上所说的“黑洞”，把一切都毫不留情地吸进去。“尽管民主国家的意识形态是自由的，但那里的人民文化是单一的，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多元化。”[14]因而这个社会运行得越是稳定，其社会价值体系就越是单一，这样也就越是难于革新；被牢牢“锁定”在资本主义的运行轨道上。这种稳定最终将毁灭社会向更高层次进化的希望，各种矛盾不断积累，直至其彻底崩溃也找不到解脱的出路。历史就这样钻进了死胡同。
无知者无畏，西方人为了维护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无所不用其极，本来是在加速人类的毁灭，却还自以是在捍卫人类的基本价值。他们的做法可以说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有越来越多的人们清醒地看到了西方文明所面临的这种必然命运。正如《二十一世纪的警钟》的作者所说，“遍布全世界的不合理现象已达到空前的顶点。而且现代迫切要求处理和期待的问题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与这些问题有关的人的数量已达到极其庞大的数字，相比之下，很多状况是不明朗和不稳定的，这也是空前未有的。根据现在的估计，我们无法应付的、甚至无法理解的庞大数量的重大问题，今后将会愈来愈多，愈来愈复杂。人类已为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气势所压倒，正走在通向大灾难的道路上。”[15]且看西方国家的近来表现，可知此言不差；强大的军事力量处于非理性的掌握之下，为了军火商的利润，不惜把别的国家变成武器试验场，恃强凌弱，肆无忌惮。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其结局肯定不妙。包括布热津斯基，他也清醒地看到了西方文明所面临的困境，也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西方的价值观念。他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说：“我所论及的问题是棘手的、深深植根于长期历史潮流中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对基本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念作深刻的重新评估。”[16]不过由于他极端敌视社会主义，不可能跳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框框，所以我们并不指望他会找出什么好办法来。

五、共产党人代表了全人类的利益
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在苏联东欧国家的重新泛滥所带来的社会动乱和人生悲剧表明，它是把人们引向堕落、把人类引向毁灭的价值体系，这从反面证明，唯有共产党人的价值体系是健全的、合理的，只有它才能保证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的稳定进步，同时又保证地球生态系统的和谐安全，避免人类的自我毁灭。人类文明的进步必须摆脱私有制及其价值体系的枷锁，以适应环境变化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共产党人在过去被说成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土匪，现在也还有人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千方百计必欲把社会主义政权搞垮才能睡个安稳觉。但如果客观地比较一下，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如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有谁能比他们更好。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人，他们的道德是最高尚的道德。虽然这样的人在共产党的内部也是很少，但他们代表着历史的方向，代表着人性所能达到的高度。然而也正是由于他们代表着人类的方向，也就反衬出某些人的缺点甚至恶劣，所以他们也就最易招至价值观念不健全的人们的误解与嫉恨。我们看到所有的坏人都可以在反共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来腐蚀共产党的队伍中的某些意志薄弱者，然后在另一方面又用这些被拉下水的腐败变质者作为口实来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权。小人不欲成人之美，在日常生活中是这样，在两种价值体系、两种社会制度的冲突中也是如此。
在西方敌对势力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共产党人必须保持清醒。在社会生活中培育、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并不单纯是为了维护共产党人的领导权，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代表着人类进化的希望，唯有这种价值体系是健全的、合理的，只有它才能保证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的稳定进步，同时又保证地球生态系统的和谐安全，避免人类的自我毁灭。
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工作是一件太复杂的事情；要发展生产力，要防御自然灾害，要同外部敌对势力作斗争，还要改造社会政治、文化，同内部各种愚昧落后的倾向作斗争，要同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官僚主义作斗争。这不是因为共产党人好斗，而是因为要维护社会稳定发展，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如此。即使我们心怀仁慈，不再搞运动，可那些腐朽落后敌对势力并不因此就受到感化；正像《东郭先生和狼》的寓言所说的那样，狼是要吃人的，绝不会因为获救而感恩不尽，它只要有机会就会按自己的本性行事，得寸进尺，步步进逼。请看那些贪污腐败、坑蒙拐骗和各种敌对势力的所作所为吧，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善良无辜的人们脸厚心黑，无所不用其极，对他们的仁慈便是对人民的犯罪。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由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强化所引发的违法乱纪行为的膨胀会增加社会管理费用。据说，抓一个妓女的平均费用是700余元，要抓一个抢劫犯的平均费用是多少呢？抓一个贪污犯呢，改造一个吸毒者呢？总之都是要花钱的。要是各种违法乱纪行为源源不断地孳生出来，便是打开了一个吞噬人民血汗的无底洞；进一步来看，要是社会管理层也被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腐蚀改造了，尸位素餐，光说不干，且不说他们对社会稳定所可能产生的各种破坏作用，单是他们自身队伍的膨胀，就是社会日益不堪承受的重负。长此以往，用不着外来的压力，其自身的重负就把社会压垮了。
由此可见，在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不断强化的情况下，社会公共利益与贪婪腐败和各种愚蠢邪恶的冲突就会越来越尖锐激烈，想要回避是回避不了的。毫无疑问，这种趋势要是一直延续下去，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就越来越困难。所以，人们如要保持社会的稳定进步，就必须扭转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不断强化的大趋势，不是仅仅在口头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是要牢固地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支配地位，使之成为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序参量”。共产党要提高执政能力、驾驭社会稳定地运行在社会主义轨道上，就必须在引导社会价值体系是掌握主动权。只有做好了这件事情，才能消除矛盾产生的根源，才能最终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使社会主义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狼的天性是不可改变的，而人性则可以因其所受引导的社会价值体系的改变而变化。走向堕落与走向崇高都是人性中潜在的倾向，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做好人性的引导工作，运用执政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成长创造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条件，将人性中健康向上的潜在倾向发挥出来。通过把人们引向自由全面的发展，把人们从偏见中解脱出来，从造成社会分裂的各种纷争中解放出来，使人们团结起来去追求一个最值得他们为之努力的目标。通过这种引导，社会才有可能从愚蠢的个人私欲的无限膨胀的侵害中解放出来，走向祥和、安宁与富足。

[1] [奥]贝塔朗菲：《人的系统观》，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2] [美]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
[3] [德]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
[4] 同上P148
[5]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6]辛灿主编《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7]同上，第18页。
[8] [德]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9]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
[10]姜璐、王德胜等编著《系统科学新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
[11]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12] [德]尼采：《论道德的谱系》，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6页。
[13] [美]弗洛姆：《精神分析与禅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
[14]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
[15]池田大作、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页。
[16] [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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