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沙现象　　

—— “大师”不单是“真假”问题　　

文怀沙，一位“大师”“泰斗”级的人物，近日忽然戏剧性地曝光网上，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人们议论纷纷，形成一道文化的“亮丽的风景线”，也算一个“现象”吧，值得一议。　　

一　　

文怀沙头上有许多耀眼的光环：著名国学大师、红学家、书画家、金石家、中医学家、吟咏大师、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师从章太炎，与鲁迅是同门师兄弟。18岁便受聘担任国立妇女师范学院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唐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名誉主席，中国诗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著有《屈原<离骚>今绎》、《屈原<九章>今绎》、《屈原<九歌>今绎》，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四部文明》等。　　

著名传记作家、《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李辉2月18日在《北京晚报》发表质疑文章，一文激起千层浪。　　

李辉从三个方面质疑文怀沙：　　

（一），文怀沙的真实年龄。　　

文氏自称“百岁老人”，生于2009年02月19日，但查其工作过的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以及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出生于1921 或1922年。　　

如此，则“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后任上海剧专教授”时才7岁。而1938年在重庆与柳亚子交往得柳亚子如此嘉评时，才17岁，还在上海念书。　　

（二），到底为何入狱？　　

文怀沙所谓“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被投进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以及“1974年因‘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的说法不能成立。　　

文怀沙不仅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表现得十分积极，吴祖光生前曾多次对人说过，他对在“反右”中最不能原谅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　　

文怀沙是在1963年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刑事问题。　　

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1963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90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改。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文氏还编造在狱中作为写“藏锋诗”骂江青及拒入梁效班子等壮举，徐晋如《士林见闻录》中云：“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历史也。”　　

（三）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　　

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一同参与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舒芜说:“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就受到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文著《九歌今释》等书，柳白称“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李一氓说文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因为文怀沙乃新时期的著名“大师”之一，所以李辉的文章引起轰动。但这到底是个人问题还是社会现象，深入探讨的倒不多。　　

从社会性角度看待这一现象的，或将这一现象归结为“文革”与“专制”，谓“在‘文革’那样一个年代，也许更多应归罪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在那‘特殊的年代’，不仅说真话而不可得，还要逼着你说假话。活在那样的年头，生存的出路就是加入时代的精神动乱和狂欢——只有梁漱溟、顾准、陈寅恪等少数文化人，成为罕见的‘不合作主义者’。”　　

亦有人称之为“揭老底”：“从余杰揭老底余秋雨，到李辉揭老底文怀沙，看中国文革派性斗争余毒的阴魂不散！”　　

将文氏造假归罪于文革，乃十足的霸权逻辑，固不足道。然而，文氏现象纯粹是个人的品质问题吗？　　

二，　　

李辉《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他》之后又撰文谈《我为什么要质疑文怀沙》，他的的着眼点主要还是个人的“道德文章”，“打假”也。　　

“开始怀疑文先生的真实年龄，是在最近十年，其间他的名头越来越大、媒体曝光率越来越频繁，他已不再是二十年前的那个形象，而俨然已成显赫的公众人物。某电视台录制一组文化老人节目，分别有文怀沙、黄苗子等，黄苗子获知后，颇感无奈，不住地说：“真要命，怎么把我和他摆在一起了？”《南方都市报》记者来北京做一个文化老人系列采访，请我帮忙联系周有光、杨宪益、王世襄、黄苗子、黄永玉等，名单上本来还有文怀沙，被我毫不犹豫地淘汰。吉林卫视有个《回家》文化纪实栏目，专门拍摄文化界名人与故乡、母校的关系，从一开始我就担任这个节目的艺术顾问和策划，一次，制片人曾去联系过文怀沙，但我坚决反对：“这个系列里，不能有他。”《四部文明》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不在我的评价之列。但是，由一个有历史劣迹且又编造个人历史的“国学大师”领衔主编，无法让人接受。报社同仁鼓励我，一定呀把自己的追寻与质疑尽快公布于众。他们说得好——不能让文怀沙　认为神州无人；不能让世人认为媒体中的人都失去了良知；不能让后人笑话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化人都失去了道德标准和勇气。”　　

总之，出于义愤揭露招摇撞骗欺世盗名，乃假右派，称文氏为“国学大师”，实乃有辱以上所举诸公也。　　

三　　

考察文氏泡沫不能离开文氏走红的时代环境。文氏的走红与泡沫化，乃“去政治化学术”与市场化的历史环境的产物。　　

社会主义有一个“专制主义”的原罪，不光是毛泽东时代，举世皆然。而这“专制”的对象与受害者，主要是知识阶层。根据“传统”观点，在民主革命阶段社会危机虽然使知识阶层的多数逐渐站到无产阶级革命一边，但在世界观上他们多数还属于资产阶级的。因而，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就有个“团结教育改造”的问题——其实毛泽东说过，包括自己“我们这些人”都要不断的学习改造。毛泽东身后，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就是针对以上提法，认可“专制”以“解放”知识分子的。“解放”不久，随着工人阶级“下岗分流”变成“打工仔”，官方提法虽然未变，但知识阶层早已羞与“灌绛为伍”， 千方百计标榜攀傍“贵族”，名副其实地成为“新社会阶层”也即“资产阶级一部分”了。鲁迅当年是“窃火煮自己的肉”由“绅士阶级的叛臣逆子”变成“无产阶级的友人和战士”，曾经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也即广大知识分子的方向；毛泽东身后，“告别革命”、 控诉“专制”和“忏悔”过去，乃成为知识分子的主流。过去是“与工农结合”，现在，争着“傍大款”“傍美国大款”。知识分子在改换门庭之后扬眉吐气了，他们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时代需要“大师”，也迈着越来越“大一点”的步子快速打造着“大师”，“大师”光芒四射了。李辉就是为诸多大师创作传记成为所著名传记文学作家的。　　

左联成立时魯迅就说过：“以為詩人或文學家，現在為勞動大眾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著牛油麵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這也是不正確的”。毛泽东时代强调与工农结合，工农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学者们难免有一定程度的压抑感，这不难理解。但这也为不少有卓著贡献的学者科学家比如钱学森、李四光等，境界就不同一般。60年代后取消稿酬、文革期间更是创作集体署名，这一些更与传统习惯格格不入。批极左，的确为大师光芒的释放提供了际遇。　　

不过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倾向：批“专制”和“去政治化”。　　

自由派的大师李慎之说：“20世纪是鲁迅世纪，21世纪是胡适世纪”，李慎之这句话倒是讲对了。如果是鲁迅是无产阶级的圣人，那么胡适就是资产阶级的圣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以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拉开序幕始，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以胡适的卷土重来而告终，一点也不奇怪。　　

胡适自然是一个大家，但胡适之成为阶级与时代的一个文化符号，主要取决于他的政治倾向——还是“政治标准第一”。　　

从鲁迅，到沈从文和徐志摩，再到张爱玲，就是中国“重写文学史”不断向右的运动轨迹。——张爱玲的红紫，与中国买办势力的成长和殖民化的进程是同步的。　　

张爱玲“重新审视”的过程本身，就是买办文化崛起的标本。如果沿波讨源，张爱玲、《围城》、沈从文等的重新评价和高举，都来自海外，夏志清、李欧梵才是“重写文学史”的“总设计师“。　　

中国学界权威以二道贩子的身分，领着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哈耶克、亨廷顿、夏志清、余英时、李欧梵、黄仁宇、张五常等等，都是西天的最高祖师。一切“以美国是非为是非”，亦步亦趋，一步步皈依走向“普世”。　　

打着“去政治化”的旗号，颠覆无产阶级政治代以资本和殖民买办政治，实质不过如此。　　

“去政治化”的典范是陈寅恪，只有他敢于公开提出“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即此，不见毛周团结知识分子的大度宽容，在今人的眼里，却只见陈氏惊天动地的英雄气概与士人高风亮节，成就了这位高不可攀的大师。这是“去政治化”吗？未必，这里标示的不过是另一种“政治”，与无产阶级政治相反的一种“政治”！　　

下面一段话可以代表右翼霸权话语的共识：“与陈寅恪不同的是，郭沫若和范文澜当时是激动的到任。后来我们看到，郭成了文化的笑柄，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到今天已经没有价值，只有未到任的陈寅恪到死都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　　

余英时说过，陈寅恪对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充满着明末遗民式的悲愁苦恨，认为陈寅恪晚年决不曾对中共存在任何幻想，尤其不会“靠拢”、“认同”，甚至认为陈寅恪后悔当初自己“没有投奔台湾”。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了中国“新时期”重写文学史的原经典。张爱玲和钱钟书的《围城》就是夏氏“发现”的。在这部小说史中，张爱玲从名不见经传到一下据有比鲁迅的还要多上一倍的篇幅；《围城》，夏氏称之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夏氏结论主流之后，张爱玲还有个别学者敢于质点疑，《围城》则定于一尊。　　

平媒上只间接见到吴组缃先生发过异议：“《围城》属教授小说，学《儒林外史》讽刺有一定成就，但作者生活圈子狭窄，不宜过高评价。”——这才是实事求是之论。吴先生这与陈寅恪先生之直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话也只好出自吴先生之口，若是一般人说，就得冒天下之大不韪。其实，如果将小说放到哪个特定的半殖半封苦难深重的年代去审视，则其所反映时代的深度和广度，都不能跟《呐喊》、《彷徨》，跟《子夜》和《家》等相提并论。　　

此论披露之后，引起一场波澜，当事的另一方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所著文学史里高度评价《围城》，而在中国，最早对夏志清著作进行大批判的，就是这位作者（见《文艺报》1983年8月号）。有了这个历史背景，作者的心思到底是什么，就不用挑明了。”——政治气味不是很浓吗？最后以披露者检讨道歉了事。　　

钱钟书夫妇与林非夫妇的在文革中的纠葛一度是热门话题，其是非这里不拟妄评。借用一句流行话语：“钱先生也是人不是神” 。　　

《听杨绛谈往事》中杨绛说：“原来有四个房间，于1969年5月由一对革命夫妻带一个小孩迁入，分去一半。这是军宣队在‘文革’中采取的一项革命措施，让‘革命群众’入住‘资产阶级权威’家，名曰‘掺沙子’。”“掺入他们家的这对革命男女，却对已经走出‘牛棚’的两位老先生，仍然不能相容。”其实，如果说彼时调整住房属于“平均主义” “民粹主义”，倒还离题不远；老资格的林非并非“工人阶级”，给其戴上“掺沙子”“革命男女”的帽子，就未免有点随意罗织，上纲上线过度了。可见，杨先生在以牙还牙时，也是充分利用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资源，并不费厄泼赖。　　

丝毫没有贬低钱学之意，只是提醒，钱先生的名声，也离不开环境。　　

时至今年2月，见到网上一篇并非左翼的青年学者的另类钱学文字，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　　

我们崇拜的偶像，也会有他们的黄昏。黄昏是属于每一个人的。钱锺书当然不能例外。 下面是我转载的，宋石男关于钱锺书评论。我的意见是，宋石男的评价相当中肯。而且，宋石男本身是深谙考据的，他有这种资格来对钱锺书“指手画脚"。　　

钱钟书的东西说到底就像前人评吴梦窗词：炫目如七宝楼台，拆碎了不成片段。又或者如章学诚所抨击的乾嘉陋儒，有功力，没学问。（不少钱粉却指着功力当学问，就像指着粮食当酒。）　　　

小说方面，《围城》我个人不喜欢，但不反对他人喜欢。我不喜欢的原因，主要是《围城》中充斥的油滑气以及文字的造作。　　

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有小机灵，有妙语，但包袱抖得太多了，看不到真诚，又像是一个满脑壳都插上花的郊区农妇。 　　

所谓踏踏实实做人，也有疑问。文革中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甚得太祖欢心。跟邻居发生摩擦时也毫不客气，杨绛咬伤肖凤，钱钟书则用木板打伤林非。 ……所谓“文化昆仑”，实在是一个神话，甚至笑话。（周子勋《偶像的黄昏》　2009-02-11　 ） 　　

巴金与丁玲的遭遇最富启发性。　　

鲁迅遭“重新审视”，郭沫若受到轻薄，茅盾的《子夜》贬损为“政治工具”，唯独巴金声望日隆，俨然文学首席大师，如此崇高地位，与其说因作品，不如说因“随想”。以身受委屈论，巴金与丁玲不能同日而语，可想而知，如果丁玲“与时俱进”，她复出后的声望该超过巴金多倍。遗憾的是这位老太太不识相，信仰共产 “虽九死而不悔”，因而与主流渐行渐远，终遭唾弃。而巴金以“巴老曹”首席之尊“告别革命”，他的“真话”反映了社会 “转型”知识阶层痛悔过去与皈依新“皮” 的时代需要，故时代也报之以崇高。　　

沈从文的评价，也离不开政治。　　

“去政治化”包装实乃“普世”现象。有则隐之，为贤者讳；无则增之，锦上添花。至如文氏之颠倒黑白反丑为美固属恶劣，然亦不在少数。据悉，当年狠批浩然唯恐不右的勇士，不少曾千方百计通过浩然向“旗手”上书致意或效忠，赖浩然厚道，诸勇士始得光芒未减耳。 如今，“右派”“牛棚”“贵族血统”“老板”等等，有如当年的“工人贫下中农”，亦不讲成份之“成份”耳。“忆苦思甜”早已成为讥贬嘲笑对象，其实，充斥坊间的种种“干校×记”、“牛棚×忆”、“回想”、“洗澡”之类，何尝不是另一种“忆苦思甜”“阶级教育”！文人动辄标榜“蹲牛棚”，想当年，连德高望重的季羡林先生都曾是北大东语系造反派的“勤务员”，周培源先生也曾欲参加北大井冈山，后周总理出面劝阻始作罢。——文革浩劫云云那里就这么简单，不然，何来“文革学在国外”！　　

66年刘邓主政时派工作组完全是按照57年“抓右派”的模式搞运动，所以给党委贴大字报叫“反党”，是毛泽东力挽狂澜扭转方向，才使“党内走资当权派”进了“牛棚”。文革中，接触一些有身分的 “右派”朋友，发现他们对文革有一种天然的理解，与“当权派”和“赤卫队”们不可同日而语。谁知“历史终结”之后，遍地漫天都是“牛棚”，可为浩叹。　　

名气更大与文怀沙异曲同工的，文学界有个张贤亮。据网上披露，张氏也属以刑事冒充“右派”，至今未见有力辩驳。如能见诸平媒，张氏的轰动效应自非文氏可同日而语。据张氏自称，他的入党也是“耀邦书记”亲自点名，张氏在文学界长期政治作用非同小可，一旦颠覆恐很难收拾，故张氏绝无马失前蹄之虑也。　　

政治环境或者说场域犹如股市，顺之者为牛市，市值一路飙升，反之一落千丈。所以，大师的“市值”与其学术业绩的实际价值不能划等号的。　　

市场化也是“大师”层出不穷的又一个原因。　　

市场经济下的“大师”是学术明星，属于明星文化的一部分，较之演艺界可算雅的部分。明星文化是消费文化的产物。铺天盖地无所不在的广告，是资本文化独有的历史特色。广告是资本王国派驻传媒的总督，是现代电视运作的生命之源。广告也是强势霸权资本实现统治和垄断的重要环节，是资本控制媒体的重要方式。明星文化与广告文化同时崛起，二者共生，它们的生存都依赖于一个“知名度”。知名度是强势资本、霸权资本力量的体现。知名度影响着消费，是资本实现利润的保障。知名度的需要，产生了广告文化和明星文化。　　

资本、媒体与明星互以为用。知名歌星一次广告费可达百千万，一个“百家讲坛”将一个普通学者打造出学术明星立马身价百倍。遂使追逐知名度成为时尚，香也知名，臭也知名，即使臭名远扬也是“知名度”。演艺明星不间断地制造绯闻以重振和提高知名度，更成为一个规则。　　

一旦名人，不独厚利，风光无限，丑亦为美。《文怀沙：半为苍生半美人》，就是央视《人物》专栏的主题。京沪大小报，时见大师如下风流佚事报道：　　

文老还自曝:“年轻的时候喜欢过的一个美女，现在年纪大了，孩子们也不管她，我就每个月给她6000块钱的生活费。她以为文怀沙还爱着她，其实不然，文怀沙只喜欢18岁的。”　　

　　2007年10月底，名家为西湖新十景题写碑文，文怀沙应邀而来。采访文怀沙的记者很多，而文怀沙每每总能语出惊人，诸如对约访的女记者说：“你漂亮么？漂亮我就接受采访。”后来，我听说文怀沙被一些媒体“誉为”“十大最色老男人”。　　

文怀沙“大师”，就是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物，虽然它他是以假冒伪劣的方式入围的。　　

不可否认，文怀沙也是有一定成果的学者，但他的“大师”化，他的名噪一时，也是这一环境的产物。如果不是时代需要“大师”，如果不是他风云际会，顺应潮流包装了“右派”、骂过江青和秦城过坐牢的身分，他绝不可能如此走红并红得发紫。　　

下面一段网文亦可为证。　　

《文怀沙没准儿正在偷着乐》：“而对文怀沙而言，虽然早在文革前和改革前人们思想尚未解放之时就采用一些掩人耳目、不算光彩的开拓方法，如不惜标榜自己为“反革命”啊，右派啊，反对江青啊，国学大师啊……甚至为了能与学界地位颇高的章太炎、鲁迅等扯上干系而把年龄都虚增了10多岁，等等沽名钓誉、弄虚作假的手段，但还是没能达到理想的知名度，出书、出场等等经济效益似乎也不尽人意。日前突现“文怀沙儿子要索赔1个亿”的报道，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看来，文怀沙的名气，近期还将继续升温，是确定无疑的了。”　　

文怀沙操作《四部文明》经典的方式近日由《燕赵都市报》曝光：　　

《四部文明》原来是这么编出来的　　

——文怀沙所编丛书编辑部成员多为高中以下学历　　

《四部文明》，这部200册的大型丛书一直是文怀沙夸耀于世的亮点。这部书曾经在2007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仪式，学术界众口一词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样一本书到底是怎样编辑出炉的呢？　　

本报昨日的报道在网络内外引起热议后，一位江苏淮安籍人士向本报报料称，2004年，他在西安某高校英语专业本科毕业后，进入了《四部文明》编辑部工作。　　

“编辑部在西安市何家村，老板傅光在那里租的房子。关于傅光和文怀沙的关系，我们当时知道的情况是，文怀沙在“文革”时曾和傅光父亲是狱友，傅光父亲傅庚生是研究杜甫的专家，曾供职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两人出狱后，文怀沙在北京发展，后来去西安找傅庚生，但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几经辗转找到了傅光。两人一合计，准备做这部书。”　　

“这部书到底是怎么个编辑法呢？其实，就是由文怀沙从北京弄来一些古书，我们把古书扫描、复印，完全没有任何的编辑和文笔润饰的工作。正因为所谓的编辑工作没有任何文化含量，只不过是个体力活，所以编辑部成员，只有我一个是大学生，做一些编译工作，其余的六七人，最高学历不过是高中。如果说文怀沙对这部书的编辑有什么帮助的话，那就是他从北京弄来许多古书。其实，这些古书也都是从国家图书馆拿来的，然后由傅光负责分类，比如《论语》就放在先秦这一部分，我们拿过来直接扫描、复印就行了。我在里边工作了几个月，发现这么浩大的文化工程居然是这个样子，而且薪水也很低，我就离开了。编辑部比较固定的员工，除了傅光，只有两个，一个是小姑娘，在计算机学校学了点photoshop，因为扫描书页的时候可能会有黑边，她就负责把黑边清除，另一个人是从农民工市场上随机叫来的，之所以选上他是因为他当时蹲在地上，看上去很老实。”　　

“后来，我们听说这部书居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仪式，在惊讶之余，也感到好笑，因为我们最清楚这本书是怎么编辑出来的。”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报料者说，现在发行的只是其中的上部，共100册，售价高达3万8千元。记者在《四部文明》官方网站看到，标注的上下部全套售价为8万8千元，连香港澳门的高校都曾购买。　　

一个“去政治化”，一个市场化，就是真假“大师”层出不穷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