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歌》与《东方红》不能用“凡是”逻辑解读

《国际歌》与《东方红》是用不同的表述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表达的不同道理。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表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过去时代，被压迫者把自身的解放寄希望于救世主，诸如形形色色的神仙、圣君贤相、清官循吏以及除暴安良的武侠之类，那统治阶级制造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他们随着资本势力的扩张不断地成长壮大，他们的解放依靠自身的觉悟与斗争，没有也不可能有自身之外的恩赐。这是共产党人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毛泽东把它表述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东方红》所表述的是被压迫群众解放与共产党及其领袖与的关系。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平英团、义和团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南昌起义，从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到遵义会议到长征胜利，百余年流血牺牲，换来了一个明白：只有跟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闹革命，才能得到自身的解放。他们把这个历史性的彻悟变为歌咏，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们大救星。”“救星”者，只有跟着他走才能获救得解放之谓也。

二歌表达的角度不同：《国际歌》讲的是无产阶级解放只有靠自己奋斗，《东方红》讲的是人民在解放斗争中离不开党和领袖的正确领导。作为歌词二者虽然都是诗，但《国际歌》用的是“赋比兴”中的“赋”的修辞方式，极其凝练地“敷陈”一个深刻的道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而《东方红》则是用“比”的方式，表达了人民大众对领导自己翻身解放的领袖的信赖与景仰。

毛泽东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作“救星”，他最相信群众，事事依靠群众，无论是领导革命还是组织建设，他都寄希望于群众。比如土改，他就批判“恩赐”观点，着眼点放在“发动群众”上，青年同志看看《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知。特别是反腐，无论是“三反”还是“社教”，他都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行之，因为不发动群众，就不能真正揭发出“腐败”，更重要的是，不让群众自己起来反腐，就不能锻炼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培养群众的主人意识——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建树！他身后，为什么腐败愈演愈烈，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依靠群众”，仅仅靠纪检部门“取证”，实际上就是“恩赐观点”，那才是“救世主”意识呢。如此反腐，一面是面对马德式的“生存链”纪检部门显得苍白无力，一面是群众慑于权力的淫威，支付不起“反腐成本”，逆来顺受慢慢奴化。“反腐”难的症结就在这里。共产党靠群众运动起家，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得天独厚的优势，克敌制胜的法宝，过去年代也许有过“左”的教训，但将一切“群众运动”否定，真有点匪夷所思，也该反思反思了。——即此可见，毛泽东这位“大救星”不是“救世主”，他是“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无可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吏治都是最为清廉的。从“三反”到“社教”，毛泽东的思考和探索，逐渐把目光聚焦在以自己为领袖的执政党身上，防止“公仆”异化成“主人”，老人家为之探索努力了一生。一个最高执政者为了大众能够这样勇于自我否定，在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说是“神”，那毛泽东则成了劳动大众民主权利的守护之神。毛泽东的思想和举措，乃是中国大小执政者的紧箍咒，每当公仆越轨，“守护神”就念起“三反”“社教”之类的“咒语”，老百姓就群起而攻之，以保证其不能“做官当老爷”。而一旦紧箍去除，为公的权利就能变成为我的权力，“公仆”很容易“转型”为“老板”。于是，一面是千百万工人被剥夺、被“炒鱿鱼”，一面是国企老总可以给自己定几十几百万乃至一千多万的年薪，三陪二奶，穷奢极欲，更不要说MBO了。吏治前腐后继，马德卖官生存链迅速普世化。－－强势精英与弱势大众的“民主化进程”，是成反比例地“深化”的。

《国际歌》与《东方红》一点也不矛盾。

也许是汉语过于丰富，也许是我们中国人太长于言，同一话语，不同的表述，或不同的解读，都能翻出许多花样来——难怪中国是禅宗的故乡。

有比喻型的陈述，有夸张型的陈述，如果用逻辑性的方式解读，就能做出许多文章。

毛泽东有过一段有名的话也经常遭到精英们的诟病：“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其实，这句话无非是用夸张的方式表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敌我之间因为立场不同，对同一事情的是非判断往往相反；我们不能因为看到敌人反对动摇自己的立场和信心。这种带感情色彩的夸张式的表达，决不同于严格的数学定理，在生活中我想谁也不会机械的对待的。如果你偏要诟病，只能说明自己有病，用前些年精英爱用的话，叫做“线形思维方式”，倒有点庶几乎近之。尼克松曾当面赞誉，说毛的书改变了世界。我想，毛泽东决不会对此“就反对”的。

谈论《红楼梦》，人们都熟悉贾宝玉有个有名的“男清女浊论”：“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人我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得浊臭逼人。”在逻辑上也属“凡是”型的周延论断。我们是否也能质疑：北静王、柳湘莲、秦锺－－刘心武先生开创的“秦学”中的秦可卿的令弟也－－等等，难道也是“泥做的骨肉”？您的“老爷”贾存周大人并贾氏的“列祖列宗”，是否也“浊臭逼人”？

再如，这位“二爷”还有个女孩子“珠子变鱼眼睛”说，那你家的“太太”和“老太太”是否也是“鱼眼睛”？

“共产党”“金珠玛米”在歌词里不是都曾被称为“大救星”吗？过去称孙中山为“国父”、邓稼先为中国的“氢弹之父”、赫鲁晓夫更是称斯大林为自己的什么什么“父亲”，这都是比喻性的表述，不能用逻辑来与较真。

时下还流行一种模糊性的表述。

右翼精英“打左灯，向右转”，惯于“不能说透”，于是“去天津”先说“到廊坊”，成为时代性的基本策略。他们的话语，就只能凭“感觉”去解读。

比如“转型”、“接轨”云云，就属于模糊会意性的表达，不宜深究：我们的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未“颠覆”，笼而统之地讲“转型”，到底“转”为何“型”？与“演变”何异？其实这一类话语并无“红头文件”依据，也就是精英们将其“打造”成了时尚流行，引领着大众“跟着感觉走”。我想，诘难《东方红》的人们，恐怕不会深究“转型”的底蕴吧。

再如“全球化”，这个词在精英口中频频出现几乎等于是福音。稍加思考不难质疑：“全球化”乃是跨国资本势力的全球化扩张，是资本主义“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而同时此消彼长的则是国际共运的全球范围的“历史终结”也即退潮。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欢呼，如何“与时俱进”？其实从贩卖黑奴、从鸦片贸易之时起，资本主义就在不断“全球化”也即向全球扩张着，《共产党宣言》就对此做过论述，不过它一直未曾像今天这样得意洋洋罢了。“历史终结”的论断，时至今日连美国人自己都觉得言之尚，已经羞于出口了：中东的麻烦未已，拉美纷纷左转，亚洲“毛派”游击战争的“星星之火”也未曾熄灭……那里就“终结”了呢？我们中国的买办精英乐观得有些过分了。

其他，诸如他们嘴上的“完善”啦，“产权改革”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啦，等等，等于是禅的机锋，如果你直来直去地理解，则“图穷匕现”时你就会吃大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