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角下的东西文化之历史成因

　　是夜,深秋之际的第一场寒流如期而至。起于亚马逊森林里的那只蝴蝶翅膀煽起太平洋风暴、随大气环流挑逗着西伯利亚醉醺醺的风,裹挟了内外蒙古大小荒原和无数戈壁滩充盈了冤魂的沙尘,细细的、匀匀的,绝对不分贵贱高低的,浸淫了北京……
　　不惑之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耳顺之年,看人不是人,看鬼不是鬼。如果届耳顺之年尚能保持与世无争,那么,为人写序就往往是自说自话。下面的序言即属此类。

以“生态文明”理念作为讨论前提

　　人们都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本书可为一叶知秋。此秋之残凉,非彼秋之旖旎。话如此说,是以为讨论千差万别的人类主观西西,如何感知物质世界千奇百怪的客观东东,本来确是有闲阶级的专宠。但既然作者写成书来介入社会上百花齐放的讨论,那就得先有个前提——如果作者和读者们都愿意认同“生态文明”理念,那其内涵的多样性原则,就会使人认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化存在本来就是常态;本来无所谓优劣好坏、进步落后。而与之相关的思想或行为,如果能够“去意识形态化”,能够跳出主导世界话语体系不过才数百年的欧洲中心主义,则也就无所谓见仁见智,更不必党同伐异了。
　　我过去就不信邪。当人们九十年前在新文化运动中“忽悠”那四万万脸被完全打肿难以睁开眼睛认识世界的国人的时候,吾辈岂敢苛求老一代海归具有区别不同派别西学精益之才学!至于把英国的圆桌和法国的断头机、彼得堡的巡洋舰与盎格鲁撒克逊炮舰判断出正负,那更是中华古老文明不得不亦步亦趋欧洲列强作为宗主国来推广的现代国家上层建筑,邯郸学步般地“被政治化”之后才有的“政治正确”的派生物。
　　我到现在还是不信邪!当人们在九十年后的全球化运动中“忽悠”着十三万万恶补到全身浮肿无窍可开、仍难以跟上普世价值的国人的时候,吾辈焉敢辨求新一代左右牙慧党人具有区别不同历史阶段的经验起点之智慧!至于把纽约的华尔街和北京的金融街、绿色的大头纸与红色的大头纸断出个高低,那也是有限的民生资源被大鳄们货币化和金融资本异化、泛化之后才由不同肤色寡头们把玩的环肥燕瘦。

制度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及其历史成因

　　此处贴上我最近的一个观点,聊以为愿意参与此书讨论的读者助兴:

　　人类社会在以资源资本化为实质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增值收益如何分配,以及该过程中发生的“负反馈”如何分摊,是制度性差异的核心问题。因为,籍由一定的制度安排某些主体可能更多地占有制度变迁的收益,其他主体却更多地承担了制度变迁的成本。如果一个制度框架下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是对称的,那么不同经济主体的收益率应向社会平均收益率收敛;反之,则是制度收益与成本的分布存在着不对称,或曰存在着制度收益朝向某些主体集中而制度成本向反方向的“转嫁”。因此,人们需要深入讨论的本来只不过是众所周知的现象:这个世界怎么总是收益与成本严重不对称?

　　一般认为,资本主义解放了生产力。而近代资本主义发轫于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和达·伽马到达印度。但是,鲜见有人指出以下两个密切结合的“因素”。
　　第一,殖民扩张背后的重要原因是欧洲国家对中国的长期贸易逆差。尤其中国自宋、明人口过亿以后,依存于农村且与兼业化小农家庭经济相匹配的工商业长足发展,以丝绸、瓷器与茶叶为主的出口借助了海上航路开拓而持续增长,客观上成为欧洲“白银危机”(及其连带发生长期战乱)的重要原因。仅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七世纪中期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10000吨左右,即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另据欧洲学者研究,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列强入侵之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若,作为硬通货的贵金属货币长期短缺且日益严重为因,则,被称为“地理大发现”的海外扩张,就是古希腊罗马文明哺育的西方国家长期处于支付危机、无法通过欧洲内部化解的情况下诉诸对外暴力的结果。
　　第二,国家政权与资本这两个人类社会的异化物,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就是在对人类行使暴力犯罪的进程之中直接结合的。由于封建小城邦没有足够的剩余承担海外扩张的巨大成本,所以最先期的海外探险和殖民开拓,都是在早期民族君主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恰如1493年3月哥伦布在发现美洲新大陆后的一封信中说:“我将回报给他们想要的任何数量的黄金,还有香料、棉花、玛蒂脂,以及红木,还有陛下们想要的奴隶。”信中提示的及后来更多发生的,不外乎是历史常识: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桶金”与血腥的奴隶制三角贸易密切相关——从非洲“低成本”掠夺土著居民,贩卖到美洲殖民地做奴隶,使金银开采及其后的种植园经营得以形成“规模经济”,占有“规模收益”返回欧洲宗主国,殖民者就用这些财富来参与全球贸易,争夺世界霸权。
　　先期进行海外殖民地扩张的,恰恰是西北欧大西洋沿岸的那些幅员狭窄、国土资源有限的国家,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是欧陆之外被长期视为蛮族的荷兰、英国。接下来是欧洲大陆上德奥专制帝国的兴起和统一,及其兴起之后必然的路径复制:殖民扩张。
　　诚然,讨论人类在资本主义文明历史中的政治制度,的确不可忽略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国际公法的地位框定了现代世界的基本格局。但这仍然是表达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国家犯罪合法的标志性建制。在欧洲中心国家,该条约确定了各国家的无限制国家主权及其边界,“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至此形成并成为国际政治的基本行为体;对于非洲、美洲等尚未认同欧洲模式的国家或者正处于国家形成中的区域,条约规定的形式就是征服、占领和殖民;而此后,在那些欧洲人不可能形成完全殖民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次大陆,则以战争叩开其国门之后继之以毒品(鸦片)和商品的倾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制度供给和制度执行的收益显著的工具而公然出现的国家犯罪,就这样具有了国际合法性,也内在具有后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作用。
　　《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尽管1763年的世界比1500年的世界富裕,而且这种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但是从最初起就是西北欧作为世界的企业主攫取了大部分利益。”代价是全球大部分地区和人口都成为少数欧洲强国资本神坛上的祭品——南北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种几近灭绝,数以千万计的非洲黑人成为美洲种植园的奴隶劳动力,世界原生态的多样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逐渐被蚕食和改变,单一化的殖民地经济结构至今仍在向外“输血”……
　　海外殖民扩张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制度收益,当然是帮助先发的工业化国家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在这些符合西方利益的“法律规范”的大规模殖民扩张基础上,那些西北欧国家的技术和制度变迁才成为可能,被视作当代资本主义发端的工业革命等技术变迁才能发生,欧洲才能“化危为机”——从巨额贸易逆差导致白银危机而催生海外掠夺,进而“后来居上”迅速上升为世界经济霸主。
　　第二个重要的制度收益则是被后人乐道的“政治文明”:伴随殖民化扩张的大量海外财富向欧洲流入,以及欧洲贫困人口(包括经济萧条造成的失业人口和罪犯、没落的原封建贵族等相对于新兴资产阶级而言的“弱势群体”)大量向殖民地移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之中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比如资产阶级新贵族与原封建贵族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的矛盾等,才能够逐渐缓和,国内才能够“文明”地召开著名的“圆桌会议”。
　　恩格斯曾于1858年10月7日致信马克思:“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英国不仅是早期工业化国家中殖民地面积和人口规模最为可观的国家,同时还是向海外移民最多的国家。1871至1900年的三十年间,英帝国的土地增加了425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了6600万;被称之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移出约三分之一人口,相对贫瘠的苏格兰高地约有一半人口移出,这就是信中所说的“道理”。殖民化还使法国土地增加350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2600万;俄国在亚洲增加了50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650万人口;德国则增加了5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850万居民。

　　只不过,这些并非发端于所谓“技术革命”或得益于所谓“制度先进”的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以国家机器对人类的直接犯罪行为,大都被后来的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的各种解释淡化、漂白或者直接忽略了。
　　对于早期的西方工业化刺激并且随之异化了的两种重要的理论派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今人在汲取这些思想财富时需要注意:
　　其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劳资矛盾的尖锐对立中诞生的,但其之所以转化成现实的工人运动浪潮,客观上是因为产业资本向殖民地的大规模扩张才使要素配置发生结构性变化——产业工人相对于产业资本成为愈益稀缺要素,遂使劳工逐步具有了较高的谈判地位和斗争取胜的现实条件。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急迫需求简单易懂的理论,这又导致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为一种有利于开展工人动员的意识形态化的工具;这个时期大量小资产阶级介入形成的各种社会运动也就先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以至于马克思以“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表达愤怒;恩格斯则对那个时期的不同事件和不同人群多次重复马克思本人的揶揄:“如果马克思主义就是如此,我宁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其二,产业资本阶段“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取代原始积累阶段的“重商主义”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反映的是由于那时产业还不得不“在地化(localization)”的产业资本家们对于同样“在地化”的皇权和贵族的反抗。这种在“那时”的欧洲的确具有进步意义的利益要求滥觞至今,演化为各种本质上还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对于“人类”生产力促进作用的发展主义的理论表达,却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其本源于对殖民地掠夺屠杀这个“反人类”的国家犯罪的前提条件。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要以当前的发达国家作为“赶超”目标和样板,就不得不考虑是否具有“复制”其发展历程的可能——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达国家依靠对外转嫁制度成本来实现增长的机制愈加深化,发展中国家要弱化这种不对称机制就越“不可能”,遑论反转!
　　因此,由于现代西方发展主义学说的逻辑起点并非其历史起点,所以不具有可被重复验证的科学性;因而在指导发展中国家时才往往适得其反。


　　 温铁军,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解构现代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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