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自身的视野里重新解读《老子》

作者：老田

一、两种解读老子的错误方法

老子原本只有五千言，而千百年来注释和演绎的文字，早已超过原文几千几百倍了，老子的内涵没有因此更通俗易懂，反而把人们给绕糊涂了。在最近的百把年来，解读老子又加上了从番邦蛮夷那里进口来的“有色眼镜”，结果把问题变得加倍混乱。

传统的中国高人解读老子主要是从“训诂”开始，他们要把每一个字的来历搞清楚，这样才谈得上正确的解读。千百年来的训诂高手不知凡几，解读的结果是人们被他们搞得越发糊涂了，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来，这个方法必须扬弃。从操作和程序上看，这个方法的极致，是能够把老子之前的文字走向和指代指待搞清楚，然后假定老子是“遵守”通行规则的，这样老子在写文章的时候心里是如何想的，就搞清楚了。这个设计理路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着手处是从老子之前的文字来印证老子，而问题也正是出在这里，老子之前的文献资料极少，而且那些文献本身比老子更不普及更不系统，很难弄清楚文献的真实含义，比弄清楚老子还要困难得多，而且人们对于前老子文献解释上的共识比对老子的共识还要少，这样的研究只能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特别地，训诂的正确，最后要依赖于排除所有的错误，剩下唯一的正确，这对研究的要求非常高，要求占有全部的文献资料，并逐一排除错误，最终留下正确的；最低限度也要排除文献错误的多数，才能接近老子所处的表述系统背景。从这个分析方法看来，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训诂解读法将不可能出现有价值的最后成绩。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训诂能够提供部分对文字和表意的理解，包括理清文字演变的部分脉络，排除一些常见性的错误，训诂的成就，恐怕只能定位在这个层次上。

第二种解读方式是从番邦蛮夷那里抄袭过来的，在五四之后比较流行。这一解读方式的核心是把番邦蛮夷的哲学、逻辑学的某种理论框架作为蓝本，去生搬硬套老子的文本，硬性指定老子是“主张”这个“反对”那个的，一个最常见的做法是硬性指定老子是为了跟儒家论战而发言的，把老子中间出现的关键字汇说成番邦蛮夷叙述中间的概念，说成是老子的主张和核心观点，结果把老子硬说成是关心话语权和学术地位的狗苟蝇营之辈，总是要跟儒家竞争话语权地位。这样研究的结果是，说老子已经达到了西洋人在某个方面的认识高度，某些思想甚至还领先了多少年。由于用西洋人的范式来硬套老子，按照最近两百年来番邦学术的学科体制框框，把老子纳入文史哲的狭隘视野，结果当然是无法还原老子的真实思想。这样的解读方式，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先入为主”，硬性指派老子“说什么”“怎么说”，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先行规定了老子的言说范围，然后再去解读老子，当然就得到那些番邦蛮夷们也能理解的部分结果。这种方式从好里说也只是一种“小妾争宠”心态，认定老子已经认识到西洋人的某些见解，结果是说就算是按照洋大人的规矩绳墨而论，中国也还是有聪明人的，咱们中华民族都“与有荣焉”。这种研究方法体现了毛泽东所说的“殖民地文化心态”，没有洋人的承认就浑身不舒服。

上面两种解读老子的主流方法，在中国流行了很长时间，也留下了相当多的文本，问题在于那些研究人员彼此都不能形成共识，互不认同对方的解读，这样的研究成果应该说标志着两种解读方式――不管是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主流方法（训诂模式），还是西方进口的“概念――推理”模式，确实都走入了死胡同。真正的突破将依赖于方法和视野的更新。说到底，这也不是什么新创造，而是要回归“实事求是”的轨道，问几个这样的问题：老子的时代背景如何理解？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和困境是什么？老子如何把握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方案的？这几个问题虽然简单，但是要回答并不容易，因为百年来中国学术多由西洋范式所规定，基本上未能正确解决中国的历史演进背景，更不能回答一些具体的问题，而且恰恰相反，对中国历史演进的西洋式解读，适足以造成混乱，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例如按照五阶段论的历史观，或者番邦主流历史理论，都无法很好地给出中国历史的演进脉络，提供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帮助我们去研究历史和解读先贤文本。

二、用“历史场景还原法”来解读老子

由于本文的限制，姑且把历史方面已有的争论放在一边，作为假定来提出几个解读老子的关键历史前提。第一是老子生活的时代，属于原始的“大同社会”解体阶段，也就是“自然秩序”的社会条件全面解体的阶段，这个时候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基础上实现新的社会整合。这个时代背景是儒道墨诸家所共有的，先秦诸子的言说都集中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如何才能够实现“治国平天下”？第二是老子实际上和孔夫子一样是“述而不作”的，老子的言说主要不是一种个人主张，而是他所把握到的历史逻辑――他本人所总结的历史演进过程和对未来的展望。第三，老子并没有和儒家进行争论，而是客观地表述自己的所见，那些被认为是与儒家进行争论的语句，实际上是描述历史演进过程的，与儒家自己的表述完全一致。第四，老子的核心思想是“管理悖论”，他说除了自然秩序之外，一切以强制管理手段去追求秩序的努力，都将要走向反面，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人们不可能最后解决管理问题，除非是回到“小国寡民、结绳而治”，管理手段无论是经由物质领域的分配还是精神领域的分配，都毫无例外地要走向反面。老子中间用了相当多的文字，去表述精神领域的兴起和创造，会如何走向反面。

如果这样来解读老子的话，就不一定要依赖所谓的“专家解读”了，普通人也可以理解老子的智慧，实现和老子的对话了。这个解读方法可以称之为“场景还原法”，把当时的历史场景、重大社会课题提炼出来，然后再看作者是如何把握并提交解决方案。特别是这样一个方法，不脱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验，因为管理和社会秩序问题，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间，而管理的困难和问题也同样成为人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这样解读老子就走出了“专家的垄断”，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背景下进行，根据自己的境界去在不同程度上和老子进行对话。

迄今为止，所有的管理手段都在于强制性地对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进行分配，并以此去引导人们的努力方向。在物质领域之外，因为管理的发达就相应造就了精神领域的发达，许多原本单纯的利益和物质财富的分配和占有关系，也相应地获得了社会价值。因为管理总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实施的，而且管理的一个铁律是要降低管理成本并同时追求更高的效率，这样就要求压制个人的意志自由，突出一个共同的努力方向。为了追求管理效果，在物质领域的分配中间，还要给物质财富以精神价值，否则就无法吸引到更多的人按照管理手段的指引去努力。在个人判断能力上面，精神领域的出现必然意味着“思想专制”，那些符合管理需要的思想被宣布为有效和正确，其他的思想被贬低甚至禁止。久而久之，个人利益和少数人的立场就掺杂进去了，原来设计为解决管理问题和权威的精神领域生产，就变成为少数人所控制按照自身的需要来描述和表现的“私货”了，每一个思想格局的建设最终都要经过精英们的“选择性过滤”，结果就是老子在第一章直截了当所指出的那样：“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真正的“道”因为不符合精英阶层的利益和意愿，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表述，真正需要的精神领域或者思想格局――“名”，由于不利于精英阶层利益最大化，从来就不会建设起来，结果当然只能是“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了。

对于那个促使先秦诸子都感到必须说话的历史变迁，儒家对这个重大社会变迁的表述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为了避免社会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就需要确立一些规则：“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出自《礼记－礼运》篇）诸如此类；而老子的表述跟儒家非常一致，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在历史过程的把握和表述上面，儒道两家都很一致，都认识到社会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就人们的心智和努力而言，应对的方式方法的可能选择空间又在哪里。许多番邦蛮夷的徒弟如冯友兰辈，则把老子的这一段话，理解为道家反驳儒家的主张，这大谬不然。根本原因在于：番邦的思想方法注重概念、范畴和推理，把一切受到作者重点表述的文字作为概念对待，并理解为作者的主张，这样一来“道家”很明显地在否定儒家的中心范畴，你看看，老子明明就是在说孔夫子的坏话嘛。

使用番邦理论范式的问题就在这里，番邦理论总是注重概念、前提和推理，最终是要证明某个结论或者退出某个主张。番邦的理论多是一种“真理”或者“规律”表述，这个模式的背后隐含着要把全部社会问题在书面或者纸面上解决的雄心，真理的背后，在中世纪的时候站立着“上帝”，启蒙以来两百年里是“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那样的狗屁逻辑，真理的全部支撑在于：先前是造物主的绝对掌握、后来是把人类社会通过个别事项论证为自然界那样的“均质世界”。中华文化从来没有番邦蛮夷那样的狗屁幻想，而是把一切问题都放在“伦常日用之中”来审视，重点在于人世间问题的由来和表现，看对立的双方的力量如何运作（易经和阴阳就是这样的方法论）。因此先秦诸子中间，没有什么人在乎真理和规律在哪里，也就用不到论证和推理概念这样的叙述模式，用这个方式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是五四之后新学体制批量生产出来的番邦白痴的徒弟，依照老田的看法这帮子人基本上抄袭西方的理论，不要说把握西方理论的精髓，简直连文字都没有誊写清楚。

先秦诸子看问题和解决问题，都是从把握历史与现实的需要出发的，儒道两家的主要发言人对历史演进过程没有太大的分歧，他们表述的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人类社会由不需要管理的时代，过渡到需要管理的时代，而管理手段的选择有其局限性，不可能最终解决问题，这个方面儒道两家的认识也完全一致。儒家哀叹“大同”崩溃了只好为小康社会建设努力，而小康社会的管理问题永远不可能得到最后解决，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儒道两家的差别，仅仅在于双方表述的着重点不一样，表述的侧面有所不同，对于先民社会那个不需要管理的时代，儒家注重的是人们之间关系和认同问题，当时个人利益无法离开整体利益而实现，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完全一致，人们彼此高度认同所以叫“大同社会”；道家侧重管理手段的存在与否，那个时代由于人们彼此认同程度极高，基本上不需要强制性管理手段起作用，因此被道家表述为“自然”――意即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强制手段社会自己能把一切搞定的状况。

老子论证的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演进和存在的根本问题，老田以为老子基本上都是“白描手法”，就他所看到的问题以及人们所能选择的解决手段，并预言这些选择的后果，就正如一个茶杯，老子是描述并形容了这个茶杯的外观，然后老子就设想了人们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精心照拂它，最后老子一点都不留余地地预言茶杯最后的命运要归于被摔破。不仅仅是老子如此，先秦诸子多数都是使用“描述性语言”进行表述的，不存在番邦蛮夷所喜爱的“论证式表述”。

老子五千言翻来覆去，就是讲述自然社会崩溃之后无法复原，人们想要引入强制性的管理手段来追求秩序，而所有的管理手段都必然要走向反面，结果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对立和损害。最后除非是回到“小国寡民、结绳而治”，否则所有的管理手段扩张，都必然带来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所有设置的强有力手段都会成为少数人的工具，成为压榨多数人的凭借，激化社会矛盾带来更大的代价。人们为了管理权威的需要，就建立政府设置政治权力以规范社会，结果这个强有力的权力最终也必然要走向反面，成为少数人的工具，带来一种“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千百年来的中外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有力地佐证了老子的远见和睿智。

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人心不乱。”用精神领域的分配去引导人们，必然要带来“话语权”的竞争，后来的历史正如老子所预言的是千年一贯的“文人相轻”――这是文人们竞争的主要手法――否定竞争者的精神生产价值；抬高物质利益的作用去引导人们的努力方向，必然要给这些“货物”赋予社会价值，结果必然要鼓励人们用非正当的手段去获取物质利益，只要获取了财富就对应地获得了社会承认，“笑贫不笑娼”就会跟着出现；为了管理手段对人们更有吸引力，必然把管理手段可以分配的那些东西说成是格外值得人们去努力争取的对象，结果只能是刺激了人们的欲望，使得人们去搞歪门邪道。人们在“自然秩序”丧失之后，除了尽可能垄断物质领域的分配之外，还试图在精神领域建立起引导人们努力方向的“思想格局”，老子尤其针对这一点放言“思想格局最终走向反面”。在老子看来，没有任何一种管理手段不会走向人们预设的反面，老田把这个命名为“管理悖论”，老子五千言的中心思想，就是阐释这个悖论的。

不仅如此，在老子看来，随着认同程度的下降，利益越来越个人化，管理手段会逐步随着强化，但是管理效果却节节下降，“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因为最开始的“道”不能起作用了，人们就希望统治集团的德行能够起作用实现自我约束，后来一看不行了就指望“仁”――合理的人与人关系来规范人世间的秩序，再后来大家都不吃这一套，就开始硬性规定什么上合适的行为什么是不合适的，希望人们去遵守，结果还是不管用，最后就制定出各色人等的“岗位工作条例”，还是不管用，到了这个地步，就很清楚了，人世间很难再有什么永久和平了，混乱和变局不过是迟早的事情。还有人在后面加上两句“失礼而后法、失法而后兵”，把管理手段的全部发展极致都加上去，想要通过强制实施的规范去规制大众的日常行为，老子指出这终究不过是痴心妄想而已。老子反复指出，那些想通过管理手段的强制作用去追求秩序的努力，最多不过得逞于一时，不可能有人能够长久地掌握一切，不出意外，最终能够掌握一切的力量，只能是在人类能力之外。唯一正确的操作方向只能是“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越是强化管理手段，结果总是适得其反，“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今天中国那些法制迷信者，特别要推荐他们去读读老子。在老子看来，只能是反过来操作，才会有出路，但是由于利益分配和流动范围的扩大，利益随着分工在生产和分配上都将复杂化，人们对利益的生产和分配都将失去起码的认同，因此认同建设的努力不会有什么效果，除非回到很少个体的社区范围，才有建设高度认同的可能，从而去掉强制性管理需要和权力设置，避免力量不对称的现实；除非是没有技术分工的简单社会，否则就可能产生信息不对称和“智慧出，有大伪”的现实，小国寡民不是一种主张，而是一个逻辑演进的后果。舍此之外，人世间就绝对无法满足管理建设秩序的要求，一切只能是付之天命了。老子从不伪装高明，许诺给人们一个乐观的光明前景，也正是这样，才能够自逻辑上把握住历史演进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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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