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消除“洋垃圾”，中国真的认真了。

　　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新规，明令禁止了4大类共24种“洋垃圾”入境。

　　2018年1月1日新规正式执行，在成千上万吨洋垃圾被中国海关查验退回的案件发生后，西方国家终于认识到中国“认真”了。

　　然后，它们就进行了猛烈的“谴责”。

　　美国最先坐不住，在2019年WTO会议上怒斥中国“自私”，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实施相关政策，继续进口垃圾。

　　随后，欧盟国家也出来“声援”美国，严厉谴责中国关于洋垃圾的禁令让其他国家环境饱受污染。

　　欧美站在“道德制高点”抨击中国的原因，也不难理解：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占据全球人口数量的16%的发达国家，制造了全球34%的垃圾。

　　而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收站”，“吃下”全球超过45%的垃圾。

　　很多发达国家早已形成习惯，处理生产生活垃圾的最直接方法就是，打包装船发往中国。

　　以美国来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垃圾是美对华第三大出口品，超过大豆和电脑，仅次于飞机和半导体。

　　当时美国人赚麻之余自鸣得意：“我们是废物出口领域的沙特阿拉伯”。

　　欧盟27国中87%的再生塑料直接或间接运至中国。

　　一旦中国拒绝接收，欧美每天产生的海量垃圾怎么消化，哪个国家还能接受，欧美国家环保优越性还怎么保持？

　　在欧美国家的“谴责”声中，中国在2020年修改了法案：

2021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

　　不分大类、小类，全面禁止！

　　2022年10月21日，生态环境部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已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目标。

　　此言一出立刻冲上热搜：中国终于不再是“世界垃圾场”。

　　过去20年里，洋垃圾“无节制”流入中国，造成大面积空气、河流、土壤污染，大量儿童铅中毒。

　　除此之外，因为争夺洋垃圾，甚至每年引发大量械斗、仇杀事件……

01

　　2007年的夏天，广东贵屿镇，一名30多岁的湖南籍妇女被当地人绑到大街的电线杆上扇耳光。

　　因为她偷了六七个三极管，每个大约4元。

　　从上午10点一直到下午4点，这名被绑着的妇女滴水未沾，她的丈夫、亲戚远远观望，不敢出面解围。

　　因为此事事关“洋垃圾”，而当地人和外地人在争抢洋垃圾方面存在“深仇大恨”。

　　1990年代起，贵屿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闻名的“电子垃圾之都”。大量电子垃圾源源不断地从美国、欧洲、日本等地运到这里。

　　别看只是一个52平方公里的小镇，这里每年拆解处理的废旧电子电器和塑料高达155万吨。

　　小镇大约15万人，参与垃圾产业的人数达到12万。

　　伴随着来自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四川等地成千上万的的拾荒者涌进来，垃圾产业变得紧张起来。

　　12万本地人和数万外地拾荒者双方为了抢夺垃圾互相仇视，打架斗殴时有发生，甚至发生了几起凶杀案。

　　多年流血争斗之后，双方最终达成一种平衡，“白天外地人不敢惹本地人，晚上本地人不敢惹外地人。”

　　双方打成这样，是因为“拾荒”很挣钱吗？

　　事实并非如此。

　　本世纪初，贵屿垃圾产业常见的雇工价格是女工17元-20元／天，男工20-30元／天，而他们得从早晨7点半干到晚上5点半，一天工作9个钟头。

　　对于普通拾荒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暴利的行业，为什么还要“玩儿了命”挤进去？

“死也没关系，没钱没办法啊。”

　　“没有办法”。这是纪录片《塑料王国》中拾荒者最常说的一句话。

　　事实上，对于拾荒者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械斗，而是污染。

　　有人戏谑地称，在贵屿的人们用19世纪的方法处理21世纪的产品。这样的处理过程不亚于“制毒”。

　　当地人通过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将这些“洋垃圾”中最值钱的各种材料提取出来。

　　因此，在贵屿你常常会看到三股烟：

　　一股是“烧板”产生的黄烟。这是拆解后电路板堆放燃烧，为了高温提取铜。

　　一股是“酸洗”产生的白烟。这是浓盐酸和浓硝酸按比例混合制成的“王水”，为了提取电路板上的金、银等贵重金属。

　　还有一股是焚烧生活垃圾产生的黑烟。洋人“夹带私货”，将明令禁止的医疗垃圾、生活垃圾混在其中，只能焚烧掩埋。

　　于是，贵屿变成了“家家拆解、户户冒烟、酸液排河、黑云蔽天”。

　　不少手工作坊为了降低成本，都选择依河而建，老板们把河水抽上来使用，再把废水直接排进河里。

　　当地的孩子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襁褓中的女孩儿，被妈妈背着来到了垃圾场，她脸上的苍蝇，赶都赶不完。

　　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垃圾场就是游乐场。塑胶手套成了气球。

　　针筒装了水，就直接往嘴里送。

　　谁也不知道，这些医疗垃圾里，到底有什么病毒。

　　生活用水，几乎就是“污水”。

　　这些孩子最早接触“欧美世界”，就是通过漂洋过海来的洋垃圾——美国的废旧塑料，法国的罐头，德国的……

　　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健康，就成了一种奢侈品。

　　废水、废气就这样无孔不入地渗透进贵屿的空气、稻田、灌溉渠、河流和土壤里。

　　中科院、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曾在此做过大量抽样研究，当地部分土壤的铅、锌、铜含量，是对照区域的100倍－1000倍。

　　当地很多人都有呼吸道疾病，皮肤也出现溃烂，甚至还出现了严重的肾结石。

　　小孩的问题则更加严重。

　　2013年央视新闻报道称，从2006年开始到2009年就有五六百名铅中毒儿童，体检结果显示90%以上的孩子血铅超标。

　　汕头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也表明，铬污染可能对新生儿的健康构成威胁——当地新生儿脐带血铬水平为303.38微克/升，而其他地区新生儿的这项指标，是20.30微克/升，差了15倍。

　　在当地，不论大人小孩，你很难找出谁没得过病……

　　随处可见的惨状，当地人甚至总结出这样一条教训：还没有生育的女孩不能“烧板”，否则会影响到孩子。

　　这些，都是纪录片《塑料王国》中真实的场景。

　　除了贵屿镇，与贵屿镇相距120公里外的碣石镇、清远市龙塘镇定安村、佛山市大沥镇的联滘村……都曾是有名的“洋垃圾村”。

　　1980年代之后，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东到华南，洋垃圾曾经无处不在。

02

　　处理洋垃圾，钱赚得不多，还有如此大的毒副作用，为什么非要做这个？

　　除了拾荒者所说的“为了生存没有办法”，更大的原因是，需求缺口太大。

　　上世纪80年代，洋垃圾第一次来到中国。

　　别人嗤之以鼻的“垃圾”，却是当时中国人稀罕的“宝贝”。

　　比如废塑料。

　　如果将这些废旧塑料通过破碎、清洗、加热塑化，最后挤压成再生颗粒，作为工业原料投入利用，比直接从石油提取合成要便宜，可以大幅降低成本。

　　说白了，可以多赚点钱。

　　《塑料王国》里所说，每割一斤塑料挣1毛钱，刨去生活费，净收入大概在每月2000块左右。

　　在当时，这个收入，对于农民来说，很可观了。

　　金发科技就是以此发家，如今已是改性塑料龙头企业。

　　再比如废金属。

　　以一批5-10年前的废旧手机为例，每吨可以提炼出来200-300g黄金，1000-3000g银，100kg左右铜，以及几克到十几克不等的钯、铂金。

　　从1985年到1990年，中国人从中每年提炼出21.5万吨铜用于制造，占到整个中国铜产量的38%。

　　这就是贵屿人的谋生手段——他们提取出的黄金，有时足以影响国际金价。

　　还有废纸。

　　中国森林覆盖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造纸原料纸浆多依赖外国进口，木浆的进口量更是占到了总消耗量的72.8%。

　　美国、加拿大、芬兰等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造纸原料中木浆占比为90%。使用这些废纸能够极大节省成本。2016年及以前，国内约40%的废纸需求靠进口废纸满足。

　　而对西方国家来说，处理一吨垃圾的成本是400美元到1000美元，中国处理垃圾的成本却只有10美元到40美元。

　　欧美国家的垃圾处理公司将垃圾转卖到中国，节省大笔处理垃圾的成本，赚取巨额差价，而中国则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将这些垃圾消化掉，赚取这条产业链中最微薄的利润，同时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

　　那是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1990年代，中美贸易正打得火热，贸易量激增。满载而去的船只，返回时往往半仓或者轻仓，运费十分便宜。

　　曾在香港做废纸出口生意的张茵看到了这样的便利，决定占个先机，从事造纸。

　　1996年，张茵投资1.1亿美元，创立玖龙纸业，正式从废纸贸易转型为废纸造纸。

　　不到10年时间，玖龙纸业在中国市场占有率就达到了17%，成为中国第一、亚洲第二、世界第八的造纸巨头。

　　2006年，玖龙纸业在香港上市，股价稳步提升，张茵也以270亿的身价位列胡润财富榜首，成为中国第一位女首富。

　　与财富积累同步的，是洋垃圾的进口量——从1995年到2016年的20年间，中国的年垃圾进口量翻了10倍，从450万吨增长到4500万吨，成为一项大宗交易品。

　　在这个交易环节中，发达国家解决了垃圾回收问题，环境优美；

　　中国的厂家通过洋垃圾的回收利用，解决了就业，创造了经济效益；

　　而中国制造的成品最终流回发达国家，让他们享受到了物美价廉的商品。

　　这似乎是一个没有输家的循环系统……

　　但是，中国的拾荒人、中国的环境，成为了最大的牺牲者。

　　洋垃圾产业链，带动的多为中低端制造业，1分钱的效益，常常会附带着10倍的污染值。

弱者，没有话语权。

　　洋垃圾从西方流向中国，这远不是环保的问题，也是全球经济分工问题，甚至是国际政治话语权的问题。

　　自己国家正在低端产业链上循环，人民要工作要赚那点微薄的收入糊口，工业产业要发展还得靠别人的垃圾，还能说什么？

　　甚至对于欧美国家的“夹带私货”，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绿色和平组织有毒污染防治项目处曾公布，垃圾商会采用谎报形式，将“高污染”、“无回收价值”的洋垃圾以别的名义报关，夹带流入中国。

　　1993年9月，韩国7家公司以“其它燃料油”的名义，将1228吨废旧物由韩国运抵南京港，实际上船上全是污水，醯性腐蚀性赦体等化工废弃物。

　　1995年6月，德国将678吨货物运抵江西，说是废塑料，其实是食品袋、饭盒、饮料罐等。

　　2005年3月，荷兰人向中国的54个集装箱内装满了食品垃圾、塑料废品、旧衣服、废电池等生活垃圾，却谎报是可回收塑料。

　　当它们将各类垃圾塞给中国，让中国为它们带来绿水青山后，心安理得的指责中国碳排放过多，污染过重。

　　正如丁仲礼那句怒问：“中国人是不是人？”

03

　　人民尊严和健康的问题，靠呼吁是得不到的，只能靠实力。

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通过发展来解决。

　　2017年，中国向全世界发出声明：禁止24种“洋垃圾”进入中国。

　　禁令一出，世界文明中心的欧洲，开始焦急地讨论大约3000000吨的塑料垃圾要往哪里放；

　　澳大利亚处理垃圾的成本，一下子上升了400%-500%；

　　还有韩国，本应运往中国的垃圾，却只能在城外堆积成山，一个小火星直接导致大火燃烧了三个月……

　　很快就是2020年，正式实行的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

　　对中国来说，这一系列禁令的连锁反应，则是相关行业的短期波动。

　　比如，金属、塑料等行业，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动。纸制品价格更是多次上调，从上游的原料到下游的消费端，一个接一个地涨。

　　原料上涨甚至造成价格倒挂，让很多中小型的纸厂不堪承受，纷纷宣布停产。

　　那么，洋垃圾禁令，是否伤害了中国的制造业？

　　短期来看或许如此，但从长远来看，却会倒逼许多企业做出升级。

　　我国有相当一批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它们多属于技术含量低、产业集聚度低、污染防治水平低的“三低”企业，“散、乱、污”是其最明显的特征。

　　在禁令实行期间，约有三成企业不得不停产改行。

　　剩下七成中，有一部分在国内开始建立自己的回收体系，治污水平提升，加工模式也陆续向园区集中、向规范、有序、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

　　还有一部分企业则直接从原材料入手，探索更多可能：

　　山鹰纸业在吉林省扶余市的纸浆和工业包装纸项目中就包括年产10万吨玉米秸秆制浆生产线；

　　银泉纸业公司采用稻草为主要原料，成功生产出纸地膜产品；

　　泰盛制浆和玖龙纸业分别在南平和咸宁开展毛竹制浆造纸项目。

　　产业的升级，可持续的、绿色的发展，是国家和企业共同的目标。

　　还有一层“升级”，便是我们生活环境的“升级”。

　　就像广东贵屿，虽然没有放弃“老本行”，但从前的家庭式作坊已经被循环经济产业园替代，电子垃圾拆解开始变得更加环保。

　　2018年前半年，贵屿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达标天数占90.4%，剩下不达标的天数也只是轻度污染。

　　联合国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甚至称，贵屿镇的坏名声已经“成为历史”。

　　垃圾总要落在一个地方。

　　中国拒绝后，东南亚各国自然而然成为了洋垃圾的“接盘侠”。

　　绿色和平东南亚分部做过统计，2018年一年，仅废塑料进口量一项，东南亚联盟国家（ASEAN）的进口量相较2016年增长了171%，总量由83万吨上升到226万吨。

　　2019年5月，菲律宾和加拿大因为“洋垃圾”吵了起来，总统杜特尔表示，菲律宾今后将不再接受来自任何国家的垃圾。

　　事实上，没有中国，东南亚各国面对激增的垃圾都显得有些“不堪重负”，纷纷出台“限废令”。

　　比如，越南临时禁止进口塑料废料，泰国宣布2021年前禁止进口塑料垃圾，马来西亚政府也表示将禁止进口所有不可循环再造的固体废物。

　　但直到今天，这些限制仍只停留在喊话阶段，大多没有落地，或者只是暂时的。

　　为什么？

因为穷，因为需要。

　　环境重要么？当然重要。

但和活下来相比，就显得不值一提。

　　东南亚产业链相当落后，捡拾洋垃圾中能够利用的有限资源，可以为其工业发展提供相对廉价的原料，以降低成本获得收益。

　　如今的东南亚，就一如当年的我们。

我们不愿回去的过去，是东南亚人民梦寐以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