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里略显枯燥的数据，还是各国政府、各碳排放单位发布的减碳计划，或是学者们的研究著述，似乎都很难让普通人提起探究“减碳”知识的兴趣。许多人似乎更热衷于追逐欧美名流、明星中的“环保先锋”。

然而这些“环保先锋”一场场集会、演讲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富国、富人往往是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碳排放大户，其高排放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气候变化代价，却由发展中国家、低收入阶层来承受。

2018年5月19日，在英国温莎，哈里王子与妻子梅根在婚礼结束后乘车离开

01富人的碳足迹，遍布海陆空

碳足迹，是指企业机构、活动、产品或个人通过交通运输、食品生产和消费以及各类生产过程等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集合。碳排放越高，意味着耗费能源越多。就个人而言，则通常意味着更奢侈的生活，比如大部分富人的“标配”：豪车、豪宅、豪华游艇、私人飞机、频繁旅行……

以英国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为例，这对夫妇宣布“退出”英国王室后，并没有放弃王室成员的风光，他们着力打造的新公众形象是“环保斗士”。他们奔波于世界各地参加各种环保主题活动，发表关于“如何延缓气候变暖”的演讲；他们警告公众，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一项活动”都会增加自己的碳足迹，包括衣食住行。然而，他们并没能身体力行。

这对夫妇搬离英国后，住进美国洛杉矶一处占地2200多平方米、拥有8间卧室的豪宅；座驾是一辆大排量的运动型多功能汽车（SUV）；他们搭乘私人飞机前往世界各地度假、探亲或参加公众活动。英国前议员诺曼·贝克替他们算过一笔账：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哈里夫妇至少有过21次搭乘私人飞机的旅行经历，加上其他几十次商业航班旅行，两人一年间的碳排放量达215吨；而英国一年的人均碳排放量为8.3吨。

2021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哈里夫妇也做了演讲，承诺将设法“抵消”其生活中产生的碳排放、到2030年实现个人的“净零排放”。所谓“抵消”，常见的做法是，投资植树造林项目或购买他人的碳排放配额，总之是通过花钱来实现数字上的“减排”。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占有世界大部分资源的富人阶层，不集体改变或至少推动改变高能耗的生活方式，整个人类社会的“碳中和”目标将难以实现。

然而，在生活中切实减排，说易行难。

以指责各国政治领袖罔顾后代福祉、放任气候变暖出名的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2019年搭乘一艘“零排放”帆船，从英国普利茅斯启航，穿越大西洋来到纽约，开启她的世界巡回环保宣传之旅。媒体聚焦下，她的高调行为也暴露出内在矛盾：她要花大半年时间在各国宣传，之后返回欧洲，却不会再乘帆船，需要船商安排两个人坐飞机到纽约将帆船开回欧洲，随船而来的两名船员也得坐飞机回去。相关旅程就产生了2吨的碳排放。

船商发言人告诉《泰晤士报》：“世界还没有找到办法能让一趟跨大洋旅行不留下碳足迹。”

与上述行为形成对照的是，就在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南太平洋小岛国图瓦卢的外交部长西蒙·科夫站在没过膝盖的海水里说：“当身边的海水一直上涨，我们没工夫听演讲。”他透过这段视频，呼吁世界采取行动，遏制气候变暖、免其家园遭受“灭顶之灾”。这一画面虽然同样“戏剧化”，却更有真实感和震撼力。

02“人均收入越高，人均碳排放就越高”

哈里夫妇和通贝里都并非特例，多项全球性研究显示，碳排放水平存在显著的“贫富差距”，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均如此。

2020年12月发布的一份联合国报告指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航班停运、居家办公成为常态，却并没有改变全球碳排放持续增加的整体趋势。

该负主要责任的，就是富人与富国。这份报告指出，最富10%人口的碳排放量占了全球总量的近一半。其中，占全球人口1%、约7000万的顶层富人贡献了15%的碳排放量，超过全球收入较低的约35亿人口碳排放量的总和。

报告结论是：要达到延缓气候变化目标，最富1%人口需要将当前人均碳排放量削减97%，而收入较低的那50%人口的人均碳排放量则可以增加约3倍。

这一结论与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同年早些时候发布的调查报告结论大致相同。乐施会的报告显示，1990年至2015年间，全球最富1%人口排放的温室气体是最穷50%人口的两倍以上。这与富人频繁乘飞机出行、喜欢开大排量的SUV和高消费习惯有关。比如，SUV在富人阶层中日益流行，已成为2010年至2018年间全球碳排放增加的第二大来源。

“人均收入越高，人均碳排放就越高，大部分时候都是如此。”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环境经济学家贾斯廷·卡伦说。近80%的碳排放出自被称为“富国俱乐部”的二十国集团，而在富国内部，这种碳排放的贫富差别也很明显。比如在美国，一个年收入15万美元以上家庭的碳足迹，4倍于年收入9000美元的家庭。

也就是说，穷人在为少数富人享受的消费付出代价。

尽管廉价航空的普及让更多人搭得起飞机，坐飞机仍被视为与高收入挂钩的出行方式。《全球环境变化》杂志2020年底刊载的一份报告指出，2018年全球仅2%至4%的人口乘坐了国际航班，而商业航班一半的碳排放来自占全球人口1%的乘客，这还没算上污染更密集的私人飞机领域。

也因此，不少专家呼吁，对经常搭乘商业航班、使用商务舱和私人飞机的乘客额外征税，税收用于改善公共交通、医疗、教育、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等，帮助穷人更好适应“低碳生活”。

03吃肉还是吃素？

富人们也并非没有努力过。不少名人提倡为减缓气候变化而吃素并身体力行，理由是畜牧业生产链会排放较多的温室气体。

联合国的研究也建议将“饮食结构向更多基于植物转变”作为延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之一，但那更多是富人的责任。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01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球仍有8亿多人苦于营养不良，需要补充更多的动物性蛋白质，也就是要适当地“多吃肉”，因而他们的碳排放必然要有所增加。报告作者之一基夫·纳赫曼说，“对全球而言，我们需要保障（人口营养不良现象严重的国家）得到充足的食物，这意味着那些通常会消费更多动物性产品的高收入国家，须快点考虑转向植物性饮食结构”，以便将节省下来的部分“碳排放预算”让给温饱尚未达标的人口。

改变生活方式以减缓气候变化，对国家来说，意味着推广清洁能源、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并监督高耗能重污染企业落实减排措施；对普通人来说，是少用一次性塑料用品、多乘公交而非私家车出行；对富裕阶层而言，是要将更多财富用于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绿色技术转让，让不发达地区的人民在平等享受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不再承受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带来的恶果，这或许比敦促人们“少吃肉”更有意义。

来源：2022年3月23日出版的《环球》杂志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