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所有颜色革命的目的都是要把某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变成像西方一样。利用环境生态问题来推动颜色革命，使我们又遇到一个理论陷阱。膜拜西方的人经常说，西方发达国家环境生态都很好，保护意识都很强，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为了发财、为了GDP而不顾环境、牺牲环境。这种说法非常具有迷惑性，在话语权被操纵的局面下，很容易让普通人偏听偏信。

自从美国驻华大使馆以一种诡异的方式把PM2.5引入中国后，环境问题便在中国成为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对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环境问题在当今中国的确是存在的，它也的确关系到广大中国民众的健康、生活质量，以及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对于环境问题不能掉以轻心。但是，之所以说它已成为敏感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因为有人试图将环境问题变成民众与政府对抗的契机，甚至成为大规模群体事件、街头政治的引爆点。

西历2010年以来，以社交网络和群体事件为突破口在中国引发颜色革命的企图没有中断过，但对于幕后策划者来说，过去几年里在中国推动颜色革命的企图并不成功，原因之一在于，由于他们把政治意图、政治口号当成引发颜色革命的诱因，当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民众并不认可他们的政治主张，或者对他们的政治企图抱有怀疑时，他们动员群众的能力便遭遇了挫折。因此，把环境生态问题当成重点，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颜色革命推动者的一个战略调整。很显然，环境生态问题可能涉及的群众范围更大，而且可以超出政治分歧。一旦某个影响面较大的环境生态问题被引爆成街头运动，民众之间的意见分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此便于群体性事件的策划者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形成声势浩大的压力，由群体性事件、街头政治导致颜色革命便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

利用环境生态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已发生过几次，有些甚至成为地方性颜色革命成功的预演。对此，有关部门一方面应该加强适时应对的技巧，例如事先调研、预判，及时发布准确信息，准备现场处置预案等，还应该做一些理论准备，以正确引导舆论。

环境生态问题很多都是企业造成的，政府虽也有直接责任，例如城市垃圾处理，大型公共设施建设等，但政府对于环境生态的责任更多是间接责任，或事后监管的责任。主流舆论把企业赚钱当成天经地义的权利和光荣，却把环境生态责任完全推给政府，引导民众把对环境生态的不满全部发泄到政府头上，事实上在玩一种金蝉脱壳、嫁祸于人、转移视线的手法。当舆论不断鼓吹金钱至上、为资本势力评功摆好的时候，我们应该向民众指出，唯利是图的资本势力是造成环境和生态破坏的主要力量，企业赚钱与尽社会责任应该是共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企业不可能只有赚钱的权利，而没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中国学术界、理论界、舆论界长期以来有美化企业，尤其是美化私营企业的现象。为了偏袒私营企业，媒体和舆论经常只把保护环境生态当成政府的责任。的确，由于中小企业众多，单独一家难以承担全面的环保责任，政府确实应该发挥协调、统筹和监管的作用。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有腐败现象造成环境生态的严重破坏，应该予以深究，但这丝毫不能说明保护环境生态的责任只在政府而不在企业。因此，把所有环境生态问题的矛头都指向政府，实际上就包含了政治意图。

此外，所有颜色革命的目的都是要把某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变成像西方一样。利用环境生态问题来推动颜色革命，使我们又遇到一个理论陷阱。膜拜西方的人经常说，西方发达国家环境生态都很好，保护意识都很强，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为了发财、为了GDP而不顾环境、牺牲环境。这种说法非常具有迷惑性，在话语权被操纵的局面下，很容易让普通人偏听偏信。对此我们应该明确地指出，西方国家在历史上就是破坏整个地球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从煤炭、钢铁的大量运用，到石油、汽车成为最大消费，化工产品铺天盖地、无孔不入，再到太空垃圾，当今世界几乎每一项生态环境的灾难都源自于西方文明的创造发明和为了发财的滥用。面对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是否应该向历史追责，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焦点。美国当年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后来又在全球碳排放问题上横生枝节，关键就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将他们历史上造成的对环境的严重破坏一笔勾销。说起来是从现在开始，各国共同分担环境责任，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几百年造成的环境危害，至今仍然在继续，他们的做法无非是让今天的后发展国家为西方发达国家当初破坏环境的后果买单。这种虚伪，实非常人所为。

肯定有人会说，西方国家现在自身的环境生态保护得很好啊，当初他们做得是不对，现在为何不能向他们学?这个观点同样似是而非。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如今环境生态保护得不错的话，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他们在大量享受各种制造业产品的同时，将大量制造业的生产转移到了国外，利用他们制定的国际规则，主要靠知识产权和服务业赚大钱。从而将污染转移给别人，把良好的生态环境留给自己。在这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一边享受着别人破坏环境的成果，一边指责别人破坏环境，其双重标准的伪君子嘴脸实在令人不齿。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他们历史形成的地位和话语权力，制定了污染与非污染的标准。有利于他们的，便成为要求别人的环境标准;不利于他们的，便不制定针对性的环境标准。事实上，掌握各种标准制定的权利，也是西方霸权的重要体现之一。

因此，当某些人以西方为榜样，以环境生态为由头，试图给中国制造麻烦时，我们应该从事实和理论上清晰地揭露西方的伪君子面目，从而掌握话语权的主动。前几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说：“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居民现在过着和澳大利亚人与美国人同样的生活模式，那么我们都将陷入非常悲惨的状况，这个地球无法承受。”奥巴马的这个说法对吗?也许，有一部分是对的，即地球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奥巴马的话掩盖了一个深刻的事实：十几亿中国人不能像美国人一样过“好日子”，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权利、没能力，而是因为西方文明的榜样是错的。所以，奥巴马这番话的答案应该是：不是中国人未来不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而是美国人未来不能像现在这样生活。在环境生态问题上，西方文明应该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早日改邪归正。否则，他们一边过着高出世界平均耗能水平很多的生活，一边指责别人在破坏环境，这种恬不知耻的虚伪实在令人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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