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面临两个大变局。一是中国与美国在全球的相对实力和地位继续彼此消长，将导致500年来形成的西方霸权的彻底终结，结果必将引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剧烈动荡和改组。由于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海外的能源、原材料、市场和交通线，例如2007年外贸依存度曾达到64%，因此，中国必须在这个大变局到来之前，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做好各种应对预案，包括完成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调整，立足于国内，并对必要的海外能源、原材料、市场和交通线具备足够的控制能力。

　　另一个大变局，就是在生态系统严重透支的时代，以发展模式、增长模式和消费模式的全面转型为基础，着手构建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

　　二、生态形势与发展模式调整

　　2010年11月15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联合发布了《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0》。这是自2008年发布首份中国生态足迹报告后，WWF与国合会发布的第二份中国生态足迹报告。报告指出，2007年全球人均生态足迹是2.7全球公顷，而同期的全球人均生态承载力为1.8全球公顷，全球人均对生态承载力的需求超过当年供给的50%。这意味着，地球生态系统需要一年半时间，或者说，需要一个半地球，才能生产人类在2007年度所消费的可再生资源并吸收其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报告指出，2007年，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为2.2地球公顷。尽管低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但中国是世界上人均生态资源最稀缺的国家之一，其人均生态足迹已达到生态承载力的2倍，生态赤字正逐年增长。其中，城镇居民人均生态足迹是农村居民的1.4-2.5倍，并且差距仍在不断拉大。

　　中国的生态足迹与本国生态承载力的平衡是在1970年代中期被打破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环保工作受到极大重视。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召开，第二年成立了国务院环保领导小组。此后，1978年，宪法第一次对环境保护做出了明确规定。1979年，则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4年，国务院成立环保委员会和国家环保局。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执政党的核心文件中首次采用了“生态文明”的提法。与此同时，环保投入逐年加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80年代初，全国环保治理投资每年为25-30亿元，约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0.51%; “九五”期末，投资总额达到1010.3亿元，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1.02%，首次突破1%;到2008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4490.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49%。

　　调整发展模式，主导力量当然是国家(公权力)，不可能是企业(资本)。两者的关系是，国家通过法律、制度和产业政策节制、约束、引导企业。在政府方面，又以中央政府为主体。这是因为，第一，生态环境作为公共品，体现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第二，生态环境所涉及的问题常常具有跨区域、跨国界的性质;第三，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强制性，需要立法和制度建设作为依据。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在制度建设和资金投入之外，一个更基本的任务是，扭转社会主流价值观，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彻底调整。

　　三、中国传统思想与社会经济史

　　传统中国是古代农业文明的发达国家。许多人曾指出，中国传统思想包含有非常丰富的生态文明观念，这里无需详论。这种主张“人与自然协调”的思想传统，与西方“人与自然二分”的思想传统，的确形成了明显区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中国传统思想而言，世界或自然——其本质和本源不论被看作“道”、“气”，还是被看作“无极”、“太一”等等，都是把自然视为人类不可超越的绝对的母体。相反，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人与自然之间不仅带有二分和对立的性质，而且，在其宇宙观、世界观体系中，“自然”都是由一个更本质的本源所派生出来的被创造之物。例如在柏拉图，“自然”是“理式”的影子或摹本;在基督教神学，“自然”是“上帝”的造物;在笛卡尔，“自然”是由“我思”建构起来的;在黑格尔，“自然”是“绝对精神”的对象化。总之，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自然”常常是由那个更本质的本源所创生，或是从那个更本质的本源所推演出来的派生的产物。因此，在这些哲学看来，自然是可控制、可再造的被动的客体。

　　如果把农业比作工业，把自然比作一个由土壤、阳光、空气、水分等“零部件”组成的巨大的“机器系统”，那么，农业生产就是将“原料”(种子)投入到这个“机器系统”中，并在“机器系统”的终端获得“产品”(收成)。反过来，也可以把工业体系比作另一个自然，实际上，工业化就是在原始的自然之外，再造“第二自然”，再造“另一个世界”。因此，那种认为“自然是可控制、可再造的被动客体”的西方思想传统，便恰好构成欧洲工业化的哲学基础。

　　生态文明是人类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新的文明形态，它作为对两三百年来工业文明的超越和纠正，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向传统农业文明汲取思想资源，特别是中国主张“人与自然协调”的思想传统，包括其中有关生态保护的具体认识，例如《管子》、《孟子》、《荀子》、《淮南子》等文献中的论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思想史学界往往过分夸大中国传统思想的实际影响和作用。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把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经济史对照起来阅读，以便将中国传统思想还原到其历史环境中实事求是予以估价。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经考察过黄河流域的生态变迁。黄河从殷商时期到秦以前，决溢改道的记载很少。而从汉文帝到王莽建国的180年，黄河决溢10次，其中5次改道。但是，东汉以后，与西汉截然不同，黄河又出现了长期安流的局面。谭其骧指出，对黄河下游决徙具有关键影响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地区在战国以前仍以畜牧射猎为主，原始植被未经大量破坏，水土流失轻微。此后，秦与西汉都采取“实关中”和“戍边郡”的政策，在传统牧区大事开垦，上述地区改以农耕为主，生齿日繁。结果，西汉特别是汉武帝以后，黄河下游的决徙之患日趋严重。但是，王莽时代边衅重开，东汉初年被迫放弃北部边地，匈奴则大批转居塞内。这些地区也由农返牧，耕地缩减，植被恢复，下游洪水量和泥沙量大幅减少，因而出现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无事的局面。隋唐两朝，农耕线恢复北移，又重现了西汉时代的局面，黄河下游也就再度决溢频繁。这一经济史、生态史的事实颇具讽刺意味：倡导“天人合一”的农耕民族似乎远不如游牧民族更能维系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这意味着，古代中国尽管的确拥有深厚的“人与自然协调”的思想传统，但是，在现实的生存压力面前，抽象的观念、思想和价值系统并不能有效约束人们的行为。

　　实际上，从长时段的历史看，大规模的农业垦殖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也造成了中华文明中心的转移，即从黄土高原转到华北平原，再转到长江流域。与此同时，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资源与人口的矛盾日趋严峻。到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由于美洲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引进，人口激增，农户平均耕地明显缩小，小农经济的规模进一步细碎化。为缓解人口压力，除垦荒以及推广高产作物外，只能大力采取多熟种植，土地利用率和精耕细作水平都达到了传统农业的最高峰。由于劳动力严重过剩，人力代替畜力，同时由于放牧和饲养成本提高，以至于唐宋时代早已普及的耕牛大量退出农业生产，这种现象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尤为突出。彼此相关联，一方面是“牛”的退出，另一方面是“虎”的出场。日本学者上田信以“虎”为视点考察了中国，特别是东南山地的环境变迁史。虎在中国的食物链中处于顶端，当森林，特别是在虎的栖息地与人们活动区域之间地带的杂木林减少时，野猪、豪猪、羚羊、鹿等草食动物便逐渐消失，于是虎被迫进入村庄觅食。虎伤及人畜的记载在18世纪激增，反映了过剩人口对山林的过度开发，导致自然生态的破坏。可以说，到鸦片战争前，美洲引进的高产作物使中国的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全面恶化，以至于在原有的社会经济框架内难以解决。毋庸讳言，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在其晚期已经陷于结构性的困境。这是需要思想史学者予以关注的基本事实。

　　四、透支生态系统的最活跃因素

　　按照前述WWF和国合会的报告，全球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平衡于1970年代中期被打破。大约在同一时期，环境问题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同一年，罗马俱乐部发布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但是，那时的世界史正转入另一个周期。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主导世界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战争与革命的周期”宣告终止，“市场与资本的周期”正式启动。

　　90年代初，冷战结束，“市场与资本的周期”进入黄金时代。资本在全球扩张，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各生产要素(资金、土地、技术、劳动等)，包括将大批高污染企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第三世界。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呢?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增值”为原则、为中心而组织、建构起来的社会体制。它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为利润而生产;第二，各企业独立生产，因而从整个社会看是无计划的;第三，作为第一、二点的前提，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与此相对照，“社会主义”也包含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资料由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第二，为使用而生产;第三，有计划地生产。社会主义的这种特性，将使它成为人类代替资本主义，摆脱生态危机的唯一合理的社会制度。

　　在资本逻辑主导的时代，资本(企业)与劳动(工人)不对等，因此生产与消费不对等，生产趋于不断扩张，消费趋于不断缩减。为避免生产过剩，必须相应地鼓励、诱导、迫使人们超出实际物质需求地大量消费、过度消费。这种超越实际物质层面的需求，当然是一种社会需求，是一个人对于某种社会关系、社会评价的需求，例如个人的成就、身份、地位，等等，它们常常以“物质”的方式，即以资源占有量、能源消耗量来满足和标志，例如名车、名牌服装，等等。因此，这种社会需求主要不受一般生理原则的约束，而是社会意识形态属性的，服从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调整和支配。

　　从一般社会原理看，一个社会总是由多种社会力量，例如政府、资本、宗教、伦理、公民社会……的相互作用而组成，不同的社会力量遵循各自不同的原则运行，例如政府追求秩序，资本追求利润，宗教追求内心安宁，等等。假如一个社会完全由资本主导，而不存在其他社会力量(如政府、宗教、伦理、公民社会等)的有效制衡，那么，为压缩成本，资本追求利润的趋势将不断降低劳动报酬，从而破坏社会生态(贫富分化和阶级冲突);同时，也必将压缩环保成本，而日益损害自然生态(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当然，在各种社会力量中，政府也可能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这是国家的资本化;企业也可能热心于社会公益，这是企业的伦理化。这种情况都是由于采取了其他社会力量的准则，而偏离或校正了自身原有的运行原理。

　　目前，世界史的“市场与资本周期”尚未结束，高能耗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仍居于主流。如上所述，这背后，是资本追求利润的强势逻辑。因此，转变发展模式、构建生态文明，我们必须认清透支生态系统的那个最活跃的因素。

　　五、回到全球均衡

　　《增长的极限》指出，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按当前(即1972年)的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地球在一个世纪内将达到“增长的极限”，其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的崩溃式衰退。为避免这一后果，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者们建议，通过自觉地抑制增长，达到“均衡状态”，即人口和资本维持稳定，出生率=死亡率，投资率=折旧率。这种状况类似于在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简单再生产模式。

　　在历史上，中国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欧洲从希腊城邦到罗马帝国，都曾经历过人口和生产的扩张期，其时段大体相当于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所谓的“轴心时代”(Axial period)，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时期。这个时期，人类在哲学上取得突破，而在现实政治领域，则充满了战争和扩张。“在中国(秦始皇帝)、印度(孔雀王朝)和西方(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几乎同时兴起了主要靠征服起家的强大帝国。”而与此同时，也正是铁器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时期。铁器传播到印度大约是公元前800年，到中欧是公元前750年，到中国是公元前600年。铁器立刻应用于军事，极大地加剧了当时战争的规模和烈度。同时，铁器也应用于生产，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当锄、斧、犁等农具同武器一样，也能用铁来制造时，立即产生了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铁器构成了人类第一次扩张期的物质技术的基础。在此之后，扩张期结束，世界回归于“均衡状态”，长期停滞，即大体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方式，这种状况在东西方都持续了一两千年。这期间，中国的儒家、欧洲的基督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曾长期占据支配地位。

　　目前，我们正处于另一轮扩张期。这轮扩张期起始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特别是18世纪，首先是商业革命(大西洋贸易和东西方贸易)，然后是工业革命(从纺织业到机器制造业)。持续几百年、几乎不曾间断的资本增值和扩张，作为最关键最重要的因素，形成了一个“新时代”，即所谓“现代”。在这个“新时代”，人们拥有一种“未来将更美好”的社会时间观，信奉诸如进步、发展、解放、革新等社会进化论及其相关概念。在过去、现在、未来当中，“未来”具有绝对优先的价值和地位。这就是“现代性”(modernity)的本质。所谓“现代性”，即指“现代是依赖未来而存在的，并向未来的新的时代敞开”。

　　如果说，上一轮扩张期的结束是由于技术停滞，那么，这一轮扩张期将终止于生态和资源的约束。实际上，如果目前回到“均衡状态”，从财富总量看，绝大多数人类并不会降低生活水平。因为到2009年，全球人均GDP已接近9000美元，足以使每个人都享有丰衣足食的生活。

　　因此，关键在于摆脱资本逻辑，回到为使用而生产、按计划而生产的模式。为此，必须根本调整目前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和制度安排。为此，首先要形成一种新的主流意识形态。

　　六、意识形态创新

　　美国学者利昂·巴拉达特归纳了意识形态的五个特征：第一，一个政治性的概念。第二，提供对现状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憧憬。第三，指导行动。第四，面向群众。第五，言辞简单明快。实际上，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是三个彼此相近、部分重叠的概念。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价值观，反之亦然。三者都属于上层建筑中的观念部分，可以互用，其区别在于：意识形态作为广大人群的观念体系更偏于政治，着眼于社会整体和全局;文化更侧重表达形式，强调丰富的形态和细节;价值观则涉及大是大非的标准，是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内核。

　　从内部结构看，意识形态由三个层面组成;最表层是经验层面，包括感觉、信息、知识。中间是理论层面，是对经验层面的解释。最后是价值观层面，是关于大是大非的判断，是意识形态的内核。意识形态的这种结构决定了它的演变过程：现实世界瞬息万变，经验层面反应最为迅捷，感觉、信息、知识每天都在更新。理论层面则倾向于将新的感觉、信息、知识纳入到、整合到既有的理论框架中，因此变化相对缓慢。最后，只有在新的感觉、信息、知识迫使理论层面发生全局性调整之后，变化才会传导到价值观层面，人们才会改变他们关于孰是孰非的判断。

　　从意识形态的三个层面看，意识形态创新一般发生在理论与价值观之间的环节，即在现实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旧的理论解释已经不能框范新的感觉、信息、知识的时候，及时全面更新理论体系，并推动价值观的根本转换。在生态系统全面透支的时代，从生产方面看，就是要节制资本，逐步扭转为利润而生产的资本逻辑，回到为使用而生产，在目前阶段，就是从单纯强调的“发展”回到“民生”。从消费方面看，则必须压制满足社会性需求的过度消费、攀比式消费、炫耀型消费，改变以资源消耗量衡量人的社会价值和地位的评价体系，通过全面的舆论调控，在社会主流人群中逐步形成视过度消费为耻辱、愚昧和无教养的新的伦理。

　　总之，中国需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进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准备。当然，要彻底解决生态问题，必须回到全球均衡。为此，则需要两个前提：一是本文开头所说的美国军事-金融资本主义的全面衰落，这包含了全球资本主义，包括其金融、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和价值观的总危机。二是建立真正代表全球共同利益的世界政府，实行一种新的全球社会主义体制，按照计划(非市场导向)、为了使用(而不是利润)而生产。届时，世界史上的“市场与资本的周期”将宣告结束，而代之以一个新的周期，即“生态社会主义周期”。

　　(原载《天涯》2014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