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生态革命?(Why Ecological Revolution?)(订正稿)

　　John Bellamy Foster 着 杜继平 译

　　佛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系著名的美国左翼刊物《每月评论》主编，美国奥瑞冈大学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便致力于结合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强调工人阶级与地球生态都受到资本主义体系的重大戕害，唯有社会革命与生态革命同时并举，才能摆脱人类生存的危机。主要著作有：《脆弱的地球：环境的经济简史》(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1994,1999);《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2000)〔有中译本〕;《反资本主义的生态学》(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2002)〔中译本名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美国力求全球控制》(Naked Imperialism : the U.S. pursuit of global dominance,2006）；《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共存》(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 : 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2009）；《金融大危机：原因与结果》（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 causes and consequences﹐2009﹐与Fred Magdoff合着）。越南「胡志明政治与公共行政研究院」于2009年12月16日在河内举办了「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本文系提交该会的论文。文中以政治经济学、生态学的理论，结合丰富的实证材料，批判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漠视迫在眉睫的人类生存危机，企图以缓不济急的手法，欺蒙世人，以拒斥可以根本解决危机的生态与社会革命。作者力言即刻同时进行生态与社会革命的必要，并提出了可行的策略。全文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值得关切人类与地球生存危机者细读──译者

　　现在科学界已普遍认知到，如果我们不改弦更辙，人类正面临地球生态崩溃的前景。不仅全球生态危机因可供解决危机的时间快速流逝而越来越严峻，占主导地位的环境策略也不愿真正承认危机，从他们有限的目标判断，明显注定要失败。我将论证，这可悲的失败可归咎于权势集团拒不处理形成生态问题根源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及不愿面对由此必然要有的生态与社会革命。

　　附加在全球生态问题上的“危机”一词，虽无可避免，但因主要与经济多所联系，却有些误导。自2008年，我们就一直活在一场世界经济危机中，这是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亿万人，实际上是数以十亿计的人，为此痛苦莫名。但经济危机如不论及长期因素，只就其与景气循环的关联而言，则可望为期不长，终必结束，继之以一段时期的经济复苏与增长，直到下次的危机降临。就此而论，资本主义是个时有危机、往复循环的经济体系。即使我们深入一些，总结说：当前资本积累的危机是这个体系长期经济停滞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是增长率趋势的减缓，而不单是例行的景气循环周期，我们仍会视此为局部的、以历史眼光来看有其限度的灾难，至多会对当前生产体系的前途提出疑问。(注1)

　　然而，今天我们谈到世界生态危机，是指会变为最后的危机，即：如果我们不赶紧改弦更辙，极有可能出现终结一切的危机，人类整体死亡，人类支配地球的时期告终。人类的行动正造成危及地球大多数物种灭绝的环境变化，连带文明与我们自己的种类可以想见也无法幸存。

　　令当前生态情况如此严峻的是，人类增加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气候变化，并非以线性进程逐渐发生，而是正以危险的加速度逼向地球体系状态的突变。因而我们可以谈到美国太空总署(NASA)戈达德太空研究所主任，也是世界最著名的气候科学家韩森(James Hansen)所说的：「被扩大的反馈反应所助长推进的临界点」。(注2)目前有四个扩大的反馈反应具有重大的影响：(1)北极海冰快速融解，明亮而能反射太阳光的冰化为暗沉的蓝色海水，降低了地球对太阳幅射的反照率，造成地球更大量的吸收太阳能与全球平均温度上升;(2)北方区域的冰冻苔原融解，释出原本集在地下、比二氧化碳更强得多的温室气体甲烷(3)最近的证据显示，自1980年代，特别是自2000年，海洋由于过去吸收碳而变酸，世界海洋吸收碳的效率已下降，造成碳更快速进入大气层，促进了暖化;(4)气候变化地区的物种灭绝导致依赖这些物种的生态系统崩溃，以及更多物种的死亡。(注3)

　　由于这样的气候变化在加速进行，在灾难袭来之前，在气候变化越来越无法受我们控制之前行动的时限，是极端短促的。2009年10月，「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的执行秘书格那卡吉亚(Luc Gnacadja)报告说，根据目前的趋势，到2025年，地球近70%的土地可能受旱灾影响，相较之下，现在是近40%。(注4)「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已警告说，喜玛拉雅山的冰川到2035年可能整个消失。靠这些冰川供水的河流目前提供水给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这些冰川融化将泛滥成巨大的洪水，继之则是严重的水荒。(注5)

　　许多与全球暖化趋势联系在一起的地球危局现在已广为人知：淹没全球岛屿与低洼海岸区的海平面上升;热带森林的丧失;珊瑚礁的灭亡;堪与地球史上的大灭亡匹敌的「第六次灭绝」(“sixth extinction”);大量的农作损失;极端的气候事件;广布的饥饿与疾病。但这些危险还因这样的事实而更可怖：气候变化并非世界生态危机的全部。例如：与气候变化无涉，热带森林直接因为图利而正被砍伐殆尽。由于目前农工企业的作为，土壤正被摧毁。有毒废弃物遍布整个环境。从过度使用的肥料逸出的氮气正祸及湖泊、河流与海洋区域，造成缺氧的「死亡区」。

　　由于整个地球受到人类以复杂而不可预测的方式大规模冲击环境的影响，可以想见甚至更为严重的灾难也可能被引发。一个日益令人担忧的地方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日增，造成海洋变酸。二氧化碳分解，转为碳酸，使海洋更酸。因为二氧化碳在冷水中比在温水中更易分解，北极的冷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酸。在十年内，北极附近的水可能酸到足以腐蚀带壳的水生动物的外壳，影响整个海洋的食物链。同时，海洋酸化看来会降低海洋吸收碳的能力，加速全球暖化。(注6)

　　在所有这些预测中，有无尽的不确定性。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使就短期而言，当前的趋势也无法持续下去。因而唯一的理性对策当然是彻底的变革。再者，由于存在某些迫在眉睫的临界点，已不能再贻误时机。最多在几十年内，就可能无法逆转地启动地球体系的大气变化。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07年的报告指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不可超过450ppm，并表示这是稳定碳浓度的成败关键。但这些看法已经过时。韩森写道：「在近几年，科学所揭露的是，从长远来看，二氧化碳的安全水平不能超过350ppm」，相较之下，目前的浓度是387ppm。这就是说，要全面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必须比原本所想的更快、更巨幅地急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现实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烧掉所有的矿物燃料，或甚至半数尚存的储藏量，我们就会使地球沦入无冰状态，海平面会比今天增高250英呎。要让冰层完全解体，尚须假以时日，但在未来世代中发生失控的变化，就会产生难以收拾的混乱形势。」世界最穷也最易受气候危害的八十多个国家现已宣告，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的水平必须下降到低于350ppm，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必须不超过1.5度C。(注7)

　　拒绝革命的策略

　　因此，我们必须面对的中心问题是制定出社会策略以解决世界生态危机。不但解决方案的规模要大到能够处理生态问题，而且所有这些方案都要在大约一个世代内施行于全世界。要挽救生态就必须实行快速而全面的变革，这意谓必须要有一场兼具社会革命的生态革命。然而，统治势力的反应不是处理危机的真正根源并得出适切的结论，而是回避我们社会性质的所有问题，求助于技术方法或这样那样的市场机制。在这方面，那些整个否认有气候变化问题的人，与那些虽承认问题有某种程度的严重性但否认我们的制度有必要革命的人，在想法上有一定的逻辑关联。

　　我们越来越被引导向相信：气候变化的对策主要可求诸能源科技，特别是在生产与消费上都增加能源与碳的使用效率。然而，科技在这个意义上常被抽象地视为解困的天降神力，脱离了物理规律(如：能趋疲或热力学第二定律)与科技被置入历史特定的条件中的方式。关于后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经济制度下，能源效率的增加一般都会造成经济产出规模的增加，这样一来就有效地取消了从资源运用或碳效率的观点来看的成果──此即知名的「耶方斯悖论(J evons Paradox)」问题。如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在19世纪所见，每一部新的蒸汽机在使用煤炭上都比之前的蒸汽机更有效率，这并没有阻碍煤炭的燃烧在总体上日益增加，因为效率的增加只会造成蒸汽机的数量扩大与在总量上增长。效率与规模的这种关系已被证实合乎直至今日的资本主义经济。(注8)

　　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技术拜物教经常与一种市场拜物教的形式形影相随。这样的拜物教传播如此之广，竟连像《自然的终结》(The End of Nature)作者麦基本(Bill McKibben)这样的生态斗士最近也说：「只有一种杠杆可能大得足以推动我们的体系快到它需要的程度，那就是市场的力量。」(注9)

　　绿色─市场的拜物教最为明显的表现在所谓的「碳交易」(“cap and trade”)上──一个流行语，用来指经由政府创造碳交易与所谓「抵消」(“offsets”)的人为市场(译按：「碳交易」是指由政府规定企业的碳排放量上限，超限的企业可向未达上限的企业购买碳排放量的差额，抵消本身超限的额度，以符政府规定)。重要的是，要知道碳交易已证明失效。虽然欧洲已通过以「碳交易」为实行《京都议定书》的部份措施，「碳交易」却未如预期在减低碳排放量上发挥重要作用。碳交易计划已暴露了漏洞百出。所有对碳排放毫无影响的各式各样大有问题的交易都可用「抵消」的名义进行。实际上，碳交易计划真正发生效果的地方，仅在提高投机客与公司的利润，这些获利者因而经常支持碳交易计划。最近，「地球之友会」(Friends of the Earth)发布了一份报告，名为<次级碳?>(Subprime Carbon?)，指出在碳交易协议下，以碳交易的形式出现了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金融衍生商品市场。以上种种，令韩森称碳交易为「灭亡的神殿」，陷「我们的子子孙孙于浩劫中」。(注10)

　　主导势力对全球暖化除了采取上述的对策外，还搞伪装掩饰的把戏，2009年6月末，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气候法案很可显示这套伪装掩饰的把戏是怎么回事。这个法案如正式立法实施，据称到202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会比2005年的水平降低17%，也就是说，美国对全球暖化的污染会比1990年减少4-5%。饶是如此，也仍然未达《京都议定书》要求富裕国家到2012年应比1990年减少6-8%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只不过是在全球暖化问题还没被视为那么严峻时，大家认为该走的第一小步。因此众议院法案提出的目标，即使达到了，也是远远不够的。

　　但就连这样卑微的目标也因法案的细则而无法达成。煤碳工业获准到2025年才须遵守法案降低污染的规定，届时还可能延长期限。正如韩森所评论的，这个法案「准许建立新的火力发电厂!」占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四分之一的农工企业则完全免受减排法令的约束。众院法案的碳交易条款将给全美约7400家工厂每年二氧化碳排放的宽准额度，大部份都是免费配送的。这些污染宽准额会增加到2016年，公司还会获准无限期「储存」这些额度，以供来日之用。公司可以藉购买与污染控制规划相关的「抵补」碳排放量，直到2027年才履行他们的所有法定责任。更糟的是，正在审议这个法案的参议院无疑会更为保守，给企业更多优惠与补偿。由国会出台的最终定案因此将如韩森所言：「比没有还糟」。

　　类似的新事态可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谈判会议的筹备中见到，华盛顿发挥破坏的作用，极尽阻碍之能事，只让一些最低限度的自愿协议成立，并且坚持只采用像碳交易之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处理方法。(注11)

　　以「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闻名的地球体系科学家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意识到世界强权正像罗马城焚毁时的尼洛皇帝那样旁观取乐，认为巨大的气候变化与人类文明的毁灭现在可能无法逆转。然而，他提议两种「解决方案」，其一是在全世界广建核电厂(他闭目无视伴随这个途径的重大危险)，其二即实施地球改造工程以脱困，办法是使用全世界的航空队在大气平流层(同温层)注入大量的二氧化硫，阻挡部份阳光，降低太阳能对地球的幅射。另外同属地球工程的建议包括：倾倒铁屑进所有的海洋，增强海洋吸收碳的属性。

　　理性的科学家了解，以地球工程计划(例如阻挡阳光)所设想的干预地球体系的规模，有其大量无法预见的后果。这样的计划也不能解决危机。如果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根本问题不加处理，倾注大量二氧化硫进入大气平流层的办法即使有效，也必须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不断重做。再者，这也解决不了与二氧化碳大量排放有关的其它问题，如海洋的酸化。(注12)

　　处理世界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专注于技术手段与市场机制，因此不过是拒绝革命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是用来维护那些会因经济制度安排的改变而损失最大的既得利益者。高尔(Al Gore，译按：美国前副总统，因鼓吹环保而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新书《我们的选择：一个解决气候危机的计划》(Our Choice: A Plan to Solve the Climate Crisis)，具体代表了否认生态危机的主流形式。对高尔来说，对策是创建一种「可让地球永续发展的资本主义」(sustainable capitalism)。不过，他并非全然无知于当前体系的弊病。他把气候变化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市场失灵」，谴责当今资本主义的「短视」、「市场挂帅」及其与环境关系上的根本缺陷。但他仍不顾这些问题，向他的读者保证说，「资本主义的长处」可被「永续发展」的新体系所利用。(注13)

　　无法持续发展的体系

　　实际上，资本主义可被定义为无法持续发展的体系。要了解何以如此的原因，求教于马克思颇有帮助。马克思整个知识总汇的核心，可以诠释为对无法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及其人类与自然后果的批判。

　　马克思解释说，资本主义是个商品生产普遍化的体系。在资本主义之前，有商品市场发挥重要作用的其它种类的社会，但只有在资本主义才出现完全集中于商品生产的体系。「商品」是为了在市场销售获利而生产的有用产品。我们称之为「有用产品」是因为它有使用价值，即它通常能拿来作某种用途，否则就不需要它了。但商品还有交换价值，即由它产生的货币收入与利润，正是商品中的交换价值才是资本家所关心的。

　　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商品生产」是个理想化的经济形态，经常被误以为是描述我们生存其间的社会，这种社会的交换体系是这样的：一个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商品被拿来与充当交易手段的货币交换，取得货币的售卖者最后再拿货币去买另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整个从头至尾的交换过程可用C(商品)─M(货币)─C(商品)的简明公式来表示。在这样的过程中，交换只是物物交易经过变换的形式，货币只为便于交换。交换的目的是取得具有特质属性的具体使用价值。这些使用价值通常会被消费掉，于是交换过程就此终结。

　　然而，马克思坚称，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以不同的方式运行，交换采取的形式是M-C-M′。在这里，货币资本(M)是用来购买商品(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以生产出能卖得更多货币的商品，最终取得 M′ (即： M + Δm ，货币资本+剩余价值) 。这个过程一旦启动，就不会自行停止，因为它没有自然的终点。为了产生更多的货币资本M′′，剩余价值(即利润)再投资到下一轮的生产与销售;得到的收益为了获取M′′′，又会再投资到下一回的生产与销售，如此循环不已，以至无穷。(注14)

　　因此，对马克思来说，资本是自我扩大的价值，不断被驱向更大规模的积累，没有止境。「资本」，他写道：「是无休无止、不受羁绊的欲望，不断力图超越自己的限制。每一条界限都是并且必然〔只〕是对它的限制，〔因而是可以被超越的〕。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自我生产的货币了。」因此它把所有的自然物与自然规律以及一切人所独有的东西转化成仅是它本身自我扩张的手段。结果造成了一个被框定在利润的快速增长与积累的体系。「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注15)

　　只要想解释剩余价值(利润)从何而来，就必须穿透交换过程的表面现象，深入到劳动与生产的领域中去。马克思论证说，在劳工的工作日中增加的价值可划分为两部份：(1)再生产劳动力价值的部份(即工人的工资)，这构成必要的劳动;(2)在工作日的其余时间所耗费的劳动，可被视为剩余劳动，这部份为资本家产生剩余价值(或说毛利润)。利润因此应视为在支付工资后，剩下来的余额──这点每个生意人凭直觉便可了解。在工作日中，剩余(即未付工资的)劳动对必要(即支付工资的)劳动的比率，对马克思来说，就是剥削率。

　　这个过程的必然发展结果就是依靠有效的剥削人的劳动力，增加所占有的剩余价值。这可用两种方法达成：(1)劳工领同样的工资但被迫工作更长的时间，即只藉加长全部的劳动时间，增加剩余劳动在工作日中的比率(马克思称此为「绝对剩余价值」);(2)劳动力的价值，即相当于工资的价值，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出来(由于劳动生产率增加等等因素)，从而扩大了剩余劳动在工作日中相应的比率，(马克思称此为「相对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永不懈怠的追求更大的(相对)剩余价值，为了提高生产率与降低工作日中的付酬比率，便要依靠革新生产资料。这无法遏止地导致一次又一次的生产革命，一波又一波的生产率提高，造成永不休止的生产/积累的车轮不住加速滚动。资本积累的必然发展把社会越来越多的财富与权力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并产生大量失业的产业后备军。

　　这全都伴随着劳动的更加异化、剥夺人类的创造潜力，也经常剥夺人类再生产身体所必不可缺的环境条件。「工厂体系」，马克思写道：「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注16)

　　对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家来说，从重农学派与亚当‧斯密开始，自然界明白地被称为赐给资本的「免费礼物」，自然资源因此不直接计入商品的交换价值(价值)的决定，而交换价值构成私人资本积累的基础。不过，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却确实认为自然资源构成公共财富，在他们看来，所有对人类有使用价值的东西都可谓为公共财富，不仅包括具有稀缺性质的东西(稀缺的东西才具交换价值)，也包括天然丰裕的东西，如：空气、水等等。

　　从这样的区分中，出现了后来为人所知的「劳德代尔悖论」(the Lauderdale Paradox)，这个悖论与梅特蓝(James Maitland)的思想有关，梅特蓝是第八代的劳德代尔伯爵(译按：1759─1839)，1804年他说，私人的财富(交换价值)可藉破坏公共财富(使用价值)而扩大，即：借着把原本丰裕的东西搞成稀缺的东西。这就是说，地主垄断水源再对以前免费使用的水收取费用，个人的财富便可扩大──或者烧掉农作物(土地的产物)使农作物稀缺从而产生交换价值。甚至空气本身，如果稀缺到一定程度，一旦可能被订定价格，也可以扩大个人的财富。劳德代尔看出了那些垄断土地与资源的私人，利用这种人为制造物质稀缺的手法掠夺社会的真实财富。(注17)

　　马克思(步李嘉图之后)强烈赞同「劳德代尔悖论」，及这个悖论对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此长彼消的反比关系的批评。马克思坚称，自然界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体系下，被化为仅仅是资本的免费礼物，因而遭资本掠夺。实际上，工人的工作日中有一部份没有付酬，变成了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这个事实表示，类似自然界的情况也符合本身是「自然力」的人类劳动力。「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存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是用延长工作日，或者提高生产率，增强劳动力的紧张程度等等办法，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自然界与工人的无酬劳动就这样以类似的方式被视为给资本的免费礼物。(注18)

　　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这样的批评，马克思又把它发挥到极致，因此后来主要作用是充当资本主义体系辩护士的新古典经济学者，会拒绝古典的价值理论与「劳德代尔悖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十九世纪末出现的新边际学派经济学正统理论，抹除了经济学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财富与价值之间的所有正式区别。在通行的经济学观点中，自然资源对财富的贡献给径直勾消了。然而，少数异端的经济学家，包括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樊布伦(Thorstein Veblen)、索迪(Frederick Soddy)，坚持认为，拒不承认自然资源对财富的贡献只会鼓励资本主义体系特有的挥霍公共资源。「有点类如为亏损梦魇所困的会计师」，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写到受财务赢亏驱动的资本主义体系时说：「我们可以关闭太阳与星星，因为它们没有配发红利。」(注19)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掠夺自然界具体可见于资本主义造成人类─土地之间的新陈代谢出现裂痕，自然条件的再生产由此而受到损害。他从生态学的角度把劳动过程定义为人类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在资本主义下，农工产业的发展造成人类与地球之间天然和谐的新陈代谢关系有了冲突。把食物、纤维千里迢迢地运输到城市，破坏了土壤中氮、磷、钾之类的养分，最终造成城市的污染，而土壤本身的「组成部份」则遭到掠夺。这破坏了「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必须要加以「整体恢复」。虽然这已用自然科学极具说服力地阐明清楚了(例如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用化学知识所做的研究)，但资本主义却不可能在这个领域理性运用科学的原则。结果，资本主义的生产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注20)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这种无法持续发展的生产体系的批判，归根到底是从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着手的，即：资本主义得以成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历史基础。这可见诸「原始积累」，或曰对公有地(所有对土地的习惯权利)的剥夺，从而对工人本身的剥夺──他们的生存手段。正是这种剥夺帮助工业资本主义奠立了根基。土地转为私人财产，仅充当积累的手段，同时也就是破坏人类与土地之间的新陈代谢的基础。(注21)

　　这个原始积累的过程在掠夺第三世界之际，甚至以更大更骇人的规模实行。奴隶贸易与攫取全球的土地、资源同时并行，所得的赃物全拿去喂养英格兰与其它地方的工厂。各洲大陆(或说至少那些欧洲殖民制度所能穿透的部份)饱受摧残。这个过程尚未完成，由于农工企业的扩张，外围国家的农民失去土地，变成非农业人口，这构成当前社会与生态破坏的主要形式。(注22)

　　马克思的整个批判指出资本主义是个无法持续发展的体系的现实情况，这个体系立足于不停剥削、掠夺人与自然界。正如他所说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毫不考虑工人的健康与寿命〔或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除非社会逼迫它考虑。」(注23)

　　他在《资本论》中嘲讽说，德国人改进了风车(这种新型风车后来被荷兰人采用)，首先关切的事之一竟是谁为「风的“所有者”」，斐特烈一世皇帝、贵族与教士三方面为此发生了一场无谓的争论。近来，这个对以前想把空气变成商品的评论有了更为讽刺的色彩，──在市场(高尔自己指称为「次级碳资产」市场)正促成产生有关地球大气的投机泡沫之际。(注24)

　　走向生态革命

　　如果上述的论证是正确的，人类就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艰困任务。一方面，我们正面对一个灭绝危机的问题，这个危机危及地球上大部份的生命、文明及未来世代的生存。另一方面，想用技术手段、市场魔法及「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观念来解决这个危机的企图，都只不过是否认生态危机的形式：因为他们忽视了目前这个无法持续发展的体系──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毁灭性质。这表示唯一的合理对策在于一场生态革命，这也必须是场旨在创造公平而永续的社会的社会革命。

　　在当前危急的情势下处理生态革命的问题，短期与长期策略俱属必要，而且应该相互补充。一个主要针对工业化世界的短期策略已由韩森提出。他从他所说的一个「地理物理学的事实」发端：尚存的大部份矿物燃料，特别是煤碳，必须留在地下，碳排放量必须尽可能快地降低到零。他提议三个方法：(1)煤炭的燃烧必须停止(除非碳能被隔离──这目前技术上做不到);(2)应在矿物燃料的生产点：井口、矿场升降井或入口处，强制征收累进税，以逐步提高矿物燃料消费的价格，再把税收当成红利全部按月直接分配给人民;(3)需要引发一场浩大的全球运动，以终止毁坏森林并发动大规模的造林。他力言，大多数人民的碳排放量都低于每人平均值，一旦他们附加的能源成本被减掉，会体验到由碳红利而来的净收益，因此碳税如能直接惠及人民，就可激起支持变革的巨大力量。这会有助于动员人民，特别是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赞同气候革命。韩森「税费与红利」的方案明显不是设计来增加既得利益集团的利润。在这个计划中，由碳税来的任何收益都必须用民主的方式安排处理，好把收入与财富重分配给那些碳排放量较小者(穷人)，而不给那些碳排量较大者(富人)。(注25)

　　韩森已在气候斗争中浮现为一个领导人物，这不仅因为他的科学贡献，也由于他认知到问题的根子是经济权力的体系，以及他越来越激进地向权势集团挑战。因此，他宣称「运载煤炭到发电厂的火车是死亡的列车。火力发电厂是死亡的工厂。」他批评像高尔这类迁就碳交易的人，难脱失败。他举证历历说，统治集团不愿也不能有所作为即表示奋死一搏的方法是必要的，他号召大规模的「公民抵抗运动」。2009年6月他因实行反对移除山顶开挖煤矿的公民抵抗运动，与其它31人被捕。(注26)

　　在制定立即反应气候问题的策略时，认知到国家政权用政府法规与花钱的方案可以直接处理气候危机，是很重要的。二氧化碳可被视为该由法律管制的空气污染。电厂可被规定应日益由再生来源获得能源。太阳能板可被纳入建筑法规的强制条款。国家政权可用它的资源支持公共环境的基础设施与计划的重大投资，包括：大量资助公共运输，如城市间的铁路与轻轨电车，同时实行必要的配套措施，变更城市发展与基础设施，以降低对汽车的依赖。

　　从全球来说，生态斗争当然必须考虑经济与生态帝国主义的现实。由于处在世界体系中心的富裕国家的积累，大气中可允许的碳浓度的限度已被占满。为了整个地球的生存，迫切需要强制限制碳排放量，贫穷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因此而正受到更大的限制──虽然地球暖化的问题并非不发达的经济体造成的。地球南方的国家可能比北方国家更早也更严重地经历气候变化的后果，并且较少经济资源可用来调整适应气候变化。这些情况都表示，非帝国主义而又较持久的世界对策起初要依靠所谓的「缩减与趋同」(“contraction and convergence”)方案───急剧缩减整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特别在富裕国家)，并使所有国家的人均排放量都趋向地球所可持续承受的同一水平。(注27)然而，科学显示，甚至低度的温室气体排放，地球可能也无法长期承受，因此必须发展出策略，让外围国家在经济上有能力使用太阳能与可再生的科技──外围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先稳后降，必须在社会关系上有彻底的变革，这样的策略会加强那些变革。

　　对反帝国主义运动来说，主要的任务应是加强反对军事支出(美国在2007年高达一千亿美元)并终止政府对跨足全球的农工企业的补贴───这旨在如《巴马可呼吁书》(the Bamako Appeal)所建议的，转移这些钱到保护环境与满足最贫穷国家的社会需要上。(注28)由于全球的公有地被帝国主义强权所掠夺，而且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外围国家都遭到劫掠，富裕国家欠了较贫穷国家一大笔生态债务，这点必须牢不可破地确立为世界正义的原则。

　　生态革命的主要力量已发自南方国家，其标记是：「农民之路」运动(Vía Campesina movement)、像巴西「无地工人运动」(MST)的社会主义组织、正在拉丁美洲(ALBA国家)与亚洲(尼泊尔)进行的革命，这些都在日益壮大。自1990年代，古巴就仿效能充分发挥能源效果的自然系统，设计出使农业可永续耕作的技术，运用到农业上，引发粮食生产的革命。委内瑞拉虽然因历史的原因，是个经济上倚赖石油销售的石油大国，但近些年来，朝向旨在满足集体需要的社会发展，已有不寻常的成就，包括在粮食主权上令人瞩目的成就。(注29)

　　回顾历史，记起这点是有益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是革命的推动者，因为它没什么可失去的，因此它在不仅消灭对它的压迫，也消灭压迫本身时，代表了普遍的利益。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集中表现了现代社会一切违反人性的状况，...但是，无产阶级不消灭它的生活条件，就不能解放自己，而不消灭概括表现在它本身处境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社会生活，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注30)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论证说，由于垄断本资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发展，「违反人性的状况的集中点」从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转移到外围国家。史威齐(Paul Sweezy)认为，虽然马克思所描述的无产阶级的客观状况，不符合1960年代美欧国家经济状况较好的工人，但「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人口众多、依附中心国的不发达国家里，有更多得多的群众」被强加给确实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严酷而违反人性的状况。这有助于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越南、中国、古巴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形态。(注31)

　　今天看来，我认为，新时代的生态革命的有历史意义的主要推动者与发难者，可在首当其冲最直接受到逼近的浩劫伤害的第三世界民众中发现，这点是可以想见的。今天生态的前线或可说将见于恒河─伯拉马普特拉三角洲与印度洋及中国海的低洼肥沃海岸区的居民中──印度的卡拉拉邦、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他们也如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在避开(或应付)浩劫所必要的彻底变革中没什么可失去的。事实上，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与商品形式遍及全球，世界无产阶级与最易遭受海平面上升之害的民众(例如：珠江低洼三角洲与从深圳到广州的广东工业区域)，有时是重合一体的。这样，这些民众就有构成新的环境无产阶级的全球中心的潜在能量。(注32)

　　然而，我们现在深陷其中的真正全球危机，必须要有跨越一切地理疆界的世界起义。这意谓第三世界的生态与社会革命必须偕同或激发全球对抗帝国主义、阻止地球毁灭与遏制资本车轮的起义。环境的浩劫所及，将跨越所有的阶级界线，一切的国家与地区概莫能免，也打断了马克思所说的「世代绵延的链条」，令人类万劫不复，认识到这一点，便可彻底弃绝造成地球毁灭的我们活在其间的资本主义体制，并启动人类四海一家与地球生生不息的新观念。但真正的变革总是要由那些与现存的权力与财富体制最格格不入的人来发动。目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最有希望的发展是以青年为基础、迅速崛起的气候正义运动，这个运动在直接行动的动员与质疑当前的气候谈判上，正展现可观的力量。(注33)

　　显而易见，遍及全球的生态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建立一个实质平等的社会，也就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这两者不但密不可分，而且相互提供了必要的内容。没有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生态革命，也没有不是生态革命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这表示必须要重新掌握马克思本身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景，他所阐释的是这样一种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支配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把它置于他们的集体控制之下，...耗费最少的能量，在最无愧于也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完成这种新陈代谢。」(注34)

　　了解生态与社会主义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一种方式是从查维斯(Hugo Chávez，译按：委内瑞拉总统)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三角」(这源自马克思)的观点，这三角是：(1)社会所有制;(2)由工人安排的社会生产;(3)社会所有成员的需要的满足。如果社会主义要能成功，社会主义基本三角的所有成份缺一不可。「社会主义的基本三角」还应由更直接源自马克思，可称为「生态的基本三角」的观点来补足并深化：(1)自然资源应由社会运用而非占有;(2)由联合的生产者调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3)满足共同的需要──不仅满足当前的世代也要满足未来的世代(以及生命本身)。(注35)

　　正如曼姆佛德(Lewis Mumford)1944年在他的《人的条件》(Condition of Man)一书所说，必要的生态转型有赖于促进「基本的共产主义」，应用「家庭的标准到整个社会」，「根据每个人的需要而不是能力或生产的贡献」，来分配福利。这意谓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专注于提供「教育、娱乐、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艺术」，粮食生产、城乡环境，以及一般说来，「集体的需要」。「基本的共产主义」的观念是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提的实质平等的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过，曼姆佛德也把这个观念与弥尔(John Stuart Mill)在他最具社会主义思想的时期所想望的「稳定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稳定的国家」被视为一个不再投资本积累所好的经济生产体系，社会的重点放在集体的发展与生活的质量。(注36)对曼姆佛德来说，这需要从斗争本身产生一种新的「有机人」。

　　21世纪的生态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基本要素是真正彻底的永续概念，如马克思所阐述的：

　　「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即奴隶制)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注37)

　　这样一个永续、平等的社会的远景必须规定当前的社会斗争;不仅因为这对人类的生存，从生态上来说，是必要的，也因为对人类自由的发展，从历史来看，同样是必要的。今天我们面对勉力锻造一个新的有机革命的艰巨任务，在这场革命中，为人类平等与为地球而战的斗争正合而为一。我们只有一个前途：永续的人类发展。(注38)

　　注释：

对当前金融─经济危机的长期方面的论述，见John Bellamy Foster and Fred Magdoff,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James E. Hansen, “Strategies to Address Global Warming” (July 13, 2009), http//www.columbia.edu.

　　Ibid.; “Seas Grow Less Effective at Absorbing Emission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 2009; S. Khatiwala. F. Primeau and T. Hall,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Anthropogenic CO2 Concentrations in the Ocean,” Nature 462, no. 9 (November 2009), 346-50.

　　Agence France Presse (AFP), “UN Warns of 70 Percent Desertification by 2025,” October 4, 2005.

　　Ulka Kelkar and Suruchi Badwal, South Asian Regional Study on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Adaptation, U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Occasional Paper, undp.org.

　　“Arctic Seas Turn to Acid, Putting Vital Food Chain at Risk,” October 4, 2009, http://www.guardian.com.uk.

　　Hansen, “Strategies to Address Global Warming”; AFP, “Top UN Climate Scientist Backs Ambitious CO2 Cuts,” August 25, 2009.

　　对耶方斯悖论的论述, 见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121-28.

　　Bill McKibben, “Response,” in Tim Flannery, Now or Never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9), 116; Al Gore, Our Choice: A Plan to Solve the Climate Crisis (Emmaus, PA: Rodale, 2009), 327.

　　Friends of the Earth, “Subprime Carbon?” (March 2009), http://www.foe.org/subprimecarbon, and A Dangerous Obsession (November 2009), www.foe.co.uk/resources/reports/dangerous_obsession.pdf; James E. Hansen, “Worshipping the Temple of Doom” (May 5, 2009), http//www.columbia.edu.

　　Brian Tokar, “Toward Climate Justice: Can We Turn Back from the Abyss?” Z Magazine, vol. 22, no. 9 (September 2009), http://www.zmag.org/zmag/Sep2009; Hansen, “Strategies to Address Global Warming”; Greenpeace, Business as Usual (October 20, 2009), http://www.greenpeace.org.

　　James Lovelock, The Revenge of Gai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and The Vanishing Face of Gai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9), 139-58; Gore, Our Choice, 314-15.必须注意到，韩森也寄希望于发展第四代核能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见 James Hansen, Storms of My Grandchildren (New York: Bloomsbury USA, 2009), 194-204.

　　Gore, Our Choice, 303, 320, 327, 330-32, 346.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London: Penguin 1976), 247-80. 对马克思的 M-C-M′ 公式怎么用来阐明 “资本的体制”的论述，见 Robert Heilbroner, The Nature and Logic of Capitalism (New York: W.W. Norton, 1985), 33-77.

　　Karl Marx, Grundrisse (London: Penguin, 1973), 334-35, 409-10, and Capital, vol. 1, 742;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Grundrisse and the Ecologic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in Marcelo Musto, Karl Marx’s Grundriss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00-02.(译按：Grundrisse〔《经济学手稿(1857─1858)》〕的译文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6卷〔上〕，299页，以及第二版，第30卷，297页，但据英译本有所改动。英译者Martin Nicolaus在译本的第334页的译注引述了A.V.Miller英译的黑格尔《逻辑学》(HEGEL’S Science of Logic)第132页与135页的相关译文，点出了马克思这段话直接脱胎于黑格尔的辨证法思想。《逻辑学》的相关中译文参见杨一之译的《逻辑学》上卷，第128页与132页)

　　Marx, Capital, vol. 1, 552-53.(译按：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3卷，467页)

　　此处对「劳德代尔悖论」的讨论是根据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Brett Clark, “The Paradox of Wealth,” Monthly Review 61, no. 6 (November 2009): 1-18.

　　Karl Marx,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1981), 949,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8), 3, 15. (译按：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卷，310-311页)

　　John Maynard Keynes, “National Self-Sufficiency,” in Collected Writings (London: Macmill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vol. 21, 241-42.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636-39, Capital, vol. 3, 948-50, and Capital, vol. 2 (London: Penguin 1978), 322; Foster, 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 161-200.

　　见 Foster, “Marx’s Grundrisse and the Ecologic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98-100.

　　Marx, Capital, vol. 1, 914-26.

　　Marx, Capital, vol. 1, 381. (译按：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3卷，299页，但据英译本有所改动)

　　Marx, Capital, vol. 1, 496;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vol. 33, 400; Gore, Our Choice, 365.

　　James Hansen, et al., “Target Atmospheric CO2: Where Should Humanity Aim?” Open Atmospheric Science Journal 2 (2008): 217-31; James E. Hansen, “Response to Dr. Martin Parkinson, Secretary of the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Climate Change” (May 4, 2009), http://www.columbia.edu; Hansen, “Strategies to Address Global Warming” and “Worshipping the Temple of Doom”; Frank Ackerman, et al., “The Economics of 350,” October 2009, www.e3network.org, 3-4.

　　James E. Hansen, “The Sword of Damocles” (February 15, 2009), “Coal River Mountain Action” (June 25, 2009), and “I Just Had a Baby, at Age 68” (November 6, 2009), http://www.columbia.edu; Ken Ward, “The Night I Slept with Jim Hansen” (November 11, 2009), www.grist.org.

　　Tom Athanasiou and Paul Baer, Dead Heat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2).

　　John Bellamy Foster, Hannah Holleman, and Robert W. McChesney, ”The U.S. Imperial Triangle and Military Spending,” Monthly Review 60, no. 5 (October 2008), 9-13. the Bamako Appeal.可见诸：Samir Amin, The World We Wish to Se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8), 107-34.

　　了解古巴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影片“The Power of Community: How Cuba Survived Peak Oil,” http://www.powerofcommunity.org/cm/index.php. 关于委内瑞拉， 见 Christina Schiavoni and William Camacaro, “The Venezuelan Effort to Build a New Food and Agriculture System,” Monthly Review 61, no. 3 (July-August 2009): 129-41.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Holy Family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6), 52. Translation follows Paul M. Sweezy, Modern Capitalism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49. (译按：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卷，45页，据英译本译出)

　　Sweezy, Modern Capitalism, 164.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 Fifteen Years Later,” Monthly Review 54, no. 7 (December 2009): 17-19.

　　关于气候正义运动，见 Tokar, “Toward Climate Justice.”

　　Marx, Capital, vol. 3, 959. (译按：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5卷，926页，据英译本译出)

　　对社会主义与生态的基本三角的讨论，见 Foster, 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 32-35. 苏联形态的社会未能符合这些基本的三角，大有助于解释徒有社会主义之名的这些社会何以衰落崩溃。参见John Bellamy 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9), 96-101.

　　Lewis Mumford, The Condition of Ma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411;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10: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4), 453-55.

　　Marx, Capital, vol. 3, 911, 959. (译按：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5卷，875页)

　　Paul Burkett, “Marx’s Vision of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57, no. 5 (October 2005): 34-62.

　　原载2010年1月《每月评论》( Monthly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