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1月，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一次提出了粮食安全问题。30多年过去了，这个关系人类切身存亡的大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世界上仍有5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8%以上)受到饥饿威胁，36个国家面临严重粮食短缺，每年几百万人死于饥荒。伴随着诸如转..

　　1974年11月，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一次提出了“粮食安全”问题。30多年过去了，这个关系人类切身存亡的大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世界上仍有5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8%以上)受到饥饿威胁，36个国家面临严重粮食短缺，每年几百万人死于饥荒。伴随着诸如转基因等食品卫生和健康方面的争议，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着“量”与“质”的双重危机。粮食安全，已经成为人类无法逃避的话题，中国粮食问题须居安思危。

　　——专访《环球财经》编委、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先生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粮食安全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问题。与我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和韩国早将确保粮食安全当做基本国策之一,面对世界粮食危机的存在,中国如何正确对待粮食进口问题?在转基因作物横行世界的大潮中如何保持中国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哪些方面可以借鉴日、韩两国提升粮食安全的做法?《环球财经》特约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本刊编委、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先生。

　　来源多样化正是粮食安全的一种保障

　　《环球财经》:面对世界粮食危机的存在,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安全与核安全一样重要,中国如何正确对待粮食进口问题?

　　白益民:从目前来看,中国已经在大量的进口粮食了,只不过很大一部分是隐形的进口。我们在定义粮食概念的时候,更多是把大米、小麦、玉米等谷物定义为粮食。而实际上,如果翻开中国的《农业年鉴》,大豆也归在粮食一类。什么意思呢?目前国际上的看法,大豆是榨油用的,但其实大豆作用除了榨油以外,更大一部分是剩下大量的豆粕被应用于饲料业,属于饲料用粮。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来,谷物类的粮食并不缺乏,缺少的是植物蛋白质资源,而蛋白质资源的缺乏,就会影响到你的饲料业,以及畜牧业的生产、发展。

　　所以我们要看到,中国在过去几年当中,每年从国外进口几千万吨的大豆,2009年进口量达到4255万吨。大豆的进口其实是在填补我们蛋白质粮食的一个缺口。因为大豆的蛋白含量是很高的,平均达到百分之四十几的蛋白质含量,而一般普通的谷物蛋白质含量只有8%~10%左右,大豆的蛋白质含量是谷物的5倍。所以从蛋白质的角度核算的话,进口4000吨的大豆实际上相当于进口了2亿吨的粮食,所以中国人总认为自己不进口粮食,要靠自己的粮食,其实反过来仔细看一下,中国每年有将近2亿吨的类似粮食的进口,就是以进口大豆的方式进来的,但是我们一直把它看成是榨油的原料,其实它应该是粮食。

　　《环球财经》:粮食进口是否与保障粮食安全有冲突呢?

　　白益民:我们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强调粮食要自给自足,意识中就认为粮食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最安全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有一定的错误。要知道任何一个系统的稳定性都需要多方面支撑,如果完全靠国内粮食的保障“单脚支撑”的话,一旦国内出现大的灾害或者其他不可预知情况,实际上是有风险的。

　　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我们需要多方位的支撑,特别是在当前面临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粮食来源多元化也是一种很好的保障,即按照一定比例进口粮食,而且是稳定的进口。并不是今天国内粮食短缺了,就进口一点,明天国内粮食多了就少进一点,应该从一个分配比例的角度,长期、稳定的从海外进口粮食, 保证粮食供应。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是一定要进口粮食,来保证中国粮食需求。问题在于中国怎样稳定地保证这样的供给,从海外获得这样的资源,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环球财经》:进口粮食是否会跟中国农民的利益发生冲突呢,如何保证一个稳定的粮食价格?

　　白益民:这个问题完全在于政府有效的调整及制度的安排,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学习日本和韩国。日、韩的粮食价格都是国际市场价格的几倍,他们在进口粮食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商社作为统一进口的窗口,与各个国家有一个粮食进口的配额,就是跟每个国家每年要进多少,都是让这些国家给他们一定的配额来做,不是完全放开的自由市场。

　　我们在进入WTO的时候,“超额”的答应了很多条件,超出了我们应该承担的义务,甚至超出了其他的国家,其他很多国家都没有这样做,我们却答应了粮食可以完全放开,不需要配额,自由进口,这种方式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粮食进口,务必要在可控的情况下,而且要在每年有一定的分配比例,这样才不会引起市场的大涨大跌。

　　如果每年稳定的进口,比如是4000万吨或者是几千万吨,数量一旦固定下来以后,市场就已经把它认为是一个稳定因素,市场的涨跌跟这个因素是没有较大关系的。而如果每年的进口量是根据市场价格进行变动,到底进口多少没有把握,处于一个不稳定因素的时候,对整个的价格,不管是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样是不利于中国国内粮食的种植和生产的,所以粮食价格的稳定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要通过对粮价的保护,来保证中国农民的利益不会因为进口粮食而受到太大的损害,这是我们要做的。

　　日本的“海外屯田”经验值得借鉴

　　《环球财经》:要在海外获得粮食资源,我们的政府、企业可有哪些作为?

　　白益民:我们谈到要从海外进口粮食,跟煤炭、石油、矿石等有相似之处。过去我们认为资源能源什么的都要靠自己,结果把自己的东西都挖完了。经济突然发展以后,发现缺石油,甚至现在也缺煤炭了,还缺很多的有色金属,突然去海外抢购这些东西,一下把国际市场的价格抬高了,如果当初我们有远见的话,早在大规模进口能源和资源之前,就已经在海外购买了他们的矿山、入股,那么现在这些矿山都升值了很多,而且还能给我们提供稳定的保障,我们现在也不会被外国的资本敲诈。

　　从这个角度来看,粮食其实也是一种资源,我们也需要提早做好布局的准备,提早在海外获得粮食种植方面的权利,也许当地不允许买卖土地,哪怕是租赁我们也应该在这方面有一些作为,要在海外获得粮食保障的一些基地,我们也要想法进行投资,这个是我们应该看到的问题,也是用来平抑一旦国际市场粮价高涨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和压力。

　　但是在海外屯田也是有一定风险的,特别是很多不发达国家都有政治风险,再加上气候、管理等各方面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管理、控制这样的土地资源来为我们的国家服务,这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不能够获得,或者获得这些土地资源存在风险,我们可以更多地考虑在运输系统、物流系统上进行投资。在这一点上,日本做得非常好,他们在很多港口的筒仓以及运输系统上做了一些投资,这样虽然不是直接生产粮食,但是他们也可以对粮食有一定的控制和影响能力,这一经验我们要借鉴。

　　《环球财经》:日韩两国在海外粮食资源获取上似乎早已有所作为,是这样吗?

　　白益民:是的,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日本综合商社正积极进军海外农产品(000061,股吧)市场,以维护日本粮食安全。日本是全球最大的粮食净进口国,进口总额超过400亿美元。日本政府认为,以与本国商社和其它公司合营的方式来扩大粮食生产,将有助于降低未来的风险,并由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向商社企业提供贷款,收购或租赁海外耕地。政府还利用海外援助资金,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贮存及港口等基础设施。此举旨在确保本国粮食安全。

　　在日本几大综合商社中,三井物产、伊藤忠和丸红正进军大豆、棕榈油、小麦和玉米等农产品领域,尤其是投资谷仓和出口码头等资产。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伊藤忠已与中粮结盟,丸红去年也与中储粮组建了合资公司。三井物产正投资海外农田,包括在巴西购买了10万公顷农田,以保障自己的农产品来源。伊藤忠在美国太平洋(601099,股吧)海岸的一个出口码头落成后,要将其谷物和油籽的处理量从目前的1100万至1200万吨在2011年提升一倍,至2000万吨。

　　而根据非政府组织GRAIN在2008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日本的食品企业于2006到2008年间在巴西、非洲和中亚等地租用和购买了大量农田以种植有机作物。日本目前已拥有超过国内农田3倍的海外农田。

　　其实日本海外屯田的历史很长,其背后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值得借鉴。日本在美洲的土地开发很早就被人关注,日本移民最早的目的地就是拉丁美洲,至今在巴西、秘鲁等地还有许多日本移民后代。19世纪末,为了解决日本农业贫民的出路问题,日本当局与墨西哥政府签订协议,让日本老百姓移民墨西哥从事农业生产,这是早期的日本“农业殖民”。1899年,一家日本公司向秘鲁派出了农场工人。1908年,日本人在巴西展开了类似活动。之后,日本东棉株式会社和巴西殖民合作组织合作,在亚马逊河河谷和圣保罗建起了农业聚居区。20世纪40年代在东南亚建了农场,80年代将垦荒范围延至中国等地。现在日本与巴西、阿根廷、俄罗斯、乌克兰、中国、印尼、新西兰、美国等地的农场签订了玉米等饲料作物种植协议。日本在世界各地拥有1200万公顷农田。

　　日本的“海外屯田”有两大特点:一是与当地人合营,以共同出资的方式与当地人联合经营。外国提供土地,日本商社提供资本和技术。在投资比例上,外国政府以提供土地等方式出资51%,日本以提供农业机械、基础设施的方式出资49%。

　　二是日本不直接在海外农场种植玉米、大豆等需求量大的作物,而是通过与当地农户签订购买合同的方式来确保供应。由于直接经营农场收益低,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以日本全国农协联合会和综合商社为中心,在当地购买谷物然后直接出口到日本。这种方式其实与日本确保海外石油供应的手法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日本石油公司就是与中东产油大国签订共同开发协议,获得油田的部分股权,掌握上流油源,保障日本国内的能源供应。可以说,无论是在石油、金属还是在粮食这些重要战略物资上,日本采取的手法都是相似的。

　　发展转基因产品不应盲目跟风

　　《环球财经》:转基因产品已经在中国出现,在转基因作物横行世界的大潮中,如何保持中国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白益民:美国是转基因食品的发源地,转基因食品之所以会出现与美国国情有关。美国是大农场,一个农庄有很多耕地需要耕作,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无法对农场进行除草、杀虫。用杀虫剂又会存在较高的成本和污染残留等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发了转基因作物品种。很多转基因的功能都是用来杀虫或者除草,对其他的植被有破坏,阻止它生长,只有自己能生长,当然,也存在一些对粮食作物营养价值上的改良,但大部分的都是保证它除草、杀虫的作用。

　　所以,虽然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从实验数据上来说没有问题,科学家在对它进行论证。但仔细思考一下,虫子吃了转基因的食品以后就活不了,既然转基因能把虫子杀死,它对人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也许对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影响,但是对下一代有没有影响,下几代有没有影响?这方面不能消除人们的担忧。

　　而且我们还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来考虑这个问题,中国现在相对来说还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包括除草、杀虫、粮食单产的增加还是在于劳动力的投入,并不需要大规模的转基因的东西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从目前的角度来讲,中国跟美国在很多地方都不一样,不一定要完全模仿人家的方式发展转基因。

　　中国现在是一个非转基因国家,这是有一定优势的。很多环保人士,以及日欧美等国家重视健康的人,都想吃非转基因的食物。中国其实可以利用自己非转基因的品牌向世界进行推广,中国是一个非转基因种植国家,所以中国产的作物都是非转基因的,这样我们可以卖一个“议价”,比转基因的食品和粮食价格高一些,打上我们自身标签去卖,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来弥补我们的产量比国外低的缺陷。就是说他们的粮食可能是产量大,卖得便宜,但是他们是转基因的;我们虽然产量小, 卖得贵,但是我们是非转基因。他们的单位面积产量比我们大,但是从收益的角度来讲,并不见得我们就差。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中国不要盲目的搞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