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农业”思想及其实践成就探析

张坤

“大农业”思想是毛泽东农业思想的重要内核。提倡因地制宜发展包括农、林、牧、副、渔在内多种经营的“大农业”，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始终围绕“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目标，确立了我国农业发展道路，制定了农业战略方针，进行了农村工业化实践，并勾勒了农村发展图景。在毛泽东“大农业”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农村各项事业发展迅速，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我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大农业”思想的核心：五业综合平衡与全面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毛泽东从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战略高度对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内容、道路、途径和目标进行了总体设计。毛泽东认为，我们要发展的农业是包含农、林、牧、副、渔在内的“大农业”，五业综合平衡、全面发展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

（一）“五业要综合平衡”

“综合平衡”是毛泽东在指导和决策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总结的基本建设规律。1959年7月，毛泽东以书面形式详细分析了五业的平衡关系：“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1](p.70)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讲到农业内部综合平衡问题，就是农、林、牧、副、渔的平衡，[2](p.964)我们要发展的是一个“农林牧副渔”综合平衡的“大农业”。在发展农业（即种植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要实行五业并举的方针。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农业是一个很大很广的范畴。1959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毛泽东这种“大农业”思想进行了宣传：“在发展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的同时，大力开展多种经营，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是当前农村经济工作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3]毛泽东在多个场合也都表述过这种“大农业”思想。

（二）农业生产要全面发展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与薄一波谈到解决农业问题的出路时，提出了“全面发展思想”，即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同时，毛泽东始终认为“吃饭是第一件大事”。[4](p.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多个会议、讲话和文件批示中深刻论述过粮食问题的重要性。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明确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5](p.24)1957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5](p.199)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一份农业部报告中做出批示：“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6](p.823)“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7](p.516)根据毛泽东的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农业四十条”，规定了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大大提高我国农、林、牧、副、渔生产的要求并提出了达到这个要求的各种有效措施。

（三）“大农业”思想成效显著

在毛泽东“大农业”思想指导下，我国农业发展坚持以农为中心，兼顾林牧副渔的发展。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从1950年的9亿元提高到1975年的99亿元；“一五”期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为41.8亿元，农林牧渔新增固定资产34.5亿元；“二五”期间，两项分别提高到135.7亿元和84.6亿元。[8](p.待核)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部分材料可以证明，当时我国许多地方都积极贯彻了“大农业”发展思想，各地党组织以及农民都积极响应中央政策，开展农业多种经营并取得显著成效。在“大农业”思想指导下，我国非粮食作物的占地面积由1949年的1890万公顷扩大到70年代的2462万公顷，面积占有比重从14.3%提高到17.3%。[9](p.153)“除了粮、棉以外，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各种农作物，几年来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两年造林五亿四千万亩。……有些地方利用山谷水库在山区发展了渔业生产，……人民公社的副业生产也比过去合作社时代发展得快。……海洋和淡水的渔业生产，一九五九年的产量达到五百零二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的三百一十二万吨增加了一百九十万吨。”[10]1957年底，我国水产品总量为346.9万吨，而到1977年时，已经增长到539.5万吨。[11]大牲畜存栏数从1957年的8382万头增加为1977年的9375万头，猪牛羊肉和禽蛋产量达到780.5万吨和207万吨，分别增长41.7%和27.1%。[12]这些数据表明，当时的“五业平衡”发展规划取得了巨大成效。

“农林牧副渔综合平衡”的“大农业”思想是毛泽东在我国生产力极其低下、经济发展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出于对稳定农业同时要促进工业发展的现实考虑，为我国农业生产结构做出的宏观战略规划。这一规划科学揭示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客观联系和发展规律，体现了毛泽东对我国经济发展长远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也超越和突破了我国传统农业文化中对“农业”的狭隘认识。“五业平衡”举措因地制宜地促进了我国少数民族区域和沿海沿边地区林、牧、副、渔等产业的发展，对我国各地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目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但农业生产中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依然突出。回顾毛泽东强调“综合平衡”和“全面发展”的“大农业”思想，对现阶段在城乡统筹与融合发展进程中如何围绕市场调整、优化我国农业农村产业结构，推动我国农业转型升级、推进农业产业开发、提升农业产业价值、带动特色产业全面提质增效以助力乡村振兴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大农业”发展的载体：“组织起来”与合作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始思考实现“大农业”道路该如何走的问题。毛泽东始终坚信，“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把人们“组织起来”就能无往而不胜。而把农民组织起来，最重要形式就是农业合作化。

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小农经济的经营分散、生产落后、规模狭小等弊端逐渐显露，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更无法满足国家对工业化发展的迫切需要。加之当时农村出现了买卖土地的现象，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毛泽东认为：“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13](p.931)毛泽东指出，一是合作比单干强，单干增产是有限的，必须发展互助合作；二是通过合作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农村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因此要推动“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14](p.480)至于农业合作化的步骤，毛泽东提出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初级社——具有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生产合作社。在毛泽东农业合作化认识指导下，全国人民积极投身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底，农业合作社数量为76万个，入社农户达到11783万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15](p.183)自此，我国农村社会在农业经营方式上实现了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农民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16](p.457)

第一，粮食产量大幅上涨。农村互助合作生产运动开展和相应的农村经济改革政策出台，促进我国粮食生产发展。从1949年的11218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30477万吨，[9](p.30)城乡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我国粮食作物公顷产量水平也从1950年的1155公斤增长到1982年的3124公斤，年均增长135.6公斤。粮食人均占有量也从1949年的208.9公斤增长到1983年的351.7公斤；中国人均粮食占世界份额由1961年的64%上升到80年代的90.3%。[9](p.31)

第二，林、牧、副、渔业迅速发展。在增产方针与合作化体制共同作用下，我国其他四业也获得大丰收。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到1977年，全国各地造林面积达到13.7亿亩。[17](p.29)到1957年，全国参加合作社的渔民达932546户，占全国渔民总数的95%。从1953年到1957年仅4年时间，我国机帆船数量就由14艘发展到1029艘，大大推动了捕捞业发展。[18]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内蒙等地区，毛泽东倡导组建的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有效组织了劳动生产要素，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如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建立了12个畜牧业生产合作社，“解决了个体分散经营时代的盲目经营和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使牧民增产百分之二十到三十”。[19](p.256)农牧业合作社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而增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共同繁荣。

第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基本建成。合作化运动将亿万农民组织起来，使农民的力量从分散走向组织化，靠互助合作组织的力量兴建了大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成，刘家峡、盐锅峡、青铜峡等大型水电工程的建造，人民胜利渠、盐环定、景泰川等引黄灌溉工程的修建，极大开发利用了黄河水利资源，在防洪、发电、灌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51年春、冬，苏北运河整修工程和苏北灌溉总渠先后完工。1952年，荆江分洪工程提前完成。[21](pp.36-38)1954年我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北京市郊区永定河官厅水库竣工。还有其他一些大型水库和水利工程，如北京密云水库、浙江新安江大水库、河南省鸭河口水库等都施工或建成于合作化时期。今天遍布全国的水库和大坝，其中有半数以上始建于当时，如著名的北京十三陵水库、长江流域的丹江口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等就是在1958年动工修建的。震惊中外的“人造天河”红旗渠工程在1969年全部建成。[22](pp.197-221)

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直接领导并努力纠正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偏差。[23](p.62)在生产力方面，合作化促进了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完成，保证了粮食产量稳步增长，提供了大量的棉、油、瓜、果、糖、肉、蛋、奶等物资，支援了工业建设，推动了国民经济发展；在生产关系方面，合作化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把个体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避免了两极分化，巩固了工农联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认真总结这段合作化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将农民再次组织起来，发挥其巨大创造力量，探索适合中国农情的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

三、“大农业”发展的方针：科技兴农、科教兴农

“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24](p.188)在毛泽东看来，“大农业”应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方面都实现了质变的农业。他十分重视学习研究和总结农民群众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有益经验，并结合农业生产的实际提出了独到见解。

（一）“五业”共同发展需要立足农业机械化

毛泽东认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机械化”，提出“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4](p.101)这一论断主导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方向。关于农业机械化的实现方式，毛泽东提出采取农具改造运动逐步过渡到农业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主张先试点试验，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关于农业机械化的进程，毛泽东提出一个时间表：“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4](p.49)这些提议为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指明了较为清晰的方向和路线。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我国农业机械化实现长足发展。到了1957年，农机企业发展到276家，已经能够生产播种机、谷物联合收割机等15种农机具，并开始生产拖拉机。“一五”期间，农机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4.5%。“农业机械动力、机耕面积、化肥用量都有较大提高。1965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1494万马力(1957年只有165万马力)，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有72599台(1957年只有14674台)。”[25](p.1750)机耕水平由20世纪50年代末的5.8%提高到60年代末的18%。农用载重车、轧花机、机动脱粒机等主要农具数量也有较大突破。机械化发展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腾出了更多的劳动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使农、林、牧、副、渔获得全面高速发展。

为推进农业科技发展，国家设立了统一管理农机制造、修理、科研的机构，基本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农机化管理体制。1959年8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农业机械部正式成立。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本地具体情况相应地设立农业机械厅或局。这些举措对我国实行农业技术革新和发展农业机械工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56年，天津拖拉机制造厂建成投产；1958年1月，江西拖拉机厂挂牌成立；同年4月，新中国第一台蒸汽拖拉机“创造号”诞生；6月，我国第一台重型履带式拖拉机“红旗80号”试制成功，同时还制造成功了“红旗—80”型推土机；自行研发了“火箭牌拖拉机”；1958年7月，新中国第一台国产拖拉机“东方红”正式下线，标志我国农业机械化工作进入新阶段。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农机制造、维修、配件生产等大致适应且门类比较齐全的农机工业体系，农业生产需要的各种农业机械基本上能够自己制造出来。农业机械广泛应用在农、林、牧、副、渔一切能够使用机械的地方，有效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效率提升，扩大了生产规模，实现了我国农业生产方式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向依靠机械动力的历史性转变。

（二）成立农业科研机构为五业输送人才

为支撑农业科技的创新发展，培养更多农业科技人才，党和政府在接管原有农业科研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7个大区一级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设立了一批中央一级的农业专业研究机构。部分省、地、县相继成立了综合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试验场和示范农场。20世纪50年代初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普遍成立了省、地两级农业科研机构。一些省、自治区还建立了省、地级的林业科学研究所和水产科学研究所。[26](pp.4-5)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末仅十年间，各省在原有院校基础上或改建或组建或新建了北京农业大学、西北兽医学院、湖南农学院、山西农学院、莱阳农学院、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新疆八一农学院等多个高等农林院校。到1960年，全国高等农业学校发展到180所，中等农业学校猛增到1064所。[27](p.294)大量科研院所和高中等农林院校的涌现推动了我国农林事业的迅速发展，加速了我国农业由传统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由于农业科研工作的深入展开，我国在农作物、动植物改良和育种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这些教学科研机构在进行研究、开发新的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同时，还为农村培养了大批农业科研和技术人才，提高了亿万农民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再加上全国各地农业科技站的对农业知识和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教育和培训了数以亿计的农民掌握新的技能和知识，为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准备了劳动力上的先决条件。

四、“大农业”发展的有益探索：“农村工业化”

毛泽东提出通过积极发展农村地方工业来加快中国工业化步伐。毛泽东的战略构想是在农村发展工业，农村就地“城市化”。这一思想与实践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发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城市失业问题严重，但仍有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当时毛泽东已意识到这一现象必然会引发很多问题，“多余的1/3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哪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在农村”。[24](p.253)他从合作化经验中想到在农村广开门路，发展非农产业、开展多种经营，通过“大农业”解决多余劳动力的办法。“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4](p.128)

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是毛泽东的愿望，“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28](p.1019)发展农村工业就是为实现这一愿望进行的有益尝试。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首次提出“社办工业”“乡办工业”的概念。11月，毛泽东又提出“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的主张。1968年，毛泽东提出农民在有条件时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此后，党中央提出在全国发展社队企业的要求，并制定了扶持社队企业的相关政策，原不供应农村的国家计划内的机械设备和原材料，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流通到社队企业，社队企业生产能力有所提高，形成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良好格局。各地因地制宜，以粮食生产为主，植树造林，发展畜牧业，按社会主义方向办副业，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渔业。到1975年，全国已有90%的公社和60%的大队办起了80多万个企业，仅社队工业产值当年就达198.7亿元。1976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发展到111.5万个，其中工业总产值达到243.5亿元，比前一年增长了43.7%,其中社办工业产值123.9亿元，比1971年增长了216.8%。[29](p.761)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乡镇企业的前身，后来“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不仅活跃了我国农村经济，还解决了农村50%以上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这些事实足以有力地说明毛泽东当年“农村工业化”思想与实践的战略远见。

五、“大农业”发展的图景：绿化国家与美化环境

毛泽东认为“森林的培养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1](p.14)他系统考察了农、林、牧、副、渔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五业”综合平衡角度出发，把林业放在和农业相等的重要地位，突出强调了林业的重要性。毛泽东形象地指出：“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1](p.71)这其中蕴含丰富的哲学辩证思维可窥一斑。

以林业为视角，更能看出毛泽东“大农业”发展的图景，在于建设一个生态环境优美的新中国。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多次发动群众开展植树造林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我国林业发展和建设，多次强调水土保持和绿化事业，尤其是1954—1967年十余年间关于林业问题留下的文稿就达43篇之多。这些文稿包含的重要思想对保护我国生态环境、促进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第一，“森林是很宝贵的资源”。[1](p.50)1958年，毛泽东在会见非洲青年代表团时说：“一个国家获得解放后应该有自己的工业，轻工业、重工业都要发展，同时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还要发展林业。森林是很宝贵的资源。”[1](p.50)对森林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毛泽东有很多精辟的论述：“森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资源，又是农业生产的一种保障，积极发展和保护森林资源，对于促进我国工、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1](p.78)“树木经济价值很大。”[1](p.56)“林业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1](p.41)毛泽东告诫大家“林业是个很了不起的事业。……不要看不起林业”，[1](p.57)并预见“林业将变成根本问题之一”。[1](p.59)1956年，毛泽东发出“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号召全国人民一起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他还主张农、林、牧结合发展，“我们将来种树也要有一套，也是深耕细作，养鱼，养猪，种树，种粮”。[1](p.57)当然，毛泽东也看到了绿化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提倡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搞绿化，“这一代人死了，下一代人再搞”，[1](p.74)要“一切能够植树造林的地方都要努力植树造林，逐步绿化我们的国家，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1](p.77)可见，毛泽东在当年就有了“生态宜居”的理念，对于绿化祖国的心情非常迫切。

第二，“垦荒必须同保持水土相结合”。[1](p.39)粮食生产要与林业发展相结合。由于连年的战乱战争和频繁的自然灾害，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土地荒芜，森林植被、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恢复和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对此，毛泽东十分忧虑，每到一处，只要看到荒山荒坡，都会同当地负责人讨论垦荒、绿化。毛泽东早就认识到植树对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数次告诫有关部门同志，要绿化荒山和村庄，“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1](p.25)开荒必须注意同保持水土相结合；要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种起树来实行绿化；要在一切水土流失的地方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水土保持工作。1955年，山西省离山县、阳高县通过大面积植树造坡控制水土流失、改变荒凉面貌取得了显著成绩，毛泽东高度赞扬，希望整个华北、西北及一切有水土流失问题的地方都以此为典型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在毛泽东关心、鼓励和大力推广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开垦荒地、植树造林的高潮。

第三，“实行大地园林化”，五业共同发展。[1](p.67)毛泽东希望看到“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到处像公园，做到这样，就达到共产主义的要求”。[1](p.51)他期盼改变荒山秃岭的自然面貌，让到处都变得很美丽，“农村、城市统统要园林化，好像一个个花园一样”。[1](p.51)这一美好憧憬促使毛泽东做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当我们亩产量提高后，拿耕地的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三分之一休息，“来一个农林牧副渔的全线大革命”。[1](p.62)1958年11月，毛泽东在会见朝鲜政府代表团时，再次谈及“三三制”原则：“我们这样做就可以使它绿化起来，也可以发展畜牧业，农、林、牧业都可以发展起来。”[1](p.63)后来毛泽东多次重申了这一想法，并认为“这可能是个农业革命的方向”。[1](p.66)1959年3月，毛泽东明确做出“实行大地园林化”[1](p.67)的指示。

在毛泽东号召下，农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高涨，全面义务植树运动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开展。由此，我国森林覆盖率持续上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8.6%，上升到了第一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时的12.7%。[30]到今天，我国人工林面积已达8亿亩，居世界第一。森林资源快速增长不仅改善了我国自然环境的面貌，而且为全球生态环境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毛泽东高度重视下，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设立了林垦部，主管全国的林业工作。1950年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林业业务会议确定了“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和合理利用”的林业建设总方针，对全国的林业建设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成立护林防火指挥机构、组织群众成立护林组织、发动群众有计划地造林育苗、颁布政策规定禁止滥伐滥垦、合理采伐利用森林资源、造林封育相结合等各种措施，有效保护发展了森林资源，防止了水土流失。“一五”期间，仅豫东地区就营造沙荒防护林近5万平方公顷，保护了15万平方公顷农田；黄河、淮河等河流中上游配合水利工程造林，控制水土流失面积达69.2万平方千米；1953年，全国造林111万平方千米，为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22年造林总面积的两倍。[31]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改建新建和开发建设了一大批国营林场和林区。党中央还加大对林业机械的投入，提高了林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南方各省飞播造林已经全面推广。政府也加强林业科研工作，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陆续成立了林业科研机构，到1958年，全国独立的林业高等学院已达11所，设在农学院中的森林系19个，在校师生达3万多人，不断扩大的科研力量有力增强了林业科技在生产建设中的作用。这一系列方针政策，为新中国林业建设和林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对以后各个时期林业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生态文明概念和理论，但是毛泽东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大农业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都着眼于农、林、牧、副、渔的内在联系，将“五业”统一起来，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篇布局。毛泽东提出的“水土保持”“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等主张，无不包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思想，这些思想为我国生态环境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方向和构思。1967年，毛泽东同意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在当时环境下，这一通知对于加强林业工作领导、提高人民群众自觉保护森林的认识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今世界，生态建设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今天我们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特征和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都印证了毛泽东当年“大农业”思想的远见卓识，都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和最高决策者高瞻远瞩的战略谋划和久久为功的发展思维。在毛泽东“大农业”思想指引下，我国农业理论与实践实现了第一次质的飞跃。据估算，在新中国成立30年时间里，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的资本为8000亿元，这是中国广大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建设作出的巨大的历史性贡献。[32]进入新时代，深刻认识与继续贯彻毛泽东“大农业”思想，对发展我国绿色经济，推动生态文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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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11期，授权江南app网址 发布）